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学者，本书有些篇章曾引发激烈而尖锐的辩论，这似足以说明，汪晖的宏大叙述正是我们共同的知识关怀。
汪晖说，将人们一般说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修订为“短暂的”，着眼于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0年代文革结束。在这个不足一百年的世纪中，他认为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相互纠缠。
本书短二十世纪的说法, 表面上是看来自阿锐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和霍布斯邦“极端年代的短二十世纪”，但更明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辛亥革命是这个“漫长的革命”的伟大开端，甚至也可以视为“亚洲的觉醒”一系列事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
将这两个相互重迭但视角不同的“短二十世纪”拼合在一起，从而突现出中国的独特性：
第一个独特性在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这涉及帝国与民族国家、帝制与共和的关系。
第二个独特性在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它涉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用汪晖自己的说法：正如在1911年之后的动荡与分裂的岁月中，人们难以判断中国的未来一样，在1989年之后，没有人预料到中国会在政治延续的模式下获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政治结构而言，中国的体制是1949年后的产物;就国家规模和主权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完整性却可以追溯至清王朝与诞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连续性之上。换句话说，革命与连续性凝聚了中国的“短二十世纪”的重要秘密。
今天的两地书，推荐牛津大学出版社新作——《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著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短二十世纪
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
汪晖 自序
在1911年革命尚在孕育之中的时刻，1907年，年仅26岁的鲁迅在一篇古文论文中，用一种古奥的文风，谈及他对刚刚降临的“世纪”的观察：
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也。
鲁迅用两句话概括了他所说的“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这两句话中的“物质”指由英国工业革命所引导的“十九世纪物质文明”，即资本主义经济;“众数”则指由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十九世纪政治文明”，即宪政民主及其议会–政党制度。鲁迅宣称：“十九世纪”的创造力在其世纪末已经式微，自由平等正在转变为凌越以往专制形式的新的专制形式。……因此，正在降临的新世纪为中国所确定的目标是超越欧洲双元革命及其后果，建立一个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人国”。
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关于“二十世纪”的表述之一。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因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谓“十九世纪”，也不存在“十八世纪”。1907年是光绪丁未年，或清光绪三十三年。光绪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在鲁迅的文章中，作为“二十世纪”对立面的“十九世纪”并非指涉此前的中国历史，而是由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所开创的历史时代。但对于鲁迅而言，只有将“二十世纪”这一异物作为我们的使命，中国才算获得了“自觉”。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双元革命”正是晚清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浪潮所确立的目标。从1860年代起，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阴影下，中国开始了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伴随甲午战争 (1894) 的失败，这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运动直接地转变为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运动，其内容之一，便是模仿欧洲立宪政治，建立国会，将王朝改变为“国家”。这场政治改革运动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民族革命时代的降临，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共和国正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渐渐升腾，而推动这个新中国诞生的力量不就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和政治体制吗?因此，即便中国不存在西欧和俄国意义上的“十九世纪”，为了超越晚清改革和革命的目标，“二十世纪”也将是中国的使命或获得“自觉”的契机。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不仅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异物，也是内在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异物。异物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倡导“君主立宪”的康有为同时写作了不但超越他自己提出的“君主立宪”主张而且超越整个“十九世纪”全部内容的《大同书》，呈现了一幅综合了儒家思想、佛教理念和乌托邦共产主义的世界图景;激进的民族革命者章太炎用“齐物平等”的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十九世纪”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政党政治、宪政民主和形式平等，他本人也成为这场革命运动内部的“异类”;即便是1911年革命的领袖孙文也试图将两场对立的革命—即“十九世纪”的民族革命和富强运动与“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综合为同一场革命。如果主权国家、民族认同、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工业革命、城市化、国家计划、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和媒体文化，构成了这一时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内容，那么，作为异物的“二十世纪”就潜伏于其内部。换句话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大部分变革内容乃是“漫长的十九世纪”的延伸或衍生，但又内在地包含了其对立面和否定物。用鲁迅的语言来说，即“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也。”“意力”表达的是一种能动性，一种超越客观条件而从事创造的能量，但这种超越客观条件的创造性能量并不是纯粹的主观性，而是一种将斗争目标纳入更广阔范围的产物。
在中文里，“政治”的含义取决于具体的语境，但并不存在political 与 politics 之间的严格区分。在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地基上创建一个单一主权的共和国，同时让单一主权国家内在地包含了制度的多元性;通过否定政党和国家的文化运动来界定新的政治，同时创造出一种区别于欧洲十九世纪的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类型;以人民战争的形式推进土地改革、政权建设及政党与大众之间的循环运动，形成一种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治组织;在一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均未成熟的社会里推进一场指向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将政治性和能动性展开为阶级概念的重要内容……总之，在一个以多民族的农业帝国里不但发生了阶级政治，而且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现象不能直接从现实条件内部推演出来，毋宁是政治化的产物。
2004年，在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所写的序言中，我曾说：“在漫长的二十世纪里，中国革命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我们不可能仅仅在‘中国’这一范畴的延续性中说明现代中国的认同问题。我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方面提供新的历史解释。……”我想补充的是：也正是这个世纪将“中国”带入了一个难以从“过去”中衍生而来的时代，从而任何对于“中国”的界定都无法离开对于这个世纪的解释。这本论文集就是从《兴起》结束的地方开始的，他集中于探索二十世纪中国及其政治过程。在过去十年中，我已经将“二十世纪”从“漫长的”修订为“短促的”，其核心部分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后的“作为短世纪的漫长的革命”。在这个世纪中，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是相互纠缠、反复出现的现象，但也可以视为不同时期的主导趋势。因此，我们不妨从政治化、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脉络探索这个世纪的潜力。
我从三个路径出发思考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化，即政治整合、文化与政治、人民战争。这三个主题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但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其他历史时期。政治整合将对国家形式的探索展开为一个政治竞争的过程──这里所指的政治竞争不仅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而且是不同的政治原理之间的竞争，从这一激烈的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性，因此，仅仅抽象地说明“国家”或“民族–国家”是无法把握“国家”与政治过程的关系的，持续的文化运动刷新了对于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议题和领域，创造出一代新人;人民战争不但是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和民族认同的政治动员过程，而且也对我们熟悉的政治范畴如阶级、政党、国家、人民等等进行了改造与重构。离开了政治化的复杂过程，我们几乎不能历史地把握这些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这三种政治化的过程渗透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方方面面：政治化既体现为激进的革命与策略性妥协的过程，也表现为将青年问题、妇女解放、劳动与劳工、语言与文学、城市与乡村等等问题纳入“文化”的范畴，让政治成为一个创造性的领域;既体现为将军事斗争、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统一战线融为一体的“人民战争”，也呈现为人民战争对十九世纪以降的各种政治范畴的转化，例如政党与大众运动之间的边界模糊了，政权不同于传统的国家机器，阶级成为阶级化过程 (如农民成为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等等。在1950–1960年代，即便在主权概念笼罩之下的国际政治领域，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两党论战，也提供了军事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化案例。
二十世纪的政治创新是与持续的战争、革命和动荡密切相关的。伴随1989–1992年的世界性转变，由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失败告终。“短世纪”以这一悲剧性的方式告终为人们理解二十世纪提供了一种否定性的视角，即将政治化过程本身视为悲剧的根源，进而拒绝一切与这个世纪的政治直接相关的概念─—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群众和群众路线、人民和人民战争等等。
然而，这些概念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意义上是政治化的，又在何种条件下趋向于去政治化?以阶级概念为例，它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动员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种动员包含了两种可能性：其一，即便在身份或财产权意义上并不隶属于某个阶级，也可以成为某一阶级的马前卒或战士，如农民或出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主体甚至领袖;其二，阶级出身成为僵固不变的制度化的身份标记，成为衡量敌我的基本标准。两者都可能产生动员，但前者是政治化的，后者却是去政治化的。再以政党为例，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与群众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活力;但在执政条件下的政党却常常与群众相互隔绝，蜕变为一般性权力机器，形成了政党国家化的现象，亦即政党的去政治化现象。因此，与许多试图在这些范畴之外寻找新政治的方法有所不同，我试图对这些范畴自身及其演变进行分析，从中理解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枢纽和逻辑;即便这些范畴全部源自“十九世纪”，我也试图从中找到内在于它们的异物，因为正是这些异物使得这些旧范畴在特定语境中焕发出巨大的能量。
在同一个意义上，探寻新的政治也不可能离开对于这些异物的解释。从对文化政治的解释到对人民战争及其演变的思考，从对后政党政治的追溯到对齐物平等的研究，本书的各个章节就是对于这些内在于二十世纪政治实践的异物及其可能性的探究。就像布洛赫 (Ernst Bloch) 笔下的“希望”一样，作为被压抑的现实，异物很可能会以新的形态、在不同以往的关系中，作为未来再度出现于我们的时代。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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