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不仅集中于表层的国际事件分析领域，更进入到了深层的政治哲学领域，实现了对世界体系问题的哲学重释。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君主主权论的批判，撕下了正统主义的意识形态伪装，彻底推翻了俄普奥等君主政体维系欧洲反动秩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英国均势原则的批判，深入到维也纳体系的现代本质之中，揭示出日益资本化的国际关系的显著特征和固有矛盾。这种批判之所以是政治哲学的，是因为：第一，它将讨论追溯到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普遍原则和根本前提；第二，它的最终目标是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即一种合乎国家间正义原则的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维也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世界体系
简介：兰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无疑是长盛不衰的话题。近代以前，古希腊城邦体系、罗马和平（The Roman Peace）、基督教神权体系各自有一整套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构想。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起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欧洲体系，确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主权至上原则。到了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主导欧洲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则是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这一体系堪称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运用于实践的集大成者，也构成了马克思一生重点思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批判不仅集中于表层的国际事件分析领域，更进入到了深层的政治哲学领域，实现了对世界体系问题的哲学重释。由理论观察现实，在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进一步阐释清楚这一以往被忽略的论域，既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也有助于挖掘思想的当代意义进而引领实践变革。
一、维也纳体系的政治哲学话语
在马克思看来，维也纳体系的哲学基础是两种异质思想——正统主义和均势原则——的奇特混合，反映的是主导欧陆的沙皇俄国（以及受其影响的普奥两国）和资本主义的英国的利益分配与政治妥协。所谓“正统主义”是将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君主视为正统，以恢复王朝的统治权力、政治体制及所属领土为基本原则，联合复辟势力镇压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族独立运动。所谓“均势原则”则指的是大国之间通过自身或联盟的方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使列强达到彼此牵制的局面，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国独霸。这两种思想在近代政治哲学领域中都有其理论表达。正统主义的近代表达是君主主权论，均势原则的近代表达则是契约论。更具体地说，一方面，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君主主权论进行了最为系统的阐述，因此马克思对正统主义的批判是借由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方式进行的。另一方面，近代均势理论肇始于马基雅维利并在霍布斯、洛克等人那里获得了发展，因此马克思对均势的哲学批判主要是以契约论为对象的。简言之，无论是澄清马克思思考维也纳体系的基本论域，还是认知马克思关于世界体系的哲学变革，都需要以这两种政治哲学话语为基本参照。
首先，黑格尔关于君主主权的论证源自对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反思。黑格尔虽然盛赞大革命是“光辉的日出”，但是他认为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表明特殊意志的叠加不能引导出公共的“善”。因为“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没有尺度的，并且这种无节制的各种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在1802年的《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The Scientific Ways of Treating Natural Law）中，黑格尔指出自由如果建立在“个性的推动力”（vitality of individuality）的基础上，就很难不沦为一种抽象的否定和任性。为了克服主观精神具有的内在狂热及可能引发的外在暴力，黑格尔诉诸于作为客观理性的国家，并将其视为绝对精神自我辩证运动的具体化，从而把普遍意志与主观意志、理性的兴趣与个人的自由统一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自身像生物有机体那样，需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中，黑格尔按照自我意识形成的四个原则把世界历史分为四种王国：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和日耳曼的，并宣称国家的最终形式是日耳曼君主政体。在这里，黑格尔法哲学中保守的一面展露无遗。应该看到，黑格尔并不赞同封建君主制，而是钟情于立宪君主制，这一体制在本质上从属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范畴。但对日耳曼政体的赞扬显然为专制学说留下了空间。在1816年10月28日海德尔贝格大学就职演讲中，黑格尔表示：“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建筑在理智上的国家。”作为“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东西”“包含了君主权的绝对性的思想”。这意味着国家作为世界精神的道成肉身，其主权必须经由君主的人格体现出来。因此，君主主权就成为了黑格尔伦理国家的重要特征，君主立宪制也被设想为世界秩序的终极实体形式。在上述国家学说的基础上，黑格尔进一步建构了一种国际法体系，它具有如下的特征：一是独立主权的国家单位；二是国与国之间达成、尊重和维护某些国际行为准则的协议。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国际法原则，最有能力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实用的、习惯性的和有序的世界秩序。
其次，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是维也纳体系的另一大柱石。在哲学史上，这一政策主要表达是契约论。休谟在《论势力均衡》中认为，均势原则不仅是从希波战争（Greco-Persian Wars）到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的欧洲历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更是基于对人性与国家本质的哲学考察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具体来说，均势论与社会契约论具有同构性。契约论者将个体视为无差别原子，将对权力的无止境追求设定为人的“自然状态”；均势论者将这一预设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将国家假定为具有相似利益、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永无休止斗争导致国际社会持续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不断重复着“战争—和平—再战争”的历史循环。在均势理论看来，破除这种“囚徒困境”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消极和平，即以均匀分布的原则限制单独国家权力的独大。霍布斯就认为对权势的追求可能造就和维持一种均势状态，其中两极均势最稳定。二是积极和平，即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订立“契约”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在洛克看来，理想的世界体系中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可以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因素。均势理论一般主张，选取何种道路要根据历史条件而定，在积极和平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各国应当以权力平衡的方式追求消极和平。实际上，这种均势路径构成了18世纪以后英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战略。维也纳会议后英国所极力维持的英俄普奥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就是这种大国平衡思路下的直接产物。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克里木战争的系列评论中所敏锐发现的那样，拥有压倒性优势海军的英国和拥有欧陆最强陆军的俄国，两者之间的结合或分裂、均衡或对抗，决定了维也纳体系的兴衰。
总体而言，维也纳体系的两种政治哲学话语——俄普奥等王朝的正统主义和资本主义英国的均势原则——共存于同一体系内，两者在逻辑上并不是完全兼容的。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维也纳会议是人类历史记载上的最怪诞的国际法虚构物（fictiones juris publici）之一。一方面，正统原则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的保守倾向。虽然黑格尔本人并不赞成君主专制，但是君主主权论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还是极容易滑向君主统治，从而为维也纳体系的复辟行为找到哲学上的托词。另一方面，均势理论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是契约论中“克服自然状态的理性人”的翻版，反映出资本主义时代“均质化”的人性预设和“征服性”的权力逻辑。马克思认为，两者都无法真正带来长久和平和普遍进步的世界秩序。只有对这两种政治哲学话语进行系统清算，才能阐明通向更高级国际文明的新路径。
二、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政治哲学批判
为了彻底动摇维也纳体系套在欧洲脖颈上的思想枷锁，马克思在哲学上对其进行了双重批判：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君主主权论的批判，撕下了正统主义的意识形态伪装，彻底揭露维也纳体系的反动本质；另一方面，通过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均势思想批判，戳破了这一原则的“稳定性”外衣，深刻暴露出维也纳体系的霸权底色。这种批判之所以是政治哲学的，是因为：第一，它将讨论追溯到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普遍原则和根本前提；第二，它的最终目标是建构新型国际秩序，即一种合乎国家间正义原则的文明新形态。
首先，马克思系统批判了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这段话表明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国家学说与专制主义的微妙关系。一方面，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的黑格尔哲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现代原则”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关联；另一方面，黑格尔将君主的抽象人格和国家的政治人格混为一谈，这样的结果又可能导致“这个人格化的理性具有的惟一内容就只是‘朕意如此’这个抽象。朕即国家。”所以，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尽管具有现代政治意涵，但在现实政治的运作过程中仍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君权神授的哲学版本。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将黑格尔的世界体系学说称作维也纳体系的“神正论”说明。更具体地说，马克思还从三个方面揭露了黑格尔的错误。第一，黑格尔所使用的是神秘主义的方法。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主体出发，而是从理念的自我实现出发，将现实理解为绝对主体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过程。所以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绝对精神”。人类自身的改变世界的目的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推动者”而不是“受动者”。通过吸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主词与宾词倒置的批判，马克思将世界体系的建构过程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中解放出来。世界与普遍理念的关系不再呈现为一种颠倒状态，而是获得了真正独立的实体性内容。第二，黑格尔建构世界体系的单位是立宪君主国，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民主制才是真正的国家制度，是各民族通向和平与自由必经的政治形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人民主权不是君主主权的衍生物，相反，“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因为“在民主制中……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在君主制中，则是部分决定整体的性质。”只有国家普遍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才能奠定实现和平、平等和繁荣的世界体系的政治基础。第三，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体系的达成路径既不是王朝之间的同盟，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抽象的相互承认，而是基于普遍交往的历史规律和革命的主体力量所形成的共同体。一方面，马克思将世界体系置于历史语境中作具体的理解，意识到国际体系的内在规定性是随着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财产所有制构成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分工存在，那么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就有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马克思找到了打破人类史前时代的力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重建世界秩序的方案是消灭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
其次，马克思深刻剖析了均势思想的内在逻辑。相比王朝政治赤裸的霸权属性，均势思想更具有迷惑性，它往往将自身描绘为超历史的自然状态及其解除路径，从而起到为现存秩序辩护的目的。严格地说，均势论是资产阶级世界体系的“哲学自白”，其所反映的是资本主导时代的民族国家内部结构的世界性延伸。而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对维也纳体系的哲学批判不仅包含了对王朝复辟这一落后于时代的“喜剧”的尖锐抨击，而且还以前瞻性的眼光“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即霸权逐渐带有的“资本属性”的问题。因此，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深度批判自然成为接下来主要的课题。第一，在历史本体论上，马克思认为均势思想与契约论传统具有同构性，都是基于某种先验的人性或永恒的冲突状态来界定历史。在均势论看来，权力及其对抗构成人类社会的本质。“夺取权力的竞争是人类关系的根本实质。在国际事务的领域内尤其如此。”在此预设下，世界秩序的丛林状态就不再是历史的产物，而成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马克思则扬弃了上述理性主义的假定，深入到国家的社会制度和阶级构成之中，使国家呈现出其内在具有的“社会——历史”特征。正如《哥达纲领批判》所指出的，现代国家间的斗争性和现代阶级间的斗争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也必然会在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中被超越。第二，在政治实践论上，均势思想坚持“大国中心论”。即肯定国际社会的原初状态遵循强弱分明的阶梯状态，主张通过强势国家之间的均势或协议来达成秩序，将政治解决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目标。马克思则认为，正如个体经由契约组成的政治利维坦不过是“虚假的共同体”；同样均势思想关于列强通过契约构建世界共同体的设定也是无效的。国家间的战争是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矛盾根源于国际生产的关系结构和利益分配。在不触动国际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情况下，企图以主导国家的政治妥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国际秩序的冲突问题。所谓的大国均势，有的不过是强权政治和恐怖和平。第三，在价值论判定上，均势思想以维系所谓的“和平与稳定”为目标，自称从单纯实力的角度考量问题，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迷惑性。马克思则深刻揭露出这种所谓“价值中立”下的“稳定状态”不过是英国霸权的掩饰。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时评文章中所指出的，整个18世纪，英国大陆政策的中心都是防止出现足以挑战其地位的大国。均势的结果是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英国所推行的大陆政策表面上是维持和平，其深层目的却是帮助英国“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
简言之，马克思经过对黑格尔君主主权思想和英国均势原则的双重批判，不仅从哲学上论证了正统主义的腐朽落后，彻底推翻了俄普奥等君主政体维系欧洲反动秩序的合法性，同时还深入到维也纳体系的现代本质之中，揭示出日益资本化的国际关系的固有矛盾和显著特征。在马克思看来，维也纳体系呈现为一种时代错位。一方面，它不过是旧制度公开的完成，“就像一个笨拙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到现在为止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维也纳体系中看到了正在全面铺展的资本主义时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样貌和本质特征。在此视域下，维也纳体系呈现为表里双重结构：在显性的意义上，它如同自古以来一样是国家根据强弱组成的等级性的国际阶序；而在隐性的意义上，它日益体现为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力——较大权力对于较小权力——的支配和统治。”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世界体系的哲学重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作为世界体系的政治哲学话语，无论是“君主主权”还是“大国均势”，都没有“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都无法超越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马克思不仅深刻剖析专制复辟下国际体系的反动本性，而且要对“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的政治建构的限度——进行批判。马克思的目标是找到一条不但能将专制主义的国际体系“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道路。此时，马克思所进行的不仅包含了对世界体系及其权力逻辑的一般性反思，而且包含了对其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现代形态的反思。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新世界体系的根本立足点、主要动力、核心特征、价值原则和实现路径，打开了政治哲学的全新视域。
第一，新世界体系的根本立足点是“人类社会”而非“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和均势理论都揭示了所谓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市民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它“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市民社会的特点是原子化的、利己的、偶然性的和等级性的，这些特性反映在国际关系领域，即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也是等级性的、内外有别的、非共同性的和互相敌对的。与此不同，马克思所设想的新世界体系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基本建制的，它在三个方面超越了旧的国际体系。其一，新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是平等的国家而非等级化的国家；其二，新世界体系以“共同体”为价值原则，超越了“权力最大化”和“利己主义”的本质预设；其三，新世界体系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超越了“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用哲学的话语表示，世界体系的重塑不仅是使各国各民族从专制时代的国际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问题，而且是从现代市民社会的偶然性、分散性和对抗性中重新建构共同体的问题。概言之，以“真正的共同体”为基本规范的新型世界体系以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市民社会秩序为己任，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以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为基本任务。
第二，新世界体系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黑格尔的“神正论”将世界秩序的最终动力归结为“绝对精神”，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均势理论将世界秩序的建立归因为自然状态中理性的博弈。就思考逻辑而言，神正论与均势论都依赖于将“秩序”“体系”等概念作为逻辑原点。与此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现实历史出发，首先确认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建立在根本上是奠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交往关系的扩大。即马克思所说的由最初的“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为地域性的联系进而发展国家间的体系。必须看到，这一体系的建立过程同时内嵌着极端的不平等和系统性剥削。生产力的发展并未带来普遍的进步，反而使得一部分阶级和国家拥有了对多数阶级和国家的支配性权力。当然，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新的国际社会样态也必然萌芽。如果说，在一国范围内，“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那么，在国际领域就表现为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产生。这一新的国际文明具有如下特征：（1）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各民族形成共同体利益，从而把自由发展的条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2）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国际分工和国际体系也将丧失剥削和支配属性；（3）各民族以公平正义为原则，通过团结协作实现整体性的进步。
第三，新世界体系的核心特征是超越资本逻辑和霸权主义。马克思在批判维也纳体系时，已经深刻预见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双重属性：显性意义上的中心国家的霸权和更为深层意义上的资本统治。前者集中体现为《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国家关系的基本结构：“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后者则在《资本论》中得到最清晰的表达：资本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构成了现代世界秩序的核心逻辑和内在驱动力，而现代世界秩序本质上则是资本权力的支配与统治关系。正是由于这两种逻辑相互促进，因而近代以来国际格局的种种变化不过是权力移位而已，并未改变固有的制度性剥削和国际性压迫。与此相对，马克思所主张的新世界体系则是对于包括了资本对劳动、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大国争霸等系统性冲突的超越。它既否定了一般意义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治，更否定了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质的资本权力。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世界市场使得民族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矛盾国际化，因此无产阶级完成自我解放的前提是实现民族平等和国际联合。打破资本的统治与破除国家间的等级制是相互连通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与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相互促进的。简言之，马克思的新世界体系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谋求世界的繁荣进步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是真正消除一切贫困和战争、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最佳方式。
第四，新世界体系的价值原则是关系性原则而非同一性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一大特征是企图以同一性原则一劳永逸地终结不同价值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这一点在黑格尔哲学中表达得最为明显。黑格尔试图通过终结真理的方式确立一种终极普遍的绝对理念，以此克服异质性价值观产生的“离心力”。这种哲学倾向反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就容易为垄断性和输出性的意识形态霸权提供依据。与此不同，马克思不寻求某种超越和统摄所有价值的唯一性价值，而是自觉追求不同价值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存。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同样，近代以来建立在民族国家“内外有别、相互隔离”基础上的国际权力体系也只是形式性的。相反，马克思主张以一种“互依性关系”来推动人类的实质性的进步。进一步而言，国家间的互依性关系可以衍生出三重设定：在价值原则上，以价值交流超越价值隔阂、以价值互鉴超越价值冲突、以价值共存超越价值优越；在国家关系上，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的一致性和自洽性，以平等格局破除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在治理方式上，用对话协商方式弥合不同民族的利益分歧，实现合作共赢。
第五，新世界体系的实践途径是以社会主义破解国际社会的囚徒困境。面对均势理论所设定的国家间“战争—和平—再战争”的周期性轮转，马克思写道，“在舞台上应该出现另一种力量”“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在马克思看来，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他所设想的新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它改变了国际体系由单纯实力大小界定的现实，保障各国无论大小都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推进国际冲突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和平，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从本质上说，维也纳体系中的国家——无论是专制的俄国还是资本主义的英国——都是支配型，都将自身权力和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国际行为的出发点；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领导型的，它是将自身的利益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两个大局。因此，社会主义的一重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推动了等级性国际体系向平等化国际体系的转化，推动了霸权型世界秩序向协商型世界秩序的转型。在这个维度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四、结语
毫无疑问，世界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确立是政治哲学史上的一场叙事革命。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历史性过程出发对世界体系的产生、演变和前景进行了全面论述，实现了本体性逻辑和方法论视角上的双重变革。其意义不仅在于超越了十九世纪的时代局限及其哲学话语，更在于指明了人类社会不断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然性、长期性和正义性。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又危机四伏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和经典文本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能够为我们穿透历史迷雾、认识现实问题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观察今日的世界，可以看到当今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并没有摆脱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其主导规则仍是“扩张性”的资本增殖，权力基础仍是“征服性”的强权政治，意识形态仍是“输出性的”同一性思想，基本结构仍是“对抗性的”世界秩序。因此，旧的国际体系正日益丧失了引领人类发展进步的能力。与此相对，以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整体性觉醒，则开创了新的国际文明道路，成为马克思所构想的新世界体系在现实中的真实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思路分析中国发展与世界体系变革的关系，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推动共同参与、协商合作的平等化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促进包容性和共享性的世界秩序的构建，正是中国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引领的国际新秩序新体系则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性变革的“关键变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对维也纳体系的研究证明了他的思想理论源于他的时代又超越了他的时代，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指明了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剥削和对立、进而建构国家和民族间的平等交往和共同发展的光明前景。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来源 | 《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 兰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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