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的王希苏先生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他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经历了中国建设、改革70多年的历史进程。他的专业本是比较文学，到哈佛求学时扩展至比较政治学和比较经济学，嗣后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服务于美、英、加数家大型跨国公司，在为中国引进外资、为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从西方的角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同时，由于曾长期在西方和香港工作、生活，对西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积累了大量感性经验和第一手资料。此文即是他从中西比较的学术视角对几十年观察、积累进行的理论概括，是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敬请广大网友关注。
当今的发达国家多数在欧、美和大洋洲。他们在这几百年中创造的物质财富是此前几千年里人类创造财富总和的无数倍。发达国家采用的是私有制和自由经济模式，有人于是推导出一个结论，认为私有制和自由经济是不可违反的铁律，如果搞社会主义，搞公有制，搞政府计划，必然失败。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人纷纷转向资本主义，西方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失败。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近年来也有许多人怀疑共产主义，耻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按西方教科书照猫画虎。他们推出唯市场论，不厌其烦地批评政府干预过多，煞有介事地反对“国进民退”，主张私有化，挞伐“厉害了，我的国”，一次次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
西方国家的经济领先世界几百年，鼓吹以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是这几十年才出现的事。它是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编造的谎言，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这个观点颠倒了因果关系，违反逻辑，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它不能解释当今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私有制和自由经济，为什么发达起来的国家为数寥寥，众多民族依旧贫穷？
一、技术革命驱动经济大发展，催生资本主义制度
经济发达与否，根基在于生产力的高下，即价值创造能力的强弱。众多生产力要素中，科技排名第一。近代历史表明，西方国家的强盛首先在于科技应用形成的生产力。
文艺复兴解放了思想，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人类这才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代。
经济大发展发轫于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机的发明解决了工业动力问题，机器开始代替手工，规模生产代替个体劳动。手工业和制造业创造的财富渐渐超过农业和矿业，形成第二产业并获飞速发展。工业最终成为经济支柱，所以第一次技术革命亦称工业革命，宣告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
英国是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摇篮，它因此成为最先发达的国家，称霸世界近两个世纪。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欧洲，人们将科学原理发展成应用技术，发明了柴油发动机和燃气轮机，进一步解决了动力问题。发电机在德国的问世拓展了电的应用，把世界带进电气时代，我们于是有了电灯、电话、电报、空调以及一切消耗电能的产品。不久，美国成为科技革命的领头羊，汽车、火车、飞机等划时代技术均领先其他国家。上世纪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展开，覆盖冶金、原子能、化工、航空航天、计算机、通讯，激光、生物工程、精密制造、自动控制和机器人、互联网、新材料等所有领域。美国是当仁不让的科技领跑者，于是引领世界一百年。跻身世界前列的其他发达国家多有自身的技术优势，为人熟知的有德国和北欧的精密仪器和高端制造，法国的核电和航空航天，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器，南韩的电子和造船。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是科学普及程度高，创新意识强的国家。
中国是又一个范例。中国起步慢，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启动工业化进程，先后造出第一辆卡车、拖拉机、轿车，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万吨轮……，这些落后西方几十年的初级产品，在当时可都是令全国人民振奋的头条新闻。中国靠无数这样的“第一个”，完成了从不知到知、不会到会、不能到能的技术飞跃，打下了工业化基础，构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今天，世界500强公司中，中国大陆入选130多家，排名世界第一，世界品牌500强中有60家多中国公司上榜，排名第二。中国的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同步。
美国在一众发达国家中出类拔萃实非偶然。美国人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无人与之比肩，令人敬佩。它的创新意识最浓烈，发明创造最丰硕，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最多，有其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原因：
1.殖民地发展的环境催生了创新意识。美国人的祖先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从无到有建设新的国家，不得不靠创造起家。谁也不是权威，谁都可以成为权威。谁也没有垄断技术，谁都有权发明技术；
2.殖民地发展的过程造就了创新文化。殖民地没有历史，不可能因循守旧；没有传统，正可以轻装前进；向前看是他们的唯一的选择，超越昨天、创造明天他们不懈的追求，创新自然而然成为美国人的民族习性；
3.美国的教育培育创新能力。美国家庭和学校特别看重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与他人不同的见解。它们支持试验和探索，鼓励学生挑战已知、挑战常规、挑战权威、挑战不可能。正因为有这样的教育，美国才可能产生最大数量的原创和首创成果。拿信息技术来说，早期的互联网、数据库、ERP、系统集成、服务外包，和最近出现的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云计算、区块链、虚拟货币、元宇宙、穿戴设备等理念，全是美国提出的。比尔•盖茨的微软操作系统，乔布斯的智能手机，贝索斯的亚马逊电子商务，扎克伯格的社交平台Facebook，团购网站Groupon，马斯克的PayPal电子支付, Space X发射器的回收等，全是首创，开行业之先河；
4.创新有财力的支撑。美国鼓励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资金投入一直是世界第一。企业给大学和科研机构出课题，出经费，推动与市场对接的应用技术研发；
5.创新有国际人才的贡献。美国有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有充足的资金，有前沿的研究课题，有高端的仪器设备。一流的科研软、硬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参与美国的科研和创新；
6.美国人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原创者的权利，对创新和创造有最好的保护和激励。让我们以小见大，认识美国知识产权对推动经济的作用。我国当下流行的煎饼，二十几年前在北京出现，不知是谁的发明，因为赚钱，当年就出现几百个一模一样的煎饼摊子，现在已在全国普及。类似煎饼的美国快餐食品，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面包圈、牛肉饼、甜面点、三明治却能做成全国甚至国际的连锁店，规模上几十亿、数百亿。面点的做法没有高科技，但是发明者拥有“知识产权”，并受到尊重。在美国，模仿被视为不屑，抄袭属于非法。煎饼放在美国，应当也能从小摊子发展成现代连锁，其受欢迎程度和规模恐不在麦当劳之下。
科技不仅提高生产力，也推动经济制度的革命。工业的兴起，诱使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为工业发展输送急需的劳动力。以王公贵族占有土地、征收农民的徭役租赋为基本特征的封建农业体系于是分崩离析。新的生产方式哺育了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大发展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西方的发达缘起资本主义制度，是颠倒的逻辑。
二、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摆脱兴盛和衰亡的生命周期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如果束缚生产力，必将被打破，同时，新产生的生产关系反过来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取代了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科技引领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是：（1）生产走向社会化，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自然经济升级为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2）在商品市场的基础上扩展出原材料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形成完整的价值链和配套体系；（3）持续提升的社会消费水平反过来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经济活动从原始的农业和采矿业，进入制造和服务的高级阶段，三个产业形成互补的完整经济体系。社会分工和流水线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4）积累的财富不再用于修建宫殿、城堡、教堂（中国是修建庙宇和坟墓）。财富转化为资本，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5）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创造财富取代继承财富成为成功的象征，世袭贵族逐渐没落，只要努力，平民也有上升的空间，社会活力大大增强；（6）个人的致富愿望化为驱动力，激发出创业和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带动全社会投入新生活的创造；（7）市场经济在理论指导下建立了完善的商业制度和高效的运行模式。经济学理论从宏观（国家或地区）和微观（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总结了市场规律，指导人们把握供求关系，运用资本和价格杠杆，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市场主体因此能够最经济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创造财富。
资本主义不能逃脱生命周期律。近几十年，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走下坡，统计数据证明了我们的感觉。美国曾经贡献了全世界40%多的GDP（1960-63年），现在降至22%；2000年它的国债不到6万亿美元，今天高达30万亿，政府债务在20年里增长5倍多，然而GDP仅增长了一倍（同一时间段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低位徘徊，日本更是经历了30年的停滞。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GDP几乎是它的四倍。
美国和西方的科技总体水平仍领先全球，在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科研投入方面仍超中国，他们有更完善的法律制度，更先进的技术，更充足的资金、更丰富的经验，为什么被社会主义的中国反超了呢？
资本主义从巅峰期向下滑行，有两个直接的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里，全球最后的一百多个殖民地纷纷独立。殖民地有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也是西方工业品的消费市场。掠夺资源，剥削黑奴、土著和原住民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没有人对西方掠夺殖民地财富做过全面统计，我们权且回顾半殖民地中国的遭遇，以一斑窥全豹。清政府一年的国民收入是8000万两白银左右。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八国联军击败义和团之后签订辛丑条约，对各国赔款4.5亿两，年息四厘， 39年本息总计9.8亿多两，另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殖民主义西方对中国的剥夺疯狂到可以使这个主权大国破产的地步。这还不算侵占领土、强迫中国开放口岸所获得的商业利益。对西方列强来说，失去殖民地无疑是失去一大稳定财源。
第二，近五十年来，西方对国际市场的垄断被打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顶尖的几个国家的出口额占世界的70%以上。此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等金砖国家和现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国际市场的格局。据华尔街日报网站2022年8月21日报道，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全球占比接近15%，美国是7.9%，德国7.3%，日本3.4%。西方失去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有双重效应：一是国外市场份额下降，收入减少，同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盈利幅度变窄；二是自己的国内市场被切割，货币财富外流。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萎缩，单靠国内消费，发展经济的动力减弱，这是发达国家增长缓慢的原因。尤其是美国，低收入家庭月入月光，年轻人寅吃卯粮，已经超前消费了，可挖掘的内需潜力有限。
除了这两个外部原因，发达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五大“基础病”
资本主义不是完美的制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批评它的声音从未中断。西方政府也尽力做了改善和弥补，但是弊端不得根除，悲剧反复重演，甚至愈演愈烈。治标只能苟延残喘，治本才能挽救生命。这个本，就是与制度共生的五大基础病：
1.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尽管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上发生了从土地、牲畜到设备、厂房，再到资本、股权的流变，个体或家庭所有制也部分转化为合伙制和股份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没有改变。私有制有两个致命伤。
第一个致命伤是制造阶级对立。私有制社会分成有产和无产两大群体，有产者以无产者的存在为前提，后者对前者是依附关系。中世纪农民依附土地、依附土地主，现在的打工族依附企业、依附投资人。劳动者是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商品，雇佣就是时间的占有和劳动的收买，虽然劳动者有更换东家的自由。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不时激化。劳动商品化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相左。
第二个致命伤是分配不公。投入资本开办企业可折合成股份，而劳动、创造、服务、技术等帮助企业成长和成功的要素不能置换成等值的产权；有产者凭产权获取持续回报，无产者只能靠出卖智力、体力、能力、努力获取即时报酬。企业家和投资人承担失败的风险，他们对公司起步和成功负有最大的责任，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但是一些企业主在几年、十几年时间里，身价暴涨至十亿、百亿、甚至千亿，相对劳动者的收入，不公平也不合理。过去和未来的人们读到这些一夜暴富的故事，感觉会像天方夜谭。
私有制下的分配制度有利于有产者。许多高收益的事业需要大量资本，资产者近水楼台，无产者望洋兴叹，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造成财富集中，更导致任何政府都头疼的贫富悬殊。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美国收入排在中间60%的所谓“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在国家总财富中占比已经跌至26.6%，创30年来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却拥有27%的国家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这是畸形的社会财富分配。
私有制的分配原则不是按付出的劳动或创造的价值给予报酬，而是依据给投资人带来的回报。它带来三种不公平：一是企业内部不公平。根据CNN2022年7月21日报道，美国大公司CEO的平均年薪为1830万美元，是雇员平均工资的324倍，如果加上股权激励，收入上亿，差距更大；二是行业内部不公平，生产同类产品，做同样的工作，待遇却不一样，明星企业员工的待遇可能是一般企业的数倍；三是职业之间不公平。不从事商品生产的科学工、教师、医护人员、政府公务员等为社会，为人类创造的价值不亚于商界人士，然而报酬相对微薄。如果将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作为分配原则，《资本论》的怎么能穷得连买烟的钱也要向恩格斯讨?领导7-8亿人民走出绝对贫困的中国政府又得领多高的工资？分配不公滋生仇富、仇商心理，是社会不安定最基本的原因。西方世界不断出现的罢工和示威，绝大多数是要求平等和提高工资。中国社会上一度流传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写歌的不如唱歌的”，“发明技术的不如应用技术的”，就是这种情绪的宣泄。因为“教书不如经商”，“科学家不如资本家”，“实业不如金融”，大批专业人才下海经商，科学技术人员涌向金融行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任何经济体都面临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挑战。贡献不同，报酬应该有差距，否则有碍经济效率，但是差距过大，又有失社会公平。低效率下的公平和高效率下的不公平都不是理想状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资本主义偏向于效率。
西方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私有制的弊病，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卢梭说，自从有人打下第一个桩，称这片土地是他的，罪恶便由此而生。早期空想主义者建立乌托邦，是废除私有制的尝试。马克思更是提出共产主义，将“消灭私有制”写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大旗上。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私有制经济中注入社会主义元素，例如福利制度，累进税制，给企业高管限定薪酬天花板，给低收入人群设定最低工资线，实行股权激励甚至全员持股淡化雇佣观念等。美国没有普惠的福利制度，采用扩大中产阶级、救济绝对贫困者，以缓和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矛盾。目前看来，但凡社会主义成分多的国家，贫富差距就小，例如北欧，社会比较安定。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属于修修补补，只要私有制存在，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就难以调和。
2.资本主义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时代曾经公开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视黑人、土著和原住民为低级人种，买卖黑奴这样令人齿寒的反人类行为，竟可视为正常，而且盛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从理论上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掠夺行径作了最好的辩护。
“自由”和“权利”与丛林法则结伴而行，殖民者需要镇压土著的权利和侵犯别国的自由。这是西方特别推崇“自由”和“权利”价值观的历史根源。西方的殖民化和国际化是丛林法则的全球化，“自由”和“权利”也被一些人誉为普世价值。
历史在进步。西方国家也有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担任政府和军队的要职，奥巴马甚至连任两届美国总统。这不是虚伪，也不是人为点缀，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时俱进，在平权时代的改头换面。黑人和少数族裔仍旧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中不足1%的成功人士，或称既得利益者，正可为丛林法则张目，掩盖种族主义的存在，将不平等的责任推诿给“不争气”的弱势群体自身。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恶性竞争。竞争本不是坏事。正当的商业竞争能够推动质量的提升和浪费的减少，让消费者享受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一旦用丛林法则主导竞争，富有体育精神的竞技园便变为你死我活的角斗场。恶性竞争者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挤垮同行，或者用收购、兼并的手段消灭对手，最后达到一家独大，垄断行业的目的。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在30年的时间内获利350亿美元，退休前，他介绍自己的成功的经验：“炒作货币就像动物世界的森林法则，专门攻击弱者，这种做法往往能够百发百中。”
在动物世界里，大鱼靠吞食小鱼生存，强者靠消灭弱者壮大。在自由经济体中，击败弱者才能生存，剥夺他人才能获利。两者异曲同工。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剥削和掠夺合法化，将动物丛林法则默认为人类社会法则，弱者是“生活的失败者”（loser，没出息的人），活该自生自灭。
这一百年来，西方不再公开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各国并制定反垄断法对恶性竞争行为进行约束，设计社会机制保护弱势群体，例如行业工会，法律救助，失业救济，住房补贴，低息住房贷款，老年公寓，对残疾人和穷人的医疗救助计划，政府保障住房等。发达国家中，因饥寒致死的现象基本绝迹。然而，慈善和施舍不是解决社会不公的根本出路。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剥削制度的虚伪之处，出发点是自私，因为牲口喂养得肥壮可干更多的活计，奴隶保持健康可创造更多的财富，下层人民感恩戴德可延续现存制度的寿命。
丛林法则没有理由继续。人类已经进化，应该有人性化的生存法则。
3.资本主义建立在金钱为本、利润至上原则的基础上。经济原本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从事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不以改善民生为目的，而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经济便偏离正道，导致一系列不正常的扭曲：
扭曲资本定位。资本在经济中有造血功能，用以投资再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理论上，金融行业隶属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资本的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在现实生活中，实体经济反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追逐市场热点，用赌徒的气魄押注。人们应该记得世纪之交的互联网热，投资银行争相借贷给多如牛毛的初创公司，竟有以法律诉讼威胁那些申请但后来拒绝接受贷款的企业。不到一年，互联网泡沫破裂，西方人用谐音打趣说.com变成了.gone（“来去匆匆”），大部分贷款打了水漂。占国家经济大头的中小企业最缺少发展资金，但是它们借贷的规模小，风险高，信用审查繁琐，回报数额没有吸引力。银行帮富不帮穷，更愿意和成功的大企业和暴利行业打交道。小微企业借一千万可能比马斯克借560亿收购推特（Twitter）更难。这不仅造成产能过剩，全盘经济失衡，更导致贫富悬殊，发生马太效应：“ 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圣经：马太福音》）。因为增值是目的，资本必然大规模流向金融、外汇和大宗商品的虚拟经济投机市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资本的过度涌入催生房地产泡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便始于泰国的泡沫破裂。2008年次贷危机也是由于美国次贷机构追求高利率，给信用度低、偿债能力弱的买家放贷造成的，最后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扭曲价值规律。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贫穷，投机市场的寄生虫暴富，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特有的变态。市场上有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和租赁融资等吸纳资金的途径，银行除贷款外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理财产品和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精明的人做一番“资本运作”，能将别人的钱“运作”成自己的。大亨们增持或减持特定股票，其市值能瞬间增加或者减少几百亿，自己从中渔利，跟风者为他们作嫁衣裳。资本市场有个说法：“盛世巴菲特，乱世索罗斯”。巴菲特是纵横股市的大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股票赚了几百亿。索罗斯是玩弄汇率的巨鳄。他狙击英镑，搅乱英国金融市场；狙击泰铢，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他每做空一次，赢得的差额上亿，甚至上十亿。他们的财富不是劳动所获，也不是价值创造，而是在零和博弈的股市和汇市上将别人的钱财纳入自家囊中。这是十足的寄生行为。有人赚几百亿，就有人亏几百亿，有一个富豪诞生，就有十个人的财富缩水，所以说资本主义在制造财富的同时制造贫穷。
扭曲价格机制。价格体现价值，反映供求关系，是公平交易的基础。常有唯利是图的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建立价格联盟，盘剥消费者。他们借助广告，用花言巧语引诱人们上当。他们举行各种形式的推销活动，或买一送一，或搭配销售，提供不需要的服务，让顾客买本不需要的东西。最缺德的是推销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这样的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欠公平。顾客口袋里的钱是他们的上帝，顾客自身是他们操控于股掌的玩物。我们封建时代的“无商不奸”和资本主义时代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暴涨，欧洲老百姓怨声载道。美国不缺石油，石油公司也趁机提价。埃克森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的利润高达176亿美元，每秒钟获利2,245.62美元，成为CNN新闻头条，连总统拜登也隔空喊话劝其降价，顾全大局，减轻消费者负担。本世纪初，中国买澳大利亚铁矿，因为中国需求大，澳大利亚年年涨价，每次幅度几乎翻倍。价格是双刃剑，暴利是自戕行为，不是可持续的商业战略。当年德、日垄断盾构机市场，价格奇高，最贵的一款价格上亿。中国人争气，做出了自己的盾构机，功能更齐全，质量更高，价格仅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欧日产品缺乏竞争力，失去市场，最后连公司也被中国厂家收购。这是许多不遵守价格规律的西方公司的命运，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商业秩序。
扭曲公益事业性质。教育、医疗、体育、社会保险、公共交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服务对象应不分种族、性别、贫富、地位和家庭背景，一视同仁。美国多数公共事业由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邮政和铁路无人问津，只好由国家接手。公共事业当成生意来做，效率和服务会有改善，但是成本提高，使低收入家庭不堪承受。像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大学学费对中产阶级家庭也是沉重的负担。拜登刚刚发布行政命令豁免学生因就读大学的欠款，有两千万人受益，数额高达四千亿美元。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8%，医保以外的病，中产阶级也看不起。公共事业有普惠性和公益性，如果只选择有利可图的业务，必然偏离公益初衷。我们看到保险公司怂恿年轻人买寿险，老年人要买，则百般刁难，条件苛刻，保费也高得出奇。医疗保险细分为多种方案，尽可能避免对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覆盖。一切经过精算，保证盈利，这不是公共服务，是商业行为。
扭曲知识的人类意义。知识产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产物，是一个需要修订、完善的机制。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对发明者的认可和对创新的鼓励。知识的发明权属个人，发明者应该得到相应的奖励，同时，所有的发现和发明是在前人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不是个人独立能够完成的。发明和发现是人类知识总量的扩展，是属于全人类的财产，不能私有。用资本雇佣他人开发技术，自己占有发明权，或购买专利继而垄断为一己之私，都是对知识的亵渎。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医学科学方面，发明新药，奇货可居，见死也不救，丧失基本的人道主义。知识只有普及，才能产生力量。将发明注册成专利，禁止他人使用，是合法的商业行为，却可能拖延社会进步。利用技术进行破坏，则阻碍社会进步。我服务过的一家世界50强公司，为了战胜同行，选择对手研发路线的下一个环节，用这个点的科研成果注册专利，致使对方的工作无法继续，只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技术在金钱的诱使下成为垄断手段，限制普及，甚至被用着毁灭对手的武器，是人类的悲哀。现在，美国正在拉拢几个国家，在芯片制造技术上对中国实行封锁，致使供应链断裂，全世界的汽车厂家因为缺芯而减产。知识武器化的趋势似在蔓延。
扭曲价值观和社会道德。美国早期移民以清教徒（基督教教派之一）为主，该教崇俭戒奢的传统，现在已不见踪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的主人不是人民，是金钱。作为交换中介设计的货币发生异化，成为追求的目标，操控人的行为。敛财正当而光荣，贫穷可悲亦可耻；鞭策商家的是贪婪，控制人心的是物欲。财富成为社会成功的标准，巨富万人景仰，穷人鄙夷不屑。贩毒、绑架、拐卖、走私、诈骗、传销、暴力催债、骗婚骗保、假冒伪劣、破坏环境等恶行，是伴随资本主义出现的，在封建时代鲜有所闻。这些恶行的形式不同，背后的指挥棒是同一个。在唯利是图的商业文化中，当利益和道德不可得兼，取利益而舍道德；当金钱和责任发生冲突，先金钱而后责任。用中国话说是“义利倒置”。西方国家有法律惩罚犯罪，有制度规范行为。又所谓“法无规定皆可为”，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行为，哪怕不义，也受“自由”和“权利”保护，不受道德谴责。只讲法律和规则而不讲道德，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情会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失去道德必然失去信任，不讲信用的商业行为不仅增加商家的销售成本，整个社会都为之付出诚实的代价。
贪婪和物欲有如潘多拉盒子里的妖精，易放难收。
4.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西方实行自由经济，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此制度的依据是：社会需求是商机，商家捕捉商机，满足需求，结果是全社会受益；商家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逐利”有如一只“看不见的手”，高效地配置资源；政府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涉，会使经济失去活力和动力，其权力应限于制定规则和维持公平。美国没有长远目标、国家战略、总体布局和中长期规划，当然也就谈不上资源统筹和计划落实，是制度的限制。
市场确有自我调节的作用，能够优胜劣汰，趋利避害，弃旧图新，新陈代谢，自发建立价值链和供应链，以供求关系主导经济活动，实现自我生长。问题在于：单个企业自我管理，作为整体的国家经济要不要政府管理？美国是西方第一个提出“大社会，小政府”主张的国家，即政府不具体干预微观层面的经济，仅用 “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只有这两个工具显然不够。以通货膨胀为例，通膨是供需失衡造成的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美国只能用利率调节流动性，压制购买力，而不能从供给侧发力，增加供给，因为价格高企对生产商有利，厂商不愿意降价，政府无能为力。而提高利率又增加企业融资和借贷成本，导致发展速度放缓。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发展不平稳成为常态。小政府在经济上难有大作为。
世上没有绝对自由的经济。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也不得不介入干预。1929年美国经济陷入 “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采取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行政措施，改革金融系统恢复银行信誉，限制生产规模避免商品过剩，兴建公共工程制造就业机会，以工代赈提高消费能力，补贴农民压缩生产规模、稳定农产品价格，贬值美元以扩大出口，美国经济终于得以走出危机。美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密度近年似有加强，仅今年已出台三个政策，一是五年里投入一万亿美元改善老化的基础设施；二是对国产电动汽车提供高额补贴；三是用近3000亿美元加强芯片产业。
一次次的经济危机证明“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质疑自由经济，新西兰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根据亚洲经验，出版过《管治市场》（Governing the Market）一书，不过人微言轻，认同者寡。二次大战后，自由经济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一直占着上风。
自由经济给美国酿成苦果。早期的苦果是以产能和商品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创立管理学科，微观层面的管理大大改善。企业按订单生产，数字化管理库存，加上国际贸易发展，出口旺盛，能够输出富余产能和过剩商品，再没发生由于过剩导致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
自由经济在国际化浪潮中结出新的苦果。上世纪末商界有个时髦口号：“到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到需求最旺的地方销售，到人才最多的地方搞研发，到回报最高的地方投资。”生产要素任意流动，效益固然是提高了，但是资本流向海外，制造业流向亚洲和墨西哥，造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竟高达80%。有人将服务业占比高当作国家发达的标志，值得商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于制造能力，有如农民的实力在于生产粮食。现在美国政府意识到纠偏的必要，用税收优惠鼓励制造业回流。可是美国的人工成本高，如果减免的税赋不足以相抵，又要远离已然开发的国际市场，企业不愿回归。再者，弥合技术断层，重新培养人才需要时间，既是成本，也耽误赚钱，企业缺乏回归的动力。因为是自由经济，美国政府没有督察和引导的责任，国家付出就业机会和贸易逆差的代价，是个教训。
经济不是国家的全部，只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需要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协调互动，同步发展。市场也不是经济的全部，只是等价交换的平台和运行模式。市场规律只适用市场部分，市场外的部分则需要遵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经济有社会性，需要抑制通膨和保障就业；有全局性，需要各行各业均衡发展；有稳定性，需要实行可持续的战略；有公平性，需要避免贫富过于悬殊；有安全性，需要防止系统性风险和大面积危机。另外，经济运营需要和平安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这些都不是靠企业个体的力量可以实现的。这也不是企业层面的责任，只能由政府组织和引导。
GDP是衡量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不是发展经济的目的。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战场上打胜仗，靠战斗员冲锋陷阵，更需要指挥员排兵布阵。经济上要持续发展，为民众谋福祉、谋长远，需要领导者布局、造势、打基础、建生态。中国搞村村通公路，户户通电、通邮、通电视、通燃气、通宽带，修几万公里高铁和几十万公里公路，形成如同直达人体每个细胞的循环系统，既方便民众，促进就业，更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这么布局基础设施，一盘棋全活了。这是政府引领经济发展的教科书级的经典案例。基础工程投资大、回收期长，只能由国家牵头，带动企业界参与，才能完成。
如果说企业需要管理，国家经济反不需要管理，岂不荒唐！自由经济放任个体企业急功近利，排斥政府作用，不规划长远，不部署全局，因此不能应付复杂多样的经济挑战，是西方经济失去相对竞争力的原因之一。
5.资本主义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诞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文化是一个社群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是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本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型，必须与文化传统并行不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符合国情。资本主义符合西方国情。
荷兰比较文化学者霍夫斯塔德（Hofstede）教授用五个维度研究国别文化，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其中一个维度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我们可以粗略地说，西方是个体主义文化，东方是集体主义文化；美国和中国分别是这两种文化的典型代表。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利益，集体主义文化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个体主义文化以个人为本，集体主义文化以人民为本。这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全世界具有独特性。我们周边的地理构造形成护卫中华民族的天然屏障，这是我们国家从未被毁灭，古老文明得以延续的幸运。中华民族一起经历昌明盛世和战乱灾祸，结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命运共同体。自秦以来，中国一直是个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中国吸取了战国时代国家分裂、战祸连绵的教训，创造了社会结构严整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层是郡县，基层是里甲，“父母官”们像家长一样管辖一方，中国因此能够享受长期的和平安定。我国人民有高度的国家认同。中国人的“国”，也是“家”，统称“国家”。我们的集体主义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欧洲则不同。它人口不多，但是有几十个民族，说几十种语言，语言文字和货币至今未统一，公制的计量标准在1790年才开始启用，欧洲大陆始终处于碎片状态。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后的一千多年中，欧洲大陆分布着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帝国、公国、采邑、庄园。它们以邻为壑，互不隶属，构成欧洲的基本行政单元。至今尚存的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城堡，是封建领主“独立王国”的历史见证。大的领地政治经济独立，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甚至铸币的权利。国家只是一个松弛的封地集合体，没有明确的国界。欧洲政治版图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正式划定，大陆上四十多个民族国家才得以最终定型。由于欧洲国家没有历史恒定边界，直到现在，一些国家间常因国家版图引发纠纷或战争。中国人有共同的历史，各朝各代系于一个时间轴。欧洲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时间轴和自己的历史，或并行，或交叉，或对抗，或结盟，头绪纷乱，难辨难分。相对而言，欧洲人国家、主权、集体、他人的观念淡薄，缺乏整体观、大局观、国家观、人类观。
中国文化是在和平统一的环境中形成的。中国人珍惜社会和谐，追求天下太平。古代先贤们的智慧成果，侵淫神州，经过三千年的扬弃，形成天下为公、先公后私、以和为贵、重义轻利、礼义廉耻等安身立命的道德信念，以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待人接物的处事准则。中国人发明火药，用于炼丹和制药，制作鞭炮和焰火，偶尔以原始形态用于战争的火攻。火药传入欧洲便创造出火药武器，后来用洋枪洋炮打败了火药的发明者中国。明代时，我国经济超过世界所有国家，郑和七下西洋（1403-1433）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2）近一个世纪，中国比欧洲更具对外殖民的实力。然而殖民主义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原因不是政治的，是文化的。我们的船队是友好使者，带着丝绸、瓷器广结善缘。霸占别人国土，掠夺他人资源，是中国人鄙视的野蛮。
欧洲文化是在乱世中形成的。欧洲是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大陆。两千年来，区域性政治力量此起彼伏，民族、国家和宗教间争夺土地、人口和控制权的战争从未止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都是欧洲。征服和被征服是常态，权力变更有如换衣服一样寻常，这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不得善终的原因。欧洲民族是好战的民族。它们在争夺、抢占殖民地发动过无数次的战争，二战后美国挑起的战争，多有欧洲国家作为盟军参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人西装革履，彬彬有礼，说话轻柔，很难和战争、野蛮联系在一起。其实，欧洲人尚武好斗，文学作品也不乏歌颂用决斗争夺恋人，把冒险、战斗、胜利、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骑士精神。国家间凭实力说话，用战争解决问题；同族间靠基督教关于罪孽、救赎、报应、忏悔的教义约束行为。他们的词典里没有公私观和义利观。
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权而提出的“以人为本”，在世俗社会演变为个体主义。该倾向在殖民地时期迅速膨胀。躲避迫害的英国人移民到北美洲，罪犯放逐到澳大利亚，是早期殖民的主流。他们没有国家撑腰，没有经济实力，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靠个人力量，创造自己的生活。只要肯奋斗，没有背景的人在美国也能干得风生水起，这是吸引无数人投奔的“美国梦”--个人的发财梦。北美最早的十三个殖民地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而宣布独立。它立国时，为了防止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选择了联邦制，允许各殖民州有自己的法律，国名为“州联体”（United States），中文译为“合众国”。殖民地发展的历史哺育了排斥国家控制，珍爱独立自由，提倡个人奋斗，主张自食其力、笃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个体主义文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个预设前提：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谋求个人利益，使个人欲望得到最大满足。这是理论家从西方经济实践中抽出的结论，从侧面证明了资本主义只能产生于个体主义文化的温床。
共产主义与中国的“世界大同”理想吻合，社会主义与“均贫富”目标一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情理之中。中国经济是全体人民的经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多种所有制互补的探索，我们无法照抄西方自由经济的“本本”，就是这个道理。资本主义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唯利是图、各行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所以进入中国后水土不服，并造成本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冲突和混乱。照搬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资本主义建立在个体主义之上，有助于企业和个人积累财富，但不是国家发展的最好形式。发达国家的优秀公司，个个堪称精兵强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中国市场时所向披靡，正在学习市场运作的中国传统企业在竞争中溃不成军。中国政府着眼大局全局，稳定社会环境，统筹国家战略，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图强，利用劳动成本低和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取长补短，借力发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扭转局面，展现出集体主义文化的巨大力量。
组织产生力量。组织就是力量。再强的散兵游勇也敌不过有组织的军队。
蛋糕做得大，但是多数人分得少，有人甚至分不到；穷人一面受剥削、受排挤，一面被同情，被怜悯，却无以自拔，不公平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资本主义的辉煌仰赖制度的不公平，而制度的不公平也是祸殃，终将葬送自身，这是个悖论，也是历史的逻辑！
自由经济体的表现差强人意，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就连西方国家的领袖和政客们也出现信心危机。特朗普准确把握住美国人普遍的失落心态以及重返辉煌的渴望，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于是成功当选。另一个明证是他们对中国的态度。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内事务上事事作梗，处处对立，唯独对待中国的态度和意见罕见地一致。中国没有侵略历史，不干涉他国内政，无意称霸世界，美国偏认为中国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其实他们担心的是世界霸主地位旁落，于是以此为借口，采用关税、限供、脱钩、制裁、黑名单、孤立、围剿的手法，遏制中国的崛起。这看上去是主动出击惩罚中国，其实这连防御都谈不上。自己跑不快，就在别人的赛道上设置障碍，不让别人超越，是虚弱、焦虑、恐惧、缺乏底气的表现。美国从来财大气粗，颐指气使，要不是对自己失去信心，哪里会如此气急败坏、采用如此不入流的手段！
美国不乏同情下层人民的开明、善良之士，也有一众智慧、正直的学者，他们批评社会的不公、道德的沦丧、制度的缺陷毫不留情。国会和政府也努力扩大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减少政府债务，扭转贸易逆差，控制通货膨胀。不过经年累月，收效甚微。以上分析的五个基础病是制度层面的先天缺陷，只有改革制度才有出路。而改革制度就要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权利，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由此推断：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希望的制度。
四、美国的实力有点虚
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近六倍。用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e Power Parity）计算，也近中国的四倍。然而，去过美国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两国的富裕程度并没有那么悬殊。中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购买力相当。美国平均退休金是每月1298美元，中国社保退休金是3500元，老人的生活质量不逊美国。统计数字不会撒谎，美国的富庶和强大不容置疑，但是人们的实地体验和近距离观察也实实在在，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有两个：一是10%的美国人占有全国90%的财富，人均数据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水平。这次疫情初期许多企业无法开工，有些失业员工交不起房租，甚至连吃饭也成问题，引起高层震惊，向低收入入群发放救济金和食品劵纾困，并发布行政命令，不允许将无力支付房租的房客逐出家门。收入低于美国法定贫困线50%的穷人，美国有两千万。
二是相当一部分GDP没有让民众受益，例如战争开支。特朗普曾和卡特打过一次电话说，“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美国。不仅是经济，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如此。”卡特告诉他，“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处于持续的战争之中，有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等许多国家。经济学家估计，我们在这些战争上花费了大约3万亿美元。1979年以来，中国从未向任何国家发动战争。这意味着（省下了）3万亿美元，花在了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上，我举个例子。中国拥有1.8万英里长的高速铁路，我们有多长呢？我们和20年前没什么两样。”须知，这买军火、养军队的三万亿是计入GDP的。
其实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项。住房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对房主来说是资产，对无房户来说是支出大项。中国人的私房占有率为90%，美国是65%。如果35%的家庭租房住，按美国一居室租金平均数为1500美元计算，每年房租应该上万亿。这部分钱是租户每月最大的支出，也是负担，统计上是作为房东创造的价值算作GDP，并征收所得税的。
人们在对中美两国进行比较时，发现一个费解的现象：
中国在七十年前， 90%是农民，没有工业基础，平均寿命36岁，文盲高达90%，国家羸弱，人民贫穷，资源不足，财政匮乏，教育落后，科技几乎空白，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实现了现代化，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科技，发达的教育，丰富的资源，和完善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同一时间段里却每况愈下，国际地位动摇，GDP和出口的国际占比滑坡，颓势尽显。美国商店里充斥着中国商品，而在技术、旅游、留学等服务产品之外，美国能向中国提供的物质商品只有飞机，手机，电脑、耐克鞋、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咖啡、Colgate牙膏和P&G肥皂等可数的几项，而且每一项商品，包括飞机，美国都遭遇中国同行的强有力的竞争，市场份额在萎缩。人们在赞叹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免纳闷：美国怎么了？
中国不算富裕，创造的物质财富有限，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将七、八亿人带出绝对贫困。美国自诩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有两千四百多万百万富翁。瑞士信贷发布的2022年度财富报告说，美国占人口百分之一的顶级富豪的财富净值为36.2万亿美元，占人口60% 的中产阶级拥有35.7万亿，这个国家“不差钱”，但是建国二百年也没有消灭贫穷。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制度使然。
美国是个矛盾结合体。它是世界第一强国，第一大资本输出国，第一大军火商，同时又是世界第一大赤字国，第一大债务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实体经济在衰落，虚拟经济旺盛。资本市场的繁荣掩盖了制造能力的窘迫。资本没有变成相应的物质财富。
如果将中国和美国置于一架天平的两端，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美国的相对实力在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绝对实力仍然遥遥领先，但发展趋势堪忧。目前它仍占有的三大优势，前景均不乐观：
第一个优势在军事。2022年它的军费预算高达7700亿美元，是世界第一，超过第二到第十名的总和。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多，也最先进。军事实力是保家卫国的必须。如果在美国本土打仗，谁也不是它的对手。
美国在全世界有800多个军事基地，大有以一国之力管制全世界的蛇吞象气概。摊子铺得太大，分散军力，削弱自身优势，乃兵家之大忌。再说，靠武力称王称霸，从来难以为继。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武器装备，还有天时地利、后勤补给、地面支持、人心向背等因素。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军不可战胜已证明是神话，不是现实。美军内部也在争论自己是否有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实力。到目前为止，美国发动战争的对象国都是没有原子弹、经济规模小的国家。美国的眼中钉其实是俄罗斯和中国，至今没有诉诸武力，说明美国有自知之明。
军事实力由经济实力支撑，如果整体经济下滑，军费开支必然受限，武器研发和更新的速度会放缓。中国的军费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武器装备提高的速度世人有目共睹。拜登说武力保卫台湾，是外交辞令。派军舰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穿行，捍卫从未遭到限制的所谓航行自由，是因为知道中国不会干预公海航行权利，故意做得信誓旦旦，咄咄逼人。一旦台海战端开启，美国会参战？美台关系是利益关系，台湾的实用价值在于帮助美国反华反共，它的所谓“民主”不足以让美国为之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美国人不傻，知道在台湾海峡和中国武力较量没有丝毫胜算。
现代战争正在向依赖信息、网络、数字技术的电子战和高物理性能的太空战升级，在这方面，各国都在探索，处于准备阶段，谁也没有绝对优势。
第二个优势在金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元凭借国家威望、经济实力和币值稳定，成为国际支付和储备的通用货币，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贸易的发展，也给美国带来多重好处。
美元既然是国际货币，美联署就相当于全球央行，但是美元的发行和流通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需要，无须承担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义务。这一结构性矛盾使美国将国内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转嫁至国外成为可能。每当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或如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就会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超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大量美元于是流向世界各地，推高以美元计价的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别国通货膨胀。当美国经济好转、通胀高企时，美联储又通过加息及缩表等手段抑制通胀，它吸引国际资本回流，逼着外国同时加息，造成货币贬值，引发通胀，这就是我们眼下看到的情景。美国的繁荣和富足有投机取巧的成分。
仗着美元是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能够长期承受经常账户的赤字和商品贸易的逆差。美国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它能让美元循环一次，获利两次：用极低的利息卖出几万亿国债，让美元回流，然后用回流的美元对外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投资高回报项目。
美元的特殊地位让国际社会承担美国经济动荡的代价，必然招致不满和抵制。最早的反抗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元的问世。它有力地挑战了美元的主导地位。现在全球支付的占比中，美元是38.85%、欧元已达37.79%；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为60%左右，欧元的占比已上升到21%强。美国的金融优势正在削弱，美国从美元的国际地位中的获利也在减少。
尽管眼下没有可以取代美元的支付手段，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在被蚕食。现在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中，双边货币的互换越来越普遍，目的是避免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那些受华盛顿敌视、打压和制裁的国家正在降低美元支付的比重，减少对美元结算体系的依赖，避免遭到美元作为政治工具的伤害。在技术层面，数字结算和非银行结算等金融创新正在探索之中。去美元化和货币多元化的进展是渐进而缓慢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可能抢在前面，孕育出一个公平、普惠的国际支付方式。
美元的霸主地位是双刃剑。美元的地位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而上升，必将随着其全球影响力的下降而下降。美元的信誉以经济的稳定和政府的信用为支撑。现在美国的全球经济份额在缩减，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口号引起盟友的警惕，双重标准败坏美国名誉，“世界领袖”已失去“一呼百应”的威风，这些必然殃及美元的地位。美国境外流散着几十万亿美元，一旦美国政府和美元的信誉降至临界点，有可能出现抛售美元，挤兑美债的现象，由此产生的连锁效应将是灾难性的。
美国国内的经济脱实向虚，充盈的流动性将楼市和股市越推越高，泡沫在所难免。资本市场的繁荣并不能长期掩饰实体经济的窘迫，泡沫必有破裂的一天。美元的周转率已从1997年的2.2降至今年的1.37（中国的货币周转率是3），说明靠美联署调节流动性影响宏观经济的效果越来越弱。美国经济还能坚挺多久，人们开始存疑。
第三个优势，也是决定性的优势，是科技。目前美国在基础理论研究、尖端应用科技和前沿领域创新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短期内无人能够全面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科技的垄断优势在减弱，因为出现了中国这个强劲对手。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两个人单独攻关同一技术，成功只能是其中一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独创和首创技术的数量不断增长。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创新意识已经唤醒，一旦和潜在的创造能力、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相结合，必然创造奇迹。我们从模仿和拷贝起步，经过学习和赶超，已抵达创新和创造的境界。中国的科研水平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被引用次数是评价论文价值的国际标准。去年，在世界上被引述最多的1%论文中，中国人的研究占27.2%，美国人占24.9%，排名第二，英国人以5.5%位列第三。中国缺的是世界级的原创，这是目前和美国的差距所在。
美国一流的科研环境曾经吸引了全世界人才。而今，中国的科研条件有很大改善，设备先进，经费充裕，薪酬不菲，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节节上升。中国推行百人计划，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一流人才，许多华人教授和科学家因恶化的政治氛围而回国应聘，两厢情愿，一拍即合。这一出一进，受益的是中国，受损的是美国。在美国完成学业的留学生多数回国效力，成为中国的技术储备。
现在人们开始谈论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国因为封闭，错过了前三次技术革命，作为后来者，学习和追赶都很被动，至今还有一些核心技术卡着我们的脖子。第四次技术革命以新能源和数字技术为代表。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正把世界带入数字经济时代。今后的几十年中，谁占据数字技术的制高点，谁最广泛普及数字技术的应用，谁便能引领世界。这次，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出发，我们起跑不慢，未来可期。
资本不再是稀缺资源，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越来越低，资本为王的时代正在过去，最重要的经济要素由资本转为技术。中美之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技之争，决胜因素是人才。中国有一个优势，每年有七百万科技人才走出校门。
五、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没有仿效西方经济模式，而是吸收市场经济成功之处，避免资本主义的基础弊病，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它让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它不允许资本重新凌驾人民之上，推行向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倾斜的政策，帮助他们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平等、自由和尊严。中共实行政治领导，集中人民意志，提出“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将全国人民团结在这个旗帜之下。为实现民族复兴，它提出两个根本方针：“把国内搞好”和“可持续发展”，实行两个战略举措：“改革”和“开放”。它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反对物质主义，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它号召植树造林、治理江河、治沙防沙、扩大湿地，保护动物，建设美丽中国，同时鼓励运动健身，增强体质，减少疾病，延长国人预期寿命。这些活动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不直接生成GDP，但是创造的价值无价。
第二，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大规模减少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公有制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稳住大局；私有制释放民间生产积极性，创造就业。政府提倡“大众创业”，这不是解决就业的临时举措，而是增加有产者数量，扩大中产阶级比例，属社会主义性质的私有制。中国有些民企实行全员持股，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只拿1%的股份，这是中国企业家对私有制自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两条腿走路。有为政府承担国家经济安全、持续稳定发展的总体责任，并不直接干预基层企业的运作。政府规划蓝图，创造条件，筑巢引凤，破解瓶颈，扫除障碍，牵头大项目，扶助中小微企业，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将各种所有制结合成一股力量，形成全国一盘棋，展现集体主义文化优势。政府在引进外资、培育资本市场、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发展民族工业，保护农业耕地和农民的土地权益，14亿人民的粮食至今安全。
第四，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分配制度。中国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力求分好蛋糕。中国依循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承认资产性收入，调动激励机制，提高财富创造的效率。在公平方面，中国通过转移支付，力求全国发展的平衡，在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中国的政策不是控制上限，而是托底和提升底线，确保就业，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现在社保、医保、义务教育全覆盖，已达95%以上人口。中国帮助最后的8千万人脱贫，温饱有保障，住房、医疗、教育不愁。中国成功地摆脱了绝对贫困，正在探索共同富裕的政策和实践。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最简要的公式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 公有制为主和共同富裕 +高效配置资源和有效创造财富。
现在没有人怀疑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了，但是许多人对中国能否长期维持高速发展，心中无底。经济学界有所谓“中产阶级陷阱”（也称“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产阶级陷阱是局部现象，不是必然规律，如果是历史的必然，便没有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后起的日本、新加坡和南韩等亚洲发达国家。有人宣扬中产阶级陷阱，是出于不相信中国式道路、希望看到中国失败的阴暗心理。
中国能不能继续高速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需求是经济的推动力，科技是经济的牵引力。中国两力兼备。
中国还不算富裕，有十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也没出国旅游过，可见大量需求有待释放。工薪阶层是消费主体。中国有六亿人的月工资不足1,000元。如果将他们的收入提高到6,000元，中国的一半人口一年即可增加几十万亿的购买力。中国国民储蓄率高达52%，随着社保程度的提高，老百姓进一步解除后顾之忧，储蓄率将下降，4.9亿个家庭的103万亿储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有一部分会转化为消费支出。中国只要坚持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就不缺推动经济的需求。
对于消费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的中产阶级，中国将重心转向供给侧，通过技术引领，升级旧产品，开发新产品，刺激新需求。十几年前，中国开始以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现在新技术不断涌现，大面积收获创新成果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中国能不能将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宏观经济的领导者。中国政府现在强调“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可见领导者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领导经济发展有信心。他们的信心来自制度和道路。他们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面貌的变化证明了自己，值得信赖。
中国以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崭新的政治创造，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前车可鉴，是在摸索和反对声中一路走过来的。领导者有明确方向，但需探索路径；拥护者没有思想准备，凭信任跟随；中间群众心存疑惑，随风摇摆；异见者质疑刁难，幸灾乐祸；反对者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国内外敌人则制造谣言，不放过一切破坏的机会。
中国的制度尚在探索初期，远为完善，前进途中频频出现难以预见的困难和挫折。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世界级的，空前的；遭遇的阻力和反对是世界级的，空前的；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是世界级的，空前的；获得的成功也是世界级和空前的。中国模式的出现和成功，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所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眼中钉。反对一个新制度，或者拿它的不完善做文章，企图扼杀它，必然是徒劳的，只能增强其免疫力和生命力。
中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和坚持改革。因为形势在不断变化，人民的要求不断更新，制度的设计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共认识到改革永远在路上，必须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改革一切不符合人民要求的事物，包括改革自己，即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改革有风险，有代价，有痛苦，共产党之所以有不断改革的气魄，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利益，始终以人民利益的马首是瞻，这是中国制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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