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读者做过大学里的小组作业，或者在社区里组织过活动，如果你组织过，那么会很明显地感觉到，让人们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是有多么困难，更不要奢谈让人们积累管理的经验和产生管好自己周遭社区的意识。
微观是如此，那么宏观上呢？
一个政府，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它的工作，但除却一些公共危机，例如洪水、地震以及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疫情。大多数时候，公民都只对政府的计划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这类计划包括社区环境的改造，社区人际关系的促进和谐，创建一些社区组织抵御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以及建构一个社区居民的共同体等等。
人们并不真正乐意于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对于公共事物保持一种漠然的态度。
这对于大多数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是难以想象的，很多知识分子总是以为民主是公民的第一需求，这种需求甚至超越了吃喝拉撒和安全保障。
但实际上，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需求层次上甚至比娱乐活动还更不需要。知识分子，尤其是乐意于参与公共讨论的知识分子，喜欢将一切民众都想象成和他们一样密切关注公共事物的一类人，因此常常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强加到民众身上。
当这种政治理想经历漫长的空谈期走向实践的时候，由于民众的不配合，就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境，从而引发知识分子莫大的失望。
自由主义者会谈论民智未开，而共产主义者会要求组建先锋队以期带领民众建立一个良好的新秩序。
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历史事件的推波助澜，对民主的追求往往演变为一场民粹狂欢的灾难，在经历这样的灾难之后，懂得反思的民族往往会借以制度法律上的修正，创建一种独特的精英治国的秩序，以期消解掉由于知识分子的宣传和历史事件演化所导致的民粹灾难。
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不愿意去为公共事物去谋划、思考和行动。除非有这么一个精英集团懂得利用人性的高尚和卑劣，进而调动人们去为公共事物所服务。
美国的大选与其说是一场民主的实践，倒不如说是一场娱乐的狂欢，人们投票给一个政党，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看橄榄球赛的心态，希望自己押注的那个队伍能够获胜，从而证明自己比邻居和更有远见和吹嘘的资本。
倘若要一个美国红脖子去研究各项政策对于美国的长远发展有和作用，再权衡利弊得出一份万字报告，最终基于这样的理性去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那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
幸运的是，美国独特的选区制度保障了始终是由两个精英的党来组织活动，才不至于让这些民众们选出一个色情明星出来。
因此我总是说，现代社会是专制的社会，这种专制是一种与传统君主制截然不同的新型专制。
在过去，无论一个人靠着武力还是继承取得了政权，其皇冠永远都是摇摇欲坠的，因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质上这样的统治并未取得真正的合法地位，人们之所以暂时无法推翻这样的社会，仅仅只是因为暂时处于一个稳定的世代而无心去关注公共事物罢了。一旦由于官僚的腐败或者是环境上的灾难破坏了人们的稳定生活，那么皇帝就会被推翻。也正是因为缺乏真正合法性的统治，因此皇帝对于基层的控制始终是被限制的，皇权不下县，人们并没有一种深入内心的力量去相信自己要为这个王朝付出什么。
现代社会却截然不同，通过这样和那样对于民主的阐释，以及代议制的广泛施行，政府的权力不再来源于武力的镇压和虚无缥缈地上天赋予。这种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的选择。自从大工业以来，现代社会就如同一台不断自我再生产零件的机器，每个零件都有自己的作用，这些零件必须协作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运转。也就是大分工。大分工使得每个人都必须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物，进而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换取更多的报酬。
如果人们既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抽出时间来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毫无疑问是低效率的。因此人们通过宪法签订契约，确定一类人专职来负责管理公共事物。这使得个体从公共生活中脱身开来，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得以解放。
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们都会失去对于公共事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民众将公共的和私人的截然对立，全心全意让渡出自己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利，而转向去关注自身利益。而那些被让渡出来的有关于公共领域的权力，则会被一个代议制的政府完全获取。这个代议制政府成为了事实上的专制者，这个专制者将替人们操心公共生活，让人们专注于发财致富和私人生活，怎么能不大受欢迎呢？
这种统治毫无疑问是深入内心的，伴随着民主政府的往往是民族国家，民主制的要求磨平了人们的身份差距，过去高高在上的贵族、安然自得的平民和被剥夺人权的奴隶，如今完全地沦为了一类人-公民。
人们只有职能上的区分而无身份上的贵贱。但这种民主制又建立了新的身份差距，那就是基于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与国之间明显的民族差别。广泛的民族主义认同深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里，由此替换掉由于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失落从而诞生的归属感上的空虚。这种国族主义意识，在代议制政府的专制下推波助澜，最终演变成一个当代社会普遍而又主要的文化认同。
此类主要由国家-民族所演化的大共识下，使得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了史无前例地自发的团结度和凝聚力，某种程度上看似克服了民主主义的泛滥导致的个人主义悲剧，人们可以作为一个零件服务于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强大，可以完成那些先人完全想象不到的伟大工程和实验，可以使得一个弱国短时间内崛起称霸一方。
可这种民族主义根本上却是虚无的，他们给予不了个体以真正的支持，并不像小型的结社那么可靠。在小型的会社当中，人们可以给予彼此经济上的支援，道德上的告解和心灵上的彼此安慰。在正式的结社中，人们拥有着系统的组织生活、明确的组织身份和需要履行的组织义务和权利。虽然不那么自由，可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灵都有所归属。民族主义缺乏这样的形式，因此常常落空为一个振奋人心却很难被人实际体会得到的口号。
那么，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如何的？
参与式民主在今天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提及，通过民众广泛参与制度设计和实施，以保证公共事物得以符合大众心意地良性发展。可如何使得民众能够自发地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除非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占据主体的有闲中产阶级，并且这样的中产阶级接受过系统地公共政治的教育，这类教育规训了他们，使得他们将参与公共政治和提高自身公共政治水平作为己任，并且能够从刚合法参与政治生活时就拥有较高的水平。进而，从一个社区的自治开始，到联合的普遍自治，看似确是一个良性的秩序。
这种参与式民主的思维，始终还是寄希望于大多数人都变成政治上的专家，从而政治上的事情就能够得以很好的解决。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制度设计得多么合理，而是在于如何去实现它。批判现有制度而去构想一个好的制度是容易的，可落足到行动呢？知识分子的吃瘪往往在此，思想的巨人如果停留在思想的领域，自然是擎天撼地的，可一旦走向现实，却显得无比渺小。让这种渺小变得伟大起来，往往不是一代人的功夫就能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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