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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跃进讲座文字版: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第二集中)

艾跃进 · 2016-05-0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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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8月18号到当年的11月26号,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万。当年的毛泽东十分孤独,但是孤独的毛泽东十分清楚,他多见一个红卫兵就等于为未来多撒下一颗革命的火种。他的很多同事不理解他,但他相信他的人民将来一定会理解他。近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

写在南开大学艾跃进教授的视频文字版之前

方兴为艾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先生的这首诗恰好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南开大学艾跃进教授的讲座《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文字版的真切感受。近来一段时间,国外的反华势力及国内的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右势力大力抹黑毛泽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批毛辱毛之风甚嚣尘上,真是大有炸平神州、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不过这一小撮跳梁之辈的螳臂挡车与蚍蜉撼树,徒劳无功,终逃不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抹不黑的毛泽东,描不红的走资派!因为毛时代的治国理念深入人心,斐然的成绩举世震惊;后者的理论纲领却会把人们导向一条不归之路!天怒人怨,恶果显现!尤其是信仰迷失与精神堕落后的社会丑态早已有目共睹,无可遮饰!当然,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应该相互否定,因为那是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弯路与曲折。因此,企图否定前三十年,尤其是全盘否定文革十年的伟大成就,不仅在哲学是反动的,而且与中央的文件精神相背离,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观点。因此习近平说:“要承认文革的出现不是几个造反派,不是几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就能造成的,而是确实存在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的不满。”由此看来,艾跃进教授的关于文革的讲座,正是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还原历史真相,洗清泼在毛泽东身上的污水,公正客观地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去评价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功绩,并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视角进行经验的总结与教训的剖析,从而给今天的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基于以上,我们几个红色网友,自发组织起来,承担了艾跃进教授的视频文字转化工作,这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与艾教授人格魅力的吸引,他像一位战士,始终战斗在反击极右势力诬毛辱毛斗争的第一线。“宁可死在讲台上,也绝不死在病床上!”这是艾老师不屈的铮铮誓言,并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它!他的讲座如暗夜中的流星,划过长空,在人们的心头留下光明;如晴空中的霹雳,在万马齐喑的当下,具有振聋发瞆、振衰起蔽的作用。对革命同道,他的讲座是黑夜的灯塔,是东方的启明星;对中外敌人,它是匕首,是投枪,是利剑!最后我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表示对逝者的哀悼,对生者的激励,并希望更多的红色网友加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

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主讲:艾跃进 2013年9月29日呼和浩特王府饭店

第二集(中)

  我要说的第五件事,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抄家、武斗、打砸抢。

  这是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5月底6月初出现在北京,具体时间是66年5月29号。清华附中的一部分中学生,在圆明园集会,决定成立学生组织----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这一天可以看作是中国红卫兵的诞生日。

  6月2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贴出了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8月1号,毛泽东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同时要求他们,注意听后面的话!“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看见没),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这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部内容在这。而且是很谦和很平和地喊他们同志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毛泽东!

  从1966年8月18号到当年的11月26号,毛泽东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万。当年他的助手之一戚本禹有一个回忆,大概到了11月初了,天有点凉了,大概是第六次也不是第七次见红卫兵的时候,戚本禹劝他,你别人都不敢跟他说。“大伙对你很不理解,为嘛见他们那么多次呢?”主席当年有番话特让我感动,他说:“当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我很年轻,孙中山先生就见了我,并且委以重任。我到现在都记得孙先生说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现在我多见一些红卫兵,多见一批人,就让孩子们知道我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若干年之后他们一定会记得我的这个决心的。”然后把烟一掐,“走,看孩子们去。”当年的毛泽东十分孤独,但是孤独的毛泽东十分清楚,他多见一个红卫兵就等于为未来多撒下一颗革命的火种。他的很多同事不理解他,但他相信他的人民将来一定会理解他。近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

  那么红卫兵呢当时分成四派:

  第一派,老红卫兵,也就是主席8.18接见之前的红卫兵,他们是第一批红卫兵。他们是敢于打破常规的老干部子弟,胆儿大!不怕!一般说来呢老红卫兵斗争的方向更多的不是指向党内高层,谁也不会指向他爹去!而是指向党外低层。当年有一幅对联很说明问题,就是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当时这种歧视性的阶级路线的真实写照。后来他们从文革的闯将变为文革的反对派,甚至成为抗争者。但也有一批成为逍遥派,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样革命打击了自己的靠山和资源的源头-----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父辈,这就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与他们当初的期待是相背的。

  第二,保守派红卫兵,他们是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的积极分子。应当指出的是,这批红卫兵虽然以维护党组织的领导为其基本特征,但也不是维护原有的一切秩序,他们曾经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比如批判“三家村”、反对学术权威,他们都参与过。甚至也参加过红色恐怖,包括破四旧等野蛮的暴力活动他们也都参加过。在文革初期是两股红卫兵,两派,一个是老红卫兵,一个是他们,初期是起主导作用。

  第三,造反派红卫兵。他们是贫民子弟的造反者,在运动的初期他们还受压,他们有一些子弟是出身不好的子弟,他们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66年底造反派在大多数城市已经成为学生中的多数派,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他们的核心人物多为在文革初期受到过打压、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在原则上造反派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这上面的积极性远远不如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也就是说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主要是前两种红卫兵,这些人是指向党内高层的官僚。因此就可以想象,文革初期什么斗死老舍啊,逼着老舍跳湖啊那些是哪派红卫兵,就可以知道。

  第四,极左派红卫兵,他们是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因此他们没来得及成气候就被取缔。我们有一个词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老同志是否还记得,就无政府主义者还记得吗?他们属于这一批人。

  我们要说明的是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在运动初期老红卫兵的率领下,一些人借着破除四旧,抄家、毁坏文物、打砸抢、揪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甚至砸孔庙、砸教堂,进而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炮轰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头两批红卫兵主要这些事都是他们干的。这些都是“十六条”严禁明确反对,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

  有一次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从外面回来,他就兴奋地跟他们说:“我今天刚从西单那个叫什么什么西什库教堂看,我进去看了都给砸了。”特别兴奋。他砸了他看,他进去转了一圈都给砸了。当时毛主席问他:“你什么态度啊?”“支持,破四旧砸得好啊!”主席说:“教堂是四旧吗?”“那当然四旧了!”主席说:“你错了!”这时毛远新还犟嘴:“那怎么错了呢?那宗教就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呀!”主席说:“马克思是说过这句话,可是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间的不公平,老百姓就会要有一个倾诉的地方,教堂就是老百姓倾诉不平的地方,你把它砸了,那能把老百姓心中的不平都给砸了吗?再说,搞文革要斗走资派,你砸教堂干嘛呀!”这就是毛泽东对武斗、打砸抢的态度。

  针对武斗问题,毛泽东早在文革初期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毛泽东还说:“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变相武斗。”在文革之初毛泽东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尤其是12月27号毛泽东专门给周恩来亲笔至信,我把这信的全文给你们念念啊!运动第一年12月,也就是66年底他的亲笔信:“恩来同志:最近有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听听,戴高帽都叫武斗)。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别的话我都不信,这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毛泽东 1966年12月27日。”这都是真的,亲笔信。

  1967年4月4日,毛泽东对支左部队发出指示:“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愿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等。”文革中毛泽东反对抄家并尖锐指出:“抄家是反革命行为!”所以下面那造反都是毛泽东反对的,说白了。文革中各地各单位出现的武斗、抄家是同一根人,都可以被视作是反革命行为。特别是,这个为了抵制反对破坏文革的坏人所操纵,是这些阶级敌人隐藏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比如象高干子弟参加的“联动”、“西纠”、“红色恐怖队”等组织,在文革初期就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取缔。这些都是,很多组织都是高干子弟,他们胆儿大,他们认为打死个把人不叫事,这就是毛泽东对武斗,对抄家等问题的真实态度和做法。

  但某些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形左实右,使得这些明显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一度达到疯狂的程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矛头指向党外,指向群众,其目的就是要破坏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使得整党内走资派的运动失败。这转移斗争,本来是冲他们去的,他往那边倒!要知道文革中所有发生的武斗都集中在整走资派夺走资派权的前后,即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这两年是夺权的时候,所以武斗尤其激烈。

  一位当时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的一线领导的孩子揭发了这一阴谋,你们上百度百科去搜就能搜出来。这个标题叫……,我就不念标题了,你们就查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一查卞仲耘马上就出来,这一堆资料全出来了,叫做红色什么什么涉嫌打死卞仲耘。文章披露说,1967年4月××写了一篇题为《彻底清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的黑手如何操纵我校文化大革命。××在大字报里说:“运动以来,工作组在×××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因为×××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为了更好地推动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把我校当成他的试验田,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在斗学生的同时,×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这都揭发出来了!在这些种种的暴戾中最可恶的是对人的生命的蔑视。所以我们要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卞仲耘校长是怎么死的,这个。文革时的“联动”,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很牛×,牛得不得了!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都是联动的骨干。

  北师大附中第一中学是刘少奇的点,他的一个女儿在当时是该校高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该校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开始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驻学校。刘少奇在66年6月20号于北师大附中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谈话中说:“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间,先打最容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动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要积极准备。”听听!一个国家主席将一个中学的校长定性为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去斗,他当时想到拿《宪法》捍卫这位校长的权利了吗?当时不是刘超个人的悲剧。66年6、7月份,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同时,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了攻击。不仅刘少奇的女儿组织迫害校长,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最近也承认做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学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教负有直接责任。都是干部子弟!别人也没这么大胆儿!现在有一股道歉风,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犯了错误,非常好,但是向谁道歉,除了向自己被当初迫害的人道歉之外,还有一个道歉就是要向毛泽东道歉,你们违反了毛泽东当初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纪律,从而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你们的这种错误行为,使得文革背上了黑锅。这是应该道歉的。不要用自己的道歉去污蔑文革。恰恰是你们的行为玷污了文革。

  应该这么说,前面所提到的卞仲耘是文革发生后北京地区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他的丈夫叫王晶尧,在卞仲耘死后见到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他描述说这个女负责人穿的一身红卫兵军装,扎着腰带,带着袖章。这个而且据说在头一天晚上这个其实卞仲耘已经死了的情况下又走形式地去这个附中对过的北京邮电医院(此处现场视频被剪掉了)……。其实已经死了,人已经死了,那你给我开具死亡证明,那不是死在医院不能给你开,你就得给我开!而且要求解剖,证明是死于心脏病,就不是她们打死的,是死于心脏病,大夫坚决不给写,最后填写那个死亡证的时候,在死因一栏中被迫写了“死因不明”。身上混身都是伤,还说死因不明。那关于这件事,1978年北京西城区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1979年4月她的丈夫王晶尧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故意杀人凶手,然而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不予起诉的规定定,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这事就到现在,在卞仲耘家这事还没完,但是官方已经做出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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