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 察】
21世纪以来，伴随世界范围内政局动荡、武装冲突、金融危机、流行疾病等各类灾难频发，以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恩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灾难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灾难资本主义的生成，是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相互裹挟的结果，即建立在资本垄断的基础上，通过资本力量控制、利用或制造各种灾难，如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等，使社会处于“休克”状态，并以系统性积累的方式从中获取利益，实现资本增殖。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资本通过灾难进行剥削的方式必然造成严重的全球性后果。
灾难生成与资本逐利
“灾难”一词通常被社会科学理解为能够对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件或过程，具有某种显性的或潜在的破坏力量。灾难的种类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瘟疫、洪水；其二，社会灾难，如战争、政变、恐怖袭击、金融危机；其三，复合性灾难，如核泄漏、流行病、生化危机等掺杂人类因素的自然灾难。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灾难的形式及其应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灾难的应对方式，一方面是检验社会关系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另一方面也能影响社会关系，成为权力控制社会的手段。
灾难资本主义主要表现在对纯自然灾难的利用，以及对社会灾难、复合性灾难的利用与制造，即资本逻辑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物理空间的双重突破。灾难资本主义得以成势的玄机在于，当社会整体面临突发灾难时，公众往往处于一种无力抵抗的混乱状态，这更易于权力的控制与规训，并达到资本通过灾难实现增殖的目的。一方面，资本权力借助、利用灾难，将其视为“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制造捆绑消费、强制消费与过度消费；另一方面，资本权力制造、设计灾难，使社会陷入“休克”状态，并伺机改造社会性质，扩大资本剥削场域，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所极力倡导的“休克疗法”。灾难成为资本逐利的机遇，有两方面的前提要求。其一，灾难具有突发性，并超出公众的一般认知；其二，灾难具有危害性，使公众迫不得已、无从选择，主动走向资本的陷阱。在此意义上，灾难成了引发社会“休克”的手段，而社会“休克”又成了资本增殖的手段，这正是灾难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
资本的灾难化向度及其社会后果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灾难的控制建立在政治资本化与技术资本化的双重基础上，究其根本在于资本内在的灾难化向度。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洞察到了资本逻辑中潜藏的灾难向度，并预判了其终将造成的社会后果。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必然造成灾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作用与资本主义社会灾难化的深刻关联：从自然维度看，大工业与城市化的迅猛发展造成了气候问题、污染问题等多种复合性灾难；从经济维度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个人劳动不能完全顺利转化成社会劳动，一部分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法兑现，进而陷入反价值，这将造成周期性频发的经济危机；从社会维度看，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使工人的生活境遇窘迫，扩大了颓废、犯罪、疾病传播、社会畸形等问题，加剧社会矛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固有问题出发，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无产阶级必然成为灾难的承受者。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恩格斯更是将当时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归咎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
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逻辑使其在扩张的过程中必然利用并制造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不仅表现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美洲、非洲等地资源的肆意掠夺，更表现为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扩张及其自身发展过程的灾难化趋势。首先，当资本积累方式无法顺利渗透其他国家和地区时，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将发动社会灾难，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推动政变或直接发动战争，瓦解与之抗衡的左翼政权、民族国家政权等，扶植服从性高的“傀儡”政府。其次，当遭遇自然灾难与复合性灾难时，资本的选择永远是利益优先，资本家会借助灾难救济牟利，同时将灾后重建视为必须争取的生意机会，甚至对灾难本身进行设计运演。自然灾难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并作为引发社会灾难的手段，而复合性灾难因其性质的特殊性，往往被归结为自然因素与不可抗力，使统治阶级很容易将其统统归咎于某种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许多所谓的自然灾难背后，事实上夹杂了资本为谋取利益而注入的人为因素，这也增加了灾难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性。
灾难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
灾难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灾难成为资本增殖扩大化的工具，其实质是资本的扩张性与灾难的毁灭性媾和，这主要基于三方面条件：第一，在自由竞争原则下，资本家的生命意义即资本累进的工具，其必须通过不断扩大积累以诠释资本的本性，否则就会沦为竞争的牺牲品。对资本力量的渴望，使资本家不惜采取任何方式，包括对灾难的利用与制造，进而实现增殖。第二，资本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使普通民众困陷于消费景观社会之中，丧失了对灾难产生原因的辨析力。当灾难发生时，普通民众往往在资本的诱导下将灾难归咎于某种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忽视了资本是真正的“幕后推手”之一。这使资本的剥削愈发隐匿，人更易受资本支配，其身体权力与生命权力都成为灾难资本主义的牺牲品。第三，伴随资本增殖与社会发展，科技不断进步，而在资本的驾驭下，技术为资本权力控制、利用灾难提供了可能，这使灾难资本主义由理论上的可能变为现实中的可能。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观之，灾难是资本的本质，资本逻辑本身即蕴含着一种无法遏制的灾难因子，当客观条件成熟，它将成为“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任何企图停留于资本主义框架内“去资本主义灾难化”的改良策略，必然都无法奏效。灾难资本主义所昭示的，是资本主义无法依靠自身之力走出的困境和危机。
本文：于天宇，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3-06-02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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