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其特性，但毫无疑问，它也必须反映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共性，否则，它在发展过程中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经过70多年的发展，现在，应该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做出一种本体论的阐释和诠释了。这种本体论的阐释和诠释就是运用对立统一法则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其它生产方式的情况、性质，由此得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性认识（包括动力、发展方向等）。

一、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对立物

　　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与中国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对立中逐步产生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它之所以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因为它是独立自主的，解放了生产力的，有着充分的生产力发展潜力的生产方式。但它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度里和帝国主义环伺的环境中确立的，所以，自确立伊始，它不仅要在与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对立中发展自己，而且要在与西方生产方式的对立中发展自己。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以土地、铁质农具、种子为主要生产资料，以粮食作物为主要产品，以畜力和依附地主的人力为主要动力，以大量土地被地主占有而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耕种地主土地并向地主缴纳地租为特征的生产方式。这不是说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其它生产，而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其它产品的生产处于从属于、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的手工业无论怎样进步，对于封建王朝的稳定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反而可能起破坏作用）。尽管有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对生产力的破坏，封建社会这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生产方式也长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最富裕、科技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手工业的发展为条件之一）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就被注定了。中国必然要打破这种旧的变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要建立新的生产方式。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只有通过机器大生产，资本主义才能创造出大量用于交换的产品，才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才能产生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方式。因此，蒸汽机、纺织机构成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物质基础被少数私人占有了。在这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下，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自己拿走利润、向政府交税，产品交换主要通过市场来完成，要素则通过市场与企业内的指令来进行配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资本家能够雇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因而要求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发达，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在一定地方（工场、企业、城市）进行生产。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为依靠工资生活的工人，从而也就越来越使依靠农业地租生活的地主破产，使地主阶级逐步失去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使英国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转移到以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使得农业从属于工业，农村从属于城市，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满着严重的阶级对立。恩格斯曾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在20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金融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阶级对立在国际上表现为尖锐的民族对立。

（三）1921-1949年时期中国生产方式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打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缺口。在洋务运动开始前后，中国开始生成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没有条件成长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洋务运动是封建官僚用农业甚至帮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工业，因此发展的不是工业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工业，而是农业化的工业，封建化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地主阶级的腐朽使得中国陷入到空前的灾难中。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把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把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一个既有参与中国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又有对内外强敌的妥协性的动摇不定的阶级。发展新的生产方式的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工人阶级肩上。

　　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新型生产方式就诞生了。第一，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就依据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系统地变更土地所有制，均分土地，主要实施15%的土地税，并实行因地而异、因时而动的较为灵活的征收政策。第二，军民一律参加生产劳动，解放妇女，让妇女也参加种田。第三，进行包括修路、兴修水利（水塘、水坝、水渠等）、保护水土在内的农田基本建设。第四，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第五，兴办红色圩场，开展贸易。第六，清除官府和地主税卡，保护工商业。第七，制造新型货币。第八，温和地对待土豪，而不是绝对的“打土豪”。在中央苏区时期，“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为苏维埃政权规定了有关工农、商业、财政、金融和市政建设等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依据。具体来说，一是统一财政、加强管理，中央苏区政府建立和健全了各级财政机构，制定和颁布了预决算、会计、国库、审计、税收等各项财政规章制度；二是通过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筹措资金；三是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实行统一的金融政策，包括债务、借贷、货币及发行；四是金融管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颁布了《国库暂行条例》，直接由国库实施国家所有现金收入、保管、支出的管理。可以说，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都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条件限制，还没有来得及大力发展现代的工业，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主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主要为了保障供给。

　　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新型生产方式进一步成型。第一，在民族矛盾上升的背景下，变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变没收富农出租土地为保留富农经济政策，取缔高利贷，并解决减租政策中的具体问题（1946年后改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第二，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方针和公私兼顾的原则指引下，大力发展公营经济、集体经济，允许民营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发展，形成以公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补充的格局。公营企业是政府本身依靠其具有的非私人所及的资本和能力所举办的凡私人所不能或不敢举办之事，如修路开矿及重工业等，也是提倡与资助广大群众有利益的事业，如日用必需品之轻工业等。延安时期，中国初创了包括纺织、机械、石油、造纸、化学、制药、煤炭、印刷、军工等在内的现代工业。“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公营经济对党政军的供给量“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第三，对公营经济实施成本核算、质量管理、统一生产、厂长负责等等。第四，成功发行边币，取得货币斗争的胜利。第五，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经济财政政策的总方针、总原则，并设立相关机构（如边区建设厅、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边区总工会、西北财经办事处）加以管理，逐步建立起政府统一领导的机制。 这个时期和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工作都是为政治工作（核心是获得政权）来服务的。经济工作的重心依然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保障供给。发展经济只有等待全国解放之后才有系统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到，“中国的经济，一定要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前，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组成的过渡性经济。

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这样，在毛泽东眼里，资本主义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低能儿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机制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机制就是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的客观性，必须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为动力建立起来的。

　　生产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阶级问题。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深情地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就为中国社会主要生产方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工业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面对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为了发展经济，毛泽东说，“我们依靠谁呢？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胡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胡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胡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诚然，在揭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决定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第一位的，但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在谋求自己的生产力发展时，它就不能不把生产关系作为原因变量，第一位的变量了。

（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看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就采取一个又一个战略性政治经济举措：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即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集体化、公社化、实施五年计划、推出鞍钢宪法，甚至发动文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得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调动了空前的社会主义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使得中国生产力得到充分的解放，从而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科学技术大跃进奇迹和经济发展奇迹。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形成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物质基础。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的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那些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不主张立即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同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底根据毛泽东思想中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成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策基础。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初步建立后，中国面临的是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社会矛盾呢？毛泽东在1956年归纳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所面临的十大关系。毫无疑问，这十大关系以及它们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生产的方方面面。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一步对十大关系进行抽象总结，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了发展工业所必须的技术引进之后，毛泽东的工作重点移到了农业发展上。他领导中国农业从小农经济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发展到了集体化和公社化的阶段。人民公社既是行政组织同时又是经济组织，是一个牌子同时履行政治经济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设计。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毛泽东改变了对新中国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中，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目标要求，多快要求的是高速度，好省要求的是高效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求的是手段，它要求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公精神、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它与西方的创新是不同的，对立的）。这说明，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生产力发展的。1963年，毛泽东再度强调：“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而且指出，可能有三类社会主义国家：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另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毫无疑问，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本来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可以修正主义化的。而这早已在中苏论战中被毛泽东所指出。晚年的毛泽东念兹在兹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从根本上建成，如何巩固，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复辟。

（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结构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专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因此可能是一种混合生产方式。就一个国家而言的生产方式可能是异质的。但是，就一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它应该具有高度的规定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体现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机器或高科技产品为主要生产资料，以它们的公有制为主要的制度基础，消灭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雇佣关系并以工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方式。

　　第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的生产方式。既然物质产品的生产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权安排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有某个少数人集团占据大量经济剩余，而少数人是否只能得到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掌握在社会手里，为全社会享有生产力发展成果提供了最重要、最基础的制度安排。那种少数人拿利润、利息，多数人拿工资的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当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后，生产方式就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了。归全社会所有的利润越高，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越高，反之则越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出现一种食利阶层，即以股息和利息获得收入的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土壤，自然应该消除拥有大量房产、股票、债券的现象。

　　第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公式。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据技能、资历、工作强度、区域来确定不同劳动者的不同的但差异不大的工资水平（避免出现工人贵族）。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一种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来限制过度劳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应该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应该使名义工资能够随着国家的发展适时地加以提高。毫无疑问，在实际运行中，这种制度还是会产生矛盾，但它相对其它的制度应该是矛盾最小的制度。

　　第三，仅从个人收入看，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出现异化。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出现工资的严重分化。劳动力越是商品，则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越低。毛泽东研究了苏联已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了苏联不同社会阶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他说，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事情总要从两方面来看。既然有高薪阶层，那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然有富裕农民，那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大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就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相互斗争，就是必不可免的。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有资本、劳动力的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有商品、货币、价格、价值等范畴。社会主义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就在于这些范畴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了多大变化。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赖于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则和秩序。马克思指出：“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巩固这种规则和秩序，首要的就是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工农联盟，而不能实行会产生资产阶级的政策，更不能实行让资产阶级坐大的政策。这就是中国古人早就提出的防微杜渐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应用。它意味着必须把政治工作贯穿到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政治挂帅的首个含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改造人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能建立起迫使人们在市场上销售他们的劳动力的法律、政策、制度体系，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公变为必须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无产者。

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宏观运行框架

　　从宏观上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还有赖于正确处理宏观上的矛盾。除了阶级矛盾之外，宏观上的矛盾首先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其次是经济上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它包括这种生产与那种生产的关系，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综合平衡物资与资金、供给与需求、城市与乡村、产业结构等，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最主要的两大关系。

（一）政治与经济的主从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坚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原则。列宁提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认为，“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中国实际的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距离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所有经济问题，如农业问题、国企改革问题、财政金融问题、价格问题、经济增长问题，都有政治属性，都可以看作是政治问题，都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加以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当社会出现各种风险，甚至颠覆性风险时，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规避和解决。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实际上就是让工人和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必须制止一切侵害工人和农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事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业虽然会带来价值增值，但实现使用价值增长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实体经济发展，金融业发展必须与使用价值增长相统一。

　　为了扫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必须尽可能地破除一切消极因素，破坏因素，甚至敌对因素。在社会主义时期里，还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私有制意识形态、自私自利观念、随时谋取私利的旧的习惯势力，仍然威胁着公有制经济的安全和正常发展。私有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残余是修正主义以及和平演变的诱因和基础。只要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政治挂帅（提高人民觉悟），坚持经济、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大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可以说是政治挂帅的典范。国家机关的设置，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上层建筑掌握在人民手中。一方面，人民管理上层建筑意义深远。应该鼓励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调动人民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根本措施，也是防止管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犯官僚主义错误和搞特殊化的重要举措。应该把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一批优秀工农群众代表纳入中央一级政权机构。这是人民管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干部需要“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党的九大上对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成员说：“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们在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作为改造世界观，解决国家机关脱离群众的问题，保证党和国家的人民性质的战略举措，作为防范执政党异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使经济决策优化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那种仅仅依靠所谓专业化的优化手段是不够的。

　　“利润挂帅”与“政治挂帅”是对立的社会经济管理思维。“政治挂帅”就是从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到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协调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利润挂帅”会导致“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企业……就会封锁技术秘密，任意改变产品方向，……，我国七亿人口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就会得不到保障”。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国家宏观调控决不能放弃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财政、金融、价格等）可以直接调节经济关系，但主要是微调，而且针对的是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行政手段则更为直接，而且可以基于长期的观点对整体利益进行规划和调节。为了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更是不能不用行政手段。计划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当然，计划应该具有科学性、整体性。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计划，“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赖于政治的稳定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警惕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必须防微杜渐，重视党内出现的右的倾向性。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可能犯错误，但这种错误所招致的成本远比问题不断积累激起革命的成本要小得多。

（二）经济上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在整体上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健康、科学、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是指作计划、办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十几亿人口的整体利益出发，处理好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生产与生产的关系、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外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一个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行这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诸如粮食问题、储备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社保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各个层级领域的供求问题、各个产业的发展问题（如农轻重关系问题、住房与其它实体产业关系问题、实体经济与金融关系问题、区域关系问题、中外关系问题、生产部门与基础设施的关系问题）、经济与军事问题等等，都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这些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1、生产与生产的关系

　　生产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处理好这种生产与那种生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从资金、资源的角度看，不同生产之间存在对立关系。比如，要发展重工业，就势必挤出轻工业、农业发展的资金、资源。这个时候，资金、资源到底如何配置就成为处理生产与生产关系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应该把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一个基本方针。这是因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也是统一的关系。军品工业、民用工业、农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不能在国内得到满足，那么，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这些重工业产品。而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常常面临大量外汇紧缺。重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军品工业、民用工业、农业的发展提供雄厚的技术基础。重工业发展还可以培养一大批技术工人、管理人员。这些工人和人员可以方便地转移到轻工业和农业中去。当然，重工业也不能过度畸形发展。任何一个产业都不能畸形发展。发展重工业必须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路线，而不能走“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那样的市场换技术的路线，后者最多只能作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补充性措施。

　　不同生产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对立，还有统一。投入产出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环节越来越多，要求进行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协作。公有制为大协作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全国一盘棋，应该实施全国的大协作。各个企业对于原材料、燃料动力设备、技术力量、劳动力资金等的需求经常出现不平衡，大协作可以及时组织新的平衡。我国幅员广阔，地区的均衡发展也需要协作，使经济比较发达，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积极支援其他条件较差的地区。大企业可以生产主要设备，但还需要众多的小企业来生产附件，有的附件还比较复杂。发达城市需要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生产部门需要运输部门、商业部门的协作。高级精密大型尖端方向的产业需要工业部门和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之间的协作，需要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协作。只有通过协作，才能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快的速度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输送更多的技术力量。以有余补不足，统一调剂，形成经验上的相互支持。从全局出发，保证重点，照顾一般，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大协作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相支援。

　　大协作是尊重唯物辩证法，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属于形而上学的孤立片面静止的方法论，割裂了全局，割裂了局部集中、机动分工与协作的辩证关系。即使在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中，大协作也是大势所趋。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发展大协作，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在芯片、操作系统领域取得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个人和企业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技术供应者，中国自己的芯片生态、操作系统生态就难以建立。

2、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的主从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坚持生产重于交换的原则。市场的本义是交换。市场经济就是交换经济。然而，交换经济只是人类的一个思想抽象物，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交换经济。一种战略性产品如果没有生产出来，就无法拿来进行交换，而要换得其它国家的这种产品，就必要付出超常的代价。这不仅直接限制人们美好生活愿望的满足，也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义。在中国，只有充分地发展了生产，人们的分配、交换和消费才能得到逐步的满足。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使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商品经济，即使市场经济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也决不是核心任务。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不仅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且阻碍生产方式的发展。因为当大量人口，如农民和普通工人无法得到充分的收入又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时，他们的需求就是不存在的。在交换上，一般而言，在许多场合，应该贯彻劳动价值论，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一些场合，也可以根据需要或者根据计划采取物资调拨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主义可以同时发展调拨经济和商品经济，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二者的比例。

　　在分配上，缩小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区域差别，使不同劳动者的收入不至于产生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分配的要求。在不平等分配的情况下，如果大量人口所获得的收入过低，就无法对所生产的产品形成有效需求，在一些情况下社会再生产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在消费上，应该减少不合理消费。人们的消费应该是从物质生活出发，以自身物质精神需要为限的实践活动。如果仅仅追求物质满足，而不顾精神需要，消费就成了无节制、无目的的活动。同时不合理消费会导致市场价格的混乱，一部分高收入人群决定市场需求价格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房地产行业，部分城市的房价由该地收入最高的群体的购买力决定，而低收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难以在市场价格上得到反映。如果不控制不合理消费，势必扭曲社会主义生产。

3、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地理的大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继承这种集权传统，但同时也必须向地方分散一些权力，必须对经济事务采取分级管理，而且必须使得事权和财权相匹配。向地方分散权力，是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毛泽东说：“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同时，地方要提高利用这些权力的能力。从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国的生产方式应该采取一种区域差异化均衡的模式，不然人口就会日益集中到少数地区了。

　　中央要负责规划企业发展和协调区域发展。中央必须高度重视生产（而不是给予市场以过度的重视），高度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有重视生产发展和重视地方国企发展的可能。地方政府只有掌握了充足数量的地方国企，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源，才能使得全国经济实现较为平衡的发展。

4、中外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宏观运行无法脱离与外国的关系，因为一些技术需要来自国外，一些资源也需要来自国外。在对外关系上，独立思考，“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独立自主并不排斥向外国学习。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比如，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因为西方的管理理论大多是要服务于巩固资本的所有权的。

四、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微观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微观上应该结合今天中国的具体国情部分恢复鞍钢宪法的作用。

（一）党对企业的基层领导

　　坚持党对企业的集体领导，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企业的制度保证。在毛泽东时代，所有的单位都有两个平级的第一把手。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而不是一长制。厂长是管生产的，也就是说，金钱和物资是由厂长直接管的。所以，这个制度对厂长管理的督促和制衡表现在：党委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管理关键部门如人事、财务、物资、统计和质检等等部门的干部的任免和考核。这就对厂长形成一定的督促和制约。同时还有一个纪委，专门用来监督党员和干部的违法违纪事件。今天，中国企业的管理权已经过度集中在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手里，可是，大量中外实践已经证明，那种将权力集中于厂长、经理而排斥工人的管理制度是无效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党的基层领导除了组织领导外，还有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不能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是自然实现的。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就大搞“三无”（无战争，无武器，无军队），“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推出秘密报告，虚无了历史，模糊了认识。毛泽东认为，“思想动态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首先抓”。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在企业管理中，要始终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各种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毛泽东还曾针对苏联修正主义强调政治挂帅、坚持党的领导，认为干部和职工都要从全局出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眼前利益、长远利益，国家工业各个部门都要学解放军，都要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现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做政治工作。

（二）平等的劳动关系

　　毛泽东说：“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第一，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劳动关系不仅是保障劳动权利、生存权利，还要保障发展权利。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是企业和国家的主人，理所当然地拥有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权利。劳动者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既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保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方法，是目的和方法的高度统一。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是最大限度的民主。没有这种权利和民主，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就不可能是国家的真正主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工人下岗失去了劳动权利，危及到他们的生存权利。劳动者缺少权利，必然导致少数人掌握权利。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进一步攫取这种权利。而为了攫取这种权利，他们必须推出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变修”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劳动者掌握权利是保持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必需的。这种观点是对先锋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要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要参加劳动（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工人要参加管理（决策要民主，在大企业要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在较小的企业中为全体职工大会），要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比如，必须财务公开，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因此，完全可以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看作是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有助于避免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命令主义的“大跃进”。命令主义的“大跃进”由于挫伤群众主动性而蕴涵着导致历史停滞甚至倒退的因素。只有破除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建立社会主义法权，才可能有大庆精神，大寨精神，才可能有全国人民“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广大青年才可能“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边疆和农村的落后面貌才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全社会才能形成“比艰苦、比朴素、比干劲、比贡献”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风气，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效率才能得到保证。

　　第三，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劳动者的本色。毛泽东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现在看，即使中国富裕后，也需要贯彻节约的原则。

　　第四，在国家管理层吸收普通劳动者的代表参加，是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重要形式。不能仅仅由通过行政晋升的办法产生的干部来管理国家。事实证明，这种干部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他们缺少必要的从事生产的经验，有的无法找到正确的方法，有的甚至缺少忠诚。新中国的干部主要是从革命中锻炼出来的。在建设过程中，要从社会主义企业的实践中培养和教育国家管理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平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教育。

（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并重甚至精神鼓励优先的激励机制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把物质利益作为主要的激励手段。过分强调物质激励，可能导致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背离劳动价值论的原则，而这意味着某些人要承担成本，也意味着剥削的出现，从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遭受蚕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在物质利益分配上坚持两点论，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过分悬殊终究会导致两极分化，必然妨害劳动者积极性，必然排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还较不发达的阶段，把物质利益作为主要的激励手段常常是一种诱人的方案。赫鲁晓夫时代苏联那种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刺激的办法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是片面的，也与西方的一些研究相矛盾。

　　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使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都觉悟到本人与整个阶级利益的一致，劳动的积极性和热情怎能不被激发起来呢？而积极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劳分配所得就越多，这不就是物质利益吗？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保证他们真正以主人公的姿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样，人们的物质福利就会均等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按照一定速度水涨船高。

（四）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社会主义国家要快速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使生产方式快速现代化，不能不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来实现技术革命。

　　技术革命要求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要尽快完善科学研究机构、教育机构，要在科学技术发展上有大量投资，要对科学技术的主攻方向进行规划，要密切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与生产部门的联系。

　　自力更生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不排斥有计划地引进外国人才，引进科学技术研究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所谓有计划，就是要根据需要的急切程度来有选择地适量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并在引进后尽可能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这就要求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尽可能地利用国内力量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水平，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大搞资源综合利用和统筹；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

　　要处理好技术人员与劳动者的关系、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关系（技术与商务的关系）、技术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关系。要实施科学技术民主，克服科学技术上的权威主义和官僚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和技术工人、普通劳动者的合作优势，配以充足的物质资源，实现科学技术的快速追赶。

五、结  论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当代世界最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它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冲突程度比其它生产方式的冲突程度要低一个数量级。矛盾无处不在，这些矛盾可以用经济的和行政的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以解决，而无须替代以其它什么生产方式。

　　尽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存在矛盾，但由于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对抗性程度上都要低得多，它就能够以更加优化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个特征，中国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使得中国在短短的70年时间里达到了世界前沿。

　　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核心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在根本经济制度上保证经济发展的利益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而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所谓根本经济制度，不是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是客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现实。客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实决定了收入的分配，进而决定了财富的分配。因为它决定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劳动者是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结合，而不是与他人的生产资料结合来进行生产。正是这个结合方式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决定了劳动者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无法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从而创造出能够赶超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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