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空间与资本的内在关系一直是学界探讨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的重要切入点。以往的研究过分侧重于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做同质性研究，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两者之间的异质性。从异质性研究视角出发，揭示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而梳理出两者的思想脉络和理论图景，不难发现，马克思思想体系蕴藏了丰富而厚实的现代空间思想资源。然而要界定两者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就必须回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与特定内涵中，进而阐明空间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空间思想的界分。由此，依据空间生产理论的特定内涵，揭示两者至少在空间的话语形态、建构形式和权力架构三个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异质性，进而呈现一种不同于同质性研究的异质性空间话语。
近年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研究的影响，学界一方面努力发掘马克思资本逻辑中隐含的空间话语，力图将空间与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探讨推向深入；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列斐伏尔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历史梳理，厘清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等人空间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研究者更侧重于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做同质性研究。他们对于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讨论，由于过度诠释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的同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两者之间的异质性。要重读和诠释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之间的异质性，需要从两人空间思想的生成逻辑、思想脉络以及理论图景，并对经典文本的相关论题叙述加以挖掘、梳理与澄明。只有通过对经典论域加以深度梳理，结合当代国内外学界对相关论域的理论主张与思想成果，才能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加以现代转换，并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相嫁接。
一、空间与资本：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的空间思想何以确认?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并未出现或使用专门的空间概念或范畴。从当下的学术视角来看，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以隐喻的方式贯穿其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他通过科学地揭示资本的本质，形成其空间思想的基本脉络。这其中蕴藏了丰富而厚实的现代空间思想资源。探究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实际上，列斐伏尔早期日常生活批判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符号和消费意象对空间的渗透和影响，这仍处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逻辑之中。然而，直到提出空间生产的理论时，列斐伏尔就已经明确表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不再是通过将自身逻辑渗透到空间，而是通过再生产出自身存在的抽象空间来实现积累的目的。正是此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才开始呈现出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可见，在两人空间思想的生成逻辑之中，空间与资本的关系是贯穿其始终的思想主线。
(一)逻辑起点：资本对空间的统治何以可能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主义制度是如何发生断裂与彻底重构的，这恰恰是其空间思想生成的起点。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与旧式的地主所有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资本主义制度依靠资本解构了土地的固定性，动产显示了工业的奇迹，最终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从此，资本不仅对劳动及其产品，而且对土地取得了普遍的统治地位。“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这标志着马克思初步提出了资本对空间统治何以可能的问题。
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从日常生活批判中内生出来，最直接的是要揭示现代资本主义控制日常生活的方式。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里，空间尚未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幸存的决定性范畴，还只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场域和资本主义实现对日常生活控制的中介，即通过渗入空间的符号与意象来构造日常生活。然而，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依赖于现代社会的空间状况，这种状况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当中仅以“再隐私化”的模糊表述加以呈现，从而建构起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异化机制。据此可论，对这种空间状况何以形成的问题将导向空间生产理论的追问，进而资本对日常生活的统治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将转变为资本对空间的统治何以可能的问题。
(二)逻辑展开：城市化与普遍城市化
最初的城市化进程反映了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关系。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发展与规划剥夺了人的生存空间及其权利，造成人的生存空间的错位。马克思虽然没有把城市化当作一个单独的问题，但始终将城乡二分问题看作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现象，因此解决城乡问题关键在于资本问题。在他看来，现代大工业城市是以农业和工业分离、劳动力和土地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分离为前提条件的，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载体。在早期城市化阶段，资本主义生产依靠资本对人的生存空间的挤压来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确保剩余价值的创造。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尤其关注城市规划不合理、住房拥挤、污染排放、环境恶化和疾病高发等城市化问题。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从列斐伏尔的文本群可以看到，他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正好处于日常生活批判与空间生产理论建构之间。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城市化进程，恰恰是列斐伏尔研究城市与资本关系的历史背景。“城市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最核心、最根本的危机，因为对空间使用的争夺和日常生活的控制是资本与社会需求之间冲突的核心。”列斐伏尔有意识地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区分开来，并批判性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通过世界范围的银行网络，已经实现剩余价值的去领土化，从而完全消解了城乡二分的问题。因而20世纪以来的城市化问题，其实是世界普遍城市化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因此，城市问题的解决是通过都市化的想象与实践方式从资本主义之外寻求差异空间。列斐伏尔围绕日常生活批判推进从城市到都市的研究，揭示了差异空间正是打破现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同质化的关键。
(三)逻辑指向：基于资本逻辑的空间隐喻与空间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基于资本逻辑展开了关于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讨论，并初步完成了其空间思想的建构。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关于空间与资本的内在关系的研究，主要成就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空间化与空间的资本化及其相互转化的论断上。这一论断基于资本的内在属性，即资本本身具有的物质属性与关系属性。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空间化，二是空间资本化，三是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从此，一种基于资本逻辑的空间隐喻得以建构。
从《空间的生产》一书看来，列斐伏尔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强调的是空间与资本的关系从马克思那时的相互萦绕到一体化。“空间整体的生产，正如与生产力水平相一致那样，具有某种合理性。因此，问题不再是孤立地引进形式、功能与结构，而是通过将形式、功能和结构按照某种一体化概念而融为一体，从而掌控整个空间。”依据这一论断，空间的生产显然并非仅仅基于资本逻辑而生成的，而是一种资本逻辑与空间逻辑相耦合的整体性逻辑，同时这种空间生产的整体性逻辑反过来又重构了现代资本主义空间。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思想正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来源，而空间生产理论则是在马克思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思想的基础上将空间与资本的关系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二、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评判依据
如果说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的生成逻辑是讨论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前提的话，那么要界定两者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就必须确立一定的评判依据。
(一)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于，一方面从唯物史观揭破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从而论证其终将被更替；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从而论证其终将灭亡。对此，列斐伏尔深以为然。因而他在阐述其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之前，对空间生产的历史做了与马克思相同的工作。首先，列斐伏尔从横向上指出了“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空间，所以，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方式就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空间生产”。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空间构型，这为空间生产理论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其次，他从纵向上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本身是由世界市场的压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起的”,因而构想一种“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是可能的。他进而强调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并“通过向它提供一个新对象——空间的生产——而将它从往日破产的局面中挽救出来”。在这里，列斐伏尔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将证明空间的政治经济如何与空间的自我表象相一致，进而说明这种空间的自我表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终设立的全球媒介。他认为正是通过空间这一媒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了它自身。空间秩序实际上起着连接控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重要作用，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论，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同质性研究的依据。列斐伏尔先从唯物史观确立了空间生产的理论基础，后从政治经济学明确了空间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节点。在他看来，空间生产的历史是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过程，其空间转变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空间的形成。然而，从上述的论述中可见，列斐伏尔一直强调空间生产是一个新对象，正是因为通过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再生产了自身。反过来说，空间生产并未出现在原来的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又是如何从空间与资本的关系批判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抽象空间围绕资本内在属性形成了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及其相互转化。资本空间化使得资本主义不仅实现地理意义上的扩张，还促使资本内在矛盾关系的扩张，最终使得空间依附于资本；空间资本化则通过对固定资本与固定资本的所有权的区分实现不动产的流动，进而致使空间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权属相分离，从而解构了空间的自然属性，最终使得空间对于人的需要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讨论空间与资本关系时已经初步分析了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恰好说明马克思基于资本逻辑开发了对空间的思考。当然，此时马克思只是基于资本逻辑而形成了空间隐喻。这样看来，仅仅分析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只能把握住两人空间思想的同质性方面，还不足以解释空间本身的生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空间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区分开来。这一点只能从空间生产理论的特定内涵中求得答案。
(二)空间生产理论的特定内涵
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异质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其产生是同都市化的现实和总体规划的都市主义密切相关的，由老一代(资本主义)向新一代(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反映的是抽象空间借助都市规划的方式形成对日常生活的压迫性统治，并且这一实现方式的实质正是对空间本身的生产。
将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与特定内涵区分开来，是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同质性与异质性研究的分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生产理论的特定内涵蕴含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奥秘。首先，空间本身的生产已经取代了空间中物的生产成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空间的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定的次生的具体特征与景观，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部分的基本存在基础”。因而现代资本主义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呈现为空间的矛盾。其次，空间生产强调再生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意义。它表现为三重关系：即生命的再生产(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阶级)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推进，它越发依赖于空间生产的再生产能力来构建起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空间秩序，并最终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否受控制。这是空间生产自觉意识的重要体现。再次，空间的生产已经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代资本主义通过策略性的城市建设改造社会空间，城市建设(土地和城市建成环境)通过金融投资使得空间被商品化与动产化，从而变成最具流动性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解决普通商品生产的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惯用伎俩。在更深的层面上，抽象空间形成统治是空间生产的实现逻辑。现代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通过不断地重建种种社会关系进而约束着其他商品的物质存在以及社会关系。从此以后，“城市规划、城市主义不过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操纵碎片化的城市现实和控制空间生产的战略工具”。最后，空间生产理论所导向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也是完全不同，人类解放在现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语境下表现为空间的解放。列斐伏尔指认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已经被商业化形象、符号与产品所建构，这是比马克思所指认的拜物教更加深刻的异化形式。空间解放的斗争对象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统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从都市社会中提炼出一种新的辩证认识形式，即提出了都市革命所预示的新的未来激进政治可能性。这必须通过解构现代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霸权，从而恢复日常生活的空间维度，最终以差异化的空间实践对抗同质化的总体规划，以差异空间作为取代抽象空间统治的空间秩序。
据上所述，空间的生产实质上具有了超越马克思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问题与框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于空间资本化的讨论，往往通过引入列斐伏尔和哈维等人的思想作为佐证。从表面上看，这种论证方式使得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在一个更广的视域下展开，从而为马克思空间思想与后来的空间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了基础；然而，也正是这种论证方式造成了学界对马克思空间思想与后来的空间理论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的模糊与滞后。
三、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的异质性分析
此前研究的误区在于仅仅关注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与马克思空间思想的一致性，就直接将空间生产等同于空间资本化13,从而忽略了其理论所具有的特定内涵。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的整体性逻辑已经取代了资本逻辑，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幸存的根本原因。正是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特定内涵的分析，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至少在空间的话语形态、建构形式和权力架构三个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异质性。基于此，一种不同于同质性研究的异质性空间话语可以由此展开。
(一)空间话语形态的异质性
显然，基于不同的时代条件，即便面对同一论域，列斐伏尔与马克思对问题的分析框架存在许多内在差异，这导致两人的空间话语形态有着明显的异质性。马克思认为，资本缔造了万物皆可商品化的神话，由此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空间形式。从土地和劳动的分离到土地变成地产，这为空间的流动性提供了基础。由此，活化空间一度成为资本全球奔跑的重要手段，从此“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同时它在深层次上重新固化空间，一方面通过资本空间化极大地拓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非资本主义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另一方面通过空间资本化消解空间的自然属性，致使空间对于人的需要屈从于资本增值的需要。从固化空间——活化空间——再固化空间的转变中，空间作为资本力量的印证，使得马克思深感资本的力量，认识到唯有从本质上解构资本，才能够让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真正的掘墓人。而在列斐伏尔看来，不是从资本统治空间中印证资本的力量，而是空间本身就成为资本实现统治的工具，由此建构起整体性的空间话语。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中已经潜藏着空间话语，但是这些话语是零散的、仅仅属于某一层面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转向空间研究的潜能，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潜能逐渐成为一种必要性。列斐伏尔通过引入空间这一新对象，采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在历史的深处找到了社会空间这一具体的抽象物。其最终结果是“从这样构想的历史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将得到极大的扩展和证实，它将经受一场严肃的转变”。在这里，他实际上是将马克思零散的、隐喻式的空间话语，还原为对社会关系的把握，并重新进行整体性的建构。这种建构赋予了社会关系以一种空间的存在，即“生产的社会关系把自身投射到某个控件上，当它们在生产这个空间的同时，也把自身铭刻于其中”。
(二)空间建构形式的异质性
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初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空间建构的核心问题，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则拓展了空间的内涵，并在异质性层面上推进了对资本主义空间建构形式的探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空间建构奠基于现代土地所有制。土地的全部价值是由其社会架构和生产关系控制的劳动能力所产生的所有制度关系来决定的。最初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即“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揭示了土地本身能产出价值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幻觉：土地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特殊关系。一旦土地被当作商品出售，进而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投入到生产之后，土地的价值形式就被剥离了一切具体属性而仅仅留下了作为生产要素的抽象属性。在这里，资本主义空间建构不过是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循环而已。然而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反复提及“三位一体”公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此时他已经改变了对土地概念的理解。“马克思把自然力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并把自然资源纳入‘土地’概念中。”土地及其所有权问题再次出现，说明马克思注意到土地对于资本主义空间建构的重要性已经从一般性的物质载体上升到控制空间能力的政治战略高度。列斐伏尔敏锐地捕捉到马克思这一转变，并指出“三位一体”公式的意义绝不只局限于揭露地租和利润的秘密上；它被重新解释并更强调土地的重要性，以一种辩证运动的方式揭示了空间生产语境下资本主义空间的建构形式。在列斐伏尔看来，土地不仅作为被组织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还借助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反过来制约着生产过程本身。由此，通过垄断权力操纵土地的开发，现代资本主义空间建构的形态已经完成，围绕城市土地再生产的城市建设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生产集中体现在现代资本主义控制土地形成的房地产上。在马克思那里，房地产还只是“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从属部门和落后的分支”,而土地价值只作为普通的资本形式而存在；到了列斐伏尔这里，房地产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引领世界市场的全球化，而土地价值则成为资本积累最大化的价值形式。房地产投机不仅成为资本形成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还管理和规范着空间的使用。作为空间商品，拥有自己的市场；作为产业商品，它的生存能力是空间本身的一种功能。18空间生产甚至可以控制城市市场从而引发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为获得更大的投资利益，要求国家干预开放土地。可见，列斐伏尔和马克思的空间在建构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标志着空间的生产已经取代了物的生产，同时也反映了空间在两人思想中有着不同层面的重要性。
(三)空间权力架构的异质
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隐喻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自觉，空间已经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首要的政治工具。从权力框架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表现出主动建构空间的积极性。在马克思空间思想中，自由资本主义空间权力架构是以资本逻辑为轴心，首先通过分工限制并固化了个人的生存空间；在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双向运动中资本实现对个人空间的挤压与掠夺，从而使得个人空间的占有和分配屈从于资本空间；资产阶级利用空间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占有他人劳动来积累与增殖资本，最终形成适应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空间统治。由此，依据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要打破资本主义空间的权力构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空间重构。然而，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空间的权力架构却是具有完整的系统。首先，空间组织是权力架构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将抽象空间同质化、碎片化、层级化来实现空间组织管理与控制，进而使得日常生活也被特殊化了(抽象空间驱逐日常生活)。“权力渴望从整体上控制空间，所以它将空间维持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统一体’中，它既是碎片化的又是同质化的，权力对空间分而治之。”其次，空间设计是现代资本主义控制日常生活的政治工具，国家用它来更进一步地获得管理方面的利益。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像城市规划这类知识性的实践和官僚政治的实践，从而创造了一种“抽象空间”。空间设计一方面将空间的使用与日常生活的控制统一起来，使得日常生活更依赖于资本主义组织；另一方面为社会控制联盟的权力架构提供支撑，以便进一步反对日常生活中工人阶级对空间的使用。最后，国家干预是权力架构的顶层设计。空间的破坏源于不可剥夺的人类生存的需要，它通过抽象空间的主导来实现，并通过意识形态规划来掩盖国家干预。列斐伏尔指认，国家干预空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建构起抽象的社会空间来隐藏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掩盖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会破坏到其社会空间的建构，反而使得日常生活暴露出来，从而更彻底地暴露出其社会空间的抽象性。
结语
当代空间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论题之一。时间与空间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一，是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从马克思零散的空间隐喻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整体性逻辑，反映了资本主义空间建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得益于列斐伏尔的异质性话语，不仅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深层次批判，而且还指明了社会主义差异空间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方向。然而，他在《空间的生产》前言中思考社会主义可曾创造过自己的空间时，却表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迄今为止尚没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列斐伏尔这样回答的原因在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总问题式已经由工业化转向都市化，未来的空间形态必定建立在都市社会的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社会主义并没有遵循这个方向发展起来。尽管他提出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有益构想，但是却没有真正深入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生产方式、现代化道路及空间形态建构的实际情况。以中国为例，在曾经的美苏争夺绝对空间背景下，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关注自身社会矛盾的发展，由此所采取的空间战略是在绝对空间中开辟出自身发展的相对空间。它奠基于对空间的差异性形态的认识，超越日益绝对化的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将发展关注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上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引入资本市场出现了资本过度积累，过度城市化和土地投机等问题，这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基于资本逻辑而形成的市场之间的角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在空间生产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积极引导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以满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从无到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发展，“不同的空间实践形式正是不同的现代化方案的显著标志”。
:黎庶乐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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