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复像的幽灵”的展览现场，当我们说到和“复像”有关系的其它词语如“反复”、“重复”等等时，不无巧合地发现它们似乎总是和“法国”有关。我要讲的“历史的反复”也和法国有关。如果说“复象”还是一个有些陌生化的概念，那么“反复”、“重复”则是熟悉多了的词汇。“历史的反复”，按照老话来讲，也即历史是有发展规律的，规律不断重现，每一次历史规律的重现，也就是历史的“反复”，甚至有更极端的说法是“历史的铁律”，简单把历史规律看作是不断重复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得“铁的规律”。今天我希望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那段话来讨论“反复”从“历史”到“政治”的多层意涵，大家知道，这段话是引用并改写黑格尔的说法而形成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要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这段话指的就是“历史的反复”，一个历史事件出现了第一次，接着就会有模仿前者的历史事件再出现一次，“第二次”的摹本与“第一次”的原本之间构成了“滑稽模仿”的状况，所以，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笑剧”出现。但“历史的反复”并不只“滑稽模仿”。法国大革命对古罗马的模仿是著名的例子，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施特劳斯学派，这个学派有所谓东海岸和西海岸两个方向的传人，以雅法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传人，就认为美国的政治和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罗马政治和历史的模仿，也即“古典的新生”是怎么通过美国的政治和历史呈现出来，而不是作为一种对“古典”的“滑稽模仿”，雅法所写的两本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书一直重申“古典的原则”如何在林肯南北战争前后的决断中反复出现。所以，历史的反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反复”总是处在“滑稽模仿”的状态，另一种则强调“古典的新生”，“反复”就是“古典的原则”不断地重新构建，美国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也有人将其与这样的脉络联结起来理解。
回到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这之前还完成了分析1848年到1851年法国政治局势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在这之后又写了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可以把这三部研究“法兰西政治试验室”的时论和历史著作合称为马克思的“法兰西政治三部曲”，当作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一个连续整体来看待。有趣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如果从写作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反复”，因为两本著作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讲述：1848年革命推翻了法国的七月王朝，但革命最终的结果是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成为了皇帝;这一事件的进程被看作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的“反复”，也即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革命最终的结果是拿破仑做了皇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题目就暗示了一种反复和反讽，因为“雾月十八日”不是侄子波拿巴发动政变的日子而是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时间，马克思有意混淆两者，当然是讽刺“侄子”对“伯父”的“滑稽模仿”。单独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很可能误以为马克思只是在讨论“历史的反复”，但如果把“法兰西政治三部曲”放在一起看，也即加上第三部描述巴黎公社斗争历程的《法兰西内战》，那就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政治思考中，法兰西发生的变革不仅仅是“历史的反复”，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反复”。
作为“历史的反复”很容易理解，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建立起一种具有“艺术美感”的历史对称，从1789年到1815年，法国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罗伯斯庇尔主导共和元年，接着是拿破仑的出现，带领法国的军队横扫欧洲，并且最终称帝，然后被反法联盟打败;同样的历史过程似乎在1848年至1851年之间重新上演了一遍，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法国的七月王朝，临时政府通过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路易•波拿巴虽然不被看好，却携带伯父拿破仑的影响，得到法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通过普选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并且在四年任期期满之前发动政变，做了皇帝。“伯父”的命运在“侄子”身上似乎重演了一次，大拿破仑的篡位和小拿破仑的篡位构成了“对称”的“历史感”。
马克思特别关注波拿巴做了总统掌握行政权和立法会议之间的关系，也即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马克思的判断是，恰恰因为路易•波拿巴不是拿破仑那样的英雄，只是一个小丑，却由于种种历史因缘，使这个小丑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重申了马克思对“人与历史”关系的理解：人们创造历史但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也就是说是作为主体的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历史条件。波拿巴之所以可以成为总统并进而发动政变称帝，就是特定的历史的情形让他能够如此作为。1848年革命对应1789年革命，小拿破仑的篡位呼应大拿破仑的篡位……如果马克思仅仅满足于揭示这样“对称”的关系，那么只是讲述了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但他的目的显然不满足于讲一个好听的历史故事，而是希望将“历史的反复”提升到“政治的反复”。马克思要回答是为什么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造就拿破仑这个英雄，而1848年革命却只是使小拿破仑这个“小丑”扮演“英雄”的角色?关键在于两次革命，究竟是谁承担了革命的政治主体?1789年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革命的主体，马克思称之为具有英雄气概的阶级，“第三等级”也即“资产阶级”，可以成为法兰西各个阶层的政治诉求的代言人。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底层民众也即“第四等级”同样冲锋陷阵，但真正起领导作用的还是资产阶级，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为自己开辟历史，按自己的面貌创造新的世界，并且能够成为其它阶层的代言人。当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政治主体时，与此相应拿破仑也就成为了真正的英雄，用黑格尔的说法，那就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半个世纪过去了，1848年发生的欧洲革命与1789年革命最大的区别在于，原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只能作为附庸参与到革命，没有发出自己的政治诉求的“第四等级”，终于登上历史的舞台，要成为某种意义上革命的主体。我们不要忘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宣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意味着当“第四等级”——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成为推动革命的主体力量时，资产阶级尽管好像还扮演着历史的主角，但这个主角的地位不得不受到来自“第四等级”的挑战。马克思那句名言：“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点出了这幕历史活剧转换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作为主角的表演一代不如一代，就像作为“侄子”的波拿巴大大不如作为“伯父”的拿破仑，路易•波拿巴之所以不能成为“英雄”，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素质，而是因为历史的主体和政治的主体正在转移，转移到“第四等级”——“无产阶级”身上。1869年，马克思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写了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指出，有人总是喜欢把法国的阶级斗争和古罗马的阶级斗争进行比较，但是“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就造就了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借鉴西斯蒙第的说法，可以看出他深受黑格尔主“主奴辩证法”的影响，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虽然主人占据了主导和主体的地位，但作为客体的奴隶因为与生产联系在一起，所以有可能翻转这种关系，重新占据主导和主体的位置。具体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在这样的“主奴辩证法”中，成为了“历史的反复”转化为“政治的反复”的必要条件：一个原来不被视为政治主体和历史主体的阶层，怎么可以一跃而为历史和政治的主体?赵纪彬先生的《论语新探》即使在现在国学大热的情况下，读这书的人也恐怕不多了吧?我认为这书值得一读再读，不仅仅因为它有助于重新思考儒法关系，而且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政治的反复”。这书以《释人民》开篇，“人民”今天我们当成一个词，但在中国古代是两个词，“人”和“民”是分开的，根据赵纪彬先生的分析考证，“人”在春秋时代代表的是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民”代表的是底层的被统治阶级即“奴隶阶级”。《论语新探》五篇文章一组，都是围绕《释人民》展开，譬如《君子小人辩》，他说“君子小人”实际上都是指“人”，与“民”没有关系，只是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君子人”，是强调克己复礼的儒家，另一种“小人人”，则是强调改良变革的法家甚至包括墨家，就像变法的商鞅，当然是“小人”。所以“君子小人辩”，也就是儒法之争、孔墨之争;还有《有教无类解》，以前认为“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教育思想，意味着他的教育可以包括所有人，但实际上“无类”也是相对的，同样只包括“人”而不包括“民”;至此孔子所谓“仁”的意涵，也就非常清楚了，正如《人仁古义辨证》指出的，“仁”要处理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与“人”与“民”的关系无关。这就和马克思所说的“古罗马的阶级斗争状况”联系起来了：“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和和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不知道赵先生是否读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他以《释人民》为核心的五篇文章，人仁古义辨，有教无类辩，君子小人辩，最后是“原贫富”，也即将“人”和“民”的区别落实到“贫”与“富”的关系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上所占据的位置不同，才是决定谁是历史和政治主体的根本条件。赵先生整个论述脉络充分显示出他的革命立场，强调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才可以使“民”真正成为历史和政治的主体，而之前一切的历史都是由“君子大人”来决定的。
“政治的反复”强调原来不被纳入政治规划、历史规划中的那群人，怎么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政治主体的。这个“革命”的过程如果准确地讲，应该是20世纪的新变化。19世纪中叶虽然提出了这个新的原则，就像《共产党宣言》所呼唤得那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真正充分考虑到广大民众利益则是20世纪“革命”的结果。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非常野蛮可怕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个毛孔中都塞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证明，当资本家只能通过剥削绝对剩余价值获取高额利润时，他只能压低工人的工资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由此造成工人处于一种“绝对贫困”的生活状态中。福柯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古典时代癫狂史研究，一开始就描述“疯人船”，把穷人，醉鬼、疯子和传染病人等等一起囚禁在船上，任其流落大海自生自灭;《监禁与惩罚》中则揭示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处于何种不堪的地步，牧师到工人的家里，发现工人的住宅狭小肮脏，根本不讲卫生，一家人男男女女全部睡在一起，很有可能发生乱伦;这让我们联想起左拉的小说，他笔下的穷人为什么都好象有精神疾病似的，很显然与恶劣的生存状况有莫大的关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的考察，深刻地揭示了从城市规划到工人住宅，资本主义如何既在工作空间又在生活领域对工人阶级进行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与剥夺;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则通过是否征收“葡萄酒税”来展示法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因为法国国库没有钱，所有城镇甚至包括几千人的小城镇，都开始征收葡萄酒税，使得酒馆里面的酒不得不涨价。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描写19世纪巴黎的城市生理学，常常出现一个词，有时被翻译为“城门酒”，也有时被翻译为“城关酒”，很多人不知什么意义，实际上指的是穷人喝不起酒馆因收税而涨价的酒，往往要走到城门口外的酒馆喝走私酒，这种“走私酒”就是所谓“城门酒”。如果不了解“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是路易•波拿巴当政的时代，他为了缓解国家的金融困境而强收葡萄酒税，引起整个法国社会的动荡，就不太能够理解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本雅明所要揭示的19世纪工人阶级或无产者那种极其糟糕动荡的生活状况。
这样的状况20世纪之后逐渐发生改变，除了广大底层民众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迫使资本主义做出各种各样的让步和调整之外，资本主义自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什么美国的霸权可以在20世纪开始崛起并称霸全球?因为美国的霸权不仅仅只有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与英国的霸权相比，美国的霸权还代表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姑且可以称之为“大众资本主义”。“大众资本主义”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面对无产阶级的反抗，自然要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同时也意味从对工人的剥削从“绝对剩余价值”转向“相对剩余价值”，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转向“福利国家”……但这仅仅是问题一个方面，“大众资本主义”还蕴含了另一方面，借用赵纪彬先生的说法，一个社会中“人”是少数，“民”一定是多数，多数的“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转化为显在或潜在的消费者，“大众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大众消费社会”和“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可以最终得到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描述，也即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是MCM’。“M”代表投入的货币资本，资本投入之后生产出商品“C”，但作为“C”的商品不能卖出去，变成更多的货币资本“M’”，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克服危机的关键在于，如何创造、扩大、维持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不断地把人们转化为商品的消费者，这样才能完成MCM’的过程，资本主义才可能进行良性的循环。所以说，“大众资本主义”的出现，为20世纪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的危机似乎找到了某种出路。
西方激进左翼理论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阶级斗争的消失，全球资本主义高度依赖于地理发展的不均衡性，利用区位利润的差距，快速将低端产业转移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阶级的消失”，1960年代之后西方激进左翼不得不从“阶级政治”逐渐向“认同政治”的过渡，性别、族裔甚至宗教等“身份”成为了构筑“认同政治”的基本要素。“阶级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种“历史的反复”。 当年马克思强调“无产者”作为“阶级”出现，是希望将并无自觉阶级意识的“底层民众”凝聚成具有自觉意识的“阶级”，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登上历史舞台;而今天与“大众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实际上是回复到“前无产阶级”的状态，自发的“底层民众”无法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只是杂乱无章的一大群人，英文称之为Multitude，这个词很难翻译，译成“大众”、“民众”都不对，“乌合之众”也不妥，最后采用了日本的翻译，勉强翻译为“诸众”。当今激进左翼政治的失败，关键在于无法完成从“诸众”到“阶级”的转化，或者更明确地表述为，没有找到将“诸众”召唤为一个新的历史主体和政治主体的途径。对马克思来讲，“法兰西政治实验室”的意义在于能够非常鲜明地看清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才决定了从“历史的反复”向“政治的反复”的转化，催生出新的历史主体和政治主体。而现在的左翼激进政治，苦于找不到新的政治主体，巴迪欧所谓“共产主义的假设”，只能把今天称之为等待历史转变的时机而不是历史转变本身。假如找不到从“历史的反复”向“政治的反复”转化的动力，那么“历史的反复”就可能堕落为“历史的终结”。因此“历史的反复”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这个展览的主题“复象的幽灵”，“幽灵”就是缺乏本体，没有主体，变成了孤魂野鬼，而“历史的反复”同样是处在一种历史转变尚未出现，政治主体有待新生的状态，“幽灵”是否能够还魂附体，“反复”是否能够超克“终结”，无论就艺术的主题还是就历史的主体而言，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难题。
(来源：玉衡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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