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领域的“奇葩”景象

　　今天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景象。说它“奇葩”，是因为这些景象大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经常“打架”，给人一种要么自相矛盾、南辕北辙，要么越渴越吃盐的感觉。粗略梳理一下，就梳理出十种“奇葩”：

　　一方面宣传“乡村振兴”，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买房；

　　一方面是炸楼、烂尾楼，另一方面继续把房地产当做主导产业，继续卖地搞房地产；

　　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统计数据却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增长；

　　一方面统计出来的市场主体一直在增长，另一方面经济持续不景气，甚至闻到经济危机的味道。

　　一方面不遗余力保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挖出了大量的团伙性犯罪企业；一方面老百姓看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另一方面花样翻新刺激消费；

　　一方面宪法规定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却让私营经济一统天下；

　　一方面不让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学校、办医院，另一方面鼓励发展私立学校、私立医院；

　　一方面大谈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大量贷款投向私营企业，造成更大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宣传富起来了，另一方面却出现了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的问题；

　　一方面高喊重视民生，另一方面又不去纠正民生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

　　如果说这些奇葩景象出现在前三十年，那些“经济公知”们不知道会如何编排，如何造谣。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被污蔑为不懂经济的毛主席为了从理论上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拿出近3个月时间，专门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并做了大量批注，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真知灼见。而那些所谓“懂经济”的人，自从搞市场经济以来，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在中国如何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也从来没有见到他们像毛主席那样下如此大的功夫研究市场经济，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严重问题，更没有看到他们对市场经济有任何反思，他们连学习的态度都没有，干脆就是照搬、拿来，有样学样、照猫画虎，没有分析，没有取舍，稀里糊涂照单全收。

　　1937年，曾经有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自恃掌握了什么灵丹妙药，以为从国外学来的那套东西，就可以照搬到中国来，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992年，一帮被现代西方经济洗脑的人，从西方那里学到了什么GDP、股份制、量化宽松、“两只手”等新名词，便以为掌握了发展经济的诀窍，拼了老命要“与世界接轨”，“吴市场”“厉股份”被吹上了天，俨然成为中国的经济教父。他们觉得自己比马克思都高明，按照他们那套东西会就能把中国经济搞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发展顺利时，他们那套东西还能唬人，不顺利时，立马就现出一副破落相。

　　他们脑子缺根弦，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四六不着调”。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就是：“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支配他们这种思维方式的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今天中国经济领域的“奇葩”景象，正是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他们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一样，把有着密切联系的从生产、交换到分配的经济有机体，搞得支离破碎，一地鸡毛。他们眼里的发展，不管发展了谁，谁发展了，GDP增长就行；他们眼里的收入，不管谁收入，进了谁的腰包，只要平均数增长就行；他们眼里的投资，不管投给了谁，谁受益，投出去了就行；他们眼里的就业，不管干什么，能干多长时间，有事儿干就叫就业。

　　一定的经济理论，是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不例外，西方“现代”经济学也不例外。离开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就会成为形而上学和经济教条。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就有一帮人陷入“市场经济”教条。他们在“市场经济”这个排位面前失去了思考能力，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当做一成不变和无条件管用的“金科玉律”，把市场经济当做一种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完全撇开了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撇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普世”的东西。难道他们不清楚，正是这种市场经济，曾经引发多次经济危机，并由经济危机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吗？相信他们不是不清楚，而是故意回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回避市场经济的罪恶罢了。

　　谁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所谓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称谓。那套所谓的经济人假设，所谓的利己的逐利主义，看上去高大上的推理、数据、模型，既不能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更不能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反倒会制造更多、更大的问题。当今中国所有重大的经济问题，他们都回答不了，更给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招数。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GDP一直在增长，结果却是老百姓普遍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什么由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以后，会产生如此大的贫富差距？为什么卖地卖了二十多年，却是卖得各级地方政府普遍债务累累，开发商也欠债几十万亿？为什么优化营商环境搞了十来年，经济却越来越下行？

　　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在于被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绑架，还在于那些手中握有经济大权或者掌握经济话语权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提建议、做决策。提建议的，不去深入了解农村、企业、普通民众的实际状况，仅凭本本和一点皮毛感觉，就敢胡言乱语，要么人们为什么把曾经备受尊崇的“专家”“教授”讽刺为“砖家”“叫兽”？；做决策的，虽然也进行所谓的“调研”，但是那种调研大多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他们来到“民间”，被一大帮官僚包围着，仅凭听听汇报，就以为掌握了真实情况。殊不知，向他们汇报的人，大多是上面希望听到什么，就汇报什么，要么怎么会有“迎检”这个时髦的词汇呢？为了迎接检查，准备一定会做的很充分，绝对不会让上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上面不想听到不好的一面，是绝对不会汇报的，听不到的，要么怎么会有“舆情管控”、确保舆情平稳呢？有了这两种人，中国经济领域出现“奇葩”景象就一点不奇怪了，反倒是如果没有出现，才有点怪。

　　不抛弃现代西方经济学这种伪科学的东西，不消除市场经济这个教条，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奇葩景象就不可能消除；不摆脱它的那些徒子徒孙对中国经济的统治，不解决经济领域中的官僚主义，中国经济的未来就没有希望。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被“经济公知”封为圭臬的西方现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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