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

一

　　如果从是否强调雷锋精神和中国道德精神传统存在重要关联的角度，对1963年雷锋成为全国性人物以来的五十多年的雷锋接受史作一扫描，我们会发现这一接受史可大致划分为1963年至1989年年中、1989年下半年至今两个阶段。

　　从1963年至1989年年中，几十年里关于雷锋事迹、雷锋精神的主流界定、主流宣传逻辑，虽然不同时期常有变化，却极少把它和传统中国道德资源相关联来理解与定位。①而从1989年下半年解放军再度在全军强力号召学习雷锋以来②，强调雷锋精神和中国优良道德精神传统的关系，则成了国家号召学习雷锋文本中从不缺席，但也从未被展开的表述。③

　　当然，如此概述，并不表示从1963年到1989年的几十年中，关于雷锋事迹、雷锋精神，就没有把它和传统中国道德资源相关联来理解的认识。

　　比如，1963年学雷锋蔚为全国性运动时，现代儒学大师马一浮便曾因“雷锋言行足可咏叹”而赋诗一首：“力作皆吾分，心同此理同。生非营一饱，僶俛学雷锋”④。显然，能让对中国传统有精深造诣、对传统中优秀有力部分有真诚服膺的大儒马一浮声言“僶俛学雷锋”，是他看到雷锋的“力作”、“心”的方式，和他所肯定的中国儒家传统之间有甚深的相通关系。只可惜，这诗只有20字，点到即止，没有多作展开。

　　同样，也是在1963年，当年3月雷锋因毛泽东题词而在全国迅速成为被热烈号召的学习榜样，雷锋生前所在的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当然更是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的积极行动之一便是组织雷锋事迹报告团。雷锋事迹报告团的第一次会议就是讨论“雷锋精神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得出如下结论：

　　雷锋身上的魅力，他的思想、品德、信念和行动，不仅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好诠释。他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崇高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伟大的业绩。⑤

　　这一认为雷锋、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的共同结晶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只是，给出这判断之后，当需要进一步把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结合起来，对雷锋、雷锋精神进行展开的分析、把握时，雷锋事迹报告团却没有后续。这一不足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对雷锋事迹该如何书写的认识上。关于如何书写，报告团反复讨论后形成的结论是：

　　雷锋一家受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惨痛的血泪家史和困难的童年，是雷锋的阶级基础。他在工农业战线上都是模范，参军后的事迹最突出、最典型。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美德完美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崇高的精神品质。觉得把他苦难的家史作为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重点部分是参军后的事迹，集中表现他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战士、他是党的好儿子、他是人民的好勤务员、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等四个方面。⑥

　　就是，雷锋事迹报告团虽然感觉到雷锋、雷锋精神的品质与魅力跟中国道德精神传统有深切关系，却没有能在具体讲述中对这一点形成阐发。相反，其实际展开讲述、阐发雷锋，使用的还是革命演变到60年代上半叶通行的用来讲述有关方面问题的主流话语、主流逻辑。这套话语逻辑自洽，但传统中国的道德精神资源实际是被排除出这套话语逻辑的分析、理解视野的。在某种意义上，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雷锋事迹报告团的这一关于雷锋精神和中国优良道德精神传统关系的表述，非常类似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国家各种号召学雷锋的文本，都认识到雷锋精神和中国优良道德精神传统有深切关系，但关于两者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却都没有展开。

　　当然，说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号召学雷锋的文本强调雷锋精神和中国优良道德精神传统的关系，都不过是一两句话一带而过式的强调，并不表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没有文本试图较展开地谈论雷锋精神与中国道德精神传统关系问题。但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论，谈到这一问题的文本，在准确性和启发性方面，都比不上谢觉哉《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一文，是以，我现在想深入、展开地谈论雷锋精神与儒家传统的关系问题，重新认真审视谢觉哉此文，以对此文的认真把握作为我讨论的出发点，仍不失为一个应该且正确的选择。

二

　　说起来不免让人惊讶的是，谢觉哉这篇在雷锋精神宣传史、接受史上颇为重要但实际又没有被真正消化的文字，其发表不仅也是在1963年，且是在雷锋宣传、接受史上可说最具标杆意义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中登载的。⑦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除封底之外，以全部48页内文篇幅与封面、封二、封三，及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手记的插页，共同构成了 “学习雷锋同志专辑”。由于这个学雷锋专辑不仅发表了后来影响广泛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和精心选摘的《雷锋日记摘抄》，还约请到董必武、郭沫若、罗瑞卿、谢觉哉等具重要分量的人物赋诗撰文，特别是首次影印发表了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和周恩来为雷锋的第一次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使得《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是大多数关于学习雷锋运动、关于雷锋精神宣传与理解史的文字不能不提到的。而在提到这本《中国青年》合刊又比较展开些的文字中，多数又会提到这一专辑也刊有中国共产革命史上有名的“五老”之一谢觉哉写了诗文。从这个角度来说，谢氏这篇雷锋文不能说寂寞，但从提到其文字却不注意文章内容来说，这篇散文诗式的文字其实在雷锋精神宣传与接受史上是被忽略的。⑧

　　为了方便讨论，我把雷锋精神理解、接受史上这篇不该被忽略但实际上恰恰被忽略的重要文献的主体部分（楷体文字）引述如下，中间穿插我对谢文相应段落和儒家传统资源关系的评注（宋体文字）：

　　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

　　……

　　只许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不许做有害于人民的坏事。

　　要做大的好事，也要做小的好事；

　　小的好事天天有，积累起来就是大好；

　　不肯做小的好事的人，遇着大的好事也不会肯做。

　　为什么小好可以积成大好？说清楚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当中的理解及其对应的行为与心理机制中，有80年代强调作好人好事时的感觉与理解中所没有的一些环节。详后。

　　不是不能见义，怕的是见义而不勇为。

　　人做的事总有好有坏，有时好的多，有时坏的多；

　　这就要检讨，要自我批评，老话叫“自讼”：自己同自己打官司。

　　自己宣布判决：那（哪）件做得对，但还有不足，是甚么原因？那（哪）件做得不对，给了人民多少损失，所以致此是什么原因？

　　不能自己原谅自己，如说“经验不足”、“能力低”等，经验要自己去找，能力要自己去练；

　　也不能推到“客观条件”。革命战士共产党人是专门要认识客观、改造客观的。

　　自己宣布的判决，要经常讲：可以警惕自己不再犯，也可以减轻良心上的谴责。

　　“自讼”是儒家传统中个人为了更切实有效“成贤近圣”的一种相当有影响的修养方法。在谢的感觉理解里，显然认为它可以用来充实革命所强调的自我批评，把自我批评变成一个更能切己落实、更有自我改善效用的修养方法。细品这段文字，我们也可发现在谢的感觉与理解里，革命所强调的“经验要自己去找，能力要自己去练”，不应该轻易把责任往“客观条件”推卸，等等，也可用来充实儒家“自讼”，扩展“自讼”的建设性范围与效用。

　　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

　　经常算总账：

　　要好事多，坏事少，以至于没有坏事；

　　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

　　证明自己天天在向共产主义者的风格靠拢。

　　显然，这种修养思路和理学家所运用的“功过格”的修养方法很相像，相当意义上可视为“功过格”修养方法的革命运用。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

　　不止要懂得它的字句，而是要懂得它的含义；

　　不止要懂得它的含义，而是要能把它体现到自己的行动上。

　　不懂的证据，是工作没有做好甚至还出了大的差错；

　　不懂的证据，是没有体会党中央政策的要求，甚至明明指示你向东，而你却要向西。

　　不懂就得学。以前虽学过，没有懂，因而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的好处在于：有了没有学懂的痛苦经验，吃一亏可以长一智。

　　以上这段简直可以当成王阳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⑨这一经典表述的直接革命运用。就是能行方是知的完成，是真知的真正实现。

　　不一定吃过亏的人就会长智，有的人碰了壁还要碰，直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身败名裂。

　　一是脑子不会转弯，不知道想正面，想反面，想各个方面，寻找转弯的诀窍；

　　要从“行”的经验中寻找思想、认知、修养进步的契机。

　　二是不虚心，不肯承认错误，错了还以为对，决心要错到底，做错误中的好汉。

　　“谦受益，满招损”。

　　学，为着不犯错。会学的人不把学的东西去硬套实际，而是融化到实际中去。“理论联系实际”，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而只是“行动的指南”。

　　用“知行合一”充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用现代中国革命中“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同样可充实“知行合一”的理解，并赋予“知行合一”理解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的含义。

　　要有两种教员：正面教员和反面教员。有反面才能显出正面的正确。人的得益处有时来自反面的比来自正面的多。

　　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通。

　　教员多得很，自己是第一个教员：常常检查自己的行为，那（哪）对那（哪）不对。拿自己之镜照自己之影。

　　“吾日三省吾身”。

　　别人是第二个教员：别人做得对的，为甚么我不能赶上他；别人做得不对的，设身处地，也许和他一样，或还要差。拿别人之镜照自己之影。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

　　群众更是大教员：任何行为都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并最后得到群众的批准。凡是不合客观要求或是群众有话不敢说，要看做是大祸临头，马上反省。

　　用“群众路线”作自我反省、自我评价的标准。

　　解决问题必须有根源，这叫做从群众中来；问题的解决必须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成为群众自己的事，这叫做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的是原料，到群众中去的是成品，革命工与共产党人是加工工人。加工的好坏是我们的责任，因而要时时去检查，发现不适用就修改，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路线”的角度予“知”“行”以新解。

　　工作是前进的无止境的，学习也是前进的无止境的。

　　要“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天天吸收新的养分，消化在自己行为中；学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在行为中巩固，而不是死背字句。

　　等于用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来充实子夏“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也就是用“知行合一”来充实我们关于“学习”的理解，“学习”与“工作”应有关系的理解。

　　雷锋同志读的书不比别人多，但读一句懂一句，融化在自己的骨髓里面。

　　雷锋是真的“知行合一”，是真的“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故“知”是真知。

　　雷锋同志年纪轻，做的工作不多，

　　但他具备了共产主义的品质，有了做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本领。

　　因为雷锋的“行”是“真知”所落实出的“行”，故是无瑕的、可作为榜样的“行”。

　　雷锋同志要求自己极严，一丝一毫不肯放过。

　　雷锋同志每天写自己的历史，要在自己的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正是通过这样的“自强不息”，雷锋得以成为新时代的“士君子”典范。

　　所有革命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应该每天在自己的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雷锋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学到；

　　雷锋同志是伟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学到。

　　……

　　谢觉哉《学雷锋》诗云，“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迥不同”，雷锋作为平民道德、精神崛起的代表，任何人只要像他那样努力，都可以成为新时代的“士君子”。但雷锋所以能成为新时代的“士君子”，根据谢氏上面的表述，除了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要求外，还要像过去儒家信仰者想修行成理想的“士君子”那样，要通过和儒家“吾日三省吾身”“自讼”“功过格”等相通的一些修炼方法，把自己信仰的道、真理充分地落实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充分地融于自己的生命中，并把这一切和“群众路线”真正地融通，把个人的道路和集体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充分融合，而一个人要做到这些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必须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才可能做到的。

三

　　如果我们把谢觉哉的这篇文字，和1963年登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的学雷锋文字作对比，会发现谢氏这篇文字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他更用“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三大优良作风”的视角，来审视雷锋事迹、雷锋精神的所从来与实质，而非像当时多数文章那样，把雷锋事迹、雷锋精神的出现和实质过快、过于笼统地解释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样一些更具60年代上半叶特色的认识——所带来的结果；二是他展开 “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种在现代中国革命传统中被高度重视的成就——所关涉的论域、论题时，不是用当时通行的谈法，而是用与中国更长久的传统——儒家成贤希圣、追求成为真正的“士君子”的自讼、知行合一等道德精神修炼传统、思想传统等——相融通的方式，来对这两者进行理解赋形。就是，谢觉哉这篇散文诗一样的不长文字，是以儒家道德精神传统、思想传统和现代中国革命传统中的三大优良作风相融通为主要视角来理解雷锋事迹的出现、雷锋精神的实质的。而这种理解方式背后，是在谢觉哉的感觉中，雷锋追求成为理想、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诸般艰苦努力，与儒家追求成为真正的“士君子”的道德精神修炼传统、思想传统中的很多资源，有实质的相通性，通过这些资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雷锋事迹、雷锋精神的意义，有助于充实雷锋所有力开辟的道路——如何在平凡的工作与生活中成为理想的共产主义“士君子”。

　　更重要的是，当我努力不受已有的关于雷锋事迹、雷锋精神的解释干扰，而去认真、反复地读《雷锋日记》、雷锋本人留下的其他文本，和从这些文本中所获得的理解线索去看雷锋事迹，我必须承认，谢觉哉关于雷锋给出的理解、把握，比之其他阐述，更能贴合雷锋文本所呈现的雷锋自己的感受与理解。

　　就是，自认“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后的雷锋⑩，其最核心的关注，便是如何把自己修炼成全心全意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新时代的“士君子”。是以，我们看他的日记，便可发现，他的重心便在成贤希圣。当然他这时视为榜样的贤已经不是过去的贤，而是董存瑞、黄继光、方志敏、向秀丽、龙均爵、白求恩……，他这时五体投地的圣也不是过去的圣，而是他理解、想象中的毛泽东。就是，“圣”“贤”榜样虽然变了，但成贤希圣过程中——不断自我告诫，不断对自我的高标准严要求，不断寻找各种方式以使自己有实效地向上的——急迫心情与衷心努力的方式，雷锋和刻苦努力希圣成贤的古人则有太多相通。

　　雷锋的这一核心关注所在，使得我们细味他当年被广泛称赞的诸多表达——不忘旧社会的苦，热爱新社会，感恩党和毛主席的拯救与教导等，会发现他的大部分这种表达，扣连的都是自己一定要时刻自我要求，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他在以此来保证自己有更充沛饱满的动力，以做到时时刻刻一心向上。

　　他的这一核心关注所在，使得他当年被广泛称赞的“刻苦阅读毛主席著作”，其阅读兴奋焦点，也常常是把毛泽东的著作当成修养书来读。是以，他读的毛泽东著作不少，也都很认真，希望能读懂、消化、应用，但他最喜爱的，读的遍数应该最多的，令他最激动的，塑造也最深刻的却是《纪念白求恩》这篇不满千字的文章。他1960年讲自己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一辈子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头便说：

　　我想，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改造思想，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我学习了《纪念白求恩》那篇著作，给我的印像最深刻，到现在我一共学习了20多遍，看一遍有一遍的体会，有一遍的心得。毛主席热情地赞扬了白求恩同志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精神，我就按照毛主席这些话来鞭策自己，检查自己。毛主席说，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变为有利于人民的人。无论什么工作，只要是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我就要做好。11

　　1961年他写的文章《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关于《纪念白求恩》对他的深刻影响，关于他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核心方式，有更展开的表述：

　　我从1958年起，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与党对我的培养和我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分不开的。几年来，虽然环境一变再变，工作担子愈来愈重，可是我从来没间断过政治理论学习，哪怕干了一天活很疲倦了。晚上我宁愿少睡点觉，也要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实在疲倦了，就走出去打一盆冷水洗洗头，脑子清醒了，坐下来又看……

　　三年多来，我利用星期日、节假日以及出车前、饭前饭后和业余休息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其中有些文章我读了很多遍。另外，还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60多本政治理论书籍。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懂得了毛主席说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的共产主义精神，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民战士，首先必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人道主义观点，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从此我就决心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从小就生长在毛主席的故乡，经常听到老人讲毛主席在小时候就很关心穷人、为人民做好事的故事。又通过几年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深了对毛主席的热爱。我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实践过程，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这给我的启发很大，教育很深。因此，我给自己规定：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坚决拥护，积极去做，宁肯牺牲个人的一切。凡是对人民不利的事，坚决不做，并进行斗争。用它当做一个标尺，经常来衡量自己，检查自己，鞭策自己，这样也就促使我时时刻刻想为人民做点好事。有时我走路也想，吃饭也想，睡觉还想，看到一个问题或一件新事也想。不让一切不利于革命事业的个人利益、个人虚荣等等肮脏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来玷污自己。12

　　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毛泽东著作中是《纪念白求恩》这篇短文最打动雷锋，其实和他学习毛泽东著作时的实际兴奋焦点所在有关。就是，他之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实际兴奋焦点在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而他所说的改造自己的思想，主要是指去除“个人利益、个人虚荣”等从“私”出发的信念、意识的存在；所说的“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主要指的是能不能全心全意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与号召，在党给定的日常工作、日常生活格局中，从党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他人（范围限制在当时界定的“人民”范围内）的需要出发，无私而又每时每刻充满饱满热情地工作和组织自己工作之外的生活。

　　也就是，他之学习毛泽东著作，实际核心关注焦点不在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来获得如下能力——剖析现实，建立认识，寻找有效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的方式，以有助于创立更理想的现实新格局；他之核心焦点，其实在能不能不夹杂质，臻于纯粹，并用是不是非常好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工作，是不是在组织交给的工作中能有效带动周边向上，是不是在生活中能从他人的需要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及时而投入地响应毛主席和党的号召，等等，来检验自己的觉悟程度、纯粹程度。在这样一种关怀当中，当然不是——作为一种“思想”能力、作为一种创造性实践能力来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雷锋的关怀焦点，而是他在响应党和国家、毛泽东思想中给出的要求、号召时是不是百分百投入，是不是无私、纯粹，才是他的核心关怀焦点。这样，雷锋对感恩而又佩服的毛泽东的思想的学习，也就在大多数时刻被他转换成了他自己“成贤希圣”“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的修炼项目。明了雷锋内中有这样一种机制，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不是跟开创历史新局面最直接相关的那些重要文本（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为什么不是被认为最有哲学思想理论密度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而是这篇不到千字的短文成了雷锋发自内心的最爱。了解了这些，就可理解，为什么是融合进现代革命氛围的“吾日三省吾身”“自讼”“功过格”——这些儒家传统中人们为了成贤希圣而产生出的修行努力——式的理解，反是最能伸进雷锋精神、经验深处的。

　　需说明的是，谢觉哉文特别用“群众路线”，来对他所谈及的“知”“行”、思想道德修养等作要求与界定，把能否增加群众的革命热情、工作积极性，作为审视个人修养、个人能力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则是传统儒家成贤希圣重视不足，但却是谢觉哉要求共产主义“士君子”特别重视的部分。

四

　　在很大的意义上，为什么是谢觉哉写出了这篇既融合儒家和现代革命传统，也极能深进雷锋精神、雷锋经验关键的文字，是有其历史-结构性原因的。

　　出生于1884年的谢觉哉，虽然只比毛泽东大9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大14岁，却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史观念和历史-现实感巨变的时代，使得谢觉哉这位1905年最后一次科举的清末秀才，在其人生成长极关键的青少年时期，比毛、周、刘等对儒家传统有更深更完整的浸淫、更充分的认识与体验，儒家感受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语言，也在他身心中充分落实下来。故其加入中国共产革命后，虽然对这革命有极深的服膺，有极深的掌握，但其服膺与掌握中儒家基盘也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身心中的儒家要素和现实中的革命也在不断碰撞、融合。这种融合就经验层次言，在很多人身心中都存在，但能像谢觉哉这样，系统的儒家语言和系统的革命语言，在他身心中都强力存在（其表述语言常常表现为儒家传统语言和现代革命语言的混合），而又有相当强的思想能力、表达能力的人则不多见。相比，比谢氏年纪小不算太多的毛、周、刘一代，他们对儒家传统的正面浸淫就没那么充分、完整，感受与思考的语言，特别是表述的语言也没被儒家传统那么深刻模塑。正是谢觉哉和毛、周、刘一代身心、语言上的这一历史-结构差别，使得谢容易比毛、周、刘，更不要说革命中更年轻的世代，对现代中国共产革命传统中和儒家道德精神价值传统有密切关联的成分、要素，有着更为敏锐的辨别与解释、命名能力。而正是以自己身心中的儒家要素和现实中革命的不断碰撞、融合经验，和对这碰撞、融合经验的更为敏锐的解释、命名、把握能力为背景，谢觉哉才能在第一时间用儒家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的融合，来把握、解释雷锋。

　　并且，谢觉哉这篇既深有助于我们对雷锋事迹、雷锋精神的认识，又深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道德精神传统和现代中国革命正面关系的文章，也极有助于我们聚焦了解，现代中国革命传统中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哪些是现代中国革命区别于传统的新的创造，或弱一点说，是对传统的突破性发展。

　　从这样一种角度来读谢觉哉这篇文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相比谢觉哉可以自然地把“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和“自讼”、传统知行的思考等儒家传统资源相融合叙述，该文讲群众路线时，却没有用到传统资源来与它融合叙述。而这提示我们，在现代中国革命传统中居极为核心地位的群众路线，其核心性部分其实和之前看起来相关的传统部分相当不同。

　　确实，儒家所强调的爱民、保民、富民、安民，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都属通常所说的“民本”范畴。群众路线当然和这些强调不冲突，但又在关键处远远超出了“民本”的范畴。比如，群众路线特别强调的，也是谢觉哉此文特别强调的：“任何行为都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并最后得到群众的批准。凡是不合客观要求或是群众有话不敢说，要看做是大祸临头，马上反省”，“解决问题必须有根源，这叫做从群众中来；问题的解决必须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成为群众自己的事，这叫做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的是原料，到群众中去的是成品，革命工与共产党人是加工工人。加工的好坏是我们的责任，因而要时时去检查，发现不适用就修改，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工作是前进的无止境的，学习也是前进的无止境的”。显然，这中间最突出强调的，关于革命具体实践的“认识”究竟该如何形成，评判一个实践进行得好坏的标准等，都和传统中关于一个君子该如何形成自己的实践方案，评价一个实践好坏的标准何在等的有关理解，相当不同。

　　传统中一个士君子介入社会实践，当然也会注意社会的反应，但他所注意的重点，是社会的“清议”。而“清议”所以被叫作“清议”，在于这“议”是由“清”者们给出的，是指这些“议”来自——有操守、对“道”有理解、对“道”所肯定的政教维持有责任心的——士君子。不像群众路线所强调的“群众”，是指包括敌对者之外的大多数民众，无论是他们是对这革命有积极理解、积极认同的先进分子，还是对这革命没有理解和热情的落后分子都在其内的。并且这群众的“议”，不只是看他们在特定的场合就这实践说什么，还要看他们是不是敢在任何场合都能就这实践畅所欲言；而且至此还不够，还要看这意在解决问题的实践，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是否有效调动了群众积极性，调动了群众的参与意愿，否则这实践还会被认为不理想，必须反省、修正。而这也就意味着，群众路线所关心的“群议”，不仅观照的人数范围为“清议”完全无法比拟，而且其关心的“议”，也超出了语言的层面，通达及心理反应、行为动力层面。“清议”和“群议”的这些重要差别，可以让我们理解，传统中以民本观念为动力所推出的实践，和现代中国革命中以群众路线意识所构想的实践之间，可以有多么大的不同。

　　群众路线这一更区别于中国传统主要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属性，也有助于我们审看革命中被特别强调的、和传统有更多融合性、相互充实补充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其和传统距离甚大的特性部分。比如，在上引谢觉哉这篇文章中，他说，“群众更是大教员：任何行为都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并最后得到群众的批准。凡是不合客观要求或是群众有话不敢说，要看做是大祸临头，马上反省”。显然，谢觉哉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变得更为丰满、更具建设性，离不开“群众路线”意识。就是，“群众”所以会被谢觉哉在论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从“别人”范畴中区别出来单独强调，和群众路线意识影响紧密相关。

　　而相比 “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两者间的关联无疑更为结构性。在一个具体的实践设计中，根据“解决问题必须有根源，这叫做从群众中来；问题的解决必须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成为群众自己的事，这叫做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不仅从群众中来会更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把握“实际”，而且检验实践效果时所要求的标准——在解决实践针对的具体问题时，这实践还应该有助于群众认同革命的觉悟提高，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提高，更在要求实践领导者、推动者对“实际”的掌握，能充分展开至这“实际”关涉到的人群的精神、心理和行为感受层次。也就是，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群众路线”理解，已经使“群众路线”成为“理论联系实际”中要非常好地认识“实际”不可或离的关键保证，和“理论”要充分“联系实际”的关键保证，和确保从“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中提取的新的“理论”更贴合“实际”的关键保证。

　　与谢氏这篇文章的群众路线强调相通，但未被这篇文章提到的，是谢氏另外专门写过文章的曾在现代中国革命中被大提特提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相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出的，是以谢氏径直把它表述为“集体的英雄主义”。它强调，一个人为革命不怕吃苦、不畏牺牲，也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但只要他的着力点不包括把自己所在的集体、自己周围的人的革命觉悟、革命能力往上带，不能更有助于集体的团结、集体中人和人的亲密合作，这个人就还不算“革命英雄主义”，而还被认为没有摆脱“个人英雄主义”的臭味。也就是，“革命英雄主义”之所以特别标出它和通常的“英雄”理解的意识差别，之所以它会在现代中国共产革命中被大力提倡，一个最重要的焦点，便在它是在通常的英雄“理解”之外，特别加了集体意识维度：要求每一个想成为“英雄”的人，都必须着力于集体的团结、集体中他人觉悟和能力的改善。按谢的话便是，这些英雄“不是以少为贵、以突出于人为贵，而是带动人们前进，继续产生无数的英雄、更优秀的英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成为英雄”。13以此为确定新时代英雄的核心标准，能不能带动不如己者、后来者有效向上，当然便成为鉴定一个革命者革命成色的核心标准。

　　特别注意强调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群众路线”和中国古典传统中“民”理解的差别，还因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现代革命“道-行道”和理想的儒家传统“道-行道”在结构上具有的差异。

　　在儒家的士君子，“道”是圣贤经传所昭示的原则和道理，“行道”则是在一定的时空中把这“道”在时代问题的解决中付诸实行，推动时代往“道”所昭示的目标前进；与此具体内容上差异很大，但结构上看起来又非常相似的是，4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中国革命中的“道”通常被理解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行道”也多被理解为是在具体的时代时空中把这“道”在问题的解决中付诸实行，同时推动时代往“道”所昭示的目标前进。不过，这种在儒家传统的“道-行道”结构与现代中国革命的“道-行道”结构两者间看到更多相似的理解，没有特别注意现代中国革命中“群众路线”理解与中国传统儒家“民”观的差异所昭示的：这古代儒家的“道-行道”结构与现代中国革命的“道-行道”结构看起来相似中的微妙但却非常重要的结构性不似。

　　一个传统的士君子“行道”，他在把握他的课题时，除了从“道”出发对问题的理解，他只需了解已浮现出的士大夫“清议”和通常被士大夫“清议”主导的社会“风评”对这课题的看法就好；他之“行道”结果，只要被认为符合“道”的原则解决他和以士大夫为主的舆论认为是的“问题”，且社会风评不错就好。而不需要“群众路线”所要求于一个革命者的“行道”，即要真正负责任地形成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案，革命者需要经过“群众路线”特别强调的那样一个非常认真、投入的认知努力过程；并且革命者的“行道”目标不能只是看起来符合“道”和问题的就事论事解决，而还要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使群众因之具有更强的革命认同、革命觉悟。

　　就是，相对于中国儒家传统中的“行道”，现代中国革命中群众路线的视野与意识，将带来的不仅是政治者对社会更深、更准确的认识，更强、更准确的调动社会、组织社会的能力，更强、更有召唤效果地与社会人心互动的能力，并且它还意味着对现代中国革命在“行道”的知行方面更多、更复杂的要求。换言之，传统的“行道”更依赖对“道”的掌握和对“道”的真诚，它所参照的社会“风评”，也主要受更为“道”拘限的士大夫“清议”左右。是以，儒家传统的“知‘道’”与“行‘道’”距离不大。相比，谢觉哉这种为当时中国革命所广泛分享的“群众路线”理解，实则潜含了如下尖锐提示：要真正负责任地“行道”，不仅“知‘道’”重要，如何准确深入地认识现实、准确深入地认识这现实中的群众也同样重要，如何富有灵感地把解决问题、进一步落实“道”和更好地召唤群众的革命参与热情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更为重要。而这些都意味着，现代中国革命如在它的“行‘道’”中真诚地去落实这样的群众路线理解，则它的“行‘道’”与“知‘道’”间的关系，比儒家传统中“行‘道’”与“知‘道’”间的关系，要复杂太多。这使我们甚至可以说，当现代中国革命真诚地去落实谢觉哉所述的群众路线理解，则它的“行道”结构与儒家传统的“行道”结构，从构造上便极为不同。

五

　　当然，要充分展开“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这个课题，仅仅有对谢觉哉的《读雷锋日记摘抄》的再发现，和对这篇文章的充分解读、讨论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正面讨论——雷锋本人至为看重的，也对深入理解雷锋经验中至为关键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经验问题。因为只有通过有关讨论，才能充分呈现雷锋所信奉和践履的这一“仁”的经验的核心内涵，才能展开——传统儒家的“仁”和革命演进到60年代所产生的这一“仁”的经验的——比较分析工作；而且，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经验，也是他的经验中特别直接有助于我们反省今天的自己、今天的生活的部分。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四句诗样的格言，因为被写到雷锋日记中，14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历史中最广为人知的格言表达之一。关于雷锋从一本杂志中所抄的这四句格言当初为什么会编入发表的雷锋日记中，为什么后来仍加以保留而没有删去，当年亲临其事的董祖修在《〈雷锋日记〉出版前后》一文中有详尽说明。15更主要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的有关回忆，让我们了解了雷锋是怎么看待这四句格言的，就是这四句格言对雷锋启发很大，他一直牢牢记着它，并把它当作自己行动的指南。16

　　当然，由于雷锋的早逝，在其生活、经历中，他的主要经验与关注还在“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自己的）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而没机会真把焦点摆在“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方面。17

　　而为了充分体会与把捉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种感觉背后的雷锋经验究竟为何，我要先提出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雷锋对待同志一定“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而不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解放军战士、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有的标准等，对同志的缺点“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通过严厉批评，严格督促同志改进，来为他希望尽力的革命尽力、负责呢？第二，雷锋为什么一定要“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而不是像对待工作一样，对待同志也“像夏天般一样地火热”呢？

　　为了有效展开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审看雷锋自己的经验。下面是雷锋1961年7月2日的日记：

　　今天，战友✕✕✕在队列当中稀稀拉拉，九班长看见后就发了火，好顿批评，可是✕✕✕同志置之不理。下操后，✕✕✕同志说：“九班长态度粗暴，我懒得听他的。”

　　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说：“九班长的脾气不好，有事爱发火，他的心可是好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正确。毛主席说过：“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抱着好心而又好对同志发脾气的人，常常是效果不好。既然效果不好，这好心又表现在哪里呢？这好心给革命、给同志又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这件事，我认为九班长应该对✕✕✕同志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才对，在列队中对✕✕✕发态度，达不到教育目的。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应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批评同侪却遭致同侪反弹这种和九班长相类的经验，雷锋自己之前也遭遇过。雷锋所在部队在1963年雷锋成为全国性榜样人物后撰写的《雷锋同志在部队的成长——汇报提纲》便特别讲到，雷锋曾在用毛泽东的话检查自己有什么不够时，“也像要求自己一样要求别人，但是过急了一些。时间一长，有的同志对雷锋这种做法就有点反感了，有的人说：‘我们班出了个“马列主义者”。’这样，雷锋在一些同志中显得有些孤立。有一次卸车扛麻袋，同班战士韩玉臣指着一袋高粱米（有二百斤）对雷锋说：‘你不是能干吗？来一袋试试！’雷锋听到这话是刺激他的，很不好受，情绪有点消沉。……指导员就找雷锋了解，雷锋当时心里很窝火，认为同志们丢他的面子，埋怨自己个小，力气不大，连一袋高粱米也扛不动。指导员了解到雷锋这种心情，安慰了一番，但雷锋的思想疙瘩仍然没有解开。于是，指导员就给他指出毛主席著作中《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叫他回去好好学，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他反复学了多次，当他真正领会了这篇文章精神以后，明白了一个真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只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向指导员说：‘我虽然扛不动二百斤重的袋子，但我一定要干好能干的工作，比别人干的更出色。”18可见雷锋也曾因批评别人时不注意方法，而深受同侪反弹的困扰。

　　曾在雷锋所在连蹲点任副指导员的庞士元，则回忆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我看到雷锋脸上有些不高兴，问他是否碰到了难题，他说班内某同志有些缺点，在会上提，怕他受不了，找他个别谈话，不但不接受，反而以不中听的语言碰了回来。于是我想起了当时部队提倡“兵管兵”，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工作，雷锋是以实际行动贯彻这个号召的，就鼓励了他几句，问了谈话的具体过程，原来他是从教训别人的角度上叫来谈话的，惹起了对方的厌烦。我建议他从相互帮助的角度交谈，不要站在领导的角度上批评对方。过了几天，雷锋高兴地给我说，问题解决了，他是选择对方性情愉快的时候，边工作边交谈，先检讨了自己的不足，请对方给自己提意见，二人的谈话投机了，他也指出了对方的缺点，对方高兴地接受了意见，也检讨了前次谈话时的态度。19

　　从以上举的这样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了解，不够成熟时的雷锋曾经也很受不看对象、不看情境、不看氛围的对同志的缺点“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做法带来的后果所困扰，而更成熟的雷锋则对不看对象、不看情境、不看氛围的对同志的缺点“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做法非常不赞成。因为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认“理”不识“情”，不知道由“情”营造愿意接受“理”的“势”，“再顺‘势’而有效落实‘理’”。也就是不知道由“情”入“理”、“情”“理”兼顾。

　　要很好地体会这些，可以看经副指导员指点后的雷锋是怎么顺利达到帮助同志改正缺点的：首先，他是选择对方性情愉快的时候；其次，他们是边工作边交谈；其三，雷锋是先检讨了自己的不足，请对方给自己提意见；其四，他是等到二人的谈话投机了，他才指出了对方的缺点。也就是，对方所以这次会顺利地接受雷锋的意见，并检讨了前次谈话时的态度，和当时军队整个大氛围固然有关，但也与雷锋在批评前所注意的种种极其相关。从此看雷锋1961年7月2日日记中的应该“耐心说服教育”，就可知道他此处强调的“耐心说服教育”，其中的说“理”和以“理”批评，是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所产生的对批评对象的体贴理解，与因这体贴理解所产生的批评方式推敲为前提的。就是，批评之前和批评中，应包括针对对象特点的批评气氛、情境的营造，批评方式的细究。而这是以细心对待中国人的“情”特点、中国人的“心”方式为前提的说“理”、批评，而非直接只以“正误”为指针的说“理”、“批评”。

　　在以“情”“心”为前提的说“理”和“批评”中，批评气氛、情境的营造，是为了把对方召唤到更愿意接受批评，更愿意自我检讨的状态；批评方式的细究，则为了让批评所包含的建设性更在被批评者身心上有效扎根，且尽量免除批评所可能引起的负面效能。否则，像只以“理”之“正误”为指针的九班长和之前雷锋对同志的缺点“秋风扫落叶”般的直接说“理”20，哪怕是苦口婆心地说“理”，都可能不仅达不到批评说“理”本期待的建设性效果，反可能引发负面效应。像前引被批评对象反抓住九班长态度粗暴一点回击，表面看这是在争是非，在说“理”，实质上这是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容易产生芥蒂的意气之争。

　　正是这样实际和“情”“理”的把握有关，但在雷锋处会以“春天般的温暖”与“秋风扫落叶”相对应的感觉所产生出的认识，使成长后的雷锋在对集体建设、集体进步非常重要的“批评”问题上处理得更加老练、妥帖。当时在雷锋担任辅导员的抚顺市本溪路小学读书并担任中队长的王宗慧的如下回忆，可以进一步地让我们了解成长后的雷锋在这方面的意识与做法特点，及雷锋这样的意识与做法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

　　雷锋叔叔常常给我们队干部讲：要帮助淘气的同学共同进步，不能让一个同学掉队。

　　可是，一天下午，有一名女同学从水房出来，嘴里含一口水吐在一名男同学的后背上，正巧被我看见了。我怕她再进水房含口水出来吐别的同学，当即喊住了她。我批评她这样是不尊重同学，她顺口就说：“你管不着!” “你太不像话了!” 我又接了一句，这时班主任老师走过来，并没听清我说什么，也不知道事情缘由，就严厉地说：“都进教室!”正好上课铃响了，同学们很快回到座位上坐好，这时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地就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王宗慧作为中队长和同学在走廊里吵架，停止你一个星期的中队长工作!”当时我委屈极了，站起来想跟老师辩解，却被老师一声“坐下!”给吓住了。

　　放学了，我跑到雷锋叔叔连队，他刚从车场回来，满手油泥。我一见到雷锋叔叔眼泪就“刷”地掉下来。雷锋叔叔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了？为啥要哭哇？”我哽咽着回答：“您让我们队干部帮助淘气同学，可我见到……”我一口气把课间发生的事告诉了雷锋叔叔。他安慰我说：“作为中队长应该帮助同学改正缺点，可也该注意工作方法呀。这女同学已经把水吐在别人身上了，你要是说找她有事，引开她那就不会吵起来了。过后再和她谈谈，我相信她会认错的。我说得有道理吗?”我点点头。雷锋又对我说：“我也有被别人误解的时候，当时心里是很委屈，过后想想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就不再感到委屈了。”我问雷锋叔叔，什么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给我解释说：“比如做错了事就要改正，你没做错的事别人错怪了你，也可提醒自己以后不再做这样的错事。这回懂了吧?”我回答：“懂了。”雷锋叔叔说：“那就别生气了，受点委屈也是一次小考验嘛!”聆听雷锋叔叔的教诲后，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户，亮堂多了。

　　第二天放午学前，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了自己错怪我的事，又恢复了我的中队长工作，并对中队委员说：“要向中队长学习，主动帮助同学改正缺点。”当时老师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原来是雷锋叔叔来到学校和老师谈过了。放学后，我问老师生我的气吗?老师说：“不生气，是你们的辅导员——雷锋帮助了我，你原谅老师吧!”21

　　确实，如果有人提出：在革命队伍中应该坦率地以“理”为标准相互批评，而不该把过多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关注批评方法、批评情境的营造上。我要说，这样的质疑是很有力量的。不过，当“应该”不考虑中国人、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情”“心”“理”的特质方式，这“应该”落实到实际中去，所遭遇到的挑战常常会超出我们想象。下面举两个雷锋的例子，相信会很有助于大家体会这“应该”问题。

　　第一个例子来自1962年7月29日雷锋逝世前半个月的日记：

　　今天，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雷锋同志，你从3月份离开连队到下石碑山单独执行运输任务，工作很积极，政治责任心强，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安全行车四千多公里没发生事故，同时还给人民群众做了很多好事。这很好，要继续发扬……不过，现在有人反映，说你和一位女同志谈情说爱，是否有这么回事呢？你好好谈谈。”

　　从内心往外说，我没有和哪个女同志谈情说爱。指导员提出这个问题，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风从何起。首长经常教育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违法乱纪。这些话，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坚决不会明知故犯。

　　我想：自己年轻，正是增长知识的好时候，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还这样想过：我是在党哺育下长大成人的，我的婚姻问题用不着自己着忙……

　　现在，有同志说我谈情说爱，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误解。我是个共产党员，对别人的反映和意见不能拒绝，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正确，也要虚心接受。现在有的同志还不了解我，冤枉了我，使我受点委屈。这也没什么，干革命就不怕受委屈。“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没有这回事，就不怕人家说。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情总会清楚的，让组织考验我吧。

　　显然，这个例子中的雷锋是革命者对待批评，哪怕是一个完全错误批评的最理想的反应方式。但关键是，即使是已经相当成长后的雷锋，也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

　　下面这个例子来自1962年3月24日雷锋日记：

　　今天吃早饭，我看到炊事班的饭盆里有很多锅巴，便随手拿了一块吃。炊事员✕✕✕同志说：“自觉点啊！”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难受，觉得吃一块锅巴有什么？赌气把那块锅巴放到饭盆里，走了出来。这时，通信员送来了一张报纸，我接过来就看，首先看到报纸上毛主席的语录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念了十多遍，越念越感到自己不对，越念越感到毛主席的这些话好像是专门对我说的，越念越后悔不该和炊事员赌气。我自己问自己：“你多不虚心呀！人家批评重一点，你就受不了啦！”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跑到炊事班，承认了自己拿锅巴吃不对，并检查了自己的缺点。炊事员感动地说：“你对自己要求这么严，真是好同志……”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不免吃惊地发现，即使是雷锋，且是已经被重点培养、重点宣传了很久的1962年的雷锋，也并不是总能建设性地对待批评。显然，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不是雷锋恰好看到毛泽东正巧与这件事有直接逻辑对治关系的语录，雷锋很可能就不会去承认错误；而且即使有毛泽东语录为契机，雷锋主动去承认错误，也是“硬着头皮”，不是心里一点障碍没有的。

　　而雷锋1962年3月24日的经验提醒我们，有关修养已经相当可观、自我要求如此自觉的雷锋尚不免对炊事员合“理”不合“情”的批评有意气反应，更不用说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解放军战士、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等应该有的标准，对一般同志的缺点直接“秋风扫落叶”般地“批评”“扫荡”了。也就是，即使是在——有很强上进气氛，如何正确对待批评又被反复强调的——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的解放军内部，主要以正确-错误、应该-不应该也就是说“理”为直接关心焦点的批评，即使其在一件事上关于正确-错误、应该-不应该的理解是对的，若不讲求批评场合和批评方法，其后果常常不会是建设性的。更不要说是非判断和事实的掌握不够准确乃至错误的批评，若不讲求批评场合和批评方法，被批评者的修养意识、修养程度又不如雷锋，产生负面效应的机会一定更多，而这样的负面效应一多，一个集体内情感和心理的障碍情况，也便可想而知。

　　以如上分析、把握为认识背景，我们就可相当程度了解——为什么“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些格言让雷锋觉得启发很大，为什么雷锋会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了。就如上面实际已经涉及的，在批评的脉络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意识，使得人们会更加自觉注意到其要帮助对象的特点，从而考虑对他最有效的批评方式；并且，“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也能有效影响被批评者的情感、心情、意愿状态，有助于他更愿意接受批评，更诚挚、认真地对待批评。而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两方面有了这些前提，批评才能更充分发挥出它的建设性能量，并把负面危险减至最低。

六

　　讨论清楚了要运用好批评这一重要且方便的建设性利器，不仅不能对待同志的缺点像“秋风扫落叶”，反要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为前提，我下面就接着讨论对待同志适合不适合“像夏天一样火热”。为了又好又贴近雷锋经验地展开这一问题，我还是先举雷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也来自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后，雷锋所在部队撰写的《雷锋同志在部队的成长——汇报提纲》：

　　雷锋还有一个问题，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有些生硬，对缺点较多的同志批评的多，有点恨铁不成钢。结果事与愿违，有些同志反而有些意见，还是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有一次本班战士高奎云，有点缺点，雷锋在班务会议上批评了他，高奎云和雷锋是一起入伍的，雷锋当上了班长，他还是战士，思想上就不大痛快，受了批评就更蹩气，第二天不起床，说病了，雷锋叫他也不吭声，雷锋有点沉不住气，就找连长汇报，要求连长亲自去把他叫起来。……连长又说：“我去叫，他可能会起来，可是你们今后的团结就成了问题，你先回去找他谈谈是什么问题，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雷锋听了之后，想了想觉得连长的话有道理，连高奎云为什么不起床都没有搞清楚，就来找连长，太简单了。回去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问长问短，打洗脸水，找卫生员，做病号饭，高奎云看到班长对自己这样关心，他就躺不住了，起了床，吃了饭就干工作去了。以后雷锋又找高奎云征求意见，这时，才弄清了高奎云不起床的原因，原来是对自己工作方法有意见。通过这件事对雷锋是个实际教育，连队干部又帮助雷锋从中取得经验，告诉他对待老同志，既要严格要求，又要耐心说服的道理。……从此雷锋……改变了领导方法，密切了同志关系，对同志更加爱护。22

　　这是雷锋1961年8月刚当班长不久后发生的事情23，显然，这时的雷锋还不知道如何在管理、带动整个班集体向上方面，充分运用由“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的意识所开展出的方法。而这次经验教训，让他很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更积极、更自觉地运用“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的方式来对待战友、调动同侪。下面的例子是 1961年10月14日雷锋日记提到的：

　　✕✕✕同志调到我班的第三天就病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关心他，体贴他，给予他温暖。一清早，我请卫生员给他看了病，并给他打开水吃药，打洗脸水，给他洗脸，做病号饭送给他吃，把自己的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安慰他好好休息。到澡堂洗澡的时候，我给他擦澡……在生活方面我给予他适当的照顾。他激动地对我说：“班长，你对我太关心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再不好好干，也说不过去了。”第四天一早，他就主动地打豆子去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打了一麻袋豆子背了回来。

　　不过，对待战友的关心和爱，也并不总是具有建设性，并不总是为关怀对象所积极接受。下面这则1961年9月10日雷锋日记提供的例子，便是雷锋关心战友，却给战友造成困扰的例子：

　　今天陈排长找我谈了一番话，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从多次的谈话中，使我深知，陈排长是一个直爽、诚实，对同志关心、对革命负责的好干部，这种精神和优良作风，我要永远学习。

　　排长谈到，据同志们反映说，我工作主观，其事实是：到浑河农场拉菜，我看农场里的同志都已吃晚饭了，心想战友艾起福、何国良出了一天车，比较累，再说午饭吃的早，也可能饿了。我和农场的管理员联系了一下，准备好了饭，叫他们两位司机吃，可是他们硬不吃，说天快黑了，车没有灯，要赶紧回队。我想回去也要吃饭，现在这里饭已准备好了，在哪吃还不一样吗？再三劝他俩吃，最后他俩还是没有吃，我也就和他俩一块拉菜归队了。事后他俩说我办事主观。

　　今天排长给我指出，要我今后办事多和群众商量，注意工作方法。我觉得很好，一定改进。至于其他方面的小缺点，我也要特别注意，加以纠正。有些反映虽然有出入，但我也很欢迎，今后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我深记了斯大林的教导：“我们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批评是来自下面的，那么即使这种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今天我是一个班长，对于战士的反映和意见，丝毫不能轻视，一定要坚决克服缺点，做好工作。

　　在第一和第二个例子中，雷锋对高奎云从按照“应该”对待，到改变方式以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和对新来班上生病同志的春天般的温暖，都直接成功地召唤了他们的热情和向上状态。考虑到“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这样对我，我若还不有点改变、调整，还算是个人吗？”——这样一些反应在当时中国人心、意识中的普遍性，使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时的集体中如果其中有觉悟、有责任感的人对待同志经过春天般的温暖的环节，再加上以身作则和正面宣导及批评武器的运用，这个集体被带动到一个相当好的状态的几率会大大提高，起码一种向上、愿意配合的状态会在这集体中成为主导。而一旦这样的小集体普遍出现，赞誉这样小集体很多的大集体为“革命的熔炉”，也就不算过誉了。相比，80年代的强调好人好事，由于在中间缺少“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这样的意识自觉与努力的环节，其改善集体的力量，也便比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这样的意识自觉与努力的“好人好事”弱很多。这也便是雷锋的小好能积成大好，而80年代的小好不容易积成大好的核心原因之一。

　　而在第三个例子中，雷锋没有把艾起福、何国良的批评反应成“好心当作驴肝肺”，没有把排长的批评反应为“也太上纲上线了吧”，而是积极从正面对待换了人很容易计较的批评，一方面反映了雷锋作为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修养境地，另一方面雷锋的这一被埋怨、批评，也让我思考，使雷锋这一被埋怨、批评得以发生的雷锋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显然，在上面的第二和第三个例子中，推动雷锋去如此做的都是他对同志的诚意关心与爱，但为什么被关心、关爱的对象反应却不同呢？而要了解雷锋同样从对同志的关心、爱出发，对象却为什么反应不同，这便涉及——为什么“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比“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火热”更妥当无弊——这一核心问题。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很能被别人如火的热情打动的，特别在北方，这一点可说相当明显。那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比“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火热”更妥当无弊，不是很奇怪吗？

　　要展开有关思考，就首先要辨析春天温暖和夏天火热所引起的人们身心反应的差异，就要想到，在四季中，只有春天的温暖是最让我们身心舒展的，且春季带给人的舒展是相比于所从来的身体相对紧缩的冬季，这更使得春天的身心舒展所带给人们的愉悦、安慰，是其他季节不可能有的。这样我们就了解，“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更意味着让对象的身心按照身心内在的要求而打开，而舒展，比“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火热”更多考虑对象的身心感受、处境脉络。相比，夏天的热，是最彻底让我们告别寒冷问题的，但它也常带给身心来自热的压力。就是，看到同志的问题与疾苦，致力于改善，因此一盆火般地对待同志，当然可因雪中送炭而为同志所拥护，所感动，但如果火热得过于以自己看到的问题与自己习惯的反应方式为中心，就会影响细心进入对方的情境与脉络，充分熨帖进对方身心去理解、感受，而更容易出现不从对方感受脉络出发的问题。就像上举雷锋的例子，雷锋由衷地关心同志的吃饭问题，但却因没有顾及对象其他方面的情况，只考虑吃饭问题这一面，反让战友困扰。

　　当然，“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不是“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火热”的对立，对同志真诚、无私的关怀和爱，雷锋当然认为是对的。这种情况下，感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更恰当，是因为火式的热情，不如春风式的热情更能体贴进对方的情境与脉络，充分熨帖进对方身心去理解、感受，也更能给对象留出自主反应空间。用今天的话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是在把关心对象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对待，在充分面对自己所关心的对象首先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情况下，推动对象往对他有益的方向进展。比较起来，“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火热”虽然其出发点是对对象的无私关怀，目标是对对象有益，却更有从自己的认识、反应出发，对对象作为特殊个体的一面认识、考虑不够的问题，这样也就容易出现上举雷锋例子的问题：雷锋因只从自己想当然认为的同志吃饭需要出发，结果出现他想不到的对战友的强加行为。是以，强调“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和“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火热”的分际，是因为这特别关涉到是否充分面对了——每个人都更首先是他真切且具体的“自己”，而不首先是问题、疾苦的载体——这一重要问题；强调这一分际，还因为这一分际所映照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意味着一种特别的集体形成方式，就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所带来的集体性加强、集体的团结与向上，并不会带来对个人的简单化与压抑，恰恰相反，在这过程中不仅个人性会被更细腻面对，而且集体的团结与向上，可更大限度成为个人充实与成长的条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更该也更能和“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相辅相成，而不是“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更该也更能和“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相辅相成。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还主要以一个人所在的具体集体为范围，以为应该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自觉，来对待集体中的他人，以加强集体的团结、向上，雷锋则不仅对待同侪如此，他也用这样的精神、行为对待跟他看起来没有确定关系的社会，且他也希望他所在的集体这样对待社会。

　　他的战友于泉洋曾回忆1961年国庆节雷锋带领他们全班到火车站打扫卫生时，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今天放弃休息，是为了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在进行义务劳动中，我们一定要遵守群众纪律。我们为人民群众办好事，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解放军，从而加强军民团结。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干，干就干好。同时我们要强调，请大家务必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出现事故。对打扫卫生的要求，必须达到干净彻底，要爱一草一木，别损坏车站的东西。如果借用车站的东西，不要弄坏，用后要还……”24

　　就是，雷锋在自己和带领同侪用“春天般的温暖”方式对待看起来跟自己没有确定关系的社会，除了他为时代的“为人民服务”氛围所召唤外，还在于他作为解放军的一员，想通过为人民群众认真办好事，“使人民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人民解放军”，“加强军民团结”。而雷锋这一意识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被充分组织起来、可充分自主的中国，是共产党、解放军和以他们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经过艰苦奋斗所创建起来的。而这就意味着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建成这个国家的力量，不能不面对如下这些课题：建成这个国家的力量之外的中国社会会不会对这被一部分人创建出来的国家积极认同？这个社会能不能普遍地对国家目标规划有一种积极的关怀与责任心投注？在整个社会中能不能广泛且迅速地产生和国家目标更有内在配合性的情意感与行为感？人们的日常生活、身心能不能因和国家目标更有内在配合性而更有一种饱满向上的状态？

　　从这样一种视野看雷锋希望——通过“春天般的温暖”式的为人民服务与对待社会——所想达到的目标，我们可以了解，雷锋虽然对这些课题的存在把握得很清晰，但显然，在他的——参与创建了这个国家的解放军，该用对人民、对社会的春天般温暖的行动，以召唤和激发社会，对成立新中国时最代表国家的存在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更多热爱的——意识中，他对这些问题是有感觉、有思考、有努力承担的。就是，他要用对人民、对社会的春天般温暖的实际服务行为，来召唤和激发社会对国家及具体代表国家的存在有积极的认同、积极的情意和责任心投注。

七

　　以上关于“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的讨论，主要展开的是在与他人的具体互动中，如何把自己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的关切、责任心，充分有效地实现出来。下面1960年6月的这则雷锋日记，则很有助于我们体会——这看起来是向外指向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自我身心状态的饱满、意义感充盈所构成的重要意义：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是办不了大事的，群众的事一定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来办。……我一定虚心向群众学习，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工作。

　　我深切地感到：当你和群众交上了知心朋友，受到群众的拥护，这便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无论什么艰苦的环境中，都会使你感到温暖和幸福。

　　显然，雷锋这里讲的相当部分是和那时的群众路线理解相通的，就是你只有先虚心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学生，你的方案才可能立基于更充分的现实掌握、更准确的群众条件状况，这样你的方案才能不仅比群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把握得更妥帖、周全，你也才能更充分获得群众的拥护，从而更好地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这样的群众路线理解，主要关涉的是认识形成的方法，领导、组织群众的方法。这些认识，加上认为群众路线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认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从群众路线角度来解释民主集中制，共同构成着当时关于群众路线的经典理解。 25但同样显然，在雷锋这则日记中，他关于群众路线的感觉，已不限于当时对群众路线的这些理解，而还是一种带给他精神、身心充实、饱满的重要路径。而所以群众路线能对雷锋精神、身心构成这样的意义，是因为他和群众的互动，已不限于当时群众路线所提醒的——是有关实践的正确认识，正确组织、领导群众方法之形成的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还有“和群众交上了知心朋友”的一面。

　　而要深切体会雷锋所言的“知心”为什么会对他的精神、身心状态有这么重要的帮助，就离不开从雷锋所服膺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来体察他所言的“知心”。正如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在四季中，春天的温暖是最让我们身心舒展的，并且从身体相对紧缩的冬季，来到最能让身心按照其内在的要求而舒展的春季，春天带给身心的愉悦、安慰更是其他季节不能有的。就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是最考虑对象的身心感受的。而如此，也便意味着自己和对象间，有更紧密更展开的身心涉入。这样，自己和他人间才会因这更紧密更展开的身心涉入，而更和对方之间有一种因情感和心的投入所形成的交流与沟通，才会因心与心之间的共鸣、共感，使共鸣、共感的心和为这心所牵动的情感都得到充实、清洗。

　　也就是，雷锋关于“知心”的经验，是通过“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这样的过程路径，才能出现的成果。

　　也就是，经过“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过程路径的“知心”，让雷锋和同志之间的关系，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己”-“人”关系，而是有点类似父母对孩子、投入恋爱的恋人对对方的那样一种“己-人”感，是已极大程度打破通常“己-人”关系状态的“己-人”感。

　　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有进到这一层次，自己的行为才会从理智和信仰出发，而更落实进情感与心，自己的情感和心也才会在服务的行为中更被提升、充实、安放，对象的情感和心也才更容易被唤醒、充实、提升。而对自己行为、努力——对对象身心所引发的真切可感效用——的感到，反过来又会让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努力对他人生命所具有的意义有更真切的感觉与理解。

　　也就是，进到“知心”层次，在雷锋群众路线便不只是一种工作方法、认识方法，同时还是自我身心精神充实的方法。因为“知心”已在群众、他人和自己的情感与心之间，推动出了彼此正相感通往复、相互充实、相互扩展、相互辩证的关系。

　　也就是，在进入“知心”状态的雷锋，为人民服务是在为他人、为社会，也是在为自己。因为对进入“知心”层次的他而言，人-我之间已然分无可分。

　　也就是，在雷锋这里，无论是“同志”，还是“群众”，都不是外在于自己的，而是自我充实、成长不可或缺的内在结构性元素。而这也是他这颗螺丝钉为什么能不生锈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就是，雷锋理解的关心群众，和“文革”后通行地关心群众生活的理解不同，前者还要求到心，后者则及身而止。而此种只到身的理解、关心，就不能有通过以心发现心来获得的对对象的深入认识，和由之产生的自我反观；就不能有通过以心换心所带来的对对象的召唤，和由之产生的自我充实、成长与意义感充盈。正因此，80年代以来的“五讲四美”，文明、公德等强调，对新时期社会看上去更“文明”不乏贡献，但却都不能产生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所能产生的切实情意与主体功用。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雷锋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无私奉献”的典范等等表达，都表示我们对雷锋非常核心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经验，在关键处还没进去。因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这些习惯性表达，都是直接以常见的“己-人”感为前提，没有受雷锋“己-人”感的真正清洗。

　　我曾仔细寻绎雷锋这颗革命事业中的“螺丝钉”为什么能永不生锈的原因，发现支撑他不生锈的几个支柱，除“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也都和他——在对革命事业的投入与自我肯定、自我成长的设定之间建立了一种良性互相加强关系——高度相关。就是，一旦在革命事业和自我肯定、自我成长间建立了这种正相关往复关系，对革命事业的投入，就变成了一种最好的自我肯定、自我成长，而自我肯定、自我成长又为自我投入革命不断补充能量，并持续推动自己的革命认识、革命实践越来越成熟。而关于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这些习惯性表达，表明我们不只对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经验中的“知心”部分没有真正理解，对这之外的雷锋“自我-革命”正相关经验也没有理解。

　　比如，在雷锋的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感恩”，这不仅是基于他个人真实经验的真实心理活动，而且在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对一个人知道“感恩”是高度肯定的，而显然雷锋也是相当内化了这一价值感的。是以雷锋因个人经验对共产党的“感恩”所产生的对共产党组织和倡导的事业的诚挚投入，对他而言，也在不断印证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同样，前面所引的雷锋日记“1958年入厂时候，我只是一个抱着感恩的思想埋头苦干的工人，在生产上只能做到完成自己的任务和达到每天的定额。后来，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受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人民冲天干劲的鼓舞，才使我的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才使我的干劲越来越高涨”，则让我们看到，在雷锋，他的干劲越来越高涨，是和他——“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即脱却小我心胸、个人精神思想境界提升的——自我认定紧密相关的。就是在雷锋的感觉、理解中，他的干劲状态是和他心胸、思想精神境界正相关的。而当然，在本文前半部分所展开讨论的雷锋要成为理想的共产主义“士君子”努力中，雷锋每一次对他人、集体、社会、国家的无私投入，对他的自我感觉而言，都是他往共产主义“士君子”的理想更接近了一步。也就是，在对雷锋成为革命事业不生锈螺丝钉非常重要的这三方面，和他“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知心”一样，他每一次对工作，对他人、集体、社会、国家的热情投入，都对他自我状态的更加饱满、向上是一次有效的培力。

　　从雷锋经验这样一些核心关键，来看诸多关于雷锋精神的界定与宣讲说雷锋精神的特质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无私奉献”，便会知道，这些说法不能说错，但确有深度不够的问题。显然，在雷锋，他的“己-人”“己-集体”“己-社会”“己-国家”的感觉都已不是通常人关于这些方面的感觉了。而在现有关于雷锋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等的表达中，显然这些表达还没——从通常的“己-人”“己-集体”“己-社会”“己-国家”感觉的羁绊中——充分摆脱出来。

八

　　有了以上对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的经验的展开掌握，我们就有条件把“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这个在现代中国革命中产生的，为雷锋努力践履的“仁”，和传统儒家所讲的“仁”作一对比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新“仁”：

　　不再是儒家传统的“仁”那样会受“爱有差等”模塑，而是更把“仁”推扩到当时“人民”范畴中的所有人……

　　不再对没有血缘、地缘等关系的人们强调“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对这之外人们的工作、生活、身心状况都更为关怀、涉入……

　　不再会强调“道不同，不相与谋”，而是不管别人和自己关心的“道”“志”是不是相同，只要他不是敌人，都是必须“相与谋”的：一方面群众关系到自己能否有足够好、足够负责任的实践方案，因此是必须相与谋的；另一方面假使“对待‘他们’”和“对待同志”一样像春天般温暖，他们不仅会成为自己身心充实、事业和修养进展的重要条件，慢慢他们中的多数也会变成自己的“同志”，或向“同志”趋近。而且能不能带动集体中不如己者向上，已发展为四五十年代现代中国革命判断一个革命者是否成为合格的革命者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就是，儒家传统士君子的“仁”更被封闭于圣人之道中，封闭于自我按照“道”的要求所进行的修养实践、行动实践中，不需要像有群众路线作核心背景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一雷锋所服膺的“仁”，对特定（血缘、“道”同，等等）对象之外的更广大人群（社会、他人）有那么广、那么积极的涉入。并且，对雷锋而言，这一涉入是否能随时随地，是否能高度纯粹，在他的感觉中，实际是他判断自己能否成为真正革命的“士君子”最核心的标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一雷锋所践履的“仁”，一方面是和时代所强调的“道”（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紧密配合的，另一方面雷锋所践履的这“仁”，实际上对他所服膺的“道”也有发展，从而可使关于这“道”的理解变得更为饱满。比如，雷锋最喜欢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便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显然，“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是不违背“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而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本身便以雷锋对“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和“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有所区分为前提，而这也就意味着雷锋对他极为服膺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有了发展。同样，雷锋在他极为看重与服膺的群众路线方面，也加了“知心”这一当时经典的群众路线阐述中没有的意识。雷锋不是一个有相当思想自觉的人，为什么他却对他视为“道”来服膺的“教导”实际上反有重要的充实与发展呢？我以为，要理解这一现象，就涉及儒家经常讲的“诚明”。就是雷锋这些“明”上的贡献，来自他对所认为“道”的高度诚挚的投入，正是这些“诚”的努力，产生了他如上这些“明”，虽然他对这些是新的“明”并没有自觉。

　　当然，指出雷锋所践履的以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为表征的“仁”，在如上这些方面不同于中国传统儒家的“仁”，并不表示这一“新仁”已极大地割断了和传统儒家强调的“仁”的联系，相反，雷锋由“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所表征的“仁”的努力，所以能在当时时代有很强的建设性效用，恰恰因为雷锋所践履的这一“新仁”其核心是对中国传统一直所强调的“情理”充分、有灵感的推扩，和对梁漱溟所指出的“互相以对方为重”更为充分、更为切实的应用。

九

　　通过以上对雷锋事迹、雷锋精神和儒家传统、现代革命传统关系的充分讨论，我们不仅对雷锋事迹、雷锋精神和儒家道德精神传统关系问题有了非常展开的认识，而且对我们体会、思考儒家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关系问题，也提供了一些重要且关键的理解视点。

　　从其中我们也可体会，雷锋的经验虽然和他所在时代的各种理解、号召直接相关，却不能仅仅通过回收到这些理解与号召中来认识。因为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仅仅通过回收到这些理解与号召中来认识雷锋经验，就不仅不能充分涉及——这些理解与号召落实到种种具体情境、脉络中时——常常会出现的种种复杂与曲折，更触碰不到当事人对这些理解与号召的各种自觉不自觉溢出所对应的经验部分。而这就提醒我们研究——被政治、宣传极大笼罩时代中那些看起来在积极应和时代政治与宣传的经验时，不能以为把握清楚了时代的政治、宣传，和这些经验所在脉络的组织运转状况、人员基本状况，也就基本把握住了这些经验，还必须去认真审视这些经验本身。

　　当然，我会在“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问题上下这么大功夫，不只因为讨论这一问题有如上这些知识意义，还因为讨论这一问题所开放出的知识与思想视域，对今天中国大陆存在的问题，有很强的对治启发性。

　　比如，因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越来越发展，变成对个体的过度强制，使得新时期对集体主义出现了很强的反动。只是这反动过于简单而笼统，以为任何一种集体强调，都必然以妨碍、牺牲个人为前提，而未想到集体的形成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就像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经验所昭示的，这种路径下能最好地实现建立于个人由衷内在动力之上的集体团结，集体和个人之间就可形成一种正相关关系：集体成为个人身心、生活饱满的有利条件，个人的身心、生活饱满成为集体更有活力、更团结的核心原因。就是，对雷锋有关经验的展开把握，可以使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和集体有关的经验有更深入、准确的认识，并帮助我们形成对自己的生命、生活更有益、更负责任的思考和实践理解，而非自以为在对自己的生命、生活负责，实际却在妨碍生命和生活的流畅与饱满。

　　比如，对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经验的展开把握，对今天有责任感的人开展如下思考便很有参照意义：要如何努力，才能有效带动周围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有效改善周围不健康的气氛，吸纳、消化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越做越有动力，越做越有时代生活、生命的深刻体味与自我生活、生命境界的成长。

　　就是，雷锋有关经验所以在今天有一种又尖锐又迫切的需要，实和今天时代下述结构性状况相关：孙中山先生当年称中国为“一盘散沙”，并非当年中国人在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效安顿自己的日常身心方面出了很大问题，而是从其时中国要有效应对当时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挑战角度，作出断言的。相比，今天的中国从政治、军事自立，特别是经济竞争的角度，可谓高效地组织起来了，从这样一些角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今天中国已不再是一盘散沙。问题是，经济、政治、军事被富于效力组织起来的另一面，是今天众多中国人反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日常身心方面陷入困顿，个人与他人、社会、组织、国家间也缺少着顺畅的情意关怀流通管道。这正是今天中国对有关日常生活、日常身心安排有很多思考与安排的儒学之所以热得强劲，热得被社会普遍期待的重要现实背景。与儒学热相对，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日常身心遭遇困境是现代性带来的必然结果，像今天最典型且普遍的社会流动、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就使以血缘、地缘为重要组织逻辑的儒家在今天少了太多发挥作用的土壤。

　　正是在这样一些问题困境，和围绕这些困境所产生的思潮与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所表征的他的“仁”的经验，对改善已有问题、困境，和在直面问题的尖锐挑战下对开启新的、有效的思考方向所具有的意义。因为雷锋所践履的“仁”可从对中国人非常有效用的儒家强调的“仁”中充分汲取资源，吸收能量，但又不需要像传统儒家的“仁”常常要背血缘、地缘等的包袱，而且只要流动性没那么极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所对应的这一“仁”的形态在各种现代组织和连带中都可有力发挥作用。即使流动性确实过高，雷锋以这种感觉为社会做的种种好事所引发的效用，也可让我们想象，在高流动性的空间中，这一“仁”也会产生相当效力。

　　是以，如果今天我们借鉴雷锋这一“仁”的经验，来承受、转接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心、价值感可说最为核心的“仁”，并从这承受、转接再进一步去积极行动和思考，我们未必没有机会相当程度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身心状态，使我们的身心更为安实，生活更为畅达，生命更为自在，使我们的身心、生活、生命与他人的身心、生活、生命间有更多情意、理解的流动；我们未必没有机会相当程度去改善我们的社会、组织，使社会、组织更多回应身心、生活、生命的需要，从而使我们的社会、组织因更多“仁”的落实而更为充实、光辉。

　　*这篇文章酝酿多年却从2016年年底才动笔，动笔的契机是参加2016年11月25—26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首届东亚人文论坛“面向未来的东亚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会后，我一面续写这篇文章，一面受邀到多家学术机构去做同题演讲。每一次演讲都推动我进一步推敲、完善我的分析、思考和表达。续写过程中，吴重庆和刘晓虹等诸多师友给了我很多鼓励，使我没因中间多次被打断而放弃文章的写作。文章越写越长，变成了一本小书的规模，这里刊发的是从未完长文中节录出的部分。陈明、臧清、辛智慧对这独立出的部分作了认真的阅读、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