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夏天老师《重提当代文学研究的中苏比较视野——从差异化的革命与文学经验出发》一文。
面对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过度“理论化”与“史料化”的问题，尝试激活差异性的革命经验与文学经验，无疑是进一步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文学的一个突破口。而新的中苏文学比较视野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内在性”的文学史研究视角，夏天老师从宏观的结构性比较转向革命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比较，在重新讨论集体与个人、革命者人格、新人书写等理论问题的同时，重新解读《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中国合作化小说并细致辨认其经验维度，为我们获取对中国文学独特表达更内在、更深刻的认识提供了借鉴。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感谢“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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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 | “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
重提当代文学研究的中苏比较视野——从差异化的革命与文学经验出发
文 | 夏天
1 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苏联视野的提出
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与“革命中国”[1]相关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研究，主要受到“再解读”与“历史化”两大研究方式的影响。前者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出发，致力于发掘1980年代以来文学史框架所忽略的文本裂隙，并以此重构文本的历史场景。但其理论、方法所诞生的历史脉络是1960年代以来的英美社会状况与知识谱系。因此，当“再解读”被运用于研究19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状况时，研究者总会有意无意地选取能够与理论相符合的文本细节，其研究的历史准确度也就难免有所偏差。此外，当“再解读”所针对的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文学史框架业已被1990年代以来研究者极力突破，其研究进路也就逐渐失去了原初的问题针对性。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唐小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历史化”的研究取向则强调从更实在的史料搜集、整理出发，还原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文艺制度的建构过程，进而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建设。但这一研究取向很少触及方法论背后的历史观念预设，也很少给出产生自文学史的独立历史判断与理论判断。因此有学者质疑这一研究取向存在琐碎化、史料化的问题，[2]容易成为对既定的文学史观念与历史判断的简单增补。
因此，如何在当下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革命中国”的文学经验进行合乎历史状况的描述及理论总结，在历史性与当代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建立总体性的文学史视野，便应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关切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认知要求下，回到历史的当代文学研究意味着，“再解读”所打开的文本细节以及“历史化”的制度研究所还原的历史现场，均需在更贴合实践经验的历史与理论语境中被重新审视，并对“二十世纪中国”如何构成有所回应。由此进一步带出的问题是，从何种标准审视革命经验与文学经验，中国革命是否给出了与欧美现代性不同的价值标准？
在这样的知识格局下，我们可以从多层面、多角度重新推进对当代文学的讨论。比如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的比较视野就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值得重新重视的视角之一。在新时期“重写文学史”潮流的影响下，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框架逐步建立，由此，全方面影响新中国的苏联成为历史反思的对象，学界对中苏文学关系的研究也逐渐陷入低潮。苏联解体后，虽仍有前辈学人辛苦梳理历史资料，但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急于告别苏联文学的影响，因此相关研究以“翻烙饼”的论断居多，更加历史化与学理化的推进则较少。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马尔库塞著，企鹅出版社，1971年。
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重新从中苏文学的关系切入意义重大，因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是“短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两国革命同时展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的一面，也共同面对了其理论与实践的难点。而且，作为革命建国的两个重要案例，它们都坚持文化与文学在革命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重提苏联视角并不意味着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确认中苏文学的亲缘关系，而在于激活差异性的革命经验与文学经验，从而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这种差异性的获得，需要发现彼此内部差异的历史与文学状况，由此激活一种具有“内在性”的文学史观察视角。
何谓“内在性”视角？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可提供一种借鉴：“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展开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上的各种结论，并依据这些结论重新考察其前提。”[3]不同于“再解读”从外在理论视角对历史与文本的关系进行解构，这种内在性的视角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经验同样重要的同时，更着重于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使彼此成为可以对勘的要素。
2 革命理论与革命经验的张力
1950年代，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核心在于“武装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脱离游击状态、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关键在于“在与友好国家接壤的地区建立巩固的后方，并把这个国家也变成自己巩固的后方。中国人采取了理智的措施，转向了东北”[4]。虽然，这里斯大林强调的是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但其背后的实际内涵是在强调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影响。他的这一视域，来自其对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强调政党的阶级基础对当前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作用。1920—50年代，这一理论立场决定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但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理解的最大盲点在于，没有看到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文化建构，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与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入的磨合过程。
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诞辰大会上。照片左起：卡冈诺维奇、师哲、毛泽东、布尔加宁、斯大林、乌布利希、泽登巴尔、赫鲁晓夫。
不仅斯大林与苏联方面倾向于从结构性的宏大理论出发来判断中国革命道路，当中国共产党总结自身革命经验、指明未来发展方向时，也常常从普遍的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出发来观察中国革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同时，这一视点也被知识界直接接受，成为研究者开展学术思考的基本路径。宏大理论与冷战氛围结合后，20世纪的比较革命研究常常带有如下特点：着重制度与革命起源的比较，较少进行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探讨；预设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文学与政治的对立等模式。而中国当代文学史背后的历史观念架构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宏观历史判断之上。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
近年来的新革命史思路指出，我们的革命史书写需要突破过去“政策-效果”的认识方式，转而关注更为贴合历史复杂状况的革命实践过程。新革命史强调，中国革命的诸多经验虽然起源自苏联，但社会状况的差异使得两国在组织、制度建构上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两国实际的革命形态也具有相当的差别。因此，观察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需要将地理、组织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纳入考量，[5]从制度性的比较转为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比较。这提示我们，无论是在先锋党的视阈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革命经验的总结与实践中的革命经验总是存在张力。新革命史虽然注意到了革命经验的差异，但仍然没有将意识形态与文化放到其应有的重要位置。理解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差异，除了口述史、地方档案等党史的新材料可以借助外，文学作品亦是思考这一张力结构的重要媒介。这是因为中共革命实践下的文学作品能动性地表征了革命的经验，并致力于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与内容，进而构成了中国革命性格的一部分。
对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注意到革命经验的差异，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重启中苏文学差异性视野，就更需要注意突破既有文学研究中着重于讨论文本间差异的研究方式。这一方式对“人”的探讨集中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而差异性革命经验视角的引入，则能够使我们的关注点不仅限于文本层面，更能拓展到多个方面，如革命政治通过文学作用于不同社会层面的各种文化实践形态、革命对“人”的塑造、不同革命者的文本实践。以充分理解差异性的革命经验为前提的文学研究，要求我们首先将20世纪中国社会与20世纪中国革命问题化，并注意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动地呈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塑造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说，革命进程中的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革命主体对革命运动进行文化塑造时，需要以文学为武器；二是革命塑造出的革命人格与民族性格又意味着新质的文化与文学的生成。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整理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首先，就文学、文化在革命中的位置而言，无论是列宁提出的“文化革命”，还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都给予文学战线与军事战线相当的位置。19世纪中叶，“文学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俄国文化的决定性特征。[6]在随后的革命进程中，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强调印刷文化与阅读对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也尤为看重印刷品对社会的作用。布尔什维克革命诞生之初就强调报刊与文学对革命的重要意义，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文学创作与批评成为其不可放弃的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两种不同的对印刷文化的看法：“自上而下”的“教育论”与“启蒙论”。前者强调布尔什维克在推动印刷文化过程中自上而下的传播与指导作用，后者更强调苏联工人能够通过阅读在意识中埋下启蒙的种子，而非以自上而下的机械方式被改变意识状态。[7]但无论教育论抑或启蒙论，文学和文化都不是革命中被动的因素。革命文化在主动面对民众的时候，都有“适应”与“改造”两个不同的维度。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这一问题具体体现为延安《讲话》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文化实践具有“普及”与“提高”的不同面向。具有普遍性意味的“革命”必须以特殊的“民族形式”呈现，这体现出文学与文化作为中介环节，对于观察革命政治如何作用于社会有重要作用。这一观察视点也能避免其他学科研究只重宏大结构而忽视历史中“人”的问题。
1974年古元在陕西户县写生，其艺术道路凸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其次，中俄革命都相当重视“读者”反应，这里的“读者”既指革命文化经由理论所塑造的理想接受者，也包含了历史中真实的阅读者。有研究者指出，苏联的文化产品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文化需求，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诞生，不仅仅出于领袖的偏好，同样也出于读者、作家以及批评家之间共享的批评话语与共识，甚至带有大众文化的功能。[8]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英美批评家的眼中，紧跟政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评价标准上并不稳定。由于将社会功能摆在重要的位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而能调和诸多不可调和的因素。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致力于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将各种不同文学潮流，包括象征主义都容纳到自己的体系中，[9]形成一种能够解释各种优秀文化的统合性的体系。
赵树理与战斗英雄们座谈写作问题。
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哪些方面吸引了苏联民众、符合他们的阅读与生活需求，而小说所塑造的新人及其被推崇的品格，又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并调动了民众的基本行事方式与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不仅仅是政策强加的，同时也是苏联体制下所产生的庞大市民群体生活上的共同价值。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到中国后，虽然被屡屡提倡，但一直到1953年社会文化建设初见成效时才被当作最高的创作原则。这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创作手法与口号，也是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生活与制度安排的一部分。虽然两国的社会基本构造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殊途同归的是，中国作家在《讲话》影响下，也尤其重视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回响，比如，赵树理、柳青、李凖等作家的创作就都建立在与读者充分互动的基础上。
柳青（前排左一）在与村民交谈。
最后，文学也成为了培育革命者的养料，革命者人格的文化构成由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想要辨析革命者文化气质与革命经验的关系，研究者就不得不注意到不同革命者的人格状态、实践状态与其长期赖以生活的文化土壤之间的关系。而文学正是这一文化土壤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革命者人格的养成也与文学紧密相关。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布哈林，都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们在政治论述中也时常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来举例。同时，文学作品塑造了他们对革命者及其应具备的人格的想象。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格气质以及其小说《怎么办》不仅影响了列宁、斯大林等俄国革命的领导者，更成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青年教育的重要内容；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故事，是每个青年人的必修课。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看，对青年人的革命教育既包含了诸如学习苏联英雄人物的内容，也包含了古典文学、新文学等不同因素，这些文化要素也逐渐形成一种革命的“文化修养”，对革命领袖、作家、普通读者分别产生了不同影响。
《Что делать?》（《怎么办？》）
3 革命中的集体与个人
从差异性的革命经验切入，不仅可以重新激活中苏文学中的常规问题，如艺术思潮、文艺手法、人物形象流传过程等，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注意到不同观念落到不同社会空间的实践样态，进而对一些命题的固有理解方式有所突破。例如，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重评”思潮认为，个人与集体是必然冲突的，从这样的观念架构出发对苏联小说进行评价，就会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质是集体对个人的压抑。但是，如果从差异性的革命经验切入，具体讨论“集体与个人”这一问题在社会空间展开的样态，就可能对这种固有的理解方式有所反省。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俄罗斯的集体与个人》），Oleg Kharkhordi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 Jun 1999.
福柯所描述的现代“个人”只包括了个人对集体的拒斥的层面，但奥列格·哈尔霍丁（Oleg Kharkhordin）的《俄罗斯的集体与个人》却指出，在近代俄国革命进程及随后的苏联文化中，集体（kollektive）的建构与“个人发展”的观念往往混杂在一起，[10]在集体的完善中也包含了个人完善的方式——
通过不断努力强调自我完善的实践，布尔什维克们在与党员的关系中强化了自我，然后是在与其他苏联公民的关系中强化了自我。这个自我变成了一个被关心、被反思、被完善的对象。成为工人、共产党员的农民，在他们的生活中第一次开始思考和书写自己，关心个体自我拥有（possession）和发展。但这种与自我关系的强化是在没有伴随着个人自主和私人生活的价值主张的情况下进行的。[11]
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列宁将其誉为“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
根据他的阐释，苏联的个人观念中不包含英美语境下的自主与私人的意义。然而，在1980年代后中国的知识工作中，个人的自主恰恰成为反省革命的最重要的价值依据。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出发，结合苏联个人观念的特殊性来看，当时的知识工作恐怕是需要我们再作反思的。苏联特殊的个人与集体关系，首先在于革命者人格构造的特殊性。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革命者的人格构造问题体现在文学作品对革命者形象的塑造中；从理论的视角来看，“革命者人格”是国际主义与民族生活的结合。[12]革命进程中革命者的产生不仅仅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更与诸多的民族文化、生活因素相关。革命者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同时也负有引领本民族无产阶级的重任。苏联特殊的革命者人格既来自十月革命前的19世纪的俄国历史，同样也来自作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的革命经验。革命前的俄国，沙皇常通过密探和流放来处理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流放文化对之后的革命者人格的养成具有很大的影响。“西伯利亚流放的历史成为一个联系俄国的新统治者与19世纪60年代众多杰出激进分子（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的重要纽带”[13]，这与“长征”在中国革命叙述中所承担的位置相似。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接受苦役、同时坚持革命，这是很多布尔什维克的标准像。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关于西伯利亚流放历史的回忆录、研究与档案也被大量出版。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丹尼尔·比尔著，孔俐颖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年。
俄国革命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同样与革命空间、革命阶段的不同有关。都市工人、水兵，以及来自西伯利亚、顿河、高加索、乌克兰等各地方的革命者均有着特殊的气息。斯大林掌握政权后被吸收进党的一批新的官员与19世纪就参与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之间，在观念、人格、行为处事方式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标题，就与斯大林强调的革命者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的要求相关。就俄国革命进程来看，不同的时空环境塑造了相异的人格类型。而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处于不同时空的革命者往往也会呈现出各自的实践样态，如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重庆及大后方、晋冀鲁豫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新四军所在苏北等各地革命者的革命经验都有所不同。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样具有特殊性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落实在苏联小说的叙事模式上，主要表现为小说常采取的“自发-自觉”叙述模式，这一模式聚焦于个人的觉醒过程，主人公的觉醒既包括了政治上的认同，也包含了人的发展以及物质上的获得。斯大林时期更进一步采用“物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斯达汉诺夫工”，由此，一种能够充分享受物质成果的苏维埃式中产个人得以形成。这种集中于“个人”的叙述，在中国反被警惕，事实上，中国在革命意识形态上未必比苏联更极端，之所以存在这种警惕，既因为客观上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不如苏联，又因为在思想上中国有传统的义利之辨在发挥作用。史华慈认为中国革命对儒家的德性有所强调，在“何必曰利”氛围的影响下，中国尤其警惕物质利益原则对革命者的影响。
1938年，斯塔汉诺夫在（苏联）中央伊尔米诺矿。因超额完成采煤工作而成为“先进英雄”，此后苏联便将那些创新创造记录的工称为“斯达汉诺夫工”。
由此，对当代文学及其历史的再理解就未必要放在“日常生活的焦虑”“革命第二天”等理论预设中。若以苏联经验为参照，以中国革命与社会建设过程中未被历史化的“丰富有力的种种探索”[14]为背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就不必然呈现为全然对立的状态。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人民”概念与有较强原则性的“阶级”概念也充满着张力。革命实践丰富的创造性，恰恰产生于“阶级”“集体”等概念的弹性空间之中。与之对应，当代文学研究也突破了1980年代形成的个人与集体、启蒙与救亡等框架，将关注点转向了以下一些问题：在建设新的社会和国家过程中，新的主体生成的问题；主体生成与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关系问题；新社会如何建立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之上，进而既能够契合特定的时空文化与社会价值的需求，又能同时开展革命改造工作。以此出发，观察两国革命进程中的文学作品，就能够辨析出中苏经验的不同维度。
4《被开垦的处女地》与中国农业合作化小说的经验维度
《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下两部创作于不同时间，在表现主题上也存在差异。小说第一部创作于苏联集体农庄推进的高潮期，以农业集体化政策的推进作为小说结构的主轴，表达了“一个新阶级的诞生”的主题。第二部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转到了心理道德层面的书写，并以达维尔多夫与不同人的交往作为小说铺展的不同侧面，这些人分别代表了农庄中不同层次的人群。一部作品的构造本身就蕴含了不同层次的革命经验，《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下两部的不同就显示了在不同历史阶段看待集体农庄方式的差异。肖洛霍夫在书写顿河地区的驱逐富农运动时，他的核心关注点是有较强行动力的干部，小说的主人公达维尔多夫是苏联在推行农业集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干部形象。这一人物形象传播到中国，又产生了不同的经验维度。在中国作家的眼中，肖洛霍夫曾是文学写作上最好的学习对象。在刘绍棠看来，学习肖洛霍夫是学习他对人物的描写，诸如如何塑造英雄人物、放荡女人等人物形象；丁玲则认为，学习肖洛霍夫在于学习他呈现人的命运的方式；《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译者周立波，更是在不同作品中表现出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里不同的经验层面对他创作的影响。
《被开垦的处女地》，肖洛霍夫著，周立波译，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出版，1946年。
在中国的土改以及合作化小说中，无论革命动员有多么强烈，都无法绕开细致的革命教育工作，因此，虽然中国作家一直将《被开垦的处女地》视为“生活与斗争”的教科书，但他们对达维尔多夫的领导方式实际上是陌生的。到了1956年，小说第二部在中国连载，中国读者也将目光集中在小说“勇敢揭示矛盾”的方面；到了中苏交恶时期，肖洛霍夫的作品转而被视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及至1980年代，达维尔多夫不再被视为农村的好干部，而是被当作粗暴推行农业政策的代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文学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又应当如何理解同一部小说文本内部的差异以及题材邻近的小说文本之间显在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源于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目标，同时更来自两国社会文化更深层次的文明性格的差异，诸如对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超验力量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的差异。这就使得，虽然同样是农村革命题材的小说，可它们在人物选取、事件推进节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作家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经验层次接受者的筛选。现有研究往往将作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过程概括为一种抽象的“创作资源”或“艺术手法”的交往，但实际上，这一过程还与政治状况、作家创作特性以及文化文明特征等诸多因素相关。
《被开垦的处女地》内页选图，贺友直、颜梅华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版。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对苏联文学经验的理解日趋复杂，对构造这些文学经验的苏联社会构造理解得更为丰富，相应地，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表达就会有更深一步的内在认识。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柯察金、马特洛索夫、卓娅、达维尔多夫与梁生宝、邓秀梅、吴运铎、董存瑞等有着相似外表，但他们却实实在在是成长于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的革命者。他们在人格养成、工作状态与生活样态上有所差异，但他们又都是20世纪革命语境下，朝着共同目标奋斗着的纷繁复杂的“人”、各不相同的“人”。
注 释
[1] 蔡翔：《事关未来的正义：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上海文化》2010年第1期。
[2] 郜元宝、张旭东近年来分别对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化”及“史料化”的倾向进行了质疑。参见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张旭东：《批判的文学史》，《读书》2020年第11期。
[3] 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张翼星、万俊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4] 《No10217，斯大林与印共中央代表会谈记录：中国革命的道路（1951年2月9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32页。
[5] 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
[6] Evgeny Dorbrenko and Galin Tihanov eds., A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The Soviet Age and Beyond,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1, p.xi.
[7] Lovell, The Russian Reading Revolution:Print Culture in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Er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0, p.42.
[8] Evgeny Dobrenko, The Making of the StateReader: Social and Aesthetic Contexts of the Reception of Soviet Literature,trans. Jesse M. Savage,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vii.
[9] 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Rit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253.
[10] Oleg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6, p.7.
[11] Ibid, pp.4-5.
[12] 汪晖：《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
[13] 丹尼尔·比尔：《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孔俐颖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29页。
[14] 何浩：《什么是青年的幸福？——接管天下之四》，贺照田、高士明编：《人间思想》第9辑，人间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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