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常分别被称为《资本论》的“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而建构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相较之下，“第二手稿”中“包含着大量新的理论发现”，而这些“发现”远远超出了“第一手稿”的研究水平，基本上“相当接近《资本论》的成熟的、最终的论述”。在“第二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论及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规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阶段、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等重要的理论，然而，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资本一般”而展开的。围绕“资本一般”，马克思深入挖掘了剩余价值的“潜能”，而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批判。在这个意义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堪称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史上的“界碑”
一、既有之思：简要的文献检视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国外和国内学界围绕这一手稿展开了详实的研究并取得了极有分量的成果。
第一，围绕《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版本考证、编辑出版而展开的探讨。恩格斯、考茨基等率先展开了对这一文本的整理工作。他们“都以对手稿的整理、出版为目的，试图通过对手稿内容的研究、对手稿写作计划变动的考证、对手稿写作阶段的划分来揭示《资本论》的文本结构。进而完成相关部分的出版工作”。维戈茨基则断定“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历史批判的研究是和制定经济理论的紧张劳动同时进行的”。施瓦茨著文指出，“《资本论》第二稿与《大纲》中的第一稿相比，很大的优点就在于，马克思从这时起能够以一个相对完全成熟的材料的结构划分为依据。……马克思现在掌握了清晰的主线，这个主线使他能够第二次深入理解资本内在的发展逻辑并发现他在第一次进行比较困难的表述尝试时可能忽略的要素和环节”。大村泉和福克就《第三章。资本和利润》中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大村泉对于这一章的写作的时间问题进行了考证，他不同意“《剩余价值理论》是在他的《资本和利润》之前写的”这一观点。福克认为《第三章。资本和利润》早在《剩余价值理论》之前就写成了，这部分的写作时间是在“1861年和1862年的交替期间”。张钟朴认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容涉及《资本论》及《剩余价值理论》各项理论内容的制定和发展过程。徐洋则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情况进行了具体而详实的分析。
第二，分析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方法问题。马克思留于后世的宝贵财富就是方法。见田石介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在原则上是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相一致的观点”，马克思用此方法厘定了经济关系。莱文则分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的运用和吸收，他认为“从写作《大纲》(Grundrisse)的1857-1858年开始，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吸收’时期”。容尼克尔和利茨则认为马克思是运用辩证法的高手，他在“第二稿”中详细解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刘炯忠在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这部手稿的逻辑问题，这里的逻辑“主要是指辩证逻辑”，即“一般的辩证逻辑”和“应用的辩证逻辑”相统一。王嘉则从“资本一般”入手，分析了马克思所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是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方法。
第三，阐明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基础理论问题。缪勒研究了第二稿中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问题，并对“1861-1863年手稿的性质和结构”“1861年-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程度”等问题展开了论证。格里哥里扬则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第二稿中的“技术进步问题”。容尼克尔剖析了劳动与资本的问题，阐释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张钟朴撰文指出，马克思的第二稿内涵丰富，他制定了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等理论。孙要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分析了资本逻辑与自然力的问题。顾海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展开了对第二稿的研究，并对其中蕴含着的资本和剩余价值本质及其关系、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关系、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理论、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等内容展开了分析。
第四，确证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地位问题。斯卡姆伯拉克通过分析第二稿的写作历程、著作特点等问题，最终阐明了它在马克思制定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顾海良指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探索的“历史路标”，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演进的“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重大发现和科学革命的“历史路标”。董良杰认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相互建构的历史关系已经和盘托出，二者之间相互建构的逻辑关系也已经日渐清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孙要良通过对《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分析而阐释了马克思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方法，即“从生产方式这个本质过程来解剖社会现象”、“捍卫经典理论体系的‘合理内核’”、“运用科学抽象方法认识本质规律”、“寻找事物之间具有特征性和原则性的区别”、“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用‘普照的光’观照各种社会复杂现象”“坚持普遍规律与实际情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瞄准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趋势进行理论创新”、“聚焦重大理论和观点创新”、“不搞‘完美主义的学术重复’”。
这些既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宝库。为我们的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既有之思，却对马克思的从“劳动”到“资本”的认知和剩余价值学说潜能的发掘，尚存一定的进一步向前拓展的空间。
二、认知跃升：从“劳动”到“资本”
在创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时候，唯物史观已经确立。此时，马克思的经济学创作和研究都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完成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劳动”和“资本”的透彻认知。也就是说，遵循“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的思路，马克思基本完成了对资本的更加确切的认知。
1.资本概念：从“处于过程中的货币”到“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
在“资本一般”一开篇，马克思就直接提出了“货币怎样会成为资本？或者说货币所有者（即商品所有者）怎样会成为资本家？”的问题。
（1）资本概念的第一个解释：“处于过程中的货币”
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通过对“W—G—W”和“G—W—G”这两种流通形式的考察而确证了G（货币）在流通中的地位。简单商品的流通过程为“W—G—W”，货币起到“中介”作用；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过程为“G—W—G”，货币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交换价值不像在第一种流通形式中那样只是商品流通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即在商品交换中形成而又消失的商品本身的形式），而是是流通的目的、内容和活的灵魂”。正是因为第二种交换形式的特殊性，马克思集中精力展开了对它的分析。马克思将“G—W—G”这一流通过程界定为一个“买卖”过程，即“G—W”这是“用货币交换商品”的“买”的过程，“W—G”是“用商品再交换货币”的“卖”的过程。“买”和“卖”两个阶段、两种行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流通形式——“用货币交换商品，是为了用商品交换货币，即为卖而买”。在这一“为卖而买”的流通过程中，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彰显着特殊性，即“两极G和G在质上相同，都是货币”，但二者在量上却不一样，后一个G必须要大于前一个G，这样流通过程“才有内容和目的”。更确切地说，“为卖而买”的流通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投入的货币额获得更多的回报，即“第二个G是比第一个G更大的价值量，更大的价值额”。在这个意义上，“为卖而买”的流通过程实际上就是为贵卖而买的过程。
“G—W—G”的流通过程用经济学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就是“从流通中产生并且在货币形式上独立化的价值又进入流通，变成商品，但是又从商品形式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同时它的价值量增加了”。在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考察视角是异质于萨伊和穆勒等人的，他是在货币的运动中加以考察的，若不将资本视为“运动的整体”，就会将资本等同于货币和商品。结合历史事实，通过对货币的流通运动的理性分析，马克思对资本概念进行了第一种解释——“它是货币，然而是经历一定过程的货币”。
（2）资本概念的科学化：“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
显然，将资本定义为“处于过程中的货币或处于过程中的价值”已基本上接近科学的资本概念了。马克思并未止步于此，他通过对“G—W—G”这一流通过程的深层挖掘而阐释了资本的确切含义。在“G—W—G”中，资本家“支出货币只不过是为了收回货币，把货币投入流通只不过是为了通过流通重新从流通中取回货币”。在这一过程中，货币仅仅只是被预付了出去而已。预付货币最终要有增量，才不至于使这一流通过程变为“毫无内容的运动”。这种增量即强调货币在流通中存在着的差异，“量的差别是交换价值本身——存在于货币中的交换价值本身——按其本性所能有的唯一差别”。在流通中，“货币最初在运动开始时是100塔勒，在运动结束时是110塔勒”。这一过程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货币（或价值）的运动过程，价值不仅得到了保存，还有新的价值加入。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界定为“价值产出价值”的过程。价值生产价值，也就是价值的自行增殖。“在G—W—G这一运动中出现的价值，是从流通中产生，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且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显然，这一表述比“经历一定过程的货币”的表达要更加科学化。因为将资本界定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就从形式上解决了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难题，在此，资本不必须再用货币来界定自身，它与货币有了本质区别。
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更加科学地解释了“G—W—G”这一流通过程：“货币，抽象的财富，交换价值是运动的起点，而交换价值的增加是目的；结果与起点一样，在质上没有变化，都是一定的货币额或价值额，在这个货币额或价值额上，如同在过程开始时一样，它的量的界限重新表现为它的一般概念的界限，——因为交换价值或货币的量越是增大，它就越和它的概念相一致（货币本身可以用来交换任何财富，任何商品。但是，货币所能交换的东西的数量取决于货币本身的量或价值量）；自行增殖对于从过程中出来的货币来说，同对于开始这一过程的货币来说一样，始终是不可缺少的活动——因此，当运动结束时，运动重新开始的原理就已经存在了。在运动开始时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在运动结束时又作为同一运动的前提以同一形式重新出现。这种绝对致富欲，即占有一般形式的财富欲望，是这种运动和货币贮藏所共有的”。
2.资本增殖自身的秘密：从“劳动”到“劳动力商品”
“研究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问题，从重农学派直到现代都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货币要转化为资本，“G—W—G”这一过程也会产生一些理论困难，如“在流通中，商品时而表现为商品，时而表现为货币，这种流通显示出商品的形式变换；商品的交换价值借以表现的形式在变换，但是，这个交换价值本身仍然不变。商品的价值量没有变化，并没有受到这种形式变换的影响”。在理论上讲，无论是“相等的价值量互相交换、互相代替”，还是不等价的交换，都“没有使投入流通的价值发生变化”，更“没有添加任何价值”。然而，价值增殖又貌似“纯粹是在流通中产生”的，这一增殖过程离不开流通。虽然马克思在此还未明确提出这一矛盾就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但已经触及到了问题本身。
马克思指出，“G—W—G”的这一流通不应只关涉到“形式”之间的变化，还涉及到新价值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将其中的价值界定为“作为资本应当好像是二次幂的价值，是自乘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之所以能够产生增量，就在流通背后有一种特殊的商品的存在，即“G—W”环节购买了一种能够创造价值的商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对劳动和劳动力进行了科学界分，这就为“研究剩余价值起源问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为清楚地指出，“货币同劳动相交换，那么，看来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可以通过这一交换，使现有的价值保存或者增大”。更简单地说，“价值即货币只有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既需要它与劳动力互换，又需要它与生产资料互换。这便从内容上确证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的问题。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首先，马克思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作为能够增殖的价值，它“无非就是对象化劳动的增加，但是，只有通过活劳动，才能保存或增加对象化劳动”。这种活劳动成为商品必须要是“自由身”，即“在商品流通中，在彼此只有买者和卖者差别的交换者中间，除了流通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关系外，完全没有任何从属关系”。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必须要能够将劳动能力当作商品一样处理和支配，并且“他还必须是自由的劳动能力所有者”。此外，劳动者须将他的劳动能力亲自带到市场之上售卖，“因为他的劳动已不能再以任何其他商品的形式，以对象化（存在于他的主体之外的）劳动的普通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进行交换，而他应提供出售的唯一商品，就是他的活的、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这就是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述及的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大条件。然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指出了劳动力的所有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三大前提：（1）劳动条件（劳动的对象条件）是一种“异己的权力”或“异己的财产”，也就是说一切劳动资料都不再属于劳动者本人，劳动者本人所拥有的只是“单纯的劳动能力”；（2）“工人以[法]的身份对待那些与他相异化的劳动条件，以及他自己的劳动能力”，也就是说工人在法律上有自由处置自己劳动力的权力而不受他人干涉；（3）劳动力商品市场之上的交换，其目的在于“保存并增大自身”，产生“更多的货币”。
其次，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问题。“劳动能力的价值规定对于认识以劳动能力的出卖为基础的资本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必须明确这种商品的价值是如何规定的，因为资本关系中本质的东西是：劳动能力是作为商品提供的，而作为商品，它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是决定性的。”所有的商品都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也不例外。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来说，它不再是静止的“死物”，而是作为“单纯的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之中。同时，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它消费劳动本身的过程，“劳动能力是创造交换价值本身的实体，劳动能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就是交换价值的设定。创造交换价值就是它特有的使用价值”。就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来说，它等于“耗费在劳动能力上的劳动量，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劳动力商品交换价值的两大构成要素。一是“维持劳动能力”的价值，即“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维持工人群体稳定而不中断所要耗费的机制，即“作为工人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费用还包括培训和学习的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是工人繁殖作为工人的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对此总结道：“劳动能力的价值归结为工人为了维持作为工人的自身，作为工人生活并且繁殖下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对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因素的分析，可谓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为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变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再次，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劳动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力的实现过程，就是使用这种“活劳动”本身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工人自由出售的“劳动力商品”的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是同一的，“或者确切地说，就是劳动过程本身”。这一过程被分解为三个相互联系的要素，即“过程的主体”（劳动）、“劳动的因素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产品”。这一过程也是工人从事“一定的合乎目的的活动的过程”，它“赋予形式的活动消费对象并消费自己本身；它赋予对象以形式，并是自己物化；它在自己的主体形式中作为活动消费自己，并且消费对象的对象性质，也就是说，消除了对象同劳动目的漠不相关的状态”。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货币所合并”的，是“服从于货币”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所涉及的是交换价值的生产，即“它的保存和增加”。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要求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得到增殖，通过追加劳动（产业消费无非是追加新的劳动）获得新价值，而且也要求投入产业消费的机制（因为投入产业消费的使用价值就它们是商品来说，都具有价值）作为价值增殖本身，靠它们本来是价值而生产新的价值”。正是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考察，马克思确证了资本的两重面相——“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说，它被看作简单的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然而，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这个过程是价值自行增殖的过程。价值自行增殖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它的增大”。
通过对劳动和资本的详细描述，马克思揭示了劳动（劳动能力）和资本交换的内在秘密，并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对于剩余价值的“藏身之处”，马克思指出，它“总是存在于资本家无偿获得的工人自己劳动的余额中，而不管这种劳动的特性如何，不管它是简单劳动还是自乘劳动”。而这种剩余价值是由工人生产出来的，它存在于“工人在超过生产自己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之外追加的从事纺纱、磨粉、田间劳动和制造机器的劳动时间”。
三、批判拓展：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
“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论》的主题，是马克思基于19世纪后半叶社会历史状况的理论创造。”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浓墨重彩地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阐发，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批判中，建构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中，揭示了广布于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
1.“理论潜能”：对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
囿于阶级立场，诸多的经济学家都未能触及到剩余价值的本质，也未能了解到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总体来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论观点进行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
（1）建构了科学的生产劳动理论。重商主义者是在流通中考察剩余价值的，并以之来确认剩余价值的来源。重农学派将问题往前推进了一步，认为要从生产领域（主要是农业生产）来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在斯密那里，劳动被二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斯密对生产劳动进行了界定，他将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视为生产劳动，它能够带来“利润”。简言之，“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对此，马克思评价道：“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当然，斯密的界定也暴露了的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劳动。从简单劳动来看，生产劳动只关涉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它只包含劳动过程的物质内容；从复杂劳动来看，生产劳动就已包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反映着劳动过程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
（2）形成了科学的资本积累理论。通过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和“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的对比分析，马克思指出了二者区别并不在于“过程本身”，二者的区别“在形成资本的这第二个过程中，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不过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是剩余劳动，即物化的他人无酬劳动”。因此，马克思将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称之为“资本积累”。可见，资本积累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的过程，或者叫资本的自我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仅得以“扩大”，而且资本关系也在“扩大的规模”中生产了出来。伴随着资本的积累，会出现四种结果：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拓展，即“资本越来越占领全部生产领域”；二是资本会催生新的生产领域，即”生产出新的使用价值，使新的劳动部门营业”；三是劳动形式发生了改变，即劳动从形式上到实质上都隶属于资本了；四是不同的资本得以形成，即“资本家和独立资本的数目增加了”。当然，马克思不仅考察了资本积累的定义及其应向，还对资本积累的形成历史进行了梳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劳动力为前提。”资本积累是历史的产物，是生产力得以发展和生产关系得以改造的产物。在历史上，圈地运动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它是一部血腥的掠夺史，“土地同它的勤劳的儿女相脱离”的过程并不是“田园诗般的情景’,而是“一部极其可悲的和极其惨痛的历史”。
（3）分析了相对剩余价值的三条途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的生产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是“必要工作日超出其界限而延长的结果”；后者则是在工作日不变的大前提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深刻指出，要获得相对剩余价值需要依靠“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首先是协作。协作是“许多同时劳动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在一个地方）的密集、聚集”，它表现为“许多工人的协同行动”，许多工人为生产“同一使用价值”“同一效用”“同一成果”或“同一产品”而实行的“协同行动”。这种协作的实质是“行动的同时性”，协作是提高劳动效率的有效手段而“属于劳动过程，而不属于价值增殖过程”。其次是分工。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以“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类分工”和以“商品交换的存在”为前提的“第二类分工”。其中，“第一类分工使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当然，马克思还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分工的两面性，促进生产和造成对抗的社会效果。最后是机器。出于“推动资本主义生产”这一动机，使机器得到应用。或者说，“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是使用机器的重要原因所在。当然，机器在提升生产率、增加产品的数量等方面功不可没，然而，也会造成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剥削加重、劳动技能单一化等。
（4）阐明了经济危机理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虽然不是首次探讨经济危机的文献，但却是对这一问题讨论最深入的文献。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睁眼说瞎话，他们竭力从理论上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了经济危机这一事实。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他们是“否定一切条件和形式规定，否定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的。马克思正视经济危机，并科学地分析了经济危机从可能走向现实的发展轨迹。马克思直接指出，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仅“在于卖和买的分离”，而这一“可能性”在单纯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已初步展露。“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XIII-713]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在货币出现之后，买卖活动实现了时空分离。这一分离使生产过剩变得可能，也就使经济危机变得可能。可见，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的“痼疾”。
正是从生产劳动、资本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和经济危机等理论入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理论的全面批判。通过批判而建构了带有马克思印记的经济学，通过批判而建构了全新的理论大厦，这充分显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潜能”。
2.“实践潜能”：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列手稿之一，它也承接着马克思的理论抱负——“批判旧世界”并“改变世界”。因此，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资本主义世界，还对这一世界进行了强有力地批判。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它是非正义、不道德的生产。
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为资本而生产”。更明确地说，“以钱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目的——财富在其一般形式上的增加，也就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对象化劳动的数额的增加”。资本家活动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剩余价值，为了“增值额”。这一“增值额”有着无尽的魅力，它使资本家为之着迷。表面来看，资本家着迷的是“增值额”，是“赚钱”或“谋利”。然而，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本质的厘定，最终确定了资本家所着迷的实际上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更进一步地说，是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剩余劳动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才是资本家无偿攫取的剩余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直言“对别人劳动（剩余劳动）的贪欲，……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总是存在于劳动的余额中……剩余价值总是存在于资本家无偿获得的工人自己劳动的余额中，而不管这种劳动的特性如何，不管它是简单劳动还是自乘劳动”。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为了产品的生产，并不是为了给工人提供岗位的生产，而是以“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生产”。正因此，马克思才反复强调“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
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它是一个深受资本宰制的过程，它表现为一个颠倒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既有生产的一般性——劳动过程，又具有其特殊性——增殖过程。然而，无论是一般的劳动过程，还是特殊的价值增殖过程，都是受资本逻辑管控的。种“颠倒”不只是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基础”，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由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呈现出一种颠倒的景象，使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呈现为一个“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冷血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资本的利益吞噬着基本的人性。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魔鬼。就像歌德笔下的那个纠缠浮士德的魔鬼梅菲斯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普及，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新技术和新机器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在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增进物质财富方面功不可没，然而，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如机器的普及不但没有减轻人们的工作负担，反而加重了对劳动力的剥削。“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在于把大量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在机器生产中，不仅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工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都转移到机器上了”，而且工人也在资本专制面前变得“比较顺从”了。人已成了机器的“傀儡”，“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如此，机器生产不仅扩大了生产领域，还扩大了生产队伍。原本不适合做重活的儿童和妇女，在机器生产中也有了用武之地。由于童工和女工的工资更低，资本家更愿雇佣他们来代替成年男工。如此，生产的形式由成年男工为主转向了妇女和儿童的生产模式。当然，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截取了很多材料和实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荒谬景象。
就资本主义的分配来说，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是常见现象。在讨论“各种收入及其源泉”时，马克思是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在“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这一“公式”之中，“剩余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不同形态，不是作为异化形式相互对立，而是作为相异的和彼此无关的形式、作为只是彼此不同但无对抗性的形式相互对立。不同的收入来自完全不同的源泉，一个来自土地，另一个来自资本，第三个来自劳动。因此，它们不是出于相互敌对的关系，因而它们根本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来解释资本主义分配的常用公式，在这里，他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异化状况是视而不见的。这一公式就如“一个经院哲学家在‘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一公式中感到十分自在一样，庸俗经济学家在‘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这一公式中也感到十分自在”。对此，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一公式只是“辩护论”的，是“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马克思从这些“表象”出发，深究了其内在本质。对于土地和地租，马克思指认了它“只是产业资本家必须支付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名称”而已，土地所有权才是“夺取产业资本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手段”；对于资本和利息，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猎取他人劳动的一种工具”，资本和利息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资本作为利息的神秘的、自行创造的源泉，即作为资本自行增长的源泉已达到了完善的程度。正因为如此，照[通常的]观念看来，资本特别存在于这种形式中”。而利息则“明确表现为与资本主义过程本身相分离、相独立并置身其外的资本的果实”，它应该“归于作为资本的资本”；对于劳动和工资，“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是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由此，马克思确认了劳动者的工资并不是其全部劳动所得，只是“部分所得”而已。由此，资本主义的分配已然明了，作为劳动过程的主体--雇佣工人并未得到全部的劳动成果，他们获得的工资仅够其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而其中，大部分为资本家所攫取。这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质性批判所得出的结果。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透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压榨和剥削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并不是一个美妙的和平发展史，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所记载的历史；资本主义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伊甸园”，而是一个充满暴力、血腥、掠夺的“罪恶国”。资本家的作为作福，是建立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的。如此，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势必会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继而剥夺剥夺者并重建所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四、结论与启迪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界碑”，它承接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诸多问题，也启发着马克思建立完备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通过重新阅读《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我们可以深刻体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
第一，秉承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的生命力源于理论的批判力，没有批判力，就没有战斗力，也就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正是源自其批判精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作，离不开批判精神。正是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建构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对斯密等人的批判中，马克思完成了生产劳动理论的创建；在对洛贝尔图斯等人的批判中，科学的地租理论得以问世；在对李嘉图等人的批判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得以阐发……可以说，“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建立无产阶级经济学，历来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这是因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把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形成到解体的过程，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发生、发展和走向衰落过程的反映”。
第二，深入生产内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向资本主义“开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诸多问题，但他们却无法对其展开实质性批判。究其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们要么刚触及问题就将视线引向它处，而最后使问题不了了之；要么就采用实证主义的分析方式和经验主义的处理模式而使问题得到表面的化解。马克思则不一样，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实质性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建过程中，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并“以资本为主体，以商品为载体，以货币为中介，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以市场配置为方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占有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的全面考察。在基础上，马克思践行了1843年的谋划——“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
第三，站在工人一边，充分展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在创建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真正贯彻了早年的原则——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来展开理论述说。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全面考察和对剩余价值的理性分析，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这一现实状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为受苦受难的广大工人阶级发声、呐喊。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上就是为“为资本生产”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生产是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生产。在这一生产中无产阶级饱受苦难，不仅身体遭受折磨，精神还遭受痛苦。马克思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而展开自己的理论创作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圣经”，仍然展现着无比璀璨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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