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是科尔施1934年10月10日在伦敦写的。首次发表于美国《现代季刊》，第9卷第2期，1935年4月，第88—95页〔Karl Korsch, “Why I am a Marxist”, in Modern Quarterly, Vol. 9, No. 2, April 1935, pp. 88-95〕。
译者：周裕昶 译，译自卡尔·科尔施：《论马克思主义的三篇论文》，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Karl Korsch, Three Essay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我主张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最有用的论点，而不要一般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只有这种态度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正像没有一般的“民主”，一般的“专政”或者一般的“国家”一样，根本没有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等等。而且即使这些也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带有相应的历史特点，主要是经济的特点，不过它们也部分地受着地理的、传统的或其他因素的制约。在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很不相同的理论体系和实际运动，它们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水平，不同的地理分布环境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信条和倾向的显著区别。由于我不想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八十多年来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得出的并融合成了统一的革命理论和运动的全部理论原则、观点的分析、方法步骤、历史认识以及实践的规则，所以我将尝试挑出这样一些特殊的看法、原理和倾向，它们在此时此地，在1935年的欧洲、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以及苏联的新世界的具体条件下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思想和行动的有用的指南。
所以对无产阶级，甚至对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最有力的部分首先就产生了“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同样，还可以对居民中的这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像中产阶级中正在衰落的阶层，新兴的管理人员集团，农民和农场主等等那样，既不属于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家，也不属于所谓的无产阶级，但为了共同的斗争可以和无产阶级联合。甚至还可以向资产阶级中这样一些人提出这一问题，他们的生存受到“垄断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当然还可以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提出，他们在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严重的压迫下，正一个一个地走向无产阶级（学者、艺术家、工程师等）。
我把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几点归纳如下：
1．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
2．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
3．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现在处于肯定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得日益分崩离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
4．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观赏现存的世界，而是对它进行积极的改造。
一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特点完全没有被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认识或运用。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一再重陷“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路之中，这种思路马克思本人在黑格尔之后已经极其有力地予以否定，而且实际上也为近百年来现代思想的整个演变进程所彻底驳倒。例如，最近一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1]再次想“挽救”马克思主义，顶住伯恩施坦等人的这样一种指责，即现代历史的进程偏离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发展图式，他用的论据很可怜，只是说马克思“不仅是从研究十九世纪的社会，而且是从研究人类社会开始以来的社会发展中”力图发现“社会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因此他的结论“很有可能不但适用于他得出这些结论的时代，而且也适用于二十世纪”。[2]显然这样的辩护比任何修正主义者的攻击还更有效地破坏马克思的理论的真正内容。不过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在最近三十年中对改良派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有些地方已经过时的指责的唯一答复。
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例如，一位当今斯大林主义的小思想家拉·鲁达什[3]，在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变成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后，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在九十年前赢得的历史进步表示怀疑。鲁达什根据列宁的一段引文（它用在反对布哈林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完全不同的方面，并且指的是与鲁达什所说的完全不同的事情），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历史矛盾变成为一种“超历史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在充分发展的无阶级社会的遥远未来都适用。马克思的理论把三个基本的对立看作是实际革命运动的具体的历史统一体的几个方面。在经济学中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历史中是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在逻辑思维中是正题和反题的对立。鲁达什在对马克思的整个历史概念作超历史的改造时，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本性中发现的革命原理的这三个完全相等的历史方面抛弃了中项，认为各斗争阶级的现时冲突只不过是“藏得更深”的基本矛盾的历史过渡形式的“表现”或结果，并且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唯一基础，现在更把它吹嘘为宇宙发展的永恒规律。他在这样做时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苏联经济中处于“相反的”状态。他说，在俄国生产力已不再反抗业已确立的生产关系，甚至生产力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相比还相对地落后，而这种生产关系“以空前迅速的发展速度推动苏联前进”[4]。
我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写的一篇介绍文章[5]中认为，本书所有的原理，尤其是它的最后一章所论述的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些原理，只不过是描述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概况，它们“只是在每一种对自然和历史形式的彻底经验认识不止适用于有关的个别情况的同样意义上，才具有超过那点的普遍意义”，我的这种看法遭到了德国和俄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各派发言人一致反对。实际上，我的这一看法不过是重复和强调马克思本人五十年前在纠正俄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米哈伊诺夫斯基误解《资本论》的方法时已经明确地提出的一个原理。它的确是进行经验研究的基本原则所必须包含的东西，今天只有一些顽固不化的形而上学者才否定它。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复活这种假的哲学辩证法（鲁达什就是例子）相比，像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这些老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是多么清醒和明确，他们看到了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原则，不过是指全部经济术语和经济原理同一些历史特定对象的特殊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的所有热烈争论的问题，如果用它们的一般形式来论述，就会像有名的先有鸡或是先有蛋的学究式争论那样无法解决和毫无意义，但是如果用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方式来说明，它们就会不神秘，也不会无结果。例如，弗·恩格斯在他有名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写的）中，由于过分强调资产阶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的片面批评，而实际上改变了马克思的学说。他轻率地承认上层建筑同基础之间，意识形态的发展同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很可能发生所谓的“反作用”，因而给这一新的革命原理的基础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混乱。因为如果不能在数量上精确地确定发生的作用和反作用有多大，不能准确地说明出现这个或那个的条件，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就会毫无用处，即使是作为工作的假设。如上所说，它对于社会生活任何变化的原因是要到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中去寻找或是要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中去寻找，就根本提不出任何线索。像这样一些遁辞，如“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或把原因分为“最近的”、“中间的”和“最后的”，也就是证明“归根结蒂”起决定作用的，是不会影响问题的逻辑的。只要我们用详细地描述一定历史发展水平上的一定经济现象同在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所有其他领域同时或随后出现的一定现象之间存在的一定关系，来代替一般地提出“经济”对“政治”或“法律、艺术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的影响，整个问题也就消失了。
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他身后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的导言，尽管简略，仍然是对整个复杂问题的清楚的十分重要的论述。后来对他的唯物主义原理提出的大部分反对意见，在那里都预见到了，并且做了答复。特别对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个很微妙的问题是如此，这种不平衡关系明显地表现在“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成比例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马克思指出了这种不平衡发展采取一定历史形式的两方面，也就是“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和“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6]
二
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的所有原理、规律、原则，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普遍性的，都具有特殊的、历史的和具体的性质，这一看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的另一看法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而不是实证的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理论创造的既不是实证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科学。它从始到终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批判，也是实际的批判。当然“批判”一词必须从综合的但是确切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有的黑格尔左派，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在上一世纪革命前的四十年代都是这样来使用该词的。决不能把它和现代的“批判主义”一语的涵义相混淆。“批判”不仅可作唯心主义的理解，也可作唯物主义的理解。它从客体来看包含着“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对客体的一切联系和发展作经验的考察，从主体来看包含着说明各个主体的软弱无力的希望、直觉和要求如何发展成为历史上起作用的导致“革命实践”的阶级力量。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中，这种批判的倾向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它在马克思理论发展的以后各阶段仍然是生气勃勃的。他们后期的经济著作与他们以前的哲学和社会学著作的关系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想承认的多得多。这从他们后期和早期著作的标题就可明显看出。这两位朋友早在1846年为了说明他们的政治哲学观点与当时黑格尔左派唯心主义观点相反而共同写的第一本划时代著作，就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标题。1859年，当马克思出版他计划写的综台性经济著作的第一部分时，似乎为了强调其批判性，而把它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仍然作为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保留着。后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忘记就是否认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批判的倾向占主导地位。他们最多认为它具有纯表面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毫不相干，尤其是在他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科学经济学这个领域中。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资本》中可以看到这种修正的极度表现，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不过是连续不断的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阶段，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的目标，毫无实践的含意。在正式声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没有价值判断”之后指出，“所以，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是错误，虽然这种做法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都极为普通。从逻辑上说，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因此与它的历史效果分开来考察的时候，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般提出的一种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则已把它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在一个生产商品的社会中发展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对实际行为的暗示。承认一种必然性是一回事，使自己为这种必然性服务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可能确信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又下决心去反对它，这是完全可能的。”[7]
的确，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表面的假科学的解释，已受到当代各种马克思理论或多或少有效的驳斥。虽然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即革命的原则遭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公开攻击，只受到像考茨基和希法亭这样的“正统派”半心半意的维护，可是在法国，若·索列尔[8]所阐述的“革命工团主义”的短暂运动却力图恢复马克思思想的这个方面，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战争的新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素之一。列宁在这方面采取了更有效的步骤，他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应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同时通过恢复马克思的一些最有力的革命教导，在理论领域也取得了几乎同样重要的结果。
但是无论作为工团主义者的索列尔，或是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列宁都没有充分利用马克思原来的“批判”的力量和作用。索列尔事与愿违，用非理性的方法把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学说变成了“神话”，结果成为“暴露”这些学说与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际关系的“真象”，并在意识形态上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列宁多少有点粗糙地把哲学、经济学等的原理分为对无产阶级“有用的”或“有害的”（由于他太注意肯定或否定这些原理的跟前效果，而太不注意它们将来可能的最后的效果），结果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部分的歪曲，使今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很难在它的一统天下之外有任何进展。事实上，革命无产阶级在其实际斗争中不可避免要区分真假科学原理。正如资本家作为一个实际的入，“虽然他并不总是考虑在他的事业之外说什么，但是在他的事业之内他却知道他要干什么”（马克思语），又正如技师在制造发动机时必须准确地了解至少某些物理的规律，同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客观事物的确切知识，才能把革命的阶级斗争引向胜利。在这一意义上和这些限度内，唯物主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原则，就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的经济规律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严格的、可由经验证实的、带有“整个自然科学精确性”的知识。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出于独立的理论兴趣才努力追求对现实的客观认识。斗争的实际需要驱使它去获得这种认识，而忽略这种认识就会冒使它代表的无产阶级运动遭到失败和夭折，从而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巨大风险。正因为它从不忽视它的实际目的，所以它竭力避免为了建立统一的认识体系，而硬把所有经验塞到一元论地构造世界的计划中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也不是对它感兴趣的对象都有同等的兴趣。它关心的只是和它的目标有某种联系的事物，某个特定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个特定方面与它的实际目标愈有联系，它就愈关心这个事物和事物的这一方面。
虽然马克思主义无疑承认外在的自然界发生在一切人的、历史的事件之前，但是它首先关心的只是历史的和社会的生活现象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即是说：它首先关心的只是那些从宇宙的发展来说是短期内发生的、它能作为实际起作用的力量参与其发展的东西。某个正统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看不到达一点，是因为他们顽强地想取得像马克思的理论在社会学中无疑占有的那种优势，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自然科学中至今还坚持那些相当原始的、落后的看法。由于这些不必要的僭越，马克思的理论受到众所周知的对它的“科学”性的蔑视，甚至是那些总的说来对社会主义并非不友好的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蔑视。不过，一些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比较明智和负责任的代表，已开始对马克思的“科学的综合”概念作少带“哲学味的”比较进步的科学解释，他们的言论不同于鲁达什之流，就像共产国际中的非俄国派的言论不同于俄国苏维埃政府一样。例如，瓦·阿斯姆什教授[9]在他的纲领性文章中强调指出，历史和自然科学除了有“客观的和方法论上的共同性”外，还存在着“社会历史科学的特殊性，它们在原则上不允许把它们的问题和方法等同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和方法”[10]。
即使在社会历史活动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只关心当前“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生产方式，即作为从实际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制度。[11]一方面，它在研究这一特殊社会制度时，优先考虑经济基础，在这点上它比其他任何社会理论都更彻底。另一方面，它不是同等地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一切方面。它特别注视这个社会在结构上的缺陷、脱节和失调。马克思主义关心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正常机能，而是在它看来是这一特定社会制度的真正正常状态的危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以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在批判分析这个社会的危机状态时达于极点；所谓危机状态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具有甚至在上升或恢复阶段都带有真正危机的一切特征的趋势，当然，这种生产方式要经历现代工业所经过的以普遍危机为顶点的周期的所有各阶段。由于惊人地无视马克思著作中到处都清楚地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倾向，所以最近一些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空白”，即他在指出危机必然产生后不能确定经济必然从危机中恢复。[12]
甚至在现代社会的非经济领域——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一般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关心的是明显的裂缝和罅隙，即正在急剧破裂之点，它们向革命的无产阶级揭示了社会结构中那些能最有效地开展它的实际活动的重要地方。“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13]
四
已议论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特点，加上它们中含有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使一切理论认识服从于革命行动的目的的实际原则，规定了使自己不同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把他的辩证法精雕细刻成了为现存秩序辩护的、又适当容许有称得上“合理”进步的工具，而马克思则在细致的批判分析之后对它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使它成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方法上都是革命的理论。经过马克思改造和应用的辩证法证明，黑格尔根据唯心主义的理由肯定的现实“合理性”，只有暂时的合理性，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必将变为“不合理”。社会的这种不合理状态到时将被新的无产阶级彻底摧毁，无产阶级通过把这一理论变为自己的理论，并把它当作它的“革命实践”的武器来使用，就会从根本上向“资本主义的不合理”进攻。
马克思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公正地指出的，以其“神秘的”黑格尔的形式曾在资产阶级哲学家中风靡一时，现在由于它在性质和使用上的这一根本变化而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4]
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批判的、积极的和革命的方面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整个性质也受到同样的对待。即使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只是部分地恢复了它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原则。面对当前世界普遍彻底的危机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切冲突的日益尖锐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用相应的形式来表述我们的革命的马克思理论，进而扩大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伦敦
1934年10月10日
注释：
[1] 可能是指阿瑟·伦纳德·威廉斯〔Arthur Leonard Williams, 1904—1972〕，英国政治家，1960年代曾任工党总书记。1926—1936年，工作于英国全国劳动大学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s〕。《什么是马克思主义》〔A. L. Williams, What is Marxism, London: the N.C.L.C Publishing Society Ltd., 1933〕正是由该理事会出版发行的。——录入者注
[2] 阿·列·威廉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933年伦敦版，第27页。
[3] 指鲁达什·拉兹洛〔Rudas László, 1885—1950〕，匈牙利政治家和新闻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以拉迪斯劳斯·拉兹洛〔Ladislaus Rudas〕的名字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ommunism〕一书。——录入者注
[4] 拉·鲁达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1934年伦敦版，第28、29页。
[5] 载于《卡尔·科尔施：论马克思主义的三篇文章》，每月评论出版社版。
[6]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1—52页。——录入者注
[7] 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09年维也纳版，第VII—IX页。转引自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认识》〔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A R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英国版第34页，美国版第27页中的英译文。中译文见《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前言第3—4页。
[8] 若尔日·欧仁·索列尔〔Georges Eugène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录入者注
[9] 瓦连京·费尔迪南多维奇·阿斯姆什〔Валентин Фердинандович Асмус, 1894—1975〕，苏联哲学家。
[10]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综合》，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版，第5卷，第11页，1933年〔Marxism and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USSR, published by VOKS, Vol. V, 1933〕
[11] 它在后来的各阶段也考虑了原始社会的某种社会现象，为的是把遥远将来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同原始共产主义作一些类比。
[12] 雷·威·波斯特盖特：《卡尔·马克思》，1933年伦敦版，第79页〔Raymond William Postgate, Karl Marx, London, 1933〕。转引自乔·道·霍·科尔：《走出世界混乱的指南》1932年伦敦版〔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 A Guide Through World Chaos, London: Knopf, 1932〕。
[13]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
[14] 《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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