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实践理论的特点，这是学术界逐渐认可的结论。然而， 实践具有不同的涵义，实践哲学具有不同的传统，这使得对马克思实践理论的 理解仍然歧义颇多，从而，对马克思实践理论在哲学史上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 中的革命意义的理解也成为问题。另外，学界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也忽略了马 克思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思想联系。本文力图说 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传 统，同时，马克思又以“劳动—社会”的新范式超越了传统的实践哲学，从而构 建了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新的实践理论。
1.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伦理—政治”的与“科学—技术”的
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制作和实践第一次作了区分，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伦理—认识平行论”性质和“美德即知识”命题对知识与美德的混淆。实践哲学的最核心内容和终极旨趣就在于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和“完善”，即促进人的德性 （潜能）的实现，促进人的生长和完整性。理想的城邦和制度应当涵育人的德性，为人的完善提供充分的条件，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正是由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于是，政治学的目的与伦理学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属人的至善。由此，他划定了理论哲学、制作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理论分野。这种区分也使我们对实践哲学传统的理解具体化了。
首先，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截然不同。理论哲学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知识，其知识形态是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实践哲学是变化的人事领域的特殊知识，其知识形态是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永 恒”和“必然”问题即“神”的问题；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个人的完善和善治问题，即关于属人的善的问题。理论哲学追求的是普遍的“真理”；实践哲学追求的是特殊的“意见”，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亦称“真理”。
其次，实践哲学与制作哲学也截然不同。实践哲学处于“人事”领域，探究的是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实践；制作哲学处于“物事”领域，探究如何依据自然的原理生产一种物品。实践哲学研究人的道德活动，重在于“行”，着眼于特殊性（特殊境况）；制作哲学重在于按理性和原理操作的品质，重在于 “知”，着眼于普遍性。实践哲学所谓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于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把握和筹划对自身完整的善；制作哲学的理智作为一种技艺，目的是生成某种物体，属于局部的善。实践哲学所谓实践是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而制作哲学的制作则是目的外在于自身的活动。实践是无条件的、自由的活动；制作是有条件的、非自由的活动。
培根不满意古希腊哲学家以及由此发端的轻自然哲学、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学术传统。他力图扭转这一传统。首先，把实践哲学由注重道德哲学转向注重自然哲学。其次，把实践哲学由超功利性转向功利性。实践由此开始转变涵义，变成了技术（制作），而技术则变成了科学的应用。随之而来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变成了理论（科学）如何应用于实践（技术）的问题。科学—技术实践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实践由主体间关系置换为主客体间关系，以此作为获得知识（必然性）的一个中介。这一特征借用康德的话来说， 就是用自然的必然性规范意志的因果关系。这种实践处于理论理性的活动区域，科学—技术实践论实质上不属于实践哲学，而属于地道的理论哲学。科学—技术实践论和伦理—政治实践论两种实践哲学传统在康德哲学中形成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对立。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创立时面对的哲学史上的实践哲学思想资源。
2.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从思想场域，无论是从兴趣取向还是从终极关切，无不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密切相关。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换言之，在科学—技术实践论与伦理—政治实践论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中，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
马克思的“理论”概念来源于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资源中，理论与实践概念在哲学和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依据这两个概念，古希腊产生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种哲学形态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得到了系统建构。同时，理论和实践又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哲学的基本构建围绕这对概念展开。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有一个从神学概念到知识学概念的嬗变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理论的宗教神秘性逐渐 “祛除”，知识涵义逐渐“凸显”的过程。马克思对理论的看法也同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演变过程相类似，成熟期的马克思通过批判理论的思辨性和神秘性，逐渐把理论转换为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批判理论和实践理论。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样继承了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精神。众所周知，马克思以劳动这一为古希腊实践哲学拒之门外、备受轻视的活动代替了实践，并作为实践的根本内容。这一点曾备受西方学者诟病。但是，认真考察马克思赋予劳动的性质，可以看出，劳动实际上具备了实践的本质涵义。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概念在马克思思想的早期和成熟期都使用过。早期马克思认为，人类的一切创造性活动，甚至包括哲学研究、诗和艺术创造等都是劳动。成熟期马克思把广义的劳动作了划分，区分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他又回到早期的观念，把 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归结为劳动。在广义的劳动概念里，最关键的涵义是自由和创造，这与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是相通的。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及其生长和完善的思想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早期马克思偏重于从人的角度谈问题，从人的角度批判社会，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成熟期马克思则侧重于从社会结构上构建使人获得完整性和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流派与人本主义流派的尖锐对立。这一矛盾可以在实践哲学的范式里加以整合。
3.马克思转换了传统实践哲学的理论范式
马克思对实践哲学传统进行了一场革命，主要体现为实践范式的重要转换。突出标志在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改造了传统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以 “劳动”代替实践作为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使实践成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转换了实践哲学的存在场域，在理论上用“社会”范畴取代传统实践哲学的“政治”“伦理”范畴，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用人类解放代替了狭隘的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通过这种理论范式的转换，构造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
马克思改造了传统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以“劳动”代替实践作为全部实践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使实践成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赋予劳动阶级以一种无上的主体性，使实践不再仅仅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贵族活动。首先，马克思使劳动实践成为人的普遍本质，为构建“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奠定了独特的存在论基础。其次，马克思以劳动代替实践，赋予劳动阶级以创造性活动的主体性，进而成为革命的主体。
马克思转换了实践理论的存在场域，在理论上用“社会”范畴取代传统实践哲学的“政治”“伦理”范畴，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在古希腊属于由劳动和家庭的联合而产生的私人领域，社会性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而只是人与动物的共同属性，因此，社会也不可能是人的实践领域。因此，传统实践哲学坚持把实践限制在“伦理—政治”领域，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都持 这种观点。
马克思以生产劳动为起点，改变了实践哲学的存在场域：由伦理—政治领域进入社会领域。“社会”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社会”就是指“市民社会”。广义“社会”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不是与政治和国 家分离的领域，而是包括政治和国家在内的总体性领域，可以称为“人类社会”。广义“社会”包括狭义“社会”即“市民社会”（经济基础）蕴涵的一切关 系和原则。它们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其中，狭义的“社会”即“市民社会”是广义的“社会”即人类社会的决定者和基础。在这种决定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是用广义的社会共同体代替了传统实践哲学的政治共同体。从社会总体结构上确定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克服了社会与政治的二元化。
马克思重构了“实践”的终极旨趣，用社会解放（人类解放）代替了狭隘的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政治革命恰恰是不彻底的革命，它往往只是一个阶级的解放，而不是人类的解放。马克思重构了“实践”的终极旨趣，其使命不是使社会的一部分得到改造，而是使全社会得到改造；不是使一部分人获得解放而是使全人类获得解放。所以，马克思把政治革命纳入到社会革命之中，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把人类实践活动拓展到人类的基本活动——生产劳动活动之中，使实践理论由原来的伦理—政治领域，深入到伦理—政治的基础—总体 性层面——社会领域。由此，这种“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所主张的革命，就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原载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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