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某街道办事处树立了一个标语牌，要群众搞“相互举报”以实现“自我保护”，这个事件引发了热议，基于1980年代的不靠谱宣传材料，还催生了一些有关“群众专政”和“告密”的不靠谱感想与评论。
这个实例的背后，倒是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在治安环境建恶化的现实以及所需的秩序生产过程中间，群众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除了以“告密”“举报”方式提供执法信息之外，还有没有新的参与空间？结合中国革命与毛时代秩序生产的经验，可以看到国家机器最小化的替代是如何发生的，及其职能被基层接管的部分路径。
一、群众专政与人权保护问题
在一些宪法文本中间，往往在公民权利部分，规定除非检察院或者法院决定并由警察机关执行，公民人格自由不受侵犯。而这个条款也往往被解读为保护公民人格权的规定，而不是被理解为镇压权力的垄断化，并把民众驱离秩序生产领域，成为消极无为的吃瓜群众，或者积极一点的朝阳群众——仅仅给专政机构提供执法对象的相关信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间，描述了农村中国的秩序生产过程，往往是基于礼俗社会传统的长老权力，人们主要是以自律为主，还往往以“无讼”为美德（拒绝镇压机器入场），法理社会的作用是最小化的——这些往往出现在沿海大城市那儿“还只有薄薄的一层”。
1963年四清运动期间，发掘和提炼了“枫桥经验”，以群众性的监督和改造，接管和替代公检法的部分镇压职能，这个被称为“矛盾就地消化、不上交”。这个相当于是以费孝通所说的“礼俗社会传统”，去接管一部分的“法理社会”镇压职能，应该算是国家机器逐步消亡的路径之一。
应该说，用怎么样的方式，生产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虽然宪法有着明确的规定，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例如“铁链女”案件，就揭示出农村基层社会的普遍失序，对于弱势成员的保护体系和力量，早已经荡然无存，而且，在可以预料的短期之内，这个部分的缺失还是难于弥补的。正如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德文所言，秩序生产的严重不足，在农村基层早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那么，有没有可能打开我们自己的思维桎梏，走出镇压权力垄断化与秩序生产外部化的唯一路径，思考秩序生产的群众化路线呢？这部分实践，在革命时代和新中国早期，是有着非常丰富与厚重经验的。
早在江西苏区时，毛教员就提出要给流氓分田并强迫其劳动；在华北根据地时期以及土改之后，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组织，在不同条件下，都搞过“改造二流子”运动，效果都还不错。甚至早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时期，八路军所到之处，几年之内就实现了土匪绝迹的秩序高度。此种匪夷所思的治安效果，主要不是依靠镇压机器的强大和高效来支撑的，这方面的努力相当于是一种革命时代的群众政治传统——把镇压和监管脱轨者的职能下放给熟人社会去接管，这很接近于儒家德治秩序的社会再生产模式——但此时不再基于个人德性起作用而是基于群众参与而形成的公共权威。
在群众性的监督与改造模式中间，信息的提取和使用，都是处在熟人社会的信息透明环境中间，并不依据一时一地的偶然证据下决断（这个方面可以有假证），而是依据某人在熟人社会内部的长期表现和群众的共同观察与记忆存储——这个才算是信息透明，然后群众性和公开地选择改造和监督对象，基于这种信息做出的各种选择，原本就属于自产自用。
在熟人社会中间进行群众监督和群众管制，信息的存储、分类与提取运用，都是处于信息透明条件下的同一个群体，谈不上告密；所谓的告密，一定是基于信息提取者与运营者之间的相互分离为条件，存在着“民告”“官究”的角色分立，此种条件下，是民众只供给信息而官府负责运用信息和执行惩处。
群众专政不仅可以应用于处置社区内部的小微脱轨事务，对于高大上的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一样有条件介入并取得更好的改造效果。1969年九大期间毛教员讲话说：公检法抓了关了多少人，但是，没有改造好几个坏人，反而在监狱内促成犯人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往往促成犯罪升级成为团伙犯罪什么的，所以，监狱关押的犯人，应该放回去就地改造。毛教员这个讲话过于惊世骇俗，官场反应冷淡，但造反派有很多人参加过九大，亲耳听到过讲话之后，下来就坚持要求照样执行。河南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造反派郜国荣，就参加过九大，回郑州之后，还受邀参与过郭唐口监狱释放犯人的试点行动，很多强奸杀人等重刑犯都视不同情况，释放了不少。据造反派老袁查阅多省档案馆，不只是河南一个省，至少有十几个省区都试点过把监狱中间的重犯放回原单位改造，以响应毛教员在九大期间的号召，一些青少年犯罪则是移交给其父母所在单位监督劳动和改造。有后续跟踪调查显示，确实改造成果更好，重复犯罪率极低。
此种改造的效果较好，是因为一开始就把犯人回归正常生活的路径，给充分打开了；一方面利用群众性的改造和监管压力给以推动作用，一方面是原社区重新接纳他们回归的巨大拉动作用，两者共同起作用之下，只要是本人还有一点意愿，想要返回正常生活，都有机会借驴下坡。
彼时，礼俗社会传统，不再是自发地运作于传统的个体权力——长老权力——去单独支撑，而是在党组织建设和行政权威群众化的轨道上，得到过双重强化，所以，基层社会显得特别有力量；群众中间，也有大批的积极行动者，有着很高的主动意愿，积极地批评坏人坏事，扶正怯邪，以此参与监督和改造脱轨人士的日常努力过程。
所以，说公检法垄断执法权是保护公民权利，群众专政是破坏人权，对照中国革命与毛时代的现实之后，就不无疑问。在秩序生产群众化的历史经验中间，实现公检法垄断执法权，是在把群众完成消极化改造，并且强硬驱逐出秩序生产过程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权利剥夺过程。此后，特别是农村地区，也包括城市治安状况的恶化，实际上都表现出大范围的秩序生产不足，然后才有黑恶势力趁机扩张和各种脱轨者活动空间放大——这些都是在群众生产与生活的第一现场丧失了强有力的规管力量之后出现的，例如拐卖妇女儿童这样的恶性案件大量产生，就是寄生在此种秩序生产缺陷中间的。
虽然在理论上，公检法垄断司法权力，有可能促进专业化与高水平服务，但是，考虑到公检法此类机构的单位救济成本不低，对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服务水平，就不会有标榜上的一致或者人人平等，服务有了成本之后，就会有潜在的服务价格和市场行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出现短缺，就肯定还会出现谁有资格优先得到服务的选择顺序问题。
二、文革期间的告密与镇压机制背后
新时代的精英们，经常宣传，文革时期谁谁被人告密，而受到迫害或者镇压。这个编故事宣传的模式，抽离了文革政治博弈的基本历史背景，然后，也当然地扭曲了镇压机器选择性出场的真实政治背景。之所以有长期热情宣传这样的故事，当然也会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经营效果与合法性生产目标在内。
在文革的两派政治斗争中间，主要是保守派经常构陷对手，还优先得到镇压机器的及时响应，目的当然是争取和利用专政机器亲自下场，然后如愿去打击对立面。而专政机器站在哪一边起作用，当然是一个决定性的砝码，这个砝码的利用，当然不会由偶然的告密机制所驱使，本身就是有选择性的参加一边去打击另外一边的。准确地说，这个也不算是告密，而是在告密外观之下的倾向性专政，目的当然是支持一方去瓦解和镇压另一方。这个应该说是政治性的博弈策略互动，告密仅仅只是罗织罪名的一个方法——是民间的保守派组织联手官府起作用的共同政治机制。
一些政治堕落集团，后来活成了他们曾经最讨厌和痛恨的样子，与此紧密相关，服务于他们的帮闲文人，理性选择的意识形态主打策略，就总是出场来说：群众性政治就是如此堕落的，向来就这样，为了说明这个，肯定要参杂各种扭曲解释和移花接木的栽赃手法。听到了帮闲文人长期这么说，很多未曾亲历过那时代的人，在未加深思的情况下也感到无法否定这些说法，觉得看起来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看起来，这一宣传策略的效果还不错，很多人就此相信——群众对于专政事务的参与，不可能有任何的主体性，只可能有客体性和道德上的投机性。
今天精英们的想象力，完全局限于依靠少数人，去实现对多数人的管治（支配），其思考的前提和起点，都在于“积极和正面的精英少数”凌驾于“消极负面的群氓多数”之上，一切想象力都在于发挥少数人的能动性，去干预和改造多数人的被动性。这个想象力的起点，是以“大锅饭养懒汉”开局的，然后，就说如果没有积极的权力普遍起作用，去强制消极被动的劳动者卖力多干活，那就生产力无法发展、综合国力无法提高，最后挥舞一下以“人民利益”包装的乞食袋——说人民生活水平也无从提高。这个极端化的想象力，最后是在“三个有利于”那里彻底固化成型的。
就这样，在新时代的宣传中间，不管是生产过程，还是秩序形成过程，就只有权力精英是唯一具有主体性地位的力量，群众肯定只有工具人地位和客体作用，如果群众参与那也肯定是一种道德堕落的客体化表现。这样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就实现了“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一方面扭曲历史生产新的基于权力垄断的制度合法性，一方面潜在地推销只能信托精英的政治立场。
2005年重提枫桥经验，是为了单方面遏制上访，但同时却放任利益冲突继续存在和利益侵害的无节制扩张——甚或助长和扶持以强凌弱和少数掠夺多数，典型表现国企改制中间的瓜分与掠夺过程，还公然出台司法解释法院不受理国企改制诉讼，结果一些资本能够放肆地掠夺劳动者的应得补偿。很显然，遭遇到异地不同时和条件不同，群众也根本不会积极参进去的，群众化的公共权威形成和起作用，本身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在把那些前提统统消灭完了之后，还想廉价地捞取群众的帮助，群众有那么傻吗？
关键是，群众路线之所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群众路线概念，本身足以自成检验标准，因为就根本而言，群众作为大多数是不可能被收买的——如果真的收买到了群众多数那就会完全转入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而积极的群众行动者的大量产生和起到秩序生产作用，条件就是真正的革命性政治条件的真实存在，所以，以群众之名投机，是不可能成功的。
资本和技术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支配力量，成为阶级社会的凭借，但这个不是决定性的；少数人的依仗越强，对于多数人越是不让步，多数人越是没有出路，就不得不走向放弃个体奋斗的努力方向，转向集体努力求出路了，此时，领导者和领导权都会有一个良好的成长基础；然后，就会出现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坦克那个“无形实力起决定作用”的前提条件了——此时有形实力退后，转而由无形实力决胜了。
三、领导权建设与群众积极化的潜能所在
群众是可以政治化的，有觉悟和有组织的群众，才会成为创造历史的人民，有了觉悟和组织之后，就有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此时，紧密联系和结合群众的党组织，本身也只能是为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斗争能力而存在的，日常努力方向是服务于经营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业务，这就是路线党；如果不再经营群众的政治化和领导权，那就是党员党了。那个时候群众跟党，就会互为油水关系，不可能指望群众帮助什么的，反过来也是，群众也不再指望党干点什么，那就一切回到了历史从前——梁漱溟称此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呈现一种“消极相安之局”是一种互不交涉的状态。
而毛教员所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则是党与群众积极互动，党组织成为群众觉悟和组织过程的积极载体和主导力量，群众就成为人民，就能够改天换地。
其实，领导权没有多么复杂，也不会难于复制。今天的市场社会中间，很多骗子对此都能够无师自通，以某种形式和程度的领导权建设，去裹挟一大批人，以此确立信任和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虚拟价值生产之后，就开始高价兜售虚假保健品，多数被骗对象都是离退休的老人。
所以，领导权建设的路径到处都存在，可以“正用”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利益，还可以“反用”为个人牟取私利，核心是获得群众信任并获得一种有利于群众的虚拟价值生产，然后，就会获得自下而上的支持和拥戴，高价兜售假货的机会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前些时在公交车上，听到一位女士埋怨其年迈母亲，被无牌产品推销员成功裹挟，强烈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退休金，去响应骗子的推销术。这位女士的思考，有很大的盲点，她完全无视领导权的确立，是基于真实可感的价值生产过程，例如骗子推销员会组建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让老人们进行绵密的交流和互动，彼此在心理价值生产层面产生真实可感的获得感与满足感，还往往以各种小恩小惠去塑造老人们的被关注被照顾的体验（通常是组织廉价旅游或者派发小礼品），其中最重要的生产机制，应该说是基于经济因素激励之下的绵密交流所获得的真实满足感，这样，骗子的种种蛊惑，才能够与老人自己的巨大潜在利益之间，建立起可信的关联，骗术是在这里找到寄托的。
这位女士假定这些都不存在，仅仅埋怨其母亲的“无知”，这跟1980年代之后的宣传策略一致：说领导权和政治挂帅什么的都是空头政治，然后就虚构一个真假对照关系出来，去解释一切。
四、群众政治智慧与领导权建设的收敛方向——从“众意”到“公意”的靠近过程
借用卢梭的说法，群众在自发条件下的意见表达，肯定是分散而非系统的“众意”，而领导权建设的觉悟提升过程，意味着“众意”逐步收敛于“公意”周围，此时群众的意见多数，会逐步走向系统化并收敛于共识与共同利益附近，这样，就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
只要是公意一经形成，就足以抵御一切外在的操纵与裹挟，而群众的意见也会逐步稳定地接近自己的真实处境和利益表达的中线。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及其有效性，会与领导权的状况形成对照，老共产党人建设领导权，同时以领导权支持行政权威的实现，这就能够实现行政的低成本和高执行力，走出国民党的内卷化困境——得到群众主动支持的政策目标及其执行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同时，根据地领导权建设成绩，及其支持下的行政效率，远超一般性的征粮征兵需要，会出现大量的“执行力剩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改造二流子”的秩序生产目标和能力。所以，只要是领导权建设有效，其执行成本极低不说，还会出现总的执行力很高——会出现“执行力剩余”来接管秩序生产功能，从而在问题发生的第一现场，就有能力介入和干预脱轨者的行为，跟专业化的镇压机器相比，这种专政模式，在第一现场就获得介入机会和起作用，能够节约大量的信息搜集与处理成本。
如果在一个单位内部，领导能够以自己的主导讲话，去裹挟群众的意见表达过程，这描述的还是一种无领导权的状况，此时，行政权威能够方便地裹挟“众意”。
众意接近和收敛于公意附近，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付出成本和风险方面的高投入，在突破了敌对的力量和利益封锁之后，领导权的形成过程，总是要透过否定既得利益和权力垄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会损害现存的既得利益结构，肯定会遭遇到积极的反对，以及收拢各种消极的顺从力量（这是别种领导权外推的结果），才会形成。
目前，国内的合作社大潮中间，多为假合作社，基于群众领导权建设的真合作社，不是没有，极少极少，当然，这样的合作社会很强大和有能力。山西永济蒲韩合作社，已经接近于新的领导权建设阶段，结果，领头人Z被政府列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名单，2018年就被勒令终止一切活动。因为其政治建设，已经进入领导权领域，执行力就很强，不仅组织了28个行政村的垃圾清理，还有能力组建“不倒翁学堂”——实现低成本的集体养老和照顾（一位老人只需月缴费200元），还广泛涉足小额贷款经营，推广耕地有机化改造以及农资和消费品集中采购和供应，甚至还能够归一家庭装修市场进行集体谈判，他们发展下去，就有能力接管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
如果只有少数领导，那就无所谓领导权建设，领导权需要普通的劳动者走出消极被动状态，成为有方向感和觉悟的积极行动者，这个转化过程，需要很高的前期投入和信任关系建设，然后，群众才会自己就成为新事业的支撑和推动力量。
蒲韩的领导权建设案例，都是积极分子各种深入群众的长期工作与思想建设的结果，领导权建设永远不会是出于高明的方案设计。山西某地的真合作案例中间，新的发现是觉悟不仅仅只有阶级觉悟与集体解放道路这一种——只有阶级利益之大公层次，还可以是对某个具体事务的具体觉悟与积极行动意愿的出现，当地的积极分子每月去农民家庭收2元垃圾费——还拒绝一次收一年，坚持每月上门一次然后安排清运垃圾，时间长了之后，农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本来是自己的事情还由别人拖着拉着做，由此产生问题自觉和主动的积极行动意愿，开始进行各自垃圾分类——把厨余垃圾集中起来做堆肥等等，然后日常也非常注意村里整洁不随手乱扔，这样，就从凑钱清运垃圾堆开始，走向自觉关注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了。后来，政府出钱雇人接管了垃圾清运，农民又部分地回到了从前，很少再做垃圾分类处理和刻意地保持环境整洁了。
在这个意义上，领导权建设的成果，会体现为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基于密切互动而积累的“社会资本”存量，而社会资本的存量很难从外部输入，也不可能在方案设计中间产生，只会体现为长期的双方向的积极互动成果。所以，领导权建设的成绩，需要群众化的领导者群体起作用，还会由此锁定干群密切互动而形成的信任关系与社会资本存量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群众的积极化改造努力，以及反向恢复群众的消极化改造——为此进行的各种“反宣传”，是一种基于领导权建设和拆解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反宣传的目的，当然是一种让群众重新回到消极被动状态的努力，这是另一个方向的领导权建设的抓手，是走资派的策略核心。
五、乡贤是个什么鬼
在资本社会中间，流行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技术与行政统治，而领导权建设则彻底相反，是基于群众主动支持的自下而上的支撑力量起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执行力剩余”接管各种秩序生产与镇压机器的职能。
领导权建设，与乡贤起作用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乡贤和家风，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由个体承载的私权力作用或者自我修养，还依然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或支配）”——秩序生产的起点和归属都在于个体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乡贤更接近费孝通所说的礼俗社会传统中间的长老权力。而群众专政，则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信息透明条件，是一种结合了群众化的公共权威，是基于积极多数对消极或者脱轨少数人的“专政”。
乡贤依然是依赖和依附于政府权威的，而真正的领导权建设，则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和真正的群众化（由大批积极地群众积极分子去发挥作用），而且其领导权建设和运作的逻辑，内在本质是反对资本逻辑和行政逻辑的“中心性”作用的，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性威胁——领导权的逻辑及其运作效果很容易对照揭穿各种民治民有民享的粉饰话术，所以真龙对于叶公的真实威胁非小，也更具有政治威胁性和零和博弈性质。
乡贤的权力，依然复制了少数人“专政（或支配）”多数人的内在逻辑结构，跟资本和行政统治的逻辑完美兼容。而山西蒲韩的真合作社，则完全基于群众化的公共权威做事，根子上对立于行政与资本的逻辑，所以，一个人在自己拒绝为人民服务之后，就会本能地跟为人民服务者对立起来，在服务方向、思想与作风方面都产生尖锐对立，一个否定另一个。所以，今天的社会肯定足以兼容乡贤，但会严厉禁绝领导权建设。
2019年澎湃也报道过蒲韩，并不意味着官媒会跟基层的真合作社，有多少一致性。这个状况的出现，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有时候澎湃也要报道一些奇异新鲜事，借此赚些流量，这是一切媒体不变的编辑方针；然后，澎湃的采编团队，有时候还难免把关不严，混进去个别异己分子，这是具体的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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