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生产力性质的认识，分歧始终存在。形成哪样的历史脉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斯大林对生产力的目的作了区别，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生产力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与之对应的是伯恩施坦、雅罗申科等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中生产力中性的观点。实践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隐匿生产力的政治属性，就会忽视生产关系，放任雇佣劳动制度，必然在生产的无序扩张中加剧两极分化。十八大以来“人民中心”的确立，否定了视生产力、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为中性的概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最新诠释。活劳动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决定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属性，尊重活劳动的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因素。1、科学技术的自然力中性，不能得出生产力中性的观点。2、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性和资本主义属性本质上是不同的。3、在生产方式运动中应坚持以活劳动为主体。新时期的深化改革要汲取历史上两种乌托邦教训。4、回归公有经济成分的主体作用，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的落脚点，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责任，私有资本的投资人和掌控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成员，在为人民繁荣经济、造福社会中大有可为，拥有合作共享的光明未来。
主题词：生产力，生产方式，共同富裕
圣经后典中有一句话，"虽然不信神的人走在良好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终点是地狱的深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句话拿来讥讽庸俗经济学：“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1]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在各个时期，各种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孕育产生的修正主义，在开始，没有一个不是从良好意愿，或以此为装扮出发的。
一、生产与分配的历史脉络与生产力性质
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在在其1899年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
紧接着，伯恩施坦借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对这一引用做了歪曲“解释”，被列宁愤怒的批判道：
“从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3]
列宁为何愤怒？
因为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主张，在国民收入中，工人收入所占份额只要不下降，就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关键是政府只需出颁布一些“合情合理”的法律。
列宁毫不留情的揭露了伯恩施坦以无产阶级最大利益的名义，以经济形势变化的“新材料”为理由，否定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能够自行消除经济危机，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提出“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伯恩施坦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谋求短期利益的“良好意图”，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直接危害正在孕育爆发的十月革命。
50年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产力问题上，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批判精神。
1952年，在去世之前几个月，斯大林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分析和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批评雅罗申科忽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有不同的目的和任务。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至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产生的消费，只以满足利润为前提，消费对于资本主义失去了意义。而社会主义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人们消费而生产，斯大林指出雅罗申科：
“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主张“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相当可笑的事情……”。[4]
斯大林的批评，继承了列宁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批评。列宁批评了托、布割裂政治与经济，取消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只抓经济的错误倾向。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目的差异。
斯大林去世后，争论并没有中止。中共八大提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矛盾的提法在十二大复归。与之对立的，是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八大的这个提法“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理论上是不正确的”。[5]
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服从矛盾范畴，就指出了矛盾双方不可分割的性质。也是对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阐述的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生产特点理论的高度概括。矛盾双方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中运动，其矛盾就不是静止的了。大凡生产，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也不存在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特征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建立后，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但并不能取代具体的生产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1938年，距苏联的横空出世，披荆斩棘于人类社会，仅20年；即使到了1956年的中共八大，社会主义国家也才出现40年。斯大林在总结社会主义生产所认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6]，中共八大提出的相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落后的生产力，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它们的不全面，在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运动。毛泽东指出，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7]。
毛泽东提出的两对矛盾，捍卫了斯大林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观点，继承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斯大林的片面性，发展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通过两对矛盾展开，就合乎逻辑地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也有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既有公有制主体的生产关系特点，也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上层建筑特点。这个观点通过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表提现出来。
“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8]
这个思想到以后被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理解。在八十年代被认为是毛个人“最大的弱点”，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9]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各种不同观点的对立始终存在。但真理问题历来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列宁在《俄国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
“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10]
中国四十年的社会实践从生产的繁荣和分配悬殊、消费不足，证明了列宁的分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劳动力商品化，用人与自然的中性关系取代人与人的阶级关系，从而用中性认识生产力，有很强的迷惑性。
这是因为，在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等价交换的条件下，一方面，一切都在平等交易的市场法则下进行，这种平等交易，相对于中国人情社会中的等级特权历史传统，有进步意义，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11]这种劳动力的公平买卖，隐匿剩余价值，使经济转型往往不知不觉的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为主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起步于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加上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商品经济落后，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和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初期，和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描述有一定的相似，马克思指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隐藏的潜力。”[12]这种潜力在改革开放中，借助培育市场主体的政策导向，丰富了社会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激发资本投资和劳动者自由的活力，经过活劳动，现代科技对生产要素的乘数作用得以发挥，直接推动了资本积累、集中和迅速转向垄断，作为后发优势，与西方相比，生产力规模扩张和两极分化扩张的速度、成就和危害也是惊人的（见图一、图二），2015年比1998年相比，在GDP增长7.09倍，广义货币M2增长12.32倍的条件下，在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方面，外企略超过GDP增速，而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与私营工业企业增长倍数比例悬殊，参照同期GDP和货币发行量增速，国有控股企业仅增长4.65倍，相对私营企业猛增190.07倍，严重滞后，产生了明显的相对劣势，“五六七八九”的形成，形成了私有化优于公有制的假象。
公弱私强的假象是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中的特殊现象，更是生产力中性化的产物。在国企方面，大型国企在一些行业已经引领全球，但是，为培育市场主体，放弃中小企业的政策驱动，使得在金字塔中底部的中小公企，在所有者权益总体占比上大幅减少，经济基础主体出现存量演变；在雇佣劳动社会化的条件下，企业的劳动主体决定市场主体的格局遇到阻力[13]，重资本轻劳动的拜物教残余长期存在，这些因素制约了公企总体占比的发展。在非公企业方面，企业在市场主体培育上具有先天优势；非公企业接纳了在国企“抓大放小”中的规模庞大的资产、人才和各种资源的流失，彼消此长；接纳了农业集体经济解体和农业产业升级中劳动力价格阶段性低廉的红利；企业在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中，可以在一定阶段内模拟“员工第一”的生产方式，隐匿、美化劳资矛盾等[14]。
图一：GDP、M2、企业所有者权益增长
（图一说明，企业所有者权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表13-5、7、9“资产－债务”得出）
分配是生产的产物。恩格斯曾批判道：“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15]生产方式的演变，决定着分配的演变。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这一原理。世界银行网站登载特里·西库拉文章，[16]使用CHIP（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开展的专门调查）数据，仅在2002年和2007年间，收入最低的人口分布达50%，五年间收入仅增加46%，收入最高的增加达94%，短短五年，最富有和最贫穷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1扩大到25:1。（图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4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上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0.6%的社会总财富。[17]
图二：2002年和2007年按十分位数分列的家庭人均收入（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在生产力问题的争论上，我们可以观察出几个共性问题：
1， 争论与斗争双方都表现出为了人民利益的良好意图，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
2，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隐匿生产力的政治属性，放任雇佣劳动制度，必然在生产规模扩张中加剧两极分化。
3， 历史实践判定一切主客观分离，无论是良好意图还是政治策略。
4， 实践由人民说了算，人民就是江山。
二、新时期的伟大转折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标志性在于，回答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性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月后，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开始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三年后提出的，
“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18]
实际上否定了中性的生产力，否定了中性的生产建设，否定了中性的市场经济，成为以决大多数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力、生产建设和市场经济，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多中心即无中心，中心只有一个。人民中心的确立，经济建设首先要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注重质量，反思发展目的，中国如庞大的远洋巨轮经过八年的调整航向，在消除绝对贫困之际，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在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021年5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首句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这是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最新诠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完成于消费，生产决定分配，生产与分配、消费的统一，“富裕”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程度，但它的“共同”，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共同，生产资料共有，才有生产成果的共享，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既然是公主私辅，就必须要认清这一点。
三、活劳动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决定着生产力属性，活劳动主体是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因素
在新时期，实质性实践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坚持生产方式决定分配的基本规律。这就需要捋清几个似是而非的理论问题。
1， 科学技术的自然力中性，不能得出生产力中性的观点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期时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9]
一些学术观点，将马克思的类似相关论述和西方理论家对无人工厂、计算机应用的描述，理解为“劳动的终结”，认为“劳动日益被科学技术、知识替代”［20］，这种观点把科技和组织协作产生的“巨大效率”与劳动割裂开，否定科学技术通过劳动得以产生，通过劳动得以应用，否认凝结在劳动资料中的科技一是过去的死劳动，二是仍属精神范畴，最终需要活劳动操纵、监护，转化为物质力量。由于不懂或不承认劳动、商品的二重性原理，不懂或不承认生产效率越高，单位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决定的价值含量越低，不懂或不承认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原理，“劳动终结论”不能解释劳动在科技发达后的新特点，因此和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背道而驰。
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1］，把科学技术看作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直接视作劳动生产力，呼应了“劳动日益被科学技术、知识替代”，反映了拜物教下的传统观念：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转换成物的属性，如机器、科学的应用、发明等等，造成生产力可以脱离生产关系的中性化假象。在按资分配的生产方式下，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虽然从它们的源泉看是劳动产品，但它们作为精神成果，在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并入资本的东西，把直接劳动贬低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公有制或公有资本中很容易被官僚特权接过来，在私有资本生产方式下，作为资本增殖最有力的工具，竭力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这些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观点有一个共性，即否认活劳动的主体地位，抽去或贬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从而取消剩余价值论，滑向谬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要素生产率观点只能作为必要的辅助，不能成为主旋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点排斥活劳动的弊病应当揭露。
2、总结、分清生产力的社会属性
1959年12月21日，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6］
这个提法，自马克思提出，“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以来，继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22]又继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2]，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同后，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了生产力存在着社会差异。
根据我国建国以来建设、改革、新时期三个阶段的实践，可以把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性和资本主义属性分析如下：
区分生产力的社会属性，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具体可见。而生产过程，是由活劳动起止，贯穿于生产全过程，劳动者在生产中占有生产资料与否，决定劳动者的阶级地位，也决定劳动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而成为区别生产力属性的关键因素。劳动与劳动者的地位，生产要素的组合与协作的生产方式，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具体反映着生产关系适应或阻碍生产力。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斯大林认为价值规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都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甚至剩余价值规律都“过于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把剩余价值法则具体化，利用各种手段掠夺劳动，
“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24]
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理论界不乏研究，成果丰硕，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紫虬的《自主联合劳动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发展趋势》系列文章对劳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做了初步探讨。[25]倡导新马克思主义的程恩富提出“以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概念”，[26]针对现实矛盾，做出了概括性总结。
马克思指出：
“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27]
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相对于分散手工业劳动的差异，这种自然力今天已经被总结为现代系统科学的子元素相加大于或小于总和的规律。协作的系统规律与社会主义的主动劳动叠加，通过中国团结抗疫，高铁建设，众志成城，与西方相互掣肘，瘟疫泛滥，无所作为等一系列典型对比，正在显示着社会主义独有的生产力和经济收益，正如马克思所愿，相对于深陷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矛盾的西方经济体，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和强项。
3、在营造生产方式的活力中坚持以活劳动为主体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差异，对于释放生产力有直接关系。无论何种所有制企业，从培育企业活力出发，只有以活劳动为主体，变革雇佣制，调整人际关系，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紧密结合，才能紧密围绕客户需求，营造创新和主动的劳动，实现兼顾社会利益和自身发展的良好投资回报，这既是企业内部改革的方向，又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同时也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体现。
我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曾经经过“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公有制乌托邦，也经过了新自由主义“一私就灵”、供需自动均衡的私有化乌托邦。新时期的深化改革要汲取历史教训，总结人民创新，围绕主动、愉快的创新劳动，摆脱对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等死劳动的拜物教，才能优化组合机制，形成最有活力的生产方式。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以活劳动为中心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公企以调整人际关系成为同志式协作关系为根本，在私企适时调整所有制，捋顺人际关系，才能是优化生产机制的根本途径，也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支撑有活力的生产方式，取得长期的生产稳定。我们可以从华为发展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
图三、华为2011-2020发展数据
从1997年起，IBM、Towers Perrin、The Hay Group、PricewaterhouseCoppers（PWC）和Fraunhofer-Gesellschaft(FhG)成为华为在流程变革、员工持股计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顾问。与这些著名的跨国公司的咨询合作，使华为完成了适应数字化革命生产方式的技术组合，接鉴了社会化生产的理念与价值观。在生产方式的劳动组合上，华为从建立初期即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依靠客户与合作伙伴，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形成共赢的产供销、供应链共同体，注重在世界各经营地区的公益活动和社会责任，努力构建企业的市场生态圈；对内，为了吸引人才，稳定队伍，较早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生产资料共有，坚持以奋斗者为本，让贡献者得到合理回报，通过劳动力的资本化，变革了雇佣制，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在向世界著名公司学习中，优化了流程，提高了企业内部的计划性。这些正是马克思深思熟虑后指出的：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8]。“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29]
也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所结出的硕果。
华为的成就和实践，让我们看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方式的媒介、组合作用。作为最有活力、最革命的生产力，是通过生产方式中以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体现出来，其中活劳动的地位和核心作用，折射出生产力的政治、阶级属性，也是时代经济的普照之光。华为2020年持股员工占比60%以上，比上年增加15.97%，任正非个人持股降至0.9%。华为模式围绕“奋斗者为本”，在处理持股和非持股员工的差异等自身矛盾中运动着，但得出的一个启示是，在私营经济成分多的区域，劳动力资本化，既是通过生产资料共有，使自身劳动增殖，实质性解决一次分配差距悬殊问题，是共同富裕破局的核心环节；同时，面对股东权益最大化，限制创新投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普遍的生产力瓶颈，华为的生产目的、共有架构，能够用所有者权益约一半，两倍于年净收入的规模长期投入研发，显示了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痼疾的有效办法。虽然华为模式本身带有大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但是从美国用举国之力对华为的持久制裁来看，我们从矛盾的对立中，除了美国一贯的垄断霸权，也看到了分别以劳动和资本为中心，与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
如果说华为企业案例代表了微观的生产方式运动，那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深圳、浙江、和浦东分别建立社会主义示范和引领区域，在我国经济最活跃区域，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和科技创新高地，是为了营造最先进的区域生产方式；而在国家层面树立人民中心理念，一方面果断纠正GDP崇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克服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国内大循环和双循环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在与市场化路线矛盾运动中坚持“基础、兜底、普惠”原则的国家公共服务变革，建立解决消费不足的辅助举措，是从宏观整体上营造能够容纳富有活力的生产力的生产方式。
现代生产力的活力本源来自于科技创新和应用中的活劳动。依托科技发展，以生产力的活跃，在原有生产关系上，决定着生产方式的运动，这种生产方式，无论是微观的企业，还是宏观的国家层面，或是示范区域，追随区域，只有建立以活劳动为主体的经济机制，破除对死劳动资本的拜物教理念，在公有企业体现员工主体，在非公企业采取包括劳动力资本化的雇佣制的变革，从所有制到人际关系，以推动活劳动的主动劳动为中心的生产关系调整，才能得到可持续支撑。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原理的体现。它也反映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30]在就业主要由非公企业吸收的条件下，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对于克服一次分配不公导致的消费不足，有重大意义。这种调整或者变革，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引导支持下，由市场主体完成，是市场运行中企业趋利避害的主动行为，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生产方式为了持久服从于生产力就必须要调整生产关系。
华为案例，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探索中，实际形成雇佣劳动社会化的条件下，为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来自基层的一种有影响力的运作模式。
4、非公企业存量占比在共同富裕中的意义
对待私有经济补充，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这种“尾巴”容纳的生产力没有释放完，对社会主义有利；问题在于作为补充，占比多少，这种宏观责任，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功能，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履行党章、宪法的职责，也是建国以来我党审慎探索的一个重大而又具体的问题。
早在195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31]
1960年底，在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退赔中，毛泽东指出：“自留地可以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可以议一下。养猪问题，公私并举、鼓励私养，应改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这个意见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之后的北京确定下来）。1962年，毛泽东又提出，“自留地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可以照有些同志提的意见，百分之七到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这样不至于影响集体经济。地少的不到百分之七也可以。文革开始后，毛泽东1967年11月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指示稿说，“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32]
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次分配不公，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审慎探索公私占比的原因。
在经济成分的宏观掌控中，用生产力中性的理念，淡化公主私辅，是一种粗放的，实践证明也是一种错误的发展观，它引发经济基础演化质变，实践上相悖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这个目标出发，在“两个毫不动摇”中营造充满活力的生产方式，回归公有经济成分在功能、导向、存量上的主体作用，是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举国大事，需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落脚点。十八大以后，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期理念的建立，公有制存量正在不断取得进展。例如国有控股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占比，在2016年实现止跌缓慢回升的拐点（图四）。
图四、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变化趋势
（图四说明，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表13-3、5、7、9“资产－债务”得出，“私有”为私营和外商（含港澳台）企业之和，“其他”为规模以上企业值与其他两项之差）
确保公有制主体的宏观调控，与广大私营企业主和投资人服从价值规律的市场行为无关。马克思并不赞成资本家个人承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责任。马克思指出：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3]
在实践中，私有资本投资人和掌控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成员，自觉接受以国家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政策和方针的指导和约束，在市场配置生产要素中，结合关注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区别，建立亲清政商关系，正确处理劳资矛盾，根据市场时机，积极参与直至推动雇佣制向合作生产的变革，既是企业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在为人民繁荣经济、造福社会，拥有合作共享、大有可为的光明未来。
2021.7.20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页
[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4，49页
[5]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8，129页
[6]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
[7]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8]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9]邓小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81年5月15日
[10]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页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7页
[13]紫虬：《国企改革的灵魂——自主联合劳动》，《昆仑策》，2020.5.27，
http://www.kunlunce.com/klzt/guoqigaige/2020-05-27/143773.html
[14]紫虬：《我国私有化优于公有制假象是怎么产生的？》，《紫虬视野》，2020.12.5，https://mp.weixin.qq.com/s/o73Vuo8YKr529XnQV5Z9vw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9页
[16] Terry Sicular,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254081468218393028/pdf/825220BRI0Ineq00Box379865B00PUBLIC0.pdf。特里·西库拉，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Ontario）教授
[17]（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8967be44f58a6529647d27284b73f242336c31bd.html）
[1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
[1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页
[20]刘森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演变》，《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2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2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24页
[2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9页
[2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页
[25]紫虬：《自主联合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察网智库》，2020.5.5， https://mp.weixin.qq.com/s/-Klmal_nyblLyjJtOU-roA；
紫虬：《自主联合劳动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主要出路》，《察网研究》，2020.5.13， https://mp.weixin.qq.com/s/gCHRb4lPcPnECCO674j99w；
紫虬：《自主联合劳动是巩固公有制主体的唯一方式》，《察网智库》，2020.5.31）https://mp.weixin.qq.com/s/i1D_uG3jzM1VnwaQ8bst3g
[26]程恩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大要义》，《理论月刊》，2021年第1期
[2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3页
[2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9页注（33）
[29]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1页
[30]紫虬：《我国私有化优于公有制假象是怎么产生的？——兼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紫虬视野》https://mp.weixin.qq.com/s/o73Vuo8YKr529XnQV5Z9vw
[31]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32]毛泽东：《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卷，第500页；第5卷，第138-139页；第6卷，第139-14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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