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静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唯生产力论倾向[1]。
——1958年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系统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使它适合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对1956年的唯生产力论倾向作出纠正[2]。
——1980年提出“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3]，第二卷，244
——1978年冬提出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并列[4]，否定两者的决定被决定关系，为效用价值论挑战劳动价值论留下空间，为市场经济中性论出台奠定基础。
——1979年提出西方通行的国民经济GNP指标［3，第二卷，194］，1985年采用GDP统计方法，越过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理论和相应的分配和再分配理论红线，为资本中心的生产，未来经济脱实向虚的演化建立条件。十九大后提出“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5]从方向上做了一定的纠正。
——以“双层经营体制”，实际上削弱、解体农村集体经济，用分散的小生产单元的阶段、局部合理性挑战合作生产，否定以公共积累完成农业产业升级路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商品化、雇佣化，开通了城乡私有资本积累超越公有经济分布和存量，并贫富分化的路径。十九大后，在脱贫攻坚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把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作为重要措施，扭转了长期趋势。
——1984年提出住房商品化［6，1984.2.14］，建筑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6，1984.2.24］，把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行业，把企业和社队福利等内部服务推向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性理论引导下，公共服务自发进入资本化、私有化通道，挑战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和再分配理论，把非物质资料类的生产、分配、消费转化为资本增殖产业，把繁荣服务业演化为投机和垄断，吞噬全社会剩余劳动。十八大后转为方向相反的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7]。
——1983-87年以新旧社会雇工形式上的区别［6，1987.4.16］模糊雇佣劳动和资本增殖的本质，突破剩余价值理论底线，为把解放以来的经济积累演变为公有资本、新生私人资本开辟了通路。
——1985年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3，第三卷，148］，否认市场经济理论已经资本化，开通了将资本统领的经济理论中性化、无害化的通道，为生产方式演变提供了思想指导。
这些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理论有：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产权理论、货币理论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等理论。这些理论依托社会化生产必要的分工、协作、信用，在强调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性”中，以尊重价值规律的形式，放纵利润最大化，排斥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将西方经济理念永恒化，在告别商品短缺后，迅速转向商品、货币即资本和人口过剩，推动私有存量超越公有占比和贫富分化。2015年提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8]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社资属性，否定了市场经济中性论；鸟笼经济[9]式的社会主义发达商品经济的人民中心经济初见轮廓。
——根据市场经济中性观念，在劳动力商品市场的雇佣劳动条件下，合乎市场逻辑地引入萨伊庸俗经济学为源头的全要素生产理论，自解放以来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取得了一席之地，使市场经济的资本中心性质实质化。关于资本生产要素，目前正处在讨论中，但新时期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提出，是抽象市场经济理论的质变。
——1992年以解放、发展生产力定义社会主义本质，把发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混淆为充分条件，把中性生产力，即市场经济中自发的以资本为轴心的生产力和排他性的共同富裕并列折中，又在两极分化后，寄希望于分配手段［6，1993.9.16］，割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否定生产与分配、消费不可分割性。中性生产力淡化所有制，忌谈公有制，支撑私有经济存量占优。2021年重新被定义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0]。
——1988-1991年规根据市场经济中性观念，提出治理通货膨胀不能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规模［6，1988.9.12］，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货币要自由兑换6，1991.2.18，看不到在军事支撑的美国国家干预和美元霸权下，现代国际垄断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已不断从G-W-G’转向G-G’，恪守世界秩序必然给中国金融、经济带来重大风险。实际上通货膨胀长期高于美国，物质财富总体上单向输美。十八大后提出金融安全，逐步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11]，目前中美金融博弈处于白热化。
——1987年提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而此后我国面对的战争形态已转化为瓦解苏联式的金融、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的、常态化的非传统战争，军事手段为辅。以唯生产力论排斥“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全社会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把向西方输送物质财富视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的单方受惠，对美元金融霸权和生物战不设防。提出国家安全、两个循环，粮食安全和疫情动态清零，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的预见性，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新自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解放后它的孕育、演化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对其扬弃、批判中发展前进。进入新时代后，以问题导向逐步加以纠正，中国的前进步伐取决于对现状中新自由主义的扬弃、纠正程度。
谨以此文献给祖国73周年华诞和党的二十大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2] 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
[3] 《邓小平选集》
[4] 韩纲：《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见厉平编《解冻年代》，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页。
[5]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发布时间：2021年04月30日
[6] 邓小平年谱
[7] 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强调：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新华社，2016年01月06日
[8]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
[9] 《邓小平、陈云的改革思想比较》，人民网，2014年01月6日，陈云：“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10]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2月8日
[1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新华社，2017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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