| 【内容提要】在许多现代人看来，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的只是古希腊城邦之间一系列很微小的事件而已，并不能对当代世界的事务给予具体指导。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修昔底德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符号的意义也下降了，但这反而给现代读者以重新审视其真正价值的机会。本文试图从理解修昔底德对“最伟大战争”的定义入手，来探讨修昔底德的阅读价值其实在于使读者更好地体认人类处境中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并从他所思考的苦难和伟大之间的关系中受教。 |
当许多现代人阅读修昔底德、发现他一再宣称并努力证明自己所叙述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战争时，他们若以之为谬，那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在这场“最伟大的战争”爆发之际，雅典这个当时最强大的城邦宣布自身拥有总共约三万两千名士兵和三百艘三列桨战船。①现代人由此可能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修昔底德所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只是一系列很小规模的事件而已。②所以，首先有必要问一下为何我们今天仍需阅读修昔底德，而了解西方上一代人对这位古代作家的看法应有益于此问题的思考。 （一） 当科诺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起初读修昔底德的情景时，他谈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他们整个一代人的吸引力： 我初读修昔底德是在1950年代——在那个奇特的时期里我们美国人既享有如此的国力和安定，又预想灾难迫在眉睫。在冷战时代，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庞大的反民主的陆上强国，苏联和所谓的“中国大陆”，各自拥有“卫星国”和协调一致的征服世界的计划，似乎要与控制海权和空中优势的“自由世界”趋向于冲突。而先前的那场争斗，伯罗奔尼撒战争——其间民主的、拥有海军的雅典对抗极权主义的、陆上的斯巴达——提供给我们的时代一个简单但绝佳的象征。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我们的两极化世界展现了一个先例，而且我们希望，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决当代国际事务中危机情况的指导原则。1947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使人们注意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理解当代世界的重要性：“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中还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雅典的陷落，他能否有把握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来理解今天基本的国际事务。”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回应。 对于我，而且我相信对我这一代的其他许多古典学的学生而言，修昔底德具有一种符合于当前的适用性。……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充分证明他对自己写下了永久财富的断言确实不谬。……他（修昔底德）是一位直接针对我们的时代形势进行言说的作家……③ 显然，修昔底德在那个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作用。但是，无论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作家对20世纪50年代的两极化世界“直接”说了些什么，并且写作了一种“永久财富”使之服务于两千四百年后的冷战，修昔底德却从未称斯巴达为“极权主义国家”(a totalitarian state)。而且，假如对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而言，预想的迫在眉睫的灾难是“各自拥有‘卫星国’和协调一致的征服世界计划的苏联和所谓的‘中国大陆’”，那么马歇尔国务卿就不应该将他们比作斯巴达人，因为斯巴达人是被他们的同盟者科林斯人视作“最安居于家乡的人”(  )。④事实上，雅典人关于他们敌人的“坚定信念”和美国国务卿大相径庭：雅典人从未对斯巴达人过度恐慌，而是认定他们在许多时候是“战争中最容易对付的人”。⑤或许这位对当代国际事务“具备充分智慧的人”由于误解了历史而创造出一个错误的比拟，而他这种错误的想法竟误导了整整一代人达几十年之久。事情是否如此？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一下“自由世界”在冷战开始时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温斯顿·丘吉尔在他著名的《和平的力量之源》（即“铁幕演说”）中发问道：“那么我们今天所应牢记的全面战略概念是什么？”由于“一层铁幕已经在欧洲大陆降下”，他自己急于给出了答案：“就是使人民免受两大危险：战争和僭主暴政。”⑥但一年之后，当乔治·马歇尔刚就任美国国务卿，并于1947年2月27日在普林斯顿发表演说时，却不恰当地选择了雅典——一个错误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历史形象来为他的意识形态宣传服务，更有甚者，竟宣称这一形象是依据修昔底德而来的。 雅典的形象在修昔底德笔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如何描述战争爆发时的情况的：“人们普遍倾向于拉凯戴孟人，尤其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为了解放希腊。每个人和每个城邦都热切地在言辞和行动上尽力地支持他们。人们会觉得行动在某一点上受阻是由于自己未参与其中。这就是大多数人对雅典人的态度，有的渴望摆脱他们的控制，而有的则恐惧会沦为那种被他们统治的境地。”⑦而且，修昔底德不仅通过敌视雅典的科林斯人之口，还让雅典政治家们自己（伯利克里、克里昂）称他们的城邦在对外进行僭主暴政般的统治。⑧雅典人的政体在修昔底德眼中“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⑨这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民主”（丘吉尔就是这样指责“铁幕”降下后的东欧各国的）。⑩更为重要的是，“雅典人变得日益强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拉凯戴孟人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11)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修昔底德的话，那么雅典在当时其余大多数的希腊人眼中就意味着“战争和僭主暴政”。这样看来，雅典倒是适合成为“自由世界”敌人的“绝佳象征”：它作为一个对内伪装民主、对外横征暴敛的城邦，在希腊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并在各地的革命之中支持平民党的领袖们来反对精英。(12)这个城邦，通过一个设立在提洛岛上、几乎每年发出指令的财富组织来控制其卫星国，(13)欲求凭借它的意识形态来影响希腊世界（“我们整个城邦都是希腊的学校”(14)），并且最终取得对希腊人和蛮族人的统治权。(15)在城邦内，雅典公民很难根据个人意愿而拒绝参与政治事务（“唯独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参与政治事务，并非因其不活跃，而乃是因为他无用”(16)），必须完全为城邦去生或去死（“为了这样一个城邦，这些人已经战死了，……而幸存下来的每个人还要愿意为她承受各种可能的困苦”(17)）。他们被鼓励多生育孩子，仅是为了确保城邦的军事力量和安全。(18)在国外，雅典人为了巩固霸权，肆意入侵那些不服从他们控制的卫星国的领土，有时清洗掉所有当地的叛乱者，有时则干脆屠杀尽全部的成年男性人口。(19)所以，马歇尔国务卿到底想要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向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学习些什么呢？ 像以上这种对修昔底德文本断章取义的做法绝非杜撰。实际情况是，就在同一个时期内我们果真可以发现有人出于另一些“符合于当前适用性”的目的而将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比拟为苏联。在一本1954年出版的名为《修昔底德：政治家们的指导者》的小册子里，西摩尔（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古典学协会的理事会成员）对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从希特勒的魔爪下获救却于1948年遭受共产主义奴役的悲剧”深表同情（在西摩尔眼中，这是“战后欧洲最令人痛心的事件之一”），(20)但同时他却这样批评贝奈斯： 在（修昔底德的）第六卷里，一位雅典的使者在卡马里那试图说服那座西西里城邦信任雅典，并使其相信雅典一贯是远方西西里的自由的捍卫者……修昔底德让这个人讲话直率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如果卡马里那觉得这只是僭主的观点”，他让这人说道：“它也不必抱有恐惧和怀疑。”对一个僭主来说，行动的唯一原则就是利益和他自己的好处。因此，“无论对一位僭主还是对一个奉行霸权的国家而言，只要符合他的利益，凡事皆属合理，而且他也不会认为对不能完全信任的事物就无法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在每一个阶段都顺应时势地成为朋友或敌人。” 在第五卷中所谓的“米洛斯对话”里，他（修昔底德）已经运用了这种唯利是图的僭主似的信条进行具有洞察力的分析。……雅典对神圣的正义没有敬畏；……雅典只追随一条法则：凡能得势处必行统治。 贝奈斯总统是否从未阅读或思索过修昔底德呢？如果他读过或考虑过，那么当他在苏联边上重建自己可爱的小国时，他对苏联的慷慨信任在我看来就显得近乎不可理喻了。修昔底德所描绘的僭主般的雅典的可怖图景就在他面前，每一个特征——轻蔑地拒绝一切宗教约束，用嘲讽的态度废弃所有公认的道德价值观，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完全漠视任何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凭借残忍的暴虐行为来强行实现他们的意志——都能与我们今日的苏联僭主们在精神上和以往的行为中相对应。所有这一切都在贝奈斯眼前，可是他就是视而不见……(21) 可见，在同一个时期雅典既可以被比拟为美国，也可以被比拟为苏联。为了使修昔底德能够指导“居于高位、足以影响国际事务决策的政治家们”，(22)他不得不变成门神雅努斯那样的“两面派”。而且，当越多地了解这个时期的修昔底德研究，我们就越想知道为何他和他的文本能够被如此直截了当又自相矛盾地应用于宣传冷战的“全面战略概念”上去。按照我们所见的这类手法，几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以被精心挑选、灵活翻译和阐释一番，来为某些人一时的政治目的服务。(23) （二） 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修昔底德自称的“所有时代的财富”(  )在文艺复兴之前被西欧人几乎遗忘了好几个世纪之久。(24)且据莫米亚诺的研究，在西欧人重新发现古希腊的历史作家之后很久，波利比乌斯都比修昔底德更令人们感兴趣，这一状况一直要到18世纪后期才得到改变。(25)这意味着历史上的人们并不总在虔敬、认真地阅读修昔底德。而即便在最近的两个多世纪里修昔底德被持续研究并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并不显得具有很多“实用价值”：倘若某种疾病像雅典瘟疫一样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围，则阅读修昔底德并不能给治疗提供有效的指导；(26)研究修昔底德未必能带来战争的胜利——连他自己也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27)模仿修昔底德也无法确保写出好的历史著作，因为历史不会完全重复它自己。(28)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民主的雅典对抗极权主义的斯巴达”的意识形态宣传已显陈旧，还时常自相矛盾而令人厌倦。当那些“符合于当前的适用性”褪去之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为何要阅读修昔底德。或许我们已经熟知了修昔底德自己所宣称的写作目的：如果有谁想要清楚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基于人类的处境(  )将来还会以同样或类似的方式再次发生的事情，而判定这部书有用( )，那对我就足够了。(29)对于这句话学者们有过充分的讨论，尤其是如何理解和阐释“( )”和“（）”。人们被认为能够从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历史过程之中学会“每个时代都相同的永恒人性”，并总结出一些“人类行为中不变的模式”，这是修昔底德常被视作“最好的历史学家”的理由。(30)然而，我们如何可能在阅读修昔底德之后像他一样理解人性和人类的处境呢？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修昔底德自己在写作时的情况：我（修昔底德）度过了整个这场战争，并已经到了能够洞察事物的年龄且具有理解力，可以使我确切地知晓情况。在安菲波里斯的指挥之后，我遭受到了放逐而离开自己的祖国达二十年之久，却因此可以从参战的两方面，尤其由于流放的原因还能更多地从伯罗奔尼撒人那里来了解事态，也更有闲暇来观察战争的情况。(31) 他还告诉我们他在色雷斯拥有金矿开采权，这保证了他能在超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进行写作。(32)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这种工作（收集、选择和辨别材料，再用他的编年方法将它们编辑起来）是空前困难的。(33)但修昔底德对自己的能力和心智上的成熟充满着自信，毫不怀疑他的著作可以垂诸永久。这就是修昔底德写作时的境遇状况：一个因在战场上失利而被他的城邦惩罚、遭受放逐的将军，想要凭借他自己的信息来源和方法来更清楚地理解战争中的人类处境，并希望那些也想拥有同样见识的人阅读他的书。贝奈斯总统被认为从未阅读或思考过修昔底德，所以他有着“近乎不可理喻的信任感”。马歇尔国务卿据说却能从修昔底德那里获得对国际事务的“智慧和信念”，之后两极化的世界就有了古代的“象征”。但是马歇尔国务卿是否真正理解了修昔底德呢？我们无法确定。事实上，冷战时期以及以往种种对修昔底德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对他理解上的障碍。德·圣·克鲁瓦批评了这类滥用修昔底德的情况，但同时他仍然坚持修昔底德著作的阅读价值： 如果你，修昔底德的读者，根据你所了解的全部以往相似情况中的人类行为（当然包括修昔底德提供的知识）从而真正恰当地理解了你自身的处境，你就会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样之后——唯有这样之后——你将能够有效地利用你所具备的判断力和才能，或许还能改变事情的进程。……修昔底德，如我们所见，并没有提供实际的建议：他非常了解在未来的每一个场合中都会有不同于他所描述的那些情况的新要素和新特点出现。但由于人性持久不变，你将会发现某些“相同或相似于”修昔底德《历史》中所描述的特征，而意识到这些将有助于你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想必才是修昔底德所设想的他的《历史》是“有用的”和“所有时代的财富”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34) 我们应该可以接受德·圣·克鲁瓦的这个结论，这表明从修昔底德那里我们不仅能学到关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发生的几十年的具体事件，而且还可能理解某些普遍的但也有用的东西。修昔底德当然不能对现代人提供实际的建议，但他所叙述的人类处境能使后代的读者们也感受到自身的情况，他传递的应是人类行为中的某种相似性。 现在我们能够更好地回到起初的那个问题了：修昔底德明确将他当时的那场战争视作“最伟大的战争”，因此，也是“最值得记述的”。对现代人而言，这种看法是“显然错误的”。(35)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希腊的财富力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36)但古代城邦之间的战争规模现在看来仍过于微小，不具备指导“居于高位的政治家们”处理当代国际事务的“实用价值”。而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那些具体斗争如果没有马歇尔们所赋予的意识形态宣传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它们还将告诉现代读者们什么样的普遍相似的处境呢？现代人不得不追问、了解其历史叙事的意义何在。这也成了我们现在面对修昔底德文本时首要的也是最大的困惑。倘若修昔底德确实非常清楚未来的时代会有新要素和新特点，那么他也应该知道以后的战争将大不同于他所记述的战争，并能预见未来会有“更伟大的战争”爆发。但他坚称——而且我们也相信——他所叙述的战争体现了人类的基本处境和持久不变的人性，那意味着未来若有新战争能被称作“伟大的战争”，并非因其有理所当然要产生的新要素和新特点，而是它们有类似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伟大情境出现。因此，我们思考的焦点现在集中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修昔底德在何种意义上称他所记述的当时那场战争为“最伟大的战争”，即他是如何定义人类处境中普遍相似的伟大性的。 （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们已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修昔底德绝非一名仅报道客观情况的事实记录员，而是一位追求高度修辞的“后现代主义者”。(37)沃德曼就试图使我们相信关于“最伟大战争”的表述仅仅是修昔底德的修辞手法——修昔底德为了要与荷马和希罗多德竞争，便强调了他所处时代的这场战争，夸大了他的叙事主题： 正如希罗多德曾强调他所提出的主题的伟大性那样，修昔底德也是如此……所以修昔底德远非置身事外或纯然客观，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作品和主题均优于希罗多德而采用了标准的修辞性的夸张手法。……修昔底德在追随荷马的创作手法……他这么做便揭示出他自己其实是荷马真正的继承者，并且正如他的传记马尔克里努斯(Marcellinus)所观察到的，是一个竞争者。(38) 诚然，古希腊人都热衷于竞争。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在那样一个口头社会能够流行就要部分归功于振奋人心并带有竞争性的表演和吟诵。洛埃德认为，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政治集会、法庭辩论和职业化修辞术的发展共同改变了希腊人写作的风格，公然挑战以往的权威在当时成为风尚。希腊人践行了话语(  )的力量，用以说服听众、批评对手。(39)虽然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一般被认为是古怪而独特的，(40)或许他还反对世俗的观念，但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那种崇尚竞争的风尚的影响。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众多军事行动可以被他看作是“一种品达式的、运动竞技般的对抗”，(41)而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来夸大主题还似乎成了他的一种写作习惯。(42)但即便我们将“最伟大战争”的称法视作修昔底德的一种修辞技巧，(43)却仍有进一步的问题存在：既然特洛伊远征和希波战争在当时的希腊人中间均被看作是伟大的战争，那么到底在哪一点上修昔底德认为他自己所记述的战争比起荷马和希罗多德的战争更伟大和更值得记忆呢？我们必须澄清几点。首先，在修昔底德眼中，最伟大的战争未必等同于最多军队参与的战争。根据修昔底德自己的估算，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的规模是一千两百艘舰船和十万零两千名士兵，(44)远多于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花费最多和最为壮丽的军事行动”（公元前415-413年雅典人对西西里的远征）的规模。(45)另外，既然修昔底德也承认波斯战争是以往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那么他一定听闻过薛西斯大军的惊人数量。即使我们设想修昔底德考虑的是当时整个希腊的军队，他们仍然无法与波斯人的大军相提并论。(46)其次，最伟大的战争在他的理解里也并非金钱上耗资最多的战争。无论如何，修昔底德不会不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的财政基础和军费支出能力显然是远不足以与波斯帝国相比较的。(47)第三，修昔底德并非从任何有根据的“迹象”(  )、“证据”( )、“证明”( )中，(48)而是从“许多人都曾预言过的神谕”中来试图让人们相信这场战争持续了27年之久（“它必定要延续三个9年”）。(49)即使我们在战争时间的长度上同意了他的观点，那是否就意味着它是希腊历史上最长的一场战争呢？希腊人在公元前470年代到公元前430年代经历了许多战役和骚乱，而首先记载这些“五十年时期”内事件的正是修昔底德自己。我们为何不能认为那四十多年的时期是希腊历史上更长的一场战争呢？或将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战争追溯到公元前460年，而非公元前431年（所谓的“第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60年(50)）？并且，就算这场战争可以被认作是希腊世界内最长的一场战争，它为何一定就是最伟大的战争呢？还是让我们来重新体会一下修昔底德自己的判断吧：这场战争不仅历时长久［注意：并非“最久”］，而且在同样的时间长度里它给希腊带来苦难(  )的数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从未有如此众多的城市被攻陷或荒弃，有的是蛮族人所为，而有的是希腊人自己互相攻伐时所为（有一些城市在被攻占后甚至改换了居民）；也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遭到放逐或杀戮——有一些杀戮是因为战争，而另一些则是因为城邦里的内战。以往有些只是口耳相传却难被事实确证的描述，如今都变得可信了。例如，广大地区都遭受了极强烈的地震；日蚀，根据我们的记忆过去也从未如此频繁地发生过；一些地方出现了巨大的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馑；还有造成最大损失的致命的疾病：瘟疫。所有这一切都随着这场战争降临到希腊人中间了。(51)看来，最伟大的战争其实意味着最多的灾难和痛苦。帕里曾极好地分析过这一观念，他认为修昔底德是善于运用希腊传统的“话语／行动”(  )对照的思想来进行写作的：人类存在着“话语／行动”的区分。伟大的行动是值得通过话语言说而在人类世界被记忆的，而且伟大的行动和值得记忆的话语往往发生在战争之中。修昔底德在一开始就宣布他的话语()——有关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是最值得记述的( )，并解释了它在何种意义上比起特洛伊远征和波斯战争更重要。他预料到人们总是倾向于将他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判断为最伟大的战争，而当战争结束之后又转而惊叹于古代的事迹。但他强调只要从行动本身（ ）来观察，就会清楚他当时的这场战争是最伟大的。(52)他认为阿伽门农的军队由于缺乏财物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在许多时候并不在作战，而是通过抢劫或种地来维持给养，所以特洛伊远征是名不副实的；但他承认波斯战争是以往历史中最伟大的行动，不过他指出它仅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后便迅速有了结果。(53)所以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苦难都并非很大。而人类历史上更伟大的行动发生在当代的希腊人中间了，苦难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大、降临得更频繁。不仅人类的行为（战争、内战、流亡、屠杀，等等），而且自然现象（地震、日蚀、干旱、饥馑、瘟疫，等等）都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极端的情况，较之以往足以被更全面和深刻地记录下来。为了超越前人，修昔底德使自己的话语更清晰地反映出这些事件，摒弃掉传奇的成分。他预料到这难以取悦于人们，但他确信他的读者能够从他对这场战争的叙述中清楚地了解人类众多的苦难。(54)帕里认为，这是严格意义上的修昔底德所谓的“最伟大的战争”。(55)施特拉斯布格也赞成这种见解；他还认为修昔底德判断伟大的标准就是人类的苦难。(56)所以，“最伟大的战争”不仅取决于参战军队的规模、军费支出的数额和战争时间的跨度（当然，它们是重要的），更事关人所承受的灾难范围和痛苦程度。(57)请看一下修昔底德是如何叙述这些苦难的：瘟疫：（雅典瘟疫时）在所有的痛苦之中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自己得病之后所陷入的那种绝望（人们立即以为失去了希望，更多地选择自我放弃而不是继续抗争），人们在给别人提供医疗帮助时被感染上了疾病，就像羊群般地死去，这造成了最大量的死亡。 内战：所有致人死亡的形式都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人们会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甚至会更糟——有父亲杀死他们儿子的，有从神庙中被人强行拖出后杀死于附近的，还有被墙封堵在狄奥尼索斯神庙内就死在那里的。……在内战期间，许多痛苦都降临到城邦之中…… 屠杀：色雷斯人冲入密卡勒索斯，劫掠屋舍与神庙，屠戮居民。凡所遭遇，无论老幼，他们一概不恕，妇孺均未得幸免，乃至被他们看到的负重牲畜和一切其他活物，都一一被诛杀。因为色雷斯人种，正如一切蛮族，当他们自信无畏时，是极其嗜血的。当时城内一片大乱，各种惨景比比皆是。灾祸还降临到了当地最大的一所学校：正当孩子们进入这所学校时，色雷斯人将他们全部杀死了。这是全城所遭受过的最大的一次灾祸，突发性和可怕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虐囚：在起初的日子里叙拉古人粗暴地对待他们（雅典远征军的战俘），将他们安排到采石场里去。许多人挤在一处又深又窄的空间里，在无遮挡的情况下阳光和酷热已先使他们饱受折磨，接着又有与白昼相反的寒冷的秋夜出现，这样的温差变化给他们带来了疾病。由于空间狭小，他们要在同一个地方做所有的事。加之，有人因伤或温差变化或诸如此类的原因死亡了，他们的尸体被互相叠放在一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同时他们还得挨饿受渴（在八个月里叙拉古人只给他们每人每天一杯水和两杯谷物），至于其他各类在这种地方可能遭受到的痛苦，也没有一样不降临到他们身上的。(58)有时候现代人会对这些语句感到震惊，因为它们仿佛在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自己处境中的类似情况。致命的疾病、战争和内战中的暴行、大屠杀、集中营等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过程让现代人多次回想起修昔底德；更为现实的是，这一切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彻底结束。各类痛苦和灾难仍是现代人所必须面对的。修昔底德所叙述的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苦难经历仿佛成为一种经典性的警示。所以对于现代人而言，阅读修昔底德与其说是为了获得如何处理具体的国际事务的指导，不如说是能够体认人类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苦难的处境。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应当阅读修昔底德的真正原因。 ［收稿日期］2009-11-04 注释： ①修昔底德，2.13.6-8.本文所使用的修昔底德著作希腊原文据“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 Henry Stuart Jones (ed.), Thucydidis Historiae, revised by John Enoch Powell,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文中所引用希腊原文均为笔者自译。 ②参见Simon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150-1. ③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3-4. ④修昔底德：1.70.4. ⑤修昔底德：8.96.5. ⑥Winston Churchill, "The Soviet Danger: 'The Iron Curtain',"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The Great Speeches, ed. David Cannad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9) 297, 300, 303. ⑦修昔底德，2.8.4-5. ⑧修昔底德，1.122.3，124.3；2.63.2；3.37.2. ⑨修昔底德，2.65.9. ⑩Winston Churchill, "The Soviet Danger: 'The Iron Curtain'," p.304. (11)修昔底德，1.23.6. (12)修昔底德，3.82.1. (13)修昔底德，1.96.2；2.69.1；3.19.1；4.50.1，75.1. (14)修昔底德，2.41.1. (15)修昔底德，6.90.2-3.亚西比德在斯巴达的演说揭示了雅典人当时“征服世界的计划”。 (16)修昔底德，2.40.2. (17)修昔底德，2.41.5. (18)修昔底德，2.44.3. (19)修昔底德，3.50.1；5.116.4. (20)P.A. Seymour, 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 (with a "Foreword" by H.K. Hun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54)11. (21)P.A. Seymour, 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 pp.12-14. (22)H.K. Hunt, "Foreword" to Seymour, 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 p.1. (23)这种方法也被运用到历史学的研究之中。科诺说，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新批评主义与统一派（强调修昔底德著作的基本统一性）合作，为了他们的历史观而重新建构和利用修昔底德的文本：“我们希望可以从修昔底德的文献资料中提取能够和碑铭与其他材料相比较和验证的部分；从而我们可以决定他到底有多‘客观’，并且利用他来重新建构过去”。见W.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p.4-5. (24)在1452年洛伦佐·瓦拉出版了第一个拉丁文译本后，修昔底德在西欧的阅读者数量才骤升。见Marianne Pade, "Thucydides' Renaissance Readers," 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ed),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 (Leiden: Brill, 2006) 779-810. (25)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48-9. (26)Adam Parry, "The Language of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 The Language of Achilles and Other Pap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175-6. (27)修昔底德，4.104-107. (28)G.E.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32. (29)修昔底德，1.22.4. (30)参见A.W. Gomme, A. Andrewes, and K.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以下简称HCT）vol. l(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5) 149-50;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以下简称CT）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61. (31)修昔底德，5.26.5. (32)修昔底德，4.105.1. (33)参见M.I. Finley, "Introduction" to Rex Warner,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2) 21-2. (34)G.E.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32-3. (35)A.W. Gomme, "The Greatest War in Greek History," 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7) 116. (36)HCT, vol.1, p.89. (37)参见W. Robert Connor, "A Post Modernist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Journal 72 (1977):289-98. (38)A.J. 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ur Studies (Portland: Areopagitica Press, 1988)6-7, 29. (39)G.E.R. Lloyd, 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reek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6, 79-86, 259-60. (40)关于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详见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尤见第24-51章。 (41)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and Pindar: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World of Epinikian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4. (42)艾莉森对修昔底德语法上的术语和句法做了细致的研究。她得出结论说，考虑到著作的文字量，修昔底德使用比较级的比例多于任何其他的希腊古典散文作家，而且修昔底德在一般人要用比较级的地方倾向于使用最高级。这可以视作他的一种写作习惯，也反映了他强烈的对比和竞争的意识。见June W. Allison, Word and Concept in Thucydides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7) 133-5. (43)  是 的最高级，本意为“最大的”，但含义较广，是修昔底德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形容“战争”或“荣耀”等概念时，应理解为“最伟大的”。参见CT，vol.1，pp.6，339.(44)修昔底德，1.10.4.在《伊利亚特》第二卷的“船表”中，实际上有一千一百八十六艘船。高默说，就算保守估计大约也有七到八万名士兵——那还是“远比任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航行出征的人数要多”。见HCT，vol.1，p.114；参见A.W. Gomme, "The Greatest War in Greek History," p.119. (45)哈蒙德估算了雅典在鼎盛时的军事实力：大约有两百二十五艘海上战船和四万五千名各类人员在为城邦服役。见N.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3rd edi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6)396，400. (46)关于薛西斯远征希腊的大军人数，希罗多德提供的数据（五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人）当然是不可信的。现代学者们则估计波斯大军至少有六十五万人的规模。见希罗多德，7.60-99；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以下简称CAH），vol.4，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532-4. (47)关于伯里克利统计的雅典人能够用于战争的经济储备，见修昔底德，2.13.3-5.关于波斯帝国的财赋情况和薛西斯发动对希腊远征时动用的财富，见希罗多德，3.89-97；7.28-29；参见CAH，vol.4, Second edition, pp.87-91，96-99，534-5. (48)修昔底德时常使用“  ”、“ ”、“ ”，霍恩伯劳尔认为它们都仅表示“我有证据说……”修昔底德喜爱使用这种准法律性质的词汇来表明自己的权威性，这也是他重要的修辞方法。见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London: Duckworth，1987)100-7；CT，vol.1，p.25.(49)修昔底德，5.26.4. (50)修昔底德，1.105-6；参见Simon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Third edition, pp.26-38. (51)修昔底德，1.23.1-3.根据《希英大字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  是指“任何降临到人身上的痛苦、不幸和厄运”。修昔底德在此处使用“ ”，带有“灾难”和“痛苦”两层含义。(52)修昔底德，1.21.2. (53)修昔底德，1.11.1-2，23.1. (54)修昔底德，1.22.4. (55)Adam Parry, "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 PhD dissertation, 1957. Published in 1981, Salem, NH: Ayer, pp.7-10, 114-120; and "Thucydid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Language of Achilles and Other Papers, pp.288-95.参见CT, vol.1, pp.62-4. (56)Hermann Strasburger, "Die Wesensbestimmung der Geschichte durch die antike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Studien zur Alten Geschichte Ⅱ (Hildesheim and New York: Georg Olms, 1982)989. (57)HCT, vol.1, pp.89-91；参见A.W. Gomme, "The Greatest War in Greek History," pp.120-3. (58)修昔底德，2.51.4；3.81.5，82.2；7.29.4-5，8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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