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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民族解放问题研究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创造中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波兰问题，不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波兰民族的同情心和无产阶级的道义感，而且也是出于他们思考世界革命和世界历史进步的需要。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就需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问题的论述，并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取他们研究波兰问题的哲学思维框架。波兰民族解放问题在世界历史进步中重要地位首先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发出来的，因此，我们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哲学思维框架，不能不研读《共产党宣言》，不能不研究《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理。但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仅仅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在世界历史的理论框架下谈波兰问题还过于抽象，因为波兰当时是一个被瓜分国，它的阶级斗争形式和在欧洲革命中的地位，既有着不同于当时已经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英国革命特点，也有着不同于压迫它的民族——德国革命的特点。波兰的解放不仅仅是波兰自己的事情，它还是吞并国的事情，并且首先是吞并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问题，由此决定，波兰的阶级斗争只能采取反抗民族压迫的形式，通过民族解放来表达它的阶级解放的诉求，这就是波兰起义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研究波兰问题，必须面对民族问题，必须从民族革命的视角评价波兰起义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波兰问题时，紧紧抓住波兰问题的这一特点，把民族问题置于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从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就其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单元而言，与17—18世纪的历史哲学有着共通性，但在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语境上，却与17—18世纪的历史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别。由这一差别，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框架必然有更为复杂的结构。一方面，它包含了《共产党宣言》中阐发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思维平台，展示了他们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宽度与高度；另一方面，它又包含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原理，这些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内核，展示了他们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深度与厚度。因此，我们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哲学理论框架，不仅要读《共产党宣言》，了解其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世界历史理论，而且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著作；不仅要读他们共同写的有关波兰问题的著作，了解他们的民族革命理论，还要读他们各自独著的有关波兰问题的著作和他们有关波兰问题的通信。我们要从这些著作中，从他们的通信中，发现他们在研究波兰问题上的差别，探究恩格斯研究波兰民族解放问题的思维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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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思维路向
从研究波兰问题的著作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即他们都以民族解放为核心研究波兰问题，高度评价波兰起义的意义。但是，在如何研究波兰起义，如何阐明波兰起义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意义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有着不同的思维路向：马克思主要以波兰的政治历史为题，研究波兰起义对于欧洲革命的意义，而恩格斯主要以波兰的民族革命为题，研究波兰起义对于欧洲革命的意义。这一差别突出地体现在《关于波兰的演说》和《论波兰问题》中。
《关于波兰的演说》汇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在他的演说中主要论述了波兰起义的阶级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波兰起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因此波兰起义的民主性质不能从波兰社会内部获得，而只能从英国的宪章运动中获得。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恩格斯是完全赞同的，并在给“改革报”编辑的信中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阐释。但是，在恩格斯看来，波兰起义不仅需要阶级基础，而且还需要有民族基础，这个民族基础就是压迫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者支持被压迫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
把民族问题置于现代工业大机器生产的平台上加以研究，揭示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内在联系。恩格斯的这一学术理路在《论波兰问题》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论波兰问题》汇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对波兰问题的观点具体地落在了对克拉柯夫起义意义的阐发上。马克思依然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评价克拉柯夫起义，强调克拉柯夫起义对于欧洲民主革命的意义。同样地，恩格斯也继续按照他的学术理路来阐发克拉柯夫起义的意义。一方面，他比较了1830年的华沙起义和1846年的克拉柯夫起义，强调克拉柯夫起义是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他又从波兰与其吞并国的关系中阐发了克拉柯夫起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号召德国人民与波兰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
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研究波兰问题上的差异向我们展示了研究民族解放问题的两条思维路向：一条是以政治革命来解决民族解放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政治革命是关键词；一条是以民族解放来解决政治革命的问题，在这里，民族性格、民族国家是关键词。在研究波兰问题上，马克思采取的是第一条思维路 向，恩格斯采取的是第二条思维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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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研究波兰问题的民族观
以民族解放来解决政治革命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民族解放的内涵。什么是民族解放？民族解放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恢复旧日的疆土和旧日的制度，还是要进行政治革命？是要恢复旧制度下的民族性，还是要实现民族革命，努力成为革命的民族？这些问题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围绕恢复波兰所展开的争论更为激烈，也更具有典型性。恩格斯正是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对这些理论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从而阐发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观。
当时，在德国理论界，围绕着恢复波兰问题的讨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一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前者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谈论恢复波兰的问题，把波兰的民族解放归结为对瓜分地内的波兰领土进行重新分配，或者是以语言来统一协调波兰与其瓜分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让渡一定的民主权利来补偿波兰人的斯拉夫民族特性，以满足波兰人的利益要求。恩格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的这些观点。他认为，恢复波兰不是在瓜分区的某一个区域重新分配领土的问题，也不是在瓜分区内建立不同民族 间的亲属关系问题，而是波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获得自己的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恢复波兰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波兰需要进行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把自己变成一个革命的民族。波兰起义本身就已经表明，波兰正在进行这样的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并在这样的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中获得民族的生命力，从而证明了波兰民族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恩格斯阐发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国际工人协会对待波兰独立的态度。然而，正是这一观点，遭到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质疑。蒲鲁东主义者认为，波兰独立的口号是抄袭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是以波兰独立这个口号来排斥俄国，把俄国这个最先进的强国排除于文明欧洲的范围之外，这是“违反世界民主和各民族友好原则的严重恶行”。面对这一质疑，恩格斯对民族这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区分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民族观，说明“民族原则”绝不是国际工人协会支持波兰独立的原则，从理论上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观点。
恩格斯正是以国际工人协会所主张的这一民族观为理论框架，分析波兰独立的问题。他指出，民族原则绝不是波兰独立的民族观，恰恰相反，它是消灭波兰的民族观。因为波兰灭亡正是俄国人把拿破仑主义者发明的民族原则运用于波兰的结果。显然，在民族原则下，恢复波兰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国际工人协会提出波兰独立刚好是要反对民族原则，打破俄国制造的恢复波 兰的假象，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波兰，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理解的民族不是nationality，而是nation，是要求波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即为作现代国 家的存在。恩格斯反复强调，波兰的民族性与泛斯拉夫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是革命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对于国际工人协会来说，支持波兰独立不仅仅是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更是希望波兰人能够与“自己以前的敌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结成同盟来共同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革命”，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这又反过来证明，国际工人协会支持波兰独立的原则绝不是民族原则，而是革命的原则；国际工人协会所奉行的民族观绝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而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恩格斯在世时，并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波兰独立，但他在研究波兰独立中所提出的这条原理却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找到了理论的和实践的回声，并对人们思考21世纪世界历史格局变化中的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这就是恩格斯的历史哲学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联系，也是我们今天纪念恩格斯，研究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现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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