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定鼎后，无不希望国祚长久。然而，有的初盛而即衰，有的中兴而再衰，有的长盛而终衰，始终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最终人亡政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周期率，对于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是有重要意义的。
初吉终乱 兴亡人定
兴亡探讨，始见于《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
鉴于商纣王好酒淫乐，昏乱暴虐，箕子提出“皇建其有极”，即帝王统治要制礼作乐，定尊卑贵贱之序。这次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兴亡对”，为周王朝统治提供了圭臬。
秦自孝公励精图治，传及六世，延续百年，至秦始皇，明君良将，扫荡六合，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然而，秦没有“法与时转”，而是将“秦州法制”简单地复制并推向九州，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空前繁重。它的统治只维持15年，二世而亡，留给汉初政治家无尽的探讨。
西汉初年，谋士陆贾经常向高帝推荐《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高帝骂之：“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高帝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令其编集秦失天下及古代国家存亡的史鉴。
高帝与陆贾的“马上对”，探讨秦王朝的倾覆，确立了汉初“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为儒家思想统一中国，以及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到来进行了理论探讨，更奠定了汉王朝400年的基业。
隋王朝结束中华“三百年”分裂局面，“大一统”盛况空前。隋得天下于力战，民思“休养生息”，而隋炀帝杨广反其道而行，北出塞以战突厥，东渡海以征高丽；征发数百万民工开拓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西连长安、南至余杭的水运大动脉，“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既济盛极而衰至。是以帝王失道，劳民伤财、兵凶战危、奸宄内发、上下相遁，近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隋王朝重复上演了秦王朝的悲剧，又一次为“初吉终乱”加厚注脚。
唐朝初年，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贞观对”，主要探讨隋朝及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他批评隋炀帝不能持盈保泰，不能柔顺守正，不能虚心纳谏，提出重视农业的施政方针，选贤任能的吏治举措，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明德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慎终如始的政治品格。
为汲取隋王朝灭亡的鉴戒，特别是在广开言路方面，太宗时，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中，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凡军国大事，皆由君臣集体谋议，酌古鉴今，各抒所见。此外，太宗命谏官入阁议事，故当时言无不尽，鲜有败事，得贞观之治。
盛衰有凭 惟人所召
武帝建元元年，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隆盛，武帝始征伐匈奴，深入其腹地，实施纵深攻击，给以沉重打击。但多年的对匈奴作战，中原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武帝后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的社会政治危机已经出现。
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是主张进攻战略与防御战略两派之间的一次“攻防对”。
主战派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充分肯定了汉武帝打击匈奴的进攻战略，指出：“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坚决反对退兵撤守的策略，主张继续保持主动出击的战略态势。而各地文学贤良集合的反对派认为：对匈奴作战使“中国困于徭赋，边民苦于戍御”，是得不偿失之举。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从历史角度来看，以“农战”为核心的富国强兵理论是中国封建王朝一以贯之的强国政略。而长期征战，又对农业经济造成劳力与财物的巨大损失。“农战”关系到王朝的长治久安，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统筹好是关键。
盐铁会议后，汉王朝恢复文景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的国策。故汉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唐玄宗即位初，励精图治，躬行节俭，国力强盛，“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大唐盛世辐射异域他邦，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由此，大唐王朝进入开元之治，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中国封建社会亦进入巅峰阶段。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开元后期，唐玄宗贪图边功，使军事部署上“居重驭轻”转为“外重内轻”，加之言路壅塞，决策失误，酿成“安史之乱”。至此，唐王朝的衰败局面成为无可挽救的趋势，无法无天的藩镇日益专横，直至亡唐。
千秋伟业，功在统一。时不至，不可强生。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在孙刘联军的作战会议上，孙吴高层许多人主张降曹，诸葛亮分析态势：曹操远道而来，犹如强弩之末。周瑜指出，曹操“舍鞍马，杖舟楫”，弃长而争短。赤壁之战，曹操败于孙刘联军，三国鼎立。
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与群臣廷议伐晋之事，无视“朝廷内外皆言不可”，一意孤行，挥师南下，“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淝水之战，前秦大败，统一受挫，北方重陷分裂。淝水之战后第二年，一代氐族雄主苻坚被缢杀于新平佛寺。
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文明史既是一部“治乱兴衰”的朝代更替史，更是一部在“革命”和“革新”中前进的历史。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奴隶制度从夏朝发展到西周初年，已达到鼎盛，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华夏疆域，构建起以礼乐制、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上层建筑，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
历史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及至春秋末期，旧的奴隶制度在无数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早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已经出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历史已经证明，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一条铁的斗争规律。诚然，封建地主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同农民阶级存在着对抗的矛盾。从陈胜、吴广领导大泽乡起义到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中国农民阶级英勇不屈的斗争前赴后继，他们每次都用革命手段推翻或改造封建地主阶段的统治。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一段时间后，由于历史地位的变化，他们既不愿意进行自我革命，更不可能领导社会革命，而是着力于巩固自己这个阶级统治，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政权的吐故纳新能力下降。明亡于东林，清败于清流，此言不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相一致的。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特别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劳动人民总是站在斗争最前列，他们敢于斗争，敢于拿起武器，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战斗力，把旧的统治阶级打得落花流水。
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战胜旧制度，即使旧势力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能是暂时的，短命的，昙花一现。他们的叫嚣，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最后的疯狂。当然，这种曲折，没有多大害处，它将使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得到锻炼，获取经验教训。
新生的必然代替腐朽的，这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探讨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伟大斗争，有助于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有助于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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