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是三篇文章的集合。我之所以要放在一起集中挂出来，是因为这三篇文章有着因果关系。简言之，拙文《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是作死的逻辑》挂出来后，引起了讨论和质疑，因而有了后面两篇文章的回应（即《“消灭劳动”，何错之有？》以及《社会发展进步能靠“上帝推动吗？》）。这三篇文章已在《昆仑策》首发，这里集中挂出来时，对个别地方略有修改。
第一篇《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是作死的逻辑》
一、人口数据
最近，网上流传“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龄段人数”的一组数据：
——46岁以下除了31-35年龄段人口再也没有过亿，16岁黄金年龄段才7000万太少了，年轻劳动力减少三分之一，需求减少三分之一，人口是资源财富，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少了，未来产业供给多出的三分之一如何消化？没人了接盘了，消费急剧减少：
1-5岁 7788万，6-10岁 9024万，11-15岁 8525万，16-20岁 7268万，21-25岁7494万，26-30岁 9184万，31-35岁 12414万，36-40岁 9901万，41-45岁 9295万，46-50岁 11422万，51-55岁 12116万，56-60岁 10140万，61-65岁 7338万，66-70岁 7400万，71-75岁 4959万，76-80岁 3123万，81-85岁 2038万，86-90岁 1082万，91-95岁 365万，96-100岁 81万，100岁以上 11万。
这组数据前面还加了一句导读：“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龄段人数，从中你能发现啥？”
这个导读的政策含义，是对我国人口数量下降非常担忧。
由于这个担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思考。
二、经济发展是不是必须依赖人口数量的增长？
按照这组数据的逻辑，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于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
这个逻辑与“劳动创造价值”的逻辑，看起来是一致的：在商品经济中，价值的增长依赖于活劳动投入的增长，而活劳动投入的增长则有赖于劳动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增长。
但是我必须指出，“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劳动都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价值是异化劳动创造出来的。
——关于异化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讨论了，有疑问的同志请参考两篇文章：（1）赵磊《“劳动决定价值”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2）赵磊：《价值与异化岂能无缘？》，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
“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不依赖于单纯的劳动投入。
因此，人口数量的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马克思的预言
对于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作过如下预言：
——“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创造（或“使用价值”的创造）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投入的增长，而是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
所谓“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这看似与“劳动决定价值”的逻辑相悖，其实恰恰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深刻性所在！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深刻性就在于：一旦“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那么“劳动决定价值”这个命题最终也将随之消亡。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我就不展开讨论了，有兴趣的同志请参考：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四、量变到质变
“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马克思说的这种情形并不是突然降临在世界上的，而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比如，连环卫工人都正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据央广网的消息，2022年9月1日起，无人驾驶环卫车已经在广州投入使用。
看看今天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看看当代世界财富增长的状况，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说的“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发展趋势了。
在当代很多国家，劳动力数量增长越来越停滞，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但是财富创造（使用价值创造）究竟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多呢？
如果用货币来衡量，价值的增速是趋于下降还是趋于上升，或有争议；但如果用实物和效用来衡量，使用价值的增速是趋于下降还是趋于上升，这几乎不会有什么争议。
——看看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我们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顺便提一下，完全否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下很是时髦（比如动则拿“人权”说事的易富贤）。对此，群里有老师提出了商榷：
——“大资本家就是要大家多生，然后高价多卖房子多赚钱，且就业难又可减少用工成本。”
——“现在流行观点只看出生率，不看人口总量。过去多年盼望的人口达峰快要出现了，竟然认为是人口出生断崖式下跌，不仅把好事说成坏事，而且危言耸听，难道人口要无限增长下去？”
这些商榷很尖锐，但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我完全赞同。
五、“扩大需求”是不是必须依靠人口不断增长？
对于“产能过剩”这个市场经济的痼疾，马政经与西经有着本质上的分歧。二者的分歧（比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歧），我就不重复了。
我国当下应对“过剩”的具体政策，除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聚焦在如何“扩大需求”上的。
如何“扩大需求”呢？如果按照关于前面那组人口数据的逻辑，那么“扩大需求”是不是必须依靠人口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呢？
由此产生的疑问是：难道只有“过度消费”、“过度浪费”，并由此推动“过度增长”，才是人类社会必须追求的经济吗？
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人类就不能在一种“合理”的或者“有计划”的环境中生存呢？
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早就给出了科学答案。
在现实层面上，“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或许正在回应这个疑问。
六、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
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是“最大化”逻辑（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利润最大化，负的外部效应最大化）。
“存在决定意识”，这个逻辑也是而且必须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不信你们可以去翻翻微观经济学的教材：人的行为目的就是力争“最大化”各自的私人利益。马克思将其归纳为：“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注1）。
那么，“最大化“逻辑正在把人类带向什么地方呢？
看看地球生态和气候的变化趋势，看看西方国家集体放弃碳中和……我们就清楚了：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正在把人类带向死路一条！
这就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资本主义版本。
美国当代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 贝拉米.福斯特说：
——“这种不可持续的‘成本效益’法则导致了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流行病危机及金融危机，进一步破坏了已经显示出金融泡沫‘过度激增’特征的资本体系。”
——资本主义今天“面临着生产和投资的长期停滞，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正在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世界生态裂痕已经达到了全球范围，正在产生一个不再适合人类安全生活的全球环境。”
七、谁是“最大化”的受害者？
昨天我看到一条消息：一个名曰“达辉”的知名律所裁员，毕业于中国人大和清华的一位年轻男律师，在被辞退后自杀了。
不仅雇佣劳动是“内卷”的牺牲品，很多资本家也是疯狂“内卷”的受害者。比如，东莞电子大厂爱高电业有限公司，连续多年严重亏损，8月30日发布停业公告后，董事长梁伟成选择了跳楼自杀。
瞧瞧，“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为什么年轻人的就业越来越艰难？为什么人人都在抱怨竞争越来越“内卷”？
别的原因（比如疫情）暂且不说，难道我们不应当反思一下资本主义的“最大化”逻辑吗？
“最大化”逻辑内生出来的严重问题在于：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哪怕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最大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也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更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泛滥的结果，是“他人即地狱”，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或将会醒悟。
八、马克思的“最小化”逻辑
那么，“最大化”逻辑应当朝什么方向改变呢？
窃以为，改变的方向就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真正的经济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
马克思的原话是：
——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马克思关于“经济就是节约”的思想，其逻辑不是“最大化”的逻辑，而是“最小化”的逻辑（即“劳动时间最小化”），这样的逻辑，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过去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又提出“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里面隐含着经济发展基本逻辑的变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趋势必然反映到经济学理论上来，进而推动经济学逻辑的改变。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与马克思“真正的经济就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的“最小化”逻辑相比，资本主义的“最大化”逻辑（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就是作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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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请参：赵磊《马克思的实证何以如此特别？》，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4期。
（说明：这是2022年9月4日，我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三十次年会》上的发言稿，原标题是《两个疑问》）
第二篇《“消灭劳动”，何错之有？》
一、质疑者的质疑
拙文《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是作死的逻辑》，在《昆仑策》（2022年9月6日）发表后，编者给我转来了下面的质疑：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创造（或“使用价值”的创造）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投入的增长，而是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
——赵磊的这个理解是错的。马克思说的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创造越来越不依赖于“直接劳动”投入的增长，而不是不依赖劳动的增长。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不是不属于劳动，而是属“间接劳动”。“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和““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两段引文的劳动和劳动时间，都是指“直接劳动”，即直接针对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是并不直接作用在产品之上的劳动，但它是参与价值创造的。举例，比如用更先进的装备生产鞋，鞋的生产工花在鞋上的直接劳动必然减少，但在省下鞋子工人直接劳动的同时，先进装备的价值也转移到产品鞋上。这转移的先进装备的价值，还是劳动，是装备的研发和生产者的劳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者的劳动并不直接加在鞋上，而是加在制造装备的工具和材料上，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装备，再转移到鞋上。因此马克思在那里并没有自己推翻自己的劳动即价值的同义语这个定义。
上述质疑引出了如下问题：（1）什么是“直接劳动”？（2）什么是“间接劳动”？（3）马克思要“消灭劳动”，是不是白日做梦？
这正是我与质疑者的分歧所在，也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劳动与价值是“同义语”吗？
在讨论展开之前，我有必要纠正质疑者的一个常识性错误。
质疑者认为：“马克思在那里并没有自己推翻自己的劳动即价值的同义语的定义”。
质疑者的意思是说：“劳动和价值是同义语”，这是马克思自己作出的定义；而且马克思在那里并没有自己推翻自己的这个定义。
对不起，质疑者所说的“马克思自己的定义”，并不存在。
不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马克思从未下过“劳动和价值是同义语”的定义——更谈不上“没有自己推翻自己的这个定义”了。
什么是“同义语”？所谓同义语，就是意义完全相同的词语。说白了，两个词语的含义是一回事。
既然价值与劳动是“同义语”，那么自从人类诞生起一直到灭亡，价值关系必须与劳动共存亡。比如，原始人手中的棍棒和石器，就是最早的“价值”。
换言之，只要付出了劳动（不论是商品经济中的劳动，还是非商品经济中的劳动），那么就必须形成价值；只要有劳动存在（不论是商品经济中的劳动，还是非商品经济中的劳动），那么商品、货币以及价值关系就绝不会消亡。
如此一来，价值岂不成了万寿无疆的“永恒范畴”？
如此一来，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是历史范畴”的论述，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劳动与价值究竟是不是“同义语”？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常识，我就不赘述了（有疑问的读者可参：赵磊《价值与异化岂能无缘？》，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所以我必须指出，把“劳动与价值”当作“同义语”的，不是“马克思自己”，而是质疑者自己。
三、“间接劳动”的来历
言归正传。那么，什么是“间接劳动“呢？
质疑者认为：“直接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而“间接劳动”指的是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也就是说，“间接劳动”仍然是“劳动”。
这样理解“间接劳动”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确切。
就我阅读的文献而言，马克思有“直接劳动”这个概念，但却并没有给出“间接劳动”这个概念，当然也没有对“间接劳动”的内涵做过什么规定。
从逻辑上讲，与“直接劳动”对应的，应该是“间接劳动”。
恕我不敬，“间接劳动”这个概念，是我从马克思的“直接劳动”这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注1）。至于有没有人早于我提出“间接劳动”这个概念？我就不知道了。
马克思虽然并未给出“间接劳动”的概念，但在马克思有关“直接劳动”的论述中，却有着“间接劳动”的一些线索。正是这些线索，为我们理解“间接劳动”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下面，我重温一下马克思有关“直接劳动”的一段论述：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比较长，下面我简单梳理一下与“间接劳动”有关的线索。
四、“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
在上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是，科技进步必然导致“直接劳动”日趋式微，即：
——“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等等。
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三个看点值得我们注意：
看点一：所谓“直接劳动”，是在生产过程中“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这种劳动虽然包含了科技进步，但更强调的是“人本身”的亲力亲为。从生产方式的维度考察，“直接劳动”与“谋生活动”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看点二：科技进步会“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指的是人类在“谋生活动”中所耗费的一切体力和脑力的劳动。
看点三：随着“直接劳动”或“谋生活动”缩减到最低限度，就会“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综上所述，一旦“直接劳动”或“谋生活动”被压缩到极限，那么人类的生存时间就只能、而且必然用于追求“乐生活动”。
值得注意，马克思特别在意“劳动时间缩短”与“自由时间增加”之间的对比：
——科技进步“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论述，既给我们提供了“直接劳动”的参照系，也给我们理解“间接劳动”提供了如下线索：与“直接劳动”相对应的“间接劳动”，其含义是指人类基于“自由时间”而展开的一切“乐生活动”。
我有必要提醒，人类的“乐生活动”不仅包括个人在“艺术、科学”方面得到发展，而且还包括个人的“修身养性”“休闲娱乐”以及“旅游探险”等等活动。
马克思反复强调，“自由时间”包括“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这也说明，“乐生活动”是已经摆脱了“谋生需要”、超越了“直接劳动”的自觉和自由的活动。
根据马克思论述中的相关线索，我以“直接劳动”为参照，把人类的“乐生活动”姑且定义为“间接劳动”（或曰：马克思语境的“间接劳动”）。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直接劳动”是“谋生活动”，那么“间接劳动”就是“乐生活动”。
五、“间接劳动”是不是“劳动”？
那么，“间接劳动”是不是“劳动”呢？
按照质疑者的理解，“间接劳动”等于“科技进步”，它同样也是“劳动”，是“间接形式”的劳动。
我部分同意质疑者对“间接劳动”的理解。所谓“部分同意”，意思是说，我认同“间接劳动”与“科技进步”有关，因为科技进步是“间接劳动”（即“乐生活动”）的物质前提。
然而我必须指出，“有关”并不是“等于”。尽管“间接劳动”中有“劳动”二字，但作为“乐生活动”的“间接劳动”，与人们通常说的“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个区别在于：人们通常说的“劳动”，仅仅指的是“谋生活动”，而并不包括“乐生活动”，因而也就不包括以“乐生”为目的的“间接劳动”。
换言之，现实中的“劳动”，是一个并未超越“谋生”范围的概念。人们通常说的“劳动”，指的是“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那个“劳动”。
由此可见，作为“乐生活动”的“间接劳动”，是不能用“劳动”这个范畴来框定的。
如果把“间接劳动”理解为“乐生活动”，那么“间接劳动”显然不在“劳动”的范畴之中。因为二者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
所以严格讲，作为“乐生活动”的“间接劳动”，并不是“劳动”。
六、“消灭劳动”荒谬吗？
有人不干了：“马克思不是说过，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吗？只要人类存在，就要劳动嘛！”
那么，马克思又是怎么解读“劳动”这个概念的呢？
重点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在“谋生活动”的意义上来解读“劳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明确提出了“消灭劳动”的结论：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
——“如果共产主义想消灭市民的‘操心’和无产者的贫困，那么，不言而喻，不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灭‘劳动’，这一点它是不能做到的。”
——“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
“消灭劳动”？这不是要逆天吗！
“消灭劳动”是不是逆天，我在后面讨论。这里我请问质疑者：
——既然你认为劳动永远不可能消亡，那么马克思明确提出要“消灭劳动”，岂不是荒谬绝伦？
——既然你认为“间接劳动”仍然属于“劳动”的范畴，因而“劳动”是一个永恒范畴，那么马克思的“消灭劳动”又何以可能呢？
七、此劳动，非彼劳动
谈到马克思的“消灭劳动”，质疑者或许会说：“此劳动，非彼劳动。马克思要消灭的劳动是雇佣劳动，我说的劳动是‘类本质’意义上的劳动。”
OK，没错，你们说的劳动与马克思要消灭的劳动，的确不是一回事。
但是且慢，马克思要消灭的“劳动”，并不仅仅是“雇佣劳动”，而是一切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
请注意，“谋生活动”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一切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中。
一旦“劳动”被消灭，一旦“谋生活动”被消灭，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劳动”，而是“乐生活动”了。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以“乐生活动”为内涵的“间接劳动”，已经不再属于“劳动”的范畴。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会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劳动”的口号。
如前所述，把“劳动”理解为“谋生活动”而不是“乐生活动”，这不仅是马克思的理解，恰恰也是我等凡夫俗子普遍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很俗，但却沾地气，很唯物，很真实。
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劳动当然是人的“类本质”。但是自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迄今为止的劳动却只能是“谋生活动”，只能是“异化劳动”。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出与凡夫俗子同样“俗”的大实话：
—— “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
由此可见，马克思说的“劳动”以及“直接劳动”，其性质并非“乐生活动”，而是“谋生活动”。
谋生的“劳动”，不论它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与“乐生活动”都不在一个维度上，二者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谋生手段”的“直接劳动”注定是要消亡的，而取代“直接劳动”的，当然不是别的什么“劳动”，也不是什么“间接的”劳动（用“间接劳动”很容易引起歧义，故我也只能“姑且”使用），而只能是人类的“乐生活动”。
唯物史观表明，“消灭劳动”的过程，既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更是生产力和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消灭劳动”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八、辩证理解“劳动”范畴
或许是因为我对“间接劳动”的“乐生”性质缺乏明确的说明，所以引起了质疑者的理解歧义。因此，这篇短文算是一个弥补吧。
此文的问题导向，并不是为了抠字眼而抠字眼，而是想提醒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应当辩证理解“劳动”这个范畴。
马克思把被自然力替代的劳动称为“直接劳动”，这意味着人类在“直接劳动”消亡之后，还将存在着“乐生活动”（为了与“直接劳动”这个概念相对应，我姑且称之为“间接劳动”）。
所谓“间接劳动”，不仅与人们通常说的“劳动”有着本质区别，而且也与马克思的“劳动”范畴有着本质区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可以预见，随着科技进步和“消灭劳动”的演进，需要用价值来计量的“直接劳动”（谋生活动）会逐渐趋于消亡，但是那种无须价值计量的“间接劳动”（乐生活动）——个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自由发展，将越来越成为人类乐生的手段和存在的意义。
在“乐生活动”的视阈中，我们或许可以把“劳动”看作是永恒范畴；但是在“谋生活动”的视阈中，我们只能把“劳动”视为历史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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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注2：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022年9月8日）
第三篇《“上帝推动”？我的回复》
按：拙文《“消灭劳动“，何错之有？》发表后（载《昆仑策》2022年9月10日），引起了关注和进一步的质疑。非常感谢同志们的赐教。对于进一步的质疑，我初步回复如下，供参考和批评。如有误读或误解，伏请海涵。
一、关于“上帝推动”的质疑
第一个质疑是：
——“科技进步也是人的劳动创造，如果连人类的科技创新、智能开发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实践也都不存在了，那社会发展进步靠上帝推动吗？”
这位同志说的没错，科技进步当然是人的劳动创造和推动的。
但是，由人推动的科技进步，却反过来用“自然力”不断地压缩、消灭、取代“人力”（人的体力和脑力）——这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已经证明、而且仍在继续证明的历史事实和客观事实（注1）。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正在被“消灭”——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取代人力，成了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基本事实（注2）。
一言以蔽之，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人的劳动不断地“消灭”人的劳动。
“劳动消灭劳动”，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原则，就是劳动辩证法的基本逻辑。
要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对不起，那就必须认认真真搞懂马克思关于“自然力取代人力”的客观趋势。
——关于“自然力取代人力”的客观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对此我已有专文介绍和讨论（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不赘述了。
遗憾的是，很多同志熟知“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却对马克思“自然力取代人力”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以至于对“自然力取代人力”的历史趋势，也缺乏应有的敏锐性。
正因为很多人对“自然力取代人力”的历史趋势心存疑惑，所以才有同志这样质疑我：“劳动实践也都不存在了，那社会发展进步靠上帝推动吗？”
言外之意：自然力绝不可能绝对地、彻底地、纯粹地、百分之百地取代人力。因此，若承认“自然力取代人力”的趋势，那你就必须二选一：要么“百分百替代”，要么“上帝推动”。
在我看来，这个质疑的问题导向并不是“真问题”。
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说过，“自然力取代人力”是百分之百地、纯而又纯地、绝对地“取代”。
马克思说的“自然力取代人力”，并不是指100%的、纯而又纯的“取代”，而是指事物内部构成比例的数量变化，最终导致了事物性质的变化。
——这种由数量变化导致的性质改变，难道不正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历史演化中不断发生的“取代”过程吗？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而又纯的、100%的绝对事物，从来就没有纯而又纯的、100%的绝对“替代”。所谓“纯粹又绝对的100%”，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辩证法。
我举一个例子：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随着人性的增加，兽性在逐渐减少，人性必然逐渐“取代”兽性。但是，人性取代兽性并不意味着人类身体里面的兽性会100%的消亡。
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因为现代人的体内仍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兽性（以越来越低的比例保留下来），就断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性绝不可能替代兽性”呢？
所以，要么“百分百替代”，要么“上帝推动”，窃以为这样的逻辑难以成立。
人类进化的历史，其实就是“自然力取代人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灭劳动”的过程。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不仅几乎完全依赖人力（畜力等自然力的利用非常有限），而且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只有在依靠自然力而不是人力的基础上，人类才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人类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每周休息日的增加正在成为新常态）。
社会发展当然不能靠“上帝推动”（至于农业社会“靠天吃饭”是不是“上帝推动？另说）， 但不能靠“上帝推动”，是不是就只能靠“人力推动”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窃以为，劳动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有助于我们认识科技进步正在展示的历史趋势：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不依靠“人力”，而是越来越依靠“自然力”。
二、关于“无价值劳动”的质疑
第二个质疑：
——赵磊老师提出“消灭劳动”一语还是会引发歧义和误解，因而是值得推敲和斟酌的。“消灭劳动”在马恩那里是指有交换价值的即有价值的即异化的劳动，是在资本占有下的劳动；而在科技高度发达，资本有机构成极大提高之下，有价值劳动确会逐渐减少并趋于零，直至消灭，但在人的本原意义上的无价值劳动仍不会减少，反会由于有价值劳动的减少而成反比例上升，也就是“乐生劳动”（是否应以“生命第一需要的劳动”为确切，如何？）“间接劳动”或称“无价值劳动”会随之增加，也就是作为人第一需要而不是作为商品的劳动会随之增加，乃至全部代替有价值的劳动，直至有价值的劳动被消灭。所以说“消灭劳动”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才是正确的。作为“第一需要”的无价值劳动不会消灭，如果说“消灭了”，如何理解“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
这位同志说的对，马克思的“消灭劳动” ，首当其冲指的就是“雇佣劳动”。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
然而且慢，马克思的“消灭劳动”，并不仅仅是要消灭“雇佣劳动”，而是要消灭一切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
那么，“谋生活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毫无疑问，“谋生活动”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之中，也存在于一切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中。
问题在于，是不是在“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中，“谋生活动”就不存在了呢？正是在这点上，我与这位同志存在一些分歧。
这位同志说，随着科技进步，“有价值劳动确会逐渐减少并趋于零”——这个我完全同意。然而这位同志又说，“无价值的劳动……也就是’乐生劳动’”——抱歉，这个我就不能同意了。
需要追问的是：在以“非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在“无价值劳动”的社会中，难道就不存在“谋生活动”了吗？
我的回答：未必。
比如，原始社会就处在“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原始人的劳动是典型的“无价值劳动”（这里的“价值”，指的是商品价值）。问题是，原始社会的“劳动”是不是“乐生活动”呢？
与其说原始人的劳动是“乐生活动”，不如说它只能是“谋生活动”。即便原始社会的劳动尚未“异化”，原始社会的劳动者也仍然要在“谋生活动”中艰难甚至是痛苦地挣扎。对不对？换言之，他们的劳动只能是“谋生手段“。
所以，“无价值的劳动”或“非商品经济”的劳动，未必就是“乐生活动”。
为什么原始社会的劳动仍然摆脱不了“谋生”的境界呢？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唯物，但是却很深刻：低下、落后的生产力使然。
——在一个生产活动几乎100%要依靠人力的社会，在一个除了睡眠，其余时间都必须“劳动”的社会（几乎没有马克思说的“自由时间”），“劳动”，哪怕是“无价值劳动”，又怎么可能成为“乐生手段”呢？它只能是“谋生手段”也。
即便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里暂且不讨论中特社会主义的“劳动”），如果科技进步还没有达到最大限度解放人的“劳动”的程度（从生产力的维度看，解放“劳动”是通过自然力取代人力来实现的），那么劳动就不大可能成为“乐生手段”，而相当程度上只能仍然停留在“谋生”的境界之中。
此外，这位同志说的有道理，“消灭劳动”确实容易引起歧义。
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劳动当然是人的“类本质”。但是自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迄今为止的劳动却只能是“谋生活动”，只能是“异化劳动”。所以，马克思才会说出与凡夫俗子同样“俗”的大实话：“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
我之所以要把“乐生活动”与“劳动”区别开来，不仅是因为现实中的“劳动”与“谋生”几乎成为同义语，而且也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在“谋生活动”的含义上来解读“劳动”的。
三、关于“生生论哲学”的质疑
第三个质疑：
——“从生生论哲学意义上看，劳动是生生的必有之义，可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生命！只是所谓政治经济学把它给形而上学化，把它虚构成脱离经验，脱离生命的使人不着边际的臆想，这应该不是马克思主义吧？”
“生生论哲学”？这是什么东东？我不知道，不妄议。
然而，这位同志以为拿着“生生论哲学”的令牌，就可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坐实了“政治经济学把它给形而上学化”，以及“虚构”“臆想”的罪名，我认为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倘若一看到“消灭劳动”的命题，就断言这“只是所谓政治经济学把它给形而上学化”，是“把它虚构成脱离经验，脱离生命的使人不着边际的臆想”，窃以为过于武断。
既然这位同志很在意“经验”和“边际”，那就应当有针对性地拿出“不脱离经验”和“着边际”的证据或证明，而不是挥舞着“生生论哲学”——“生生论”既然是“哲学”，当然就是这位同志很鄙视的“形而上学化”之类的东东了。
用自己都鄙视的东东，来斥责“政治经济学”虚构了“不着边际的臆想”，这样的斥责是不是有些搞笑？
用形而上学的“生生论哲学”，来指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化”，这样的指认是不是有些奇葩？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消灭劳动”既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化”，更不是“虚构成脱离经验，脱离生命的使人不着边际的臆想”——借用这位同志的话语：
断言马克思“消灭劳动”是“形而上学化”且“不着边际的臆想”，“这应该不是马克思主义吧”？
四、结 语
基于很多人对马克思“自然力取代人力”理论的陌生，以至于对马克思的“消灭劳动”深感困惑，我之前有针对性地用大白话作过回复，比如：
——赵磊：《智能化以后，人力是否成了废物？》， 发表于2021年8月27日。
——赵磊：《“免费自然力”，科幻还是现实？》，发表于2021年8月28日。
——赵磊：《编造对立，用心良苦》，发表于2021年9月7日。
——赵磊：《人力为啥不免费，后浪知否知否？》，发表于2020年6月4日。
限于篇幅，具体分析就不展开了。
如果非专业的读者有疑问，请在百度上搜索这些文章，供参考和批判（因刊载文章的网站已被某平台屏蔽了微信转发，所以只能在百度上搜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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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之前的技术革命，顶多是人的手、脚等身体器官的延伸和替代；而现在的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类自身的替代，基因科学甚至连人类自身都要改变”。新的行业、服务行业的拓展（比如外卖小哥），可以部分吸纳被人工智能排挤出来的人力。问题在于，随着人工智能普遍替代了服务行业的人力，那么服务行业的人力又将被用于何处呢？发展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劳动”被消灭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客观规律。
注2：赵磊 等《AI正在危及人类的就业机会吗？》，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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