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简介：王海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副编审。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和开辟的新维度。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剖析了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从而把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现实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由此发展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体来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对私有财产和拜物教的批判，真实地找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切入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找到了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真实路径——私有财产；找到了揭示隐藏在“物与物的社会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秘密——拜物教；找到了现实的人受到奴役和压迫的抽象实体——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继续和拓展。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私有财产；历史唯物主义；拜物教批判；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术界近年来也开始重视对这一批判的研究，尤其是伴随着《资本论》研究热的兴起，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成为理解其哲学的枢纽。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和开辟的新维度。客观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程，如果说，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一阶段，那么，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通过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第二阶段，马克思则是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剖析了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从而把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现实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由此发展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体来讲，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探寻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切入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找到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真实路径——私有财产；找到了揭示隐藏在“物与物的社会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秘密——拜物教；找到了现实的人受到奴役和压迫的抽象实体——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入手：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私有财产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拜物教批判。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新路径
倘若从思想史的源头上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的确受到了黑格尔的启示。因为，只有哲学家黑格尔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哲学层面对作为现代社会之缘起的市民社会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为马克思把握其所生活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资源。
基于霍布斯—洛克对于近代社会中人的利己本性与社会关系的分析，黑格尔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重维度中对市民社会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个实体性的组织——市民社会，它的本质特征就是个体性与普遍性。在这一社会中，虽然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身外的一切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联系，就不能实现全部的目的。因此，他人便成为每个原子式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个别的人如何一定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发生抵触，人格发展的道德前提与人性前提如何与资产阶级社会现状和规律陷于矛盾，以及两方面如何又可能取得一致而达成和解”①的问题就构成黑格尔哲学的主要问题②。黑格尔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国家才是真实的存在，因此，他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并强调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并将之具象化为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批判与剖析。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市民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即个体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等的利益及关系矛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在他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因为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奠定了国家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利益把人们连接起来，市民生活构成人们之间的现实连接，（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在这一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的人。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他只不过是“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③。这显然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不相符合，更无法解决人的解放问题。因此，马克思强调，人们生活其中的市民社会或者具有制度性缺陷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是真正导致各种利益冲突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破解在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④的问题，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⑤。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⑥，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表面上证明了资产阶级掠夺的合法性，实际上却掩盖了“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⑦，即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显然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对普鲁士政府专制统治之外寻找破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进而探寻人类解放的真实道路。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马克思不得不在政治范围之外去寻找在政治范围内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理由。这就促使他去研究政治经济学”⑧。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拨开资本主义虚假繁荣之迷雾，认清资本主义本质的一条坦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辉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大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世界历史的到来，自由竞争的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交换，等等，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概括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还要多，还要大。”⑨这些都使人们很容易误以为，人类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就是最为理想的时期，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导致“历史的终结”。但是，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即建立在个人的独立以及资本对人的奴役基础上的社会，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⑩之上的社会。不仅如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资本的增殖本性决定了，“现代工业化了的世界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它将毁灭于自己的内在矛盾，转变为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11)。而要实现这种转型，最根本的就是要真实地研究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结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现象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将其归结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彻底批判。诚如吴晓明教授所言：“马克思之诉诸政治经济学是与‘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此种必要性又最关本质地涉及一般社会历史理论在哲学上的开展。这是马克思之‘介入’经济学的原则高度。忽视或抹煞这一高度，就会把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学说变成单纯的‘知性科学’，即经验实证科学；而在这种科学本身的范围内，其客观性恰好就在于‘遗忘’前提和界限，更不用说理解和把握此种前提及界限的历史的生成了。或缺了这样的原则高度，就根本谈不上‘批判’。”(12)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只是简单的为了“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而揭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是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的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并由此探索“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思考。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私有财产批判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实地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幻象?马克思选择了私有财产问题。日本学者广松涉指出：“《1844年手稿》中的马克思通过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作为自我活动的主体的人的劳动的异化和自我获得这种图式，而达到基于庞大的历史哲学的远景。”当时，“作为事实的国民经济学，是对作为那个对象的学问的国民经济学来说构成中枢的‘私有财产’，而根据异化论的逻辑对它加以‘概念的把握’”(13)，则是其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只有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批判的基础上，探寻作为其意识形态根基的国民经济学及其核心问题——私有财产问题，才能真实地揭示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幻象，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方位把握。可以这样说，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因此，维护私有财产论证其合法性，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却没有说清“这个事实”，即没有说清私有财产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在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14)。这一点决定了，要弄清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的增值和贬值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垄断和竞争等问题，就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5)，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的存在出发。
具体言之，私有制下的“当前的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所生产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越多，他自己就越廉价。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概括地讲，这一事实就是：工人的极度贫困和劳动的异化。具体体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同人的异化(16)。在马克思看来，这四种异化都意味着，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对象化的活动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人的劳动在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同时，却导致了人自身的失落与被奴役，从而在使物的世界增值的同时导致了人的世界的贬值。由此，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7)。这样，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秘密：“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8)。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却对此极力加以掩盖。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仅把财富的获得完全归结为市场或资本家个人的努力，而且将私有财产视为天然的历史存在。更为关键的是，在这种制度中人遭受漠视。马克思愤慨地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是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19)易言之，起初只是作为人的力量的本质化和对象化存在的劳动，不再是属人的存在，而异化为人遭受奴役和压迫的源泉。由此，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私有财产——的批判，马克思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被奴役、压迫的根源。
既然捍卫私有财产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否认人本身，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人的拯救?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道路就是，必须彻底地扬弃私有财产，即通过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来超越私有制。由此，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问题和共产主义的讨论相结合，在私有财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还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虽然都意识到“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由于它们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依然是“非人的共产主义”。基于此，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0)这表明：(1)只有扬弃私有财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实现人自身生命的占有，使人真正成为社会的存在；(2)只有扬弃私有财产，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3)只有扬弃私有财产，人才能作为总体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总而言之，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1)，而这种扬弃之所以是一种解放，乃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还是客体那里都是人自身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真实地变革劳动的异化状态，使劳动成为人自己的真正的财产，成为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从而使人作为人自由自主地进行生产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这既是人性的复归，也是人自身的解放。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实现了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的批判，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被奴役、受压迫的真实原因，在本质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批判，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2)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拜物教批判(23)
法国二月革命之后，马克思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重新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与1844年开展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不同，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例如，商品、劳动、价值、货币、资本等出发，阐述了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及其转化的条件，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转化形式和运动规律等问题，尤其是在方法论原则上引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对抗性矛盾和发展的历史趋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的分析，马克思彻底揭示了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虚假幻象，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永恒性)神话。
马克思之所以将政治经济学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背后隐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并且，政治经济学作为体现这一物化结构的意识形态，不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其行为中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恰如卢卡奇指出的，“正象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24)，乃至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5)。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左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它构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资产阶级竭力“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6)。因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统治，消解其意识形态统治的幻象，需要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内在机制展开分析，这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这里我们集中地以商品拜物教为例加以分析(27)。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对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8)。例如，用木头作桌子，木头的形状肯定会发生形态的改变。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29)。为何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仅仅是因为其形态发生了变化?抑或是功能产生了变化?还是价值发生了改变?马克思的回答是，“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30)具体言之，这种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31)因此，真正造成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的原因在于，商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而是“关系”，即隐藏在商品这一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由此，揭示这种“虚幻的关系形式”以及商品具有的拜物教属性构成马克思探索的重点。
那么，缘何商品具有拜物教性质呢?在马克思看来，不同于劳动产品，商品本身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它本质上还具有交换价值，这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商品的世界里，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摇身一变，就变为独立于人、并同人相对立的存在物。因而，商品的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即同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无关的，而实际上，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32)。由此可见，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同商品生产息息相关。
具体来说，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其实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因为，要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就在于使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即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通过劳动产品的出售，来获得商品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生产商品的人类劳动就不是处于私人关系中的劳动，而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劳动。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就被掩盖在物(商品)的外壳之下了，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在于实现对这一关系的揭示。正如阿多尔诺所言：“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判断主体和客体的份额及其动力。它否定了概念拜物教的虚假客观性，将其还原于社会的主体。”(33)
但是，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却忽视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成功地发现了等同关系，但是，由于缺乏价值的概念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即奴隶制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亚里士多德依然不能解决这个看似“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共同的实体。即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只是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并且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34)。这是不是因为有关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原因在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35)。由此，马克思以“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为切入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特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自然形式，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终将为其他的生产方式所替代，这就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出场铺平了道路。
联系之前的分析，在此我们即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有个全面的把握，那就是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由此马克思强调，“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36)因此，商品拜物教的消除，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在于揭示人类劳动的社会属性，更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即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
上述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看到了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从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未来作了预测。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7)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批判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哲学批判，即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以“感性—对象性”为解释原则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依波利特认为，“马克思出色地指出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经济科学与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38)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是经济学的，还是哲学的，是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导致人和人的将来的新观念，导致在其历史变化中把思辨科学与人的生活一致起来的实践”(39)；这种统一使“哲学仅仅作为沉思的科学而自我超越，而且，它是在真正的人的解放行动中自我实现的，而不单纯是沉思的智慧”(40)。这一哲学就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对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及拜物教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正是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逐步实现了对隐藏在虚假意识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存在方式的考察。这一考察从更深层地来看就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现代工业社会及其内在矛盾的考察，也是对未来社会的考察，对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考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对作为资产阶级官方哲学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正是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不再把人类的历史视为“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而是用“现实的社会生活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取代了“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从而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双重的维度：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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