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学界在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问题上，多停留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一线性进程，且多受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说”影响，“两个马克思”的观点至今仍有较大市场。其问题是过多强调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忽略了后者的复杂语境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过程。马克思要处理的绝非只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资源，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等众多资源，这就决定了上述线性进程很难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及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历程。因此应突破这一取向，在思想史和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指导下，充分考量文本的思想语境，揭示和呈现文本背后的思想逻辑和观点。当然应谨记阿尔都塞有关“分析目的论”的告诫，不能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划，但也绝非如他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还是应维护和坚持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从《德法年鉴》(以下简称《年鉴》)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马克思经历了从解放逻辑、劳动逻辑到分工逻辑的思想转变，处理和突破了诸多思想资源，最终使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创立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应当理解为马克思理论求索和思想逻辑转换的必然的且自然的结果。
一、解放逻辑：《年鉴》时期的问题意识与成果
《年鉴》时期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枢纽，标志着马克思真正实现了“两个转向”,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指明了方向，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转变及其成果的理解是理解其此后著作和思想逻辑的关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以及马克思致卢格的三封信，是这一时期的基础文本。阿尔都塞对此的解读有典型性，却有简单化处理的嫌疑，不能真正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各时期的思想状况及其转变。
阿尔都塞将1840年至1844年视为马克思的青年时期，认为1842年之前属于受康德和费希特总问题支配的“理性自由主义”阶段，1842年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以下简称《提纲)则属于受费尔巴哈人本学总问题支配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这既无视《年鉴》时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思想的差别和主题转换，也无视黑格尔、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如卢格、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思想资源的影响，无差别地将马克思统摄在费尔巴哈总问题主导下。他明确主张“青年马克思实际上(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不算在内)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这种观点显然未顾及马克思在文本和思想中对费尔巴哈的众多批判及其与费尔巴哈资源的本质区分，也未顾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不可能仅仅通过突破德国哲学传统而实现的，而一定是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上述多种资源的综合创新中，才有可能。
阿尔都塞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总问题视为青年马克思的总问题，是要与18世纪启蒙哲学对接起来，“依靠康德和费希特的帮助，马克思倒退到了十八世纪末；依靠费尔巴哈的帮助，他退到了十八世纪理论历史的中心”,费尔巴哈是“感觉论唯物主义和伦理历史唯心主义的综合，是狄德罗和卢梭的真正结合”。但实际上，马克思与18世纪启蒙传统的关联也颇为复杂。他诚然继承了后者尤其是在费尔巴哈那里得到加强的人道主义传统，且延续其一生，但在《年鉴》时期，他其实已经离弃了启蒙传统的致思方式及其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抛弃了通过政治解放建构理性国家的理想，转向了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解放，因而不能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一概而论。在《年鉴》时期及《手稿》中，马克思都不是“一个用伦理总问题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费尔巴哈派先进分子”,他的批判不是道德批判，而是社会政治批判、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初步实现了列宁所说的三大思想来源的综合，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因为无视了这种复杂性，阿尔都塞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过程。
阿尔都塞反对的“分析目的论”解读方式值得重视，但也不应据此将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历史唯物主义隔绝起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体现在凝聚了马克思思想精华及其各阶段思想转变的基本著作中，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在乔纳森·斯珀伯看来，支配《年鉴》时期的核心问题是“解放”,犹太人问题的原始背景就是对“‘解放’或允许犹太人拥有平等法律地位等话题展开的辩论”。实际上，在《年鉴》时期，何种解放以及怎样解放的问题，是文本背后的基本逻辑。
从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背景来看，《莱茵报》及此前阶段，他的确处于“理性自由主义”阶段，坚持启蒙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本立场，力求落后德国成为现代理性国家，但物质利益难题、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以及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播等，触动了他的世界观，让他感受到了启蒙逻辑的问题，转向了对启蒙的反思批判。而此时的多数青年黑格尔派则堕落成了自由人团体，愈益倾向于以批判和玩弄智力游戏为目的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否定一切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马克思、卢格、赫斯、恩格斯等人对此都持批判态度，坚持应将批判运动与社会政治运动充分结合起来。不过，卢格倾向于激进民主主义；赫斯则从政治回到社会，主张通过社会解放实现共产主义；恩格斯受赫斯影响也直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主要通过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来论证后者的可能性。马克思还处于困惑阶段，未如恩格斯那样直接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是特意在社会激进民主主义上作了逗留和缓冲，并通过《批判》和《年鉴》时期的文章最终理清了思路，真正实现了两个转向。
具体而言，何种解放以及如何解放的问题是支配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核心主题和基本逻辑。马克思《批判》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反思和批判也可视为对近代西方启蒙之通过建构理性国家来保障个人权利的政治解放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出发点都是现代的二元论，即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国家观却是在保留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扬弃的，他将这种分裂视为精神自身同自身的分裂，将扬弃视为精神在更高阶段向自身的回归，因而市民社会应扬弃于更高阶段的国家中。这种以精神哲学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显然具有典型的德国特色，某种程度上也是继续自由主义的政治解放事业。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启示下，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观念论基础，提出了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回到了市民社会本身的矛盾和分裂来看待现代二元论的本质；因而黑格尔尽管以具有精神性地位的伦理国家反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工具国家，但这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是神化了国家，未看到国家受市民社会之私有财产原则的决定，其对现代二元论的扬弃不过是形式上的，真正的扬弃还必须深入市民社会内部的批判分析。由此，马克思彻底弄清了之前的思想困惑，离开了黑格尔的致思路径，也从近代启蒙以来通过政治解放实现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路径中突破出来，这势必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都有交代。
只有在上述成果基础上才能理解《年鉴》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激进性，他区分和讨论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明确了通过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社会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彻底超越了启蒙的政治解放立场。在致卢格的三封信中，他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认为这种制度是“极其可恶的”,是“属于佣人”的“旧世界”,是“政治动物”的世界,应对此展开无情批判。但不同于德萨米、魏特林等人基于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从而倾向于具有教条主义性质的共产主义，以及停留于理论空谈的自由人，马克思认为在回答“往何处去的”的问题时应“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一路径具体体现在《问题》中。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探讨体现了马克思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德国启蒙知识分子在如何对待解放以及何种解放的基本区分。鲍威尔等人将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相等同，停留于废除宗教以实现政治解放，马克思则认为鲍威尔还是片面理解了犹太人问题，提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通过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存在与政治解放并不矛盾，政治解放带来了现代的二元论和人的生活的二重化，原子式利己个人是其基本成果，其人权理想不过是私有财产的权利，政治解放不是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还认为由这些原子个人组成的社会即现代市民社会，受犹太人的“实际需要、利己主义”的世俗精神支配。现代世界的人都成了受这种精神支配的犹太人，因而犹太人的解放不是犹太民族的政治解放，而是现代世界人的社会解放。社会解放是对政治解放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是真正解决现代的二元论以及人的生活的二重化的钥匙，是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桥梁。
从政治解放上升为人类解放是《问题》中的重要成果，意味着马克思不再认为解放仅仅是德国人的解放，而是现代世界所有人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是社会解放而非政治解放。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解放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社会解放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世界是以维护和论证私有制为前提的，现代人的解放只能借助“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只有后者才会明确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并致力于将这一原则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因此，英国社会经济、法国政治和德国哲学都是“当代现实”,是批判和革命的对象。此外，这种批判和革命还必须以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相互作用，无产阶级的解放表现为“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而能与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相匹配的新的哲学只能是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因为费尔巴哈哲学依然沉陷在资产阶级限度内。尽管这种新哲学此时还未创建出来，但却已经被明确为与超越现代世界的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相匹配的作为“高卢的雄鸡的高鸣”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的全面创建是《年鉴》之后的主要理论任务。
概言之，围绕何种解放以及如何解放问题的解放逻辑是《年鉴》时期诸文本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基本成果则是明确了现代世界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分离的，是人的生活的二重化，以建立理性国家和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解放最后只是确立了原子式利己个人的存在；政治解放只是形式上解放了人，人依然受私有财产制度的制约，市民社会不过是犹太人精神支配的世界，人受金钱统治；政治解放并没有真正解放人，人的真正解放是现代人从犹太精神统治的现代世界中获得解放，是通过将消灭私有财产原则提升为社会的原则的无产阶级社会解放才有可能；社会解放不是重建理性国家，而是消灭现代的二元论以及人的生活的二重化，建立消灭了私有制的人类社会共同体，通向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此外，马克思还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需要新的哲学作为理论指导，这种新哲学在稍后的《手稿》中得到全面确认。上述思想使马克思区别于当时的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尽管给马克思以方法论启迪，但却缺乏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照，停留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未将哲学变革与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关联起来。赫斯尽管与马克思一致都走向了社会解放，但却停留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立场阐释其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对共产主义作人道主义的哲学论证，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还是道德批判，并且与费尔巴哈一样走向了用爱来克服利己主义的错误路向，这种路径的结果只能是基督教理想的尘世化，是空想的、反动的和没有成效的；鲍威尔停留于宗教批判，卢格停留于激进的民主主义，都未能超越政治解放的限度。这种不同注定会导致马克思与他们决裂。能够与马克思思想保持同步的或许只剩下恩格斯，后者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分析，以及从竞争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将要从事的市民社会批判路径一致，给了马克思新的理论视野和启发。尽管如此，马克思在随后的《手稿》中也表现出了与恩格斯路径的不同，二人是“在差异中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始终是独立的，在任何阶段都未依附于任何思想家。
二、劳动逻辑：《手稿》中对三种思想资源的初步融合
《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彻底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独立的理论求索道路，开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历程；也已明确要对英、法、德代表的“当代现实”即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政治革命及其衍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以及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全面批判，为无产阶级社会解放开辟道路。对法国政治解放的批判在《年鉴》时期率先展开且基本完成，《神圣家族》有对这一主题的再度探讨，但未贡献太多新的内容。对英国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以及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批判和清理，则是在紧随《年鉴》之后的《手稿》中展开的。后者尽管以笔记形式体现，但其有意延续人类解放的主题和全面批判“当代现实”的任务，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将其视为“只是他最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否则会妨碍对《手稿》的理解及其思想性质的定位。完成上述任务，停留于政治立场就解放而谈解放无太大意义，还必须如马克思后来总结的那样返回到作为国家之前提和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内在批判分析来展开。这种返回让马克思从解放逻辑转向了更具体的劳动逻辑，由此生发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阿尔都塞和张一兵等人认为《手稿》中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学说支配，是“不成熟”的“非马克思主义”著作观点，影响深远。阿尔都塞认为《手稿》“就其理论原则而言，无非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多次进行的杰出批判的重复、说明、发挥和引申”,是根据“人本学的异化总问题”来展开的。张一兵则认为“人本主义逻辑在这一文本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统摄性的权力话语”,体现的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还“没有跳出传统的历史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的窠臼”。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认为马克思到达的理论高度只在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学说，这其实还是过于重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轻视了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意识及其独特的求索过程。事实上，不少学者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肖恩·塞尔斯就明确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中，把异化视为一个道德的批判的概念来理解是行不通的”,应当“以相对的历史的方法来评估它”,并从“黑格尔哲学背景下来理解此概念”。他更强调黑格尔而非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林锋教授对将“自由自觉的劳动”视为抽象的、理想化的劳动形式的观点特别给予了批判，明确反对从伦理道德批判角度理解马克思及基于此对《手稿》的定位。笔者认为还是应在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主题和思想逻辑发展中来理解和定位《手稿》。对马克思而言，《年鉴》之后，支配马克思的根本主题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如何可能的问题，根本重要的理论任务则是通过政治经济批判展开市民社会的批判以及通过黑格尔哲学批判找到与无产阶级社会解放运动相适应的新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共产主义世界观。由此，马克思实际上批判和综合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诸多思想资源，初步实现了对三大思想来源的有机融合。这一过程中，劳动论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阿伦特尤其关注马克思对劳动和历史问题的重视，认为“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既不在于其经济理论，也不在于其有关革命的论述，他热衷于这两个新的主要难题”。劳动问题与工业革命和工人阶级的解放密切相关，正是工业革命及之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工人阶级得以出现，也使得工人的劳动作为社会财富的源泉得到重视。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势必意味着必须从被奴役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即劳动解放”实际上作为一个潜在的观点为马克思所明确，也因此，《手稿》集中体现了其对劳动问题的重视及从劳动逻辑展开的运思过程。
在笔记本Ⅰ、笔记本Ⅱ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称赞亚当·斯密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称赞英国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是“合乎逻辑地进了一大步”,提出应从私有财产的关系即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来把握私有财产，特意强调“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他还提出国民经济学批判应回答“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这一关键问题。这都体现了马克思是抓住劳动论题来进行构思的，体现了他相比于多数青年黑格尔派更为明确的世界历史视野。既然如此，主导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如何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就应转化为对劳动论题的批判分析。国民经济学尽管看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性，但没有把工人当人看而只被视为赚钱的机器，工人的劳动则仅被视为谋生劳动、抽象劳动，这体现了它们维护私有制的阶级属性和理论局限性。为了揭示它们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马克思借用了两种逻辑。一是通过经济范畴的批判分析来揭示国民经济学的内在问题。马克思反对经济范畴永恒化，主张从社会关系角度理解其本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且其矛盾运动必然带来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即简单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最后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的爆发。这一结论否定了国民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社会所作的天然性和合法性论证。二是在哲学立场上通过考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来追问私有财产的前提。这不是停留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学说展开的道德判断，而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所实现的新的哲学变革基础上，因此要真正理解这一批判，还必须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马克思的核心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够与无产阶级社会解放运动相适应的新哲学，是“从哲学根据上变革所有旧哲学，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正确看待未来提供新视野和新方法”,而不是“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学现象学进一步深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费尔巴哈哲学同属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手稿》中马克思有多处对费尔巴哈的不满，明确认为后者并未完成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未说明“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这是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结合起来的新哲学。马克思这里的批判依然应关联于其劳动论题。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费尔巴哈未能抓住黑格尔的“批判的形式”;马克思则明确抓住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积极意义，即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尽管这里的劳动还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的自然个人对绝对精神的反动，并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唯有既强调唯物主义又综合了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劳动思想的新的哲学原则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真正批判和转化。这种新的哲学原则是马克思提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它变革了黑格尔的“主体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个人，实现了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等的全新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对象性活动克服了黑格尔精神活动的抽象性，又内含了辩证法的实质，从而能够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人的活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自然也就能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和发展，从而最终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关联起来。相较于费尔巴哈的影响，黑格尔的影响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
将人视为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人的本质就不是费尔巴哈认为的内在固有的抽象本质，而是人通过自己对象性活动加以建构的，因而“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工业的历史和工业本身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是人通过自己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加以改造的对象，为人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借此，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这些思想已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性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第二种逻辑，就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逻辑的运用，而应本质关联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对马克思而言，异化劳动不意味着预设了未被异化的理想化的劳动，然后依此评判现实劳动，因为异化劳动本质上还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劳动的外化或对象化，只不过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这种对象性活动才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形式，这里的私有财产的本质依然是呈现为异化劳动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尽管“异化劳动”一词有道德批判意味，但对马克思而言也可以是一个事实概念。此外，联系到马克思实际上在笔记本Ⅰ中已经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来理解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后又在笔记本Ⅱ中具体化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运动来理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灭亡，明确提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观点，马克思的批判不可能停留于道德批判，他要求的私有财产的扬弃已经内含在社会历史自身的运动中，其批判是社会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借此，马克思再一次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空谈和蒲鲁东“提高工资”的改良主义立场区别开来。
正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共产主义建立在现有的“全部财富”基础上，“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他还把共产主义视为扬弃私有财产的中介运动，而非未来社会的理想和目标，从而区别于主要停留在费尔巴哈哲学立场上的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由于哲学根据的变革(感性对象性活动变革了主体自我意识和感性直观个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劳动和资本的矛盾运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他成熟时期有关未来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在《手稿》中基本都有。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劳动的被迫和强制性质的扬弃，是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也是所有人通过自己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现的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活动与享受、个人与社会等的统一，是人的感性丰富性的实现。它建立在现有财富基础之上，不是道德理想或伦理目标，而是扬弃异化的中介运动，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得以诞生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即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总之，借助《手稿》,马克思已经创立了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原则的新哲学，初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提出了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未来社会思想，初步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三、分工逻辑：《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创立
《形态》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发的核心文本，其基础理论如意识形态理论、交往理论、唯物史观、阶级论题、所有制问题等都在当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说明。过往研究除了文献学意义上的争论外，在内容方面多集于对某个具体论题或理论的深入讨论，有可能导致的问题是，未在思想整体上把握这些具体论题如何在《形态》中得以结构起来，而作为理论整体其背后必定有一个支配逻辑使它们内在贯通起来。笔者以为，正如《年鉴》时期是解放逻辑，《手稿》中是劳动逻辑，在《形态》中则是分工逻辑。表面上看这似乎反映了思想的突变或跳跃，但实际上这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所采取的更为仔细而深入的研究，因而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创见的更进一步靠近。在坚持整体论的前提下，借助分工逻辑更有助于把握《形态》的基本思想、主要理论及其基本结构。
发生这种思想逻辑转变对马克思而言并不突然，因为从其思想发展来看，至1845年，人类解放即无产阶级社会解放这一主题依然是其核心问题意识。为了对此作出回答，马克思主要针对英、法、德代表的“当代现实”展开了三方面工作：一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市民社会的本质，否定它的天然性和永恒性，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必然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运动中走向危机和社会革命；二是通过哲学批判实现了哲学变革，创立了能够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相匹配的新哲学即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原则的哲学；三是通过政治解放批判揭示了现代解放的实质，否定了借助重建国家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并对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得出了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未来社会思想。上述工作开始于《年鉴》时期，《手稿》中初步完成，《神圣家族》和《提纲》则获得了深入阐述。在《形态》中，这些新思想则进一步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术语加以系统化阐释，没有前期理论准备，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在《形态》中真正提出来。回过头看，解放逻辑让马克思认识到现代政治解放的限度，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社会解放实现人类解放这一主导其之后理论工作的核心问题。巴黎时期的现实和理论研究则让马克思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有更深入的把握：作为除了出卖自身的劳动一无所有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代表劳动的一方，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则代表资本的一方，前者依附于后者，无产阶级的解放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也即劳动解放。但这里还是基于哲学和经济学相互结合的视域来理解劳动解放的，还必须深入社会历史领域来对人类社会的产生、运动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及其本质进行理论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将《手稿》中生发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这一工作就是在《形态》中完成的，它被明确为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说明其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及规律，需要区别于当时起支配作用的唯心史观，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也就自然通过清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式体现出来。马克思回到了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前提，在考察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提炼出了分工问题，进而将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分工与现代国家及未来社会共同体、分工与阶级问题关联起来，最终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串联了起来。
马克思对分工问题的重视其实在《手稿》中已有体现，“分工的本质”即劳动，一旦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并且明确说：“对分工和交换的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但此时“分工”问题显然没有“劳动”重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哲学视域而非经济学视域的支配。无论如何，分工已被马克思发现，并与劳动问题本质相关。巴加图利亚指出，马克思很有可能是通过深入研究劳动分工而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感性对象性活动在《提纲》被明确为实践活动，在《形态》则被表述为生产活动，也正是从此出发，马克思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统治”,解释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代市民社会的由来以及对现代国家的本质及未来社会定向。
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实践活动——分工”出发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统治”并破除了其唯心主义幻象。后者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不加说明地从“精神”“自我意识”等抽象前提出发，停留于观念争论，无法触及真正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则认为，应当追问这些前提，真正的历史的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人要能创造历史，首先必须生活，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新的需要的生产、人口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同时发生着，社会关系就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则是由这些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的。与此同时，“意识”“精神”等发展起来，它们受到作为社会的产物的语言的纠缠。意识一旦形成，起初表现为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即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意识。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人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总是生活在社会中，于是产生了畜群意识或部落意识。随后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长，这种部落意识开始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别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只有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分工才真正形成，从这时起，意识才获得了独立构造纯粹理论和世界的外观，马克思“从生产的物质规定性、物化力量、私有制的力量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问题”。这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之为前提的独立的“意识”“观念”等就被拉回到了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他们认为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也被认为“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因此矛盾的解决也非理论批判和变革，而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
其次，马克思从分工角度揭示了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和现代市民社会的起源。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由此产生了所有制。分工和所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前者就活动而言，后者则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随着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城乡分离，城市的出现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也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城乡分离也可视为资本和地产的分离，是资本不依赖地产而存在和发展以及仅仅以劳动和交往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开始。根据生产和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依次形成部落所有制、古典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是从中世纪农奴逃入城市开始的，但那时进入城市的农奴只能作为帮工和学徒与行会师傅结成依附关系，各劳动者必须掌握全部工序，从而根本没有什么分工。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商人这一特殊等级，使城市之间的交往活跃起来，进而引起了各城市之间的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加上机器的使用，导致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后者意味着工人和雇主关系的改变，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帮工和师傅的关系。新航线的开辟，殖民地的开阔，市场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加剧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以及资本的积累，产生了大资产阶级。此后，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进入第二期发展，商业和航运大量发展，殖民地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斗争，彼此瓜分了世界市场，出现了殖民地的垄断和最大的海上强国。由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英国，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超出了旧的工业生产力水平，引起了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采用机器生产和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的大工业的生产。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都变成货币关系；它建立了大工业城市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农村；它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最终将使得所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的关系，而且使得劳动本身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
再次，马克思从分工角度解释了现代国家的产生及其实质。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也是随着分工的发展才出现的，由于分工的发展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共同利益便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来体现，即借助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行干涉和约束。现代国家是与“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表面上“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但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资产阶级所推崇的普遍人权、分权、自由民主政治等问题，本质上也是与现代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私有制度相适应的。分工还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会出现一部分具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作为这个阶级的思想家出现，以及另一部分对他们的思想和幻想采取比较消极态度从而是实践他们的思想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历史编纂学的错误是“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将现实的历史变成“概念的前进运动”,成为“真正的神正论”。马克思则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不存在历史的目的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这根本上依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最后，马克思从分工角度展望了未来人类社会共同体。自发的分工和被迫的分工带来了所有制的不同形式、阶级、现代国家、统治思想等等，只要这种分工性质不变，个人也就必然隶属于某一阶级，个人力量(关系)必然转化为物的力量。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停留于思想改变，“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消灭分工必须有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借助共同体，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才能真正实现个人自由。以往的国家都是“虚假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个人是偶然的阶级的个人。真正的共同体则是各个人通过真正的联合实现真正的自由，它是消灭了被迫劳动、阶级、分工和国家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条件，未来社会则是物质生活条件受到了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控制和支配，“有个性的个人”取代了“阶级的个人”。为此，无产者应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雇佣劳动并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现代社会，人受分工限制，只能固定在一定范围内活动；未来社会则是自发分工被消灭，人们可以凭着兴趣全面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潜能。未来社会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最根本上，它依赖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后者的发展，“异化”会变成“不堪忍受”的力量，人类的大多数人会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进而形成普遍交往，最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带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及其社会解放运动，真正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共同体。
由上可知，分工逻辑正是《形态》背后将各具体论题结构起来的核心逻辑，借此，马克思走出了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对哲学思维的依附，创立了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使得无产阶级社会解放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不再是空想而具有了科学性。反观之，应强调马克思所以能在《形态》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离开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理解，而从本文所提出的三种逻辑转换则能清楚地呈现这种历程。这种理解是遵循着整体理解马克思的原则，在思想史和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指导下展开的。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原则”,那么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也是本文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生成逻辑时的主观期望。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及各阶段的思想特点、解决“两个马克思”的思想争论、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有积极意义，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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