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和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是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他有句惊世之言：“美国无需遏制中国发展。唯一能遏制中国的国家就是其本身。”
如果联系他的“合作式竞争”战略（实则“软战争”战略——类同基辛格的“共存中压制对手”的双重竞争模式），将其惊世之言宽泛解读为：“美国无需主要靠硬战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唯一能根本遏制中国的就是其本身的软实力出现大问题——美国要做的就是在合作式竞争中促进中国软实力的负增长”，那么此言便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一）“美国无需主要靠硬战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这应该是战略常识。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较丰、国民经济门类完整、科技进步、核武够用的世界级大块头国家。只要中国的软实力不出大问题，美国等任何国家或集团，若非误判，都不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轻易发动较大规模的硬战争——虽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但霸权帝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就是维护霸权地位安全，不屑于干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鹬蚌相争让渔人得利、有可能会伤了元气丢掉霸权地位的蠢事。别看他们气势汹汹，穿鞋的也不想与赤脚的拼命对决。即使中国武统台湾、武卫南海和钓鱼岛，他们也不会为了这种固然重要但并非核心的战略利益去拼血本赌国运。而对中国发动没有赢家的核战争，不疯的帝国主义者也不屑考虑。
至于主要通过软战争来遏制中国，虽然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因其只是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只要在内因上中国的软实力不出大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
然而，国际邪恶势力会不择手段地策动软硬大战争，故我们的战争警惕决不能放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忘战必危，骄兵必败。我们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丢掉幻想，加强反侵略的软硬大战争准备，尤其是正确抗击西风正烈于东风的软战争侵犯——故亟需优先加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
（二）“唯一能根本遏制中国的就是其本身的软实力出现大问题——美国要做的就是在合作式竞争中促进中国软实力的负增长”，则点中了要害。
要认清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马恩列毛的辩证唯物史观。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其精髓是经济和政治的双向辩证决定：经济基础性决定政治，政治统帅性决定经济）。也就是说，国家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等体现的硬件躯体）是基础性决定因素；国家软实力（思想政治文化等体现的软件灵魂）是统帅性决定因素。而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史观（表现为“唯经济决定论”、“唯科技论”等），则偏重硬实力的物质文明建设，忽视软实力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客观上助长国家软实力的负增长（国家软实力与官僚精英主义、两极分化和社会腐败呈负相关变化）。
应该说，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的统帅则是思想政治软实力，其集中表现为“国家的思想政治路线”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倾向”的辩证互动——若双方“正向协同”，则国家软实力正增长（国家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若双方“反向协同”，则国家软实力负增长（国家机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国家的思想政治路线”，居于支配地位，发挥着统帅性决定作用——当然是双向的：或者是正向、进步的作用，或者是反向、落后的作用。
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倾向”，则居于被支配地位，但也发挥着基础性性决定作用——这里的“人民群众”，从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两个不同的角度上看，发挥着不尽相同的作用。
作为集合概念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总体上，总是发挥正向、进步的基础性决定作用。
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创造了人类和社会），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的、根本的、正向的决定因素；同时，人民群众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基层，承受着权力腐败、两极分化等的社会危害压力，自然会产生朴素而强烈的公平正义要求和真理政治追求（故民心的本性是天理，是最大的政治！）。因而，在历史发展的总体上，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真正英雄和真正主人，总是发挥正向、进步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民心道义“基础性引领”执政党的思想行为。若执政党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接受人民群众的“基础性引领”，就会形成正向协同效应，引起国家软实力正增长，否则就会形成反向协同效应，引起国家软实力负增长。
例如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领导干部就官僚特权化了，根本排斥人民群众的“基础性引领”，以致两极分化，官民撕裂，国家软实力陷入负增长颓势，最终酿成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亡党亡国惨剧。
而作为非集合概念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则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双向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般来说主要发挥着正向、进步的作用（例如，持续升温的毛泽东热，“联想柳杨事件”，“通钢事件”等等所迸发出来的滔滔民意，就在主体上发挥着正向、进步的引领作用）；而人民群众中的少数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犯错误，即发挥反向、落后的作用（人都会犯错误，故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犯错误的少数人，甚至特殊情况下犯错误的多数人）。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
故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必须坚持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统帅性领导”——当然这种领导作用也存在着正向、反向两种可能，因而还必须强调人民群众监督权力管理国家的民权——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权力。否则，便无从逃脱历史周期律的惩罚。
例如苏联，若不是——排斥大众民主权力，导致苏共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丧失和国家软实力的负增长；若不是戈尔巴乔夫断然解散了共产党，也不致于使硬实力超强的苏联轰然倒塌！
总之，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监督管理”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权力运行模式（毛泽东模式），才能发育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纠错机制（路线纠错、权力优化、权力腐败免疫机制）、才能保障国家软实力的正增长，才能使“自我革命”和“共同富裕”落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
否则，若偏重强调执政党的领导和顶层设计，边缘化群众监督和群众路线，则在客观上就会割裂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辨证唯物史观的“执政党的统帅性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基础性引领（指引思想监督权力管理国家）辩证互动”的原理，从而滑入权力运行上“唯官僚精英”的主观唯心史观（和经济科技上的机械唯物史观）的思想路线误区，以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会自觉不自觉地犯方向性错误，并且撞了南墙也难回头，从而酿成官民撕裂、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道德滑坡等历史周期律败象——而内外因协同造成的“软实力负增长颓势”，恰恰是霸权主义“上兵伐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佳契机！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却不知，人算不如天算！融入人民群众灵魂深处、且不断强化的毛泽东思想精神，正在霸权主义和第五纵队势力面前构筑起一道日益强大的软实力防火墙，无论它们挥舞怎样的硬刀子和软刀子，中国人民都不吃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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