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康先生近期的《把资本家当“吸血鬼”，这种危险认知对当下的社会意味着什么》（以下简称“贾文”）等多篇文章中，出现了一系列违背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提法和观点，接二连三，造成了思想混乱，有必要澄清是非。
一、资本“中性”论妄图掩饰资本有害性
贾文提出：“要认识到‘资本’的中性属性，承认其‘逐利性’，才能更好地引导、鼓励其发挥健康的功能作用”。
大凡提出资本“中性”论者，不懂得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不是公家或私人谁都可以拿来用的“物”。
资本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劳动力商品构成资本的可变部分，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中，资本依赖雇佣劳动增殖，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一生的第二大发现，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特有，其他社会形态不具备的生产方式。
正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特有性质，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国家对资本的利用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第3卷，第528页）同时，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同前，第525页）。
毛泽东高度评价列宁的这个观点，称赞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毛泽东甚至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7页）”
抗美援朝后，美国和西方封锁中国近二十年，在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封锁铁幕崩溃之际，毛泽东、周恩来在第一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石化为主的技术设备的计划，在克服艰难困苦石油自给的条件下，为他们去世后我国跨入高效石油农业，为新中国激增的人口取消粮票、布票，打好了一切基础。
历史没有给毛泽东时间，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打基础的任务落在后人身上。但和资本相处的第一刻起，始终面临着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承认资本的增殖性，在和中外资产阶级合作中，“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另一条路是，如贾康先生认定资本“中性”，取消社资界限，使资本榨取劳动永恒化，打着社会主义国家旗号，培育一个和工人阶级对立的，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特权阶层。
贾康先生对国际垄断资本打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视而不见，对我国部分金融资本脱实向虚、无序扩张置若罔闻，大谈什么资本“中性”，试图混淆资本的非社会主义性质，把党管资本要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抛诸脑后脑后。即使贾康先生引用了毛主席一段话，也表现出其没有读懂，不过是断章取义而已。
承认资本的逐利性，是要将其控制在国家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决不允许其无限度逐利。比如，新冠疫情大爆发期间，国家有关部门打击囤积居奇、恶意涨价的违法商家，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而非打压。此外，近年来，有关部门对某些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开出巨额发单，不过是在引导资本的逐利行为，让市场秩序保持稳定。而面对一些与境外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资本，必须严格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求甚解的基础上，侈谈所谓“与时俱进”者，很容易陷入西方理论的泥坑。
二、关注资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破坏性，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对资本的污名化
在东升西降的大势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然为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事业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发挥了社会主义特有、西方望尘莫及的“一盘棋”的协作精神组织产业链、供应链，国有资本在内外循环、一带一路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作用下，私营企业也可以比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企业更具有社会责任，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资本驱动的科技研发，淡化了资本增殖的目的，使科研、生产和交换的效率不断超越西方。
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受了资本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和消极因素，结构性平均利润率降低，资本投资疲软，资本对货币无止境追求的本性导致巨额债务和人民币购买力大幅度下降，产能、劳动力过剩，绝大多数人陷入不敢消费、不愿生育的困境。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工业化和贫富分化均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上百年的路，中国产生亿万富翁的速度同样赶英超美。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正在对社会主义构成严重挑战和致命威胁。
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讲话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讲话，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中国社会现状划出了主线和底线。
一些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如贾康先生，以资本是生产要素为据，引用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的主张，进而为剥削合理化站台。贾康先生所谓的“资本概念已更新，不能再被污名化”，不过是不能实事求是对待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在理论观点上大树折中主义。透过这种折中主义理论，怎么能准确认识和分析当前形势，又何谈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呢？
习近平指出，“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求是》，2020年第16期）
贾康先生的折中主义，只是在对资本涂脂抹粉，不可能完成“‘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这个任务。
三、混淆资本家剥削行为和股民食利行为的性质，是蓄谋已久的指鹿为马
资本家是资本增殖的人格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资本家脱离管理，不参与直接剥削劳动，巨额收入完全依靠股息分红。而经理人的高额收入，通过组织指挥协调的管理劳动取得必要收入，但根据剥削程度，经理人的必要劳动和剥削劳动合二为一，经理人通过分享剩余价值，加入资本家行列。
而参加股市投资的股民，股市净收益能够成为家庭主要收入的，就成了食利阶层，这是极少数。至于大多数散户股民，多年来自我调侃为“黄世仁进去，杨白劳出来”，往往是股市投机的牺牲品，他们的股市收入微量，聊补家用，是小利得者，股市收入不构成家庭的主要收入。小利得者和资本家的收入虽然都属于剩余价值，但收入构成、数量的悬殊决定了二者是不同性质。贾康先生长期关注现实，绝非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他将几亿股民与资本家相提并论，是指鹿为马，捆绑绝大多数占被动地位的股民为其歪论站台。
至于企业员工持股，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情况。少数骨干持股，不过是资本家对管理层的收买；多数员工持股，以劳动者为主体，“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0页），很清楚，此资本家非彼资本家，因为有了员工持股现象，就否认资本家剥削性的存在，这是认识上的荒唐。
把个体户和资本家混淆在一起，甚至把几亿股民统称为资本家，所有这一切，不是贾康先生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混乱，失去了分析鉴别的能力，而是为四处散布“资本被污名化”、“资本家和非资本家界限模糊”的错误观点寻找的借口，制造社会思想混乱，客观上起到了绑架众多劳动群体，为少数资本家呐喊助威的套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对于生长在红旗下中国的第一代先富者，他们多多少少受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因此，马克思的这段话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他们中有为富不仁的暴发户，更不乏有品德有人格者。资本吸血，是对资本机制的揭露，说资本家是“吸血鬼”，是对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描述，并不是对具体个人的一概刻画，更不是要资产者“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特别是对于这些具有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资产阶级，他们属于人民范畴，是“自己人”。
贾康先生因为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不学习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关系的论述，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只能以反对“污名化资本”为名，否认资本的剥削机制和盲目逐利性，不自觉地充当了资本卫道士的角色。
最后，需要提及贾康先生的学风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并内化为真正的核心思想，不要不求甚解，看似满嘴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实际上张口皆是错误。例如贾文的实践检验真理，是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不要底线的实用主义真理标准；贾文追捧的“经济人”理念，践踏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完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念，这样的折中主义大杂烩令人哭笑不得。
贾康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求甚解，还表现在对自己曲解劳动价值论的自鸣得意上。细读其论据，混淆管理的两重性，混淆管理劳动和剥削劳动，曲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本意，自以为是。鉴于早有学者对此二问题的误解作了批判，本文不再展开。
列宁曾批评过伯恩施坦的错误根源：“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负，另一方面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列宁全集》，第3卷，第41页）伯恩施坦青年时期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受到晚年恩格斯的器重，恩格斯去世后，向反面转化，今天，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都应从伯恩施坦的学风中取得教训。
在浮躁的学风下，贾康先生以显赫的名头，招摇过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思想领域，特别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只能制造混乱思想，散布假马克思主义，干扰党的民营经济政策，不利于当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必须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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