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究竟是否存在？
现在，有一种显然明朗的态势表明：有很多人是否定马克思政治哲学存在的。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国内著名哲学家吴晓明等人，他们都可能持有这样一种态度，他们的基本理据是从唯物史观不能转度出一个所谓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因此，我们要追问，我们的现状是什么？现状是，我们都写了这么多的书和论文，赫然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或《马克思政治哲学革命》之类的标题，如果让我们这些著名的教授来做一个评审，这些书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吗？他们各自打一个问号。或者确切地说，我们自己承认有所谓马克思政治哲学，那么它可能存在在哪儿？
这里面我想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情形。一种，我们是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是存在的，我们用我们的语句，用我们态度和立场，用我们的世界观，承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还有一种，实际上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以非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精神、基本态度，来从事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他们认为自己做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但实质上是作为一种外道。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好像大家你谈马克思政治哲学，我谈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领会当作了研究对象，凭自己的意志创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这里，我们还缺乏一种从学术个体到学术群体的共同体转化。可能的情形是，学者们思考的不是同一个对象，或者不在同一意义层次上讨论，最终徒劳争辩。最明显的经验，莫过于我们不能够再像编写统一教材那样，把它要作为学者群体共同领会的因而要来开一个会，定义一下哪个是马克思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然后我们分工操作，最后形成某种体系。这个不是学术，真正的学术也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
我说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可能有三种马克思政治哲学。一种是真正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它属于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续写，是一个范式革命性的变化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推进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不言而喻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存在在那里的。那么，还有一种是国内一些学人实际上无论从立场、身份、姿态、态度都是非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也进入了学术共同体或者思想市场的竞争态势当中，他们也不断发出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声量已经掩盖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流行和公共意见又往往是根据媒介(网络、论坛等)和手段的要求而产生、改变；我们认为，学者群体，尤其那些正在成长着的青年学者，必不可少地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回到马克思本身的政治哲学的视野当中去。但是，还有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又披着所谓马克思主义外衣，或者作为一种工具手段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在我们看来都属于外道。这种学术研究模糊和混乱的情形，迫使我们预设既定的事实，即，我们的研究是属于正道。那么，正道是什么？所谓正道，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肯定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存在的。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存在的？首先，它不是在罗尔斯透镜下厘定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实践哲学，它不是理论哲学，而现在有人把它搞成理论哲学去讨论特殊一般(正义)，去讨论普遍(正义)，就会发现他们都在进行抽象的形而上学操作，应用一种范畴意义来注解马克思政治哲学。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形成的是这样两个局面：一个是我们真正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存在在那儿，一个是认为它是一种假冒的、冒牌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有人问，今天，国内有多少人在从事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我们认为，那种采用数据以证明马克思政治哲学存在的做法是没有用的，多少文章什么的，那种没用。因为它和学术影响力和思想力是两回事情。所以，又形成两种局面：一个是真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态度去做研究，一个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做马克思政治哲学。这两个局面交织在一起，我们最终变成了名义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者。这里，具体所指是什么？举例来说，有人主张，做政治哲学，关键要明确意识形态目的性和问题意识，至于是否跟马克思文本接近无关紧要。也有一些学者决心抛开全部传统理路，用分析的方法逐渐取代过去对于内容与结果的辩证认识，以构建起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这样一来，在极其广阔的领域内，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无法触及。或者说，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建构，依然是一个空白！
另外，明显的经验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使用的那些概念资源库都是从洛克、休谟、黑格尔他们那里弄过来的、翻译过来的，那么，马克思有没有属于自己独有的一套话语体系来描述他的政治哲学，这个可能是我们思考的任务。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关于是否存在一套属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需要打一个问号，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认定现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套成体系的话语是没有的。较马克思晚出的罗尔斯等学者的思想，本质上奠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也创造了自己的公式语言。他们的政治哲学，即便超出公式的内容，从术语的角度上讲，也不会对人们的理解造成多大困难，因而导致罗尔斯政治哲学走红。这一表面上对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的有利情形，部分源自人们并不想从他们的术语里获得什么新的东西。如果人们就表象或概念的对象达成一致，那么人们不会在意怎么去命名这个政治哲学的真正对象，反倒倾向于接受一个流传下来的政治哲学术语。这样一来，人们实质上也无法得到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东西。如今，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然后还有一个教学体系建构，这是急迫而明智之举，尽管教学体系未能得到真正的建构。因为若先行的学术体系没有、话语体系没有，这个教学体系怎么出来？我们现在内在自觉的一个意识就是说，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工作，来建构一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这是我们需要作为一个重中之重来完成的任务。
我们感觉，那些认为因没有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体系而没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实际上是戴着自由主义的眼镜、操着自由主义的话语。他们说，这就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定，那我们至少要谱系学考证一下，马克思是不是会同意这样一种规定。我们觉得这个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它是一个验证。而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在新时代我们应当自觉地承担起来的任务。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几种观念混淆。
第一，构建话语体系有没有必要？因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这一点并不是不言而喻的。不少人有这样的错觉，即认为构建话语体系只是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任务。在他们看来，非马克思政治哲学重视话语和语言，关注种种合理性形式，他们才可能把话语体系构建加以问题化。而马克思政治哲学强调生产关系中的实践主题和改造世界中的解放主题，正因为如此，话语问题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原本的问题，而是派生的问题。今天，不少人还认为，关于构建某种哲学的话语体系，它除了表明话语的重要性之外没有其他作用。而且，构建话语体系可能就是关于一种话语的话语，要么就是把持话语的人的知识或政治重要性摆到优先位置，要么就是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一个事实，徒然增加语言混乱。
其实，一种哲学的革命肯定包含话语及术语的革命。不管我们是否探讨存在与语言的关系，我们研究任何哲学都需要经过话语中介。我们认为，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学术体系与构建其相应的话语体系是一回事。一方面，世界观的斗争也体现着话语体系的斗争。比如说，19世纪40年代，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需要克服黑格尔哲学的言论和概念话语。正如康德说着启蒙运动的话语，才能动摇启蒙运动的根基一样，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启蒙哲学家的共同观点。因此，今天所谓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应有之义是：同时构建适用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谓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付出很大代价，从文献、术语和态度诸方面，我们操持的并非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应当使用的语言，甚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例如梅林、卢卡奇等人使用的语言。从外部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人为创造的表达方式，它和历史唯物主义里的变动的用语截然不同。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语言乃是把政治哲学视为观念意识形态所使用的语言，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意识形态主要是虚假的永恒化或普遍化的语言。照此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对于不少哲学家来说已然是噪音。
第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话语特性问题。根据第一个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最有可能使用的话语是什么呢？要理解这个问题不能停留于学科和话语权竞争层面的讨论。首先，从语用上看，需要追问何种语言行为最有可能发动从意识革命到实践变革，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焦点问题。我们认为，哲学话语可以归为两股基本力量：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是对生活的创制，而不是对生活创制的解释。我们要深入认识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在制度生成、制度批判、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其次，我们看到，那种依靠政治哲学体系话语不断翻新，依靠流量的传播方式会割裂马克思政治哲学，就可能会千篇一律。以此来看，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重视需要提升三种能力，即用马克思政治哲学语言来说话的能力、听马克思的话的能力和按照马克思的指引来进行话语创新的能力。
今天，这样的一种理解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所处的境况是被倒逼的，为什么是倒逼呢？比如说，现实的环境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考虑平等的问题。我们一直想不通，有人说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不会去考虑的，但是现实倒逼我们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像马克思所理解的那么纯粹，我们还没有达到所谓的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的历史阶段。关键问题是，马克思是怎么谈公平正义的？典型的例证，如罗尔斯会怎么看马克思？而对于罗尔斯的马克思诠释，我们又是怎么看的？我们觉得他还是带有美国的眼镜来看马克思。所以在他眼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矮了三分的，这种理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他把马克思嵌入到现代性浪潮里面后，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管什么？管吃饱穿好，类似于吃饱穿好的前提下，还有旅游，这就是所谓共产主义精神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实际上，这是美国人想的一套东西。所以，我们感觉面对马克思这样的“大人物”，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话语，我们要重视话语体系的建构。
我们觉得话语体系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如果搞政治哲学的话，作为学者来说，所能做的可能就是要表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在这个思想市场里面应当占有的份额，然后才能推动所谓政治体制的制定者，把这个任务作为一个具有政治重要性来理解的问题。这个也不是我们学者在闭门造车，坐在房间里面想出来的，的确，这个任务如今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实际上我们从历史上来讲，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就在于你看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他困难很大，关键就在于话语突破。包括斯密、李嘉图等，马克思怎么样能够清洗掉他们所固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框架。实际上，对于这些，恩格斯明确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序言里面讲到了。我们以前老是认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和存在关系不大。我们现在反而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关心语言和存在的关系。我们说，这个话语就是中介。所以，如果要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体系，就需要建构相应的话语体系，要一致起来。我们不能老是借别人的资源库。这里面如果插一句的话，西方人看不起马克思的地方在哪？我们认为，他们实际上是看不起、同时又佩服马克思。看不起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讲？是说马克思那种话语它不能产生影响，不能像黑格尔的理性，有一帮粉丝。说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影响力，他们认为是马克思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为什么？对他们来说，马克思是强调生产，强调经济之类的东西，就好像尼采强调那种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属于非理性主义，他没有自己自洽的一套话语体系，所以马克思之所以不能产生影响，这是指理论上不能产生影响，不能与黑格尔比，不能比其他那些主义，马克思没有“主义”，这个“主义”还是我们后来出于政治实践的需要给他附加上去的。而且，马克思是不是认为自己需要有一套“主义”？马克思可能不认为需要有套“主义”，至少我们不需要有套人为意义上的“主义”。但是，从实践角度来说，我们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说，这个话语体系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需要澄清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和一般政治哲学的
区别何在
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属于规范性的思维。但是，马克思谈规范的时候，其政治哲学是属于从批判的意义上去讲。批判的意义上去讲的话，它所面对的那些对象的政治哲学话语的影响实在要比马克思本人大得多。各种阵营中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当时在政治上是被边缘化的；马克思来到中国以后，他是驾乘着一种东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马克思主义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现在重新再来说过去马克思曾经批判的那些对象，关键在于理解那些人的政治哲学是怎么回事。就其本质而言，他们的政治哲学涉及的主要是道德的意见和概念，涉及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如此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不能再讨论政治正义观念是怎么回事；主要问题在于，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能不能具有现实的感召，或者能够生根发芽，好像一个土豆种在地里，它会长出叶子，然后它利用土壤里面的元素长出可口营养的一个土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实际上批判这个对象(资产阶级正义观)，而且，这种批判今天仍然浅谈马克思政治哲学现状及其话语发展94有充分的力量。这里，马克思的要求是什么呢？或者反过来说，非马克思主义者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分裂的，就是二元论的，就是说，他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总受到党派意见的侵扰，在价值和规范事实上是二元论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设想让马克思来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的主张就叫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要统一到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去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从这个意义(二元论)上去讲正义，那么马克思是不屑于谈正义的。比如说，马克思会问道，正义是否归根结底就是“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付给贷放人”，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归还自己所亏欠之物是不正义的情形。针对这个话头，马克思提出了如下命题：“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命题意味着对“正义”或(时下所谓“应得”)的批判适用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正义”或“应得”这个词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发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怀疑或嘲讽的机会。在马克思那里，正义的领域就受到很大局限。说来说去，结论是：只有在所有者不需要所有权的情形下，正义才可能有用(说得清楚)，在共产主义社会正义的无用中才有用。因此，马克思解构了资产阶级正义的神话。但是，那些马克思的对手也非常强大，他们需要去谈正义，他们都是以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有混淆视听的作用、蛊惑人心的作用，好像是草莓很诱人的，但是时间不长，是没时效的，无法保鲜。
我们觉得，马克思主义者要谈正义，他必须坚持上述四个统一的原则，同时还需要考量思维方式，比如一个是决定论，一个是规范论，一个是具体的历史社会秩序的形塑。这样三种思维方式具有各自的功能。比如，对于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秩序建构来说，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体制，它需要有一种具体的认知。在20世纪欧洲历史上，为了治安，国家曾经演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警察国家在希特勒时期就是正义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国家治安问题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领会马克思是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来解释这个问题。其他人要搞出一套正义的原理，包括罗尔斯认为他自己那套原则是适合当下来解决我们现实的冲突和不正义、不公平的良药，后者实际上是从外部贯注到现实的社会当中。换言之，在当下流行的政治哲学中，思维与存在是分裂的。就好像说，想是这样想，但存在丝毫没有改变，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断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焦点
政治哲学领域中，存在英、法、德的竞争体系，这是个事实。一般认为，英国重视政治经济学这个资源，法国重视政治学。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看，关于斯密，我们觉得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他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自由自然原理，这是他的政治哲学的一个基础。问题是，马克思扬弃了斯密的什么原理？我的理解是他用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结合来替代了斯密的自然自由原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哲学基础上，他是用人道的精神或者人的精神来统一人的自然。市场经济和人欲都可以通过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来克服斯密的自由自然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后来的《资本论》看成跟《国富论》的政治哲学体系竞争，竞争什么？在“后资本论”的语境里面，他们(马克思和斯密等)怎么样再来进行思想竞争，这是我们需要挖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讲到法国的思想资源可能更多了，我们可以对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那种法国唯物主义以及今天的一些学者(比如朗西埃、梅洛－庞蒂)进行观察。他们的政治哲学借助于黑格尔来进行马克思共产主义批判阐释。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倚重里面也有海德格尔的意味在，他们谈到了当时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是彼此彼此的，虽然意识形态上是势不两立的，但它们干的是同一件事情：在形而上学上，这两个国家是把人搞成野兽，所以这个是非常具有政治哲学意味的判断。如今，朗西埃、阿甘本等学者的思想正热。关于他们思想的理解有些难度，因为它们代表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潮流，它们必然有助于摧毁那些讲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设置的障碍。
我一直认为，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因为我们学者所能干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也不可能在政治体制层面上做一些决策之类的模塑，我觉得现在话语体系建构主要在于它的功能在哪儿发挥，这是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果说要继续从范式上有一个革命转化的话，那么一个从语用学的方面来说，就必须考虑哪一种语言是我们值得去吸取的？这种语言是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它作为语言，行为上是否最有可能发生从意识的能力到实践的能力的转化？关键在于，从意识革命到实践的革命，从语言行为看，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焦点。
哲学话语可归结为两个基本面。正如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是解释世界，一个是改变世界。我们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属于改变世界这一边的，从话语上来讲，就是对生活的创造，生活要创造制度——创制，而不是对生活创制的解释。“创制”——我们的话语本身具有一种创新的功能。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说法，宁愿让数据跑，不要让人跑，这是一种国家、政府治理的新理念，是一种创新。我觉得这个说法就很有政治哲学色彩，所以，在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问题时，关键在于把它的功能发挥厘定在制度生产、制度评判和制度变迁上。如果它自身的作用没有把它凸显出来，那我们现在应当反观我们当下的存在是什么。
话语体系建设虽然大家都重视了，但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有时仍是搞点热闹。如果我们以学者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传播中起一定作用的话，那么，话语上就不能千篇一律，要有一个创新；就是说，我们要创新传播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途径，我们应该有一种体现出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状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反对独此一家的，或者说最反对从话语权角度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身份的。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不需要考虑话语权，因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是最具有实践真理性的。不过，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实践真理性意味着什么？比拟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真理性光芒，就像满天的乌云飘过来了，但是太阳还在那里，月亮还是在那里，乌云上来以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革命性力量就会得以展现。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列宁
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过程中，我们也总是会碰到列宁。列宁是一个个性鲜明的革命家。我觉得大家去观察列宁和马克思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认为马克思和他相比，马克思的理性程度高一些。有人(例如，卡尔·施密特)曾说，马克思是唯一受过古典教育的政治哲学家。这个说法，主要是用于与列宁的比较区分。问题是，怎么来区分？我觉得可能在列宁历史的状况当中，历史来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个时期，与此同时，把列宁放在那么一个历史位置，他就会特别强调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所以是很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和列宁如果一定说他们之间存在差异的话，马克思可能没有这么多具体的关于政治的构想。基本的情形是，关于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马克思基本上没去考虑。马克思最多是考察过巴黎公社，这是共产党人可以向往的一种政治组织机构，但是很短暂，五十几天就没了。所以到列宁这里，他要承担解决共产党建党的组织问题：包括寻求共产党内部应该怎么样；要有凝聚力，说党要团结一帮人，同时要团结党之外的群众。所以，列宁后来厘定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的理论贡献，跟马克思区分开来，他会特别强调敌友划分，所以，他是意识形态观念特别强的一个政治家。人们现在还常常喜欢去看《列宁在1918》之类的电影。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诠释是具有权力性的诠释。其特点是居高临下的，是下级能听着就是了。关于列宁的敌友划分，施密特的理解具有启发性。施密特具体对列宁是怎么评判的，我们无须在此赘述，他的《政治的概念》里有清楚的刻画。但是，我觉得列宁是非常重视在革命过程中敌人和朋友之间的划分的，它实际上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应用。到列宁那儿以后，实际上呈现两极式的思维了：无产者—有产者、革命—反革命、敌人—朋友。如今，这种划分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种划分如果是要我们归结到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哲学的话，实际上他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即，新的时代要产生新的人。马克思说无产者是新的人也好，列宁以为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党员是新的人也好，他们都印证了一个境况：不是思维和存在谁优先，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不在于应当和实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怎么来填平，而是实践。特别对列宁来讲，他看到人性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他才具有那么一种激烈的言语行为。有人错认为，它是集权主义或者独裁，把无产阶级专政翻译成独裁这个词。在我们国内学者那里，把它翻译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翻译更符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神。
我们今天再回头看列宁和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关系，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列宁是马克思的追随者，列宁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吗？不过，我们又不是革命家，我们没有跟列宁一起出去谈心的机会，难以了解他真实的想法，我们只是从文本出发。萨拜因就对这个问题有疑虑。他说，列宁是马克思的追随者吗？他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他为什么要否定？萨拜因认为，列宁大量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西，而列宁是怎么引用的呢？萨拜因认为，他是以战斗的风格、骂人的风格引用的。这种战斗性在萨拜因看来恰恰表明列宁就不是忠实于马克思的。在我们看来，实际上萨拜因是从语言风格角度去理解列宁跟马克思的关系。而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面向来理解这一点呢？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的。
我们认为，关键是要把马克思政治哲学定位为实践哲学。我们是怎么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实践哲学就是当事者有话语权，有革命的能动积极性的权利。所谓当事的历史主体，即人民群众。而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做的工作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面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创新性的续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政治哲学写的已经够多了，但是，我们必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创新性的续写，无论是视角或者选取的题材和人物都应当是创新性的。可以说经过中国学者之手，一切旧材料将被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整合为一套严密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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