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恩格斯晚年，是指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到恩格斯去世之前的12年时间。这段时期，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出现了许多新情 况，凸显了唯物史观特别是其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在此时代背景下， 自觉地承担起时代重任，对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思想进行了突出强调和重点阐发，阐明了唯物史观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阐明其作为伟大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的科学性，这些方法论思想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今天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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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中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过程中创立的，是科学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为人们科学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基础。恩格斯晚年，针对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十分强调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他始终坚持社会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客观物质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他突出强调了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强调了主体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正确把握唯物史观，根本的思想方法是把握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与辩证法相结合。
坚持历史唯物论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立场，在其晚年依然如此。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而且揭露了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错误，还通过分析人的意志因素作用透析了社会历史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如果说历史唯物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历史辩证法则是唯物史观的灵魂。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法”方面，鲜明体现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思想。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陷入半截子唯物主义的重要根源就是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研究具有辩证特性的社会历史，从而陷入了唯心 主义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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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唯物史观是辩证决定论而绝不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19世纪末期，欧洲无产阶级队伍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以巴尔特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并攻击唯物史观，以恩斯特为代表的一些青年大学生误解和曲解唯物史观，还有所谓的“多因素论”不了解唯物史观的实质。以上观点的共同特点是指责唯物史观重物轻人，贬低思想、精神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些错误论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引起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恩格斯在晚年一系列书信和论著中，出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批驳错误观点需要，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第一，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表明了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成中的始基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对其他因素决定作用的非直接性，表明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是从社会发展的总体上、总过程、总趋势来讲的。因此，“归根到底”的论断，一方面强调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给了主 体、精神、政治、哲学等其他因素很大的作用空间，即在并非“归根到底”的意 义上，这些因素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甚至是一定条件下的主导作用。
第二，在“非归根到底”意义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具体阐发了“多因素相互作用”的思想。承认经济、政治、文化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唯物史观这里是基本的理论观点。但决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否认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折中主义。正是鉴于此，恩格斯晚年经常一方面耐心细致地阐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 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又语重心长地强调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 作用，始终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第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能动反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而且还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这突出表现在国家权力等政治上层建筑的直接能动作用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第一种是沿着相同方向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第二种是沿着相反方向发挥着消极阻碍作用，在第三种情况下它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却给它规定另外的走向，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显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恩格斯进一步考察了法的情况，分析了法律制度的能动反作用，并进一步按照历史发展逻辑探讨了思想上层建筑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基础的独特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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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表面动机”和“根本动因”之间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晚年结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理论斗争需要，特别是针对所谓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的无端指责，阐述了历史主体和客体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理论，阐明了历史事件“表面动机”和“根本动因”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之谜。
恩格斯在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专门谈到了拿破仑这个“伟大人物”，借以说明历史发展的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个体偶然性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还进一步阐释了“经济轴线”规律：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远离经济，越接近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就越会发现它在自己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其曲线就越曲折。如果画出曲线的中轴线，就会发现，所考察时期愈长，考察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同后者平行而进。正是由于一些抽象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远离经济基础的特点，加之历代统治阶级欺骗宣传等原因，使得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最终动因”这一历史难题始终难求真谛，历史真相始终被遮蔽。
恩格斯对此历史难题进行了精辟分析，展示了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洞见。他结合对广大群众和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辩证分析，对于历史事件的“表面 动机”和“最终动因”进行了探幽入微的阐释。恩格斯论述了科学认识历史事 件真相和历史本质的若干重要关系的基本观点：第一，要正确看待一般行为动 机和最终动因的关系，从一般行为动机背后揭示出最深层次的动因；第二，要 正确看待历史人物动机和普通群众动机之间的关系，要重点探究使最广大群 众行动起来的动机；第三，要正确看待一般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 系，要重点探究具有持久性并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第四，要正确分析促 使广大群众及其领袖行动起来的头脑中的动因，包括科学分析影响广大群众 及其领袖人物行动起来的各种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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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目标与斗争策略的相互统一
19世纪末期，面对世界新形势和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发展的新局面。恩格斯对于革命前景十分乐观，但对于新形势新任务的判断十分冷静、理智。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目标和根本原则基础上，对于革命斗争的策略思想做了新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完美地诠释了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目标与斗争策略相统一的思想，为新形势下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斗争策略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第一，进入垄断阶段后，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和方式有了很大变化， 政治欺骗性进一步强化，国家机器镇压功能也大大增强，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危险性和代价越来越大。恩格斯明确断言，如果无产阶级贸然走上街头， 开展街垒巷战，必然遭到资产阶级强大国家机器的残酷镇压，必会造成革命队 伍的巨大流血牺牲，这正是资产阶级国家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新的形势意 味着必须认真反思武装斗争形式的适用范围和利弊得失，在世界无产阶级革 命的总体条件成熟以前，不能贸然开展武装斗争。
第二，鉴于新情况新任务，充分肯定了议会斗争这一新型斗争形式的积极作用。德国无产阶级力量是随着德国工业迅猛发展而迅速持续地发展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议会斗争取得的选票迅猛增长，以惊人成就展现在全世界面前。恩格斯对此详细分析了使用普选权在检阅自身力量、加强胜利信心、增加对手恐惧、宣传教育群众、争取支持力量等方面的诸多好处，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通过使用普选权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成为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
第三，始终没有放弃武装斗争方式，强调革命权的极端重要性。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根本目标的斗争方式问题上，恩格斯始终倚重于武装斗争形式，认为无产阶级最后必须通过一次总决战，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长期积极积蓄力量。恩格斯尽管充分肯定了开展议会斗争的历史合理性，但他始终高度重视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原载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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