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经济”引出的话题
前一段时间，针对“人民经济”和“人民经济学”，某微信群里的专家们展开了讨论。
有一位专家这样说：
“人民经济，作为一个概念，其首先有客观性质的效益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它同时也具有价值判断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温铁军的人民经济学的讨论当成是要恢复到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时代的一维追求，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
这位专家为“人民经济”辩护的初心，我个人是理解和赞同的。
但是在这里，我不讨论“人民经济学”的是与非。我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马政经），到底是什么经济学？
二、“价值判断经济学”？
在这位专家看来，西方经济学（也就是他所说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才是“具有客观性质和客观内容”的经济学。而马政经呢？对不起，它属于“价值判断经济学”。
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反义词。
众所周知，“事实判断”是对“是与否”或者“真与假”的判断；而“价值判断”则是对“好与坏”的判断，也称之为“评价”。
把西方经济学定义为“客观经济学”，把马政经定义为“价值判断经济学”，如此一来，马政经就成了没有“客观性质”的经济学，成了取决于个人“主观好恶”的经济学。
把马政经看作是主观臆想的、没有客观事实依据的经济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历来的看法。如果这样的看法出自于西方经济学的粉丝，或出自于“望文生义”的半吊子学者，也就罢了。可是，这样的看法居然出自于为“人民经济学”辩护的经济学教授，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顺便插一句。某些半吊子学者把“政治经济学”解读为“政治”的经济学。什么意思？就是说，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政治的方法来解读经济”。某些自以为是的人干脆把“政治经济学”与“思想政治”划上等号。政治与经济当然有关系，然而把政治经济学解读为“政治”的经济学，显然是无知。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了，容另文讨论。
三、科学的基础不是“价值判断”
社会科学当然有“价值判断”，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奇葩的是，不少人居然认定西方经济学没有“价值判断”）。
但是，任何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不能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
科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实证（也就是要有客观事实作为依据），另一个是理性（也就是要运用逻辑思维来讲道理）。
如果马政经缺乏客观事实的依据，缺乏“经验实证”的依据，那么它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固然也是一种“学问”，但这是处于科学范畴之外的“学问”。
习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大家想想，如果马政经是缺乏客观性质的“价值判断经济学”，那么“守正”岂不成了笑话？守着这样的“正”，我们创出来的“新”何以服人？
如果马政经是缺乏客观性质的“价值判断经济学”，那么把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能客观吗？两个结合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四、《资本论》是形而上学？
遗憾的是，将马政经等同于缺乏客观性质的“价值判断经济学”，等同于缺乏实证性质的“哲学思辨”，这是不少饱学之士的共识。
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呼吁说，必须还原《资本论》方法的本来面目。什么是《资本论》方法的“本来面目”？他说《资本论》方法的“本来面目”，就是“非实证”和“去实证”。
——这里插一句：所谓“非实证”，就是“不要实证”；所谓“去实证”，就是“去掉实证”。
在座的有不少是马政经专业教授和专家，我弱弱地问一句：你们同意把马政经定义为“价值判断经济学”吗？你们同意将《资本论》的方法“非实证”和“去实证”吗？
如果大家同意这样的定义，并接受所谓“非实证”和“去实证”的主张，那么《资本论》还是科学吗？马政经还是科学吗？对不起，它最多只能算是形而上的哲学。
五、必须澄清基本事实
把马政经定义为“价值判断经济学”，主张对《资本论》“非实证”和“去实证”，我当然不同意，也不接受。这倒不是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因为这样的定义和主张，是对马政经的严重歪曲。
事实上，马政经并不是什么缺乏客观性质的“价值判断经济学”，而是货真价实的科学。
在这里我要大声呼吁，马政经专业的学者有必要澄清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比如《资本论》的方法并非“哲学思辨”，而有着严格经验实证和实践检验的科学方法！
对于《资本论》这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我已经从方法论的三个维度，论证了它所具有的客观性质和实证性质。这三个维度是：逻辑起点，理论内核，以及认识过程。
具体的论证过程我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考拙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六、“实证”不是西经的专利
正因为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自己也认为《资本论》缺乏“实证”的客观性质，所以一看到“实证”两个字，就缺乏底气，极力回避。
针对这样的“理论自信”，我有必要强调三点：
第一，不要一看到“实证”二字，就把它与“计量模型”混为一谈。“计量模型”仅仅是实证分析的一种具体方法而已。
第二，不要一看到“实证”二字，就把它与“实证主义”混为一谈。“实证”不等于“实证主义”，两者不是一回事。
第三，马政经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实证”二字。实证是科学的起码要求，也是马克思一再强调“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区别”之所在。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赵评：所谓“纯粹经验的方法”，就是“实证方法”）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赵评：由此可见，“实证科学”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目标）
如果马政经连“经验”和“实证”都拒绝承认，还奢谈什么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还有什么资格定义自己是科学呢？
七、结 语
我为什么如此强调“实证”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学术话语或学术概念的争论，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如果马政经是“价值判断经济学”，那么马克思、恩格斯说唯物史观的“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岂不成了一个笑话？
如果《资本论》的研究结论没有客观事实依据，那么，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又在哪里呢？
如果《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离开了经验归纳和实践检验，那么，唯物史观的“唯物”性质在《资本论》中又何以立足呢？
如果上述“如果”真的被坐实了，那么，面对庸俗经济学讥讽《资本论》是马克思“臆想出来”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者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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