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舆论场上出现了一些很值得关注的话题，其中有一个就是治安处罚法第三十四条，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感情的修订，在舆论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
所谓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它关联到另外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包括我们怎样爱国，为什么爱国这样一些命题。
大家知道，关于国家，关于民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过非常重要的论述，我们今天就把它作为讨论课的一个中心议题。上次的讨论课中，我们曾经把怎样读《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心议题，大家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当时我曾经提到过，对《共产党宣言》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维度来进行讨论，而今天我们讨论怎样爱国，以及国家、民族这些概念，也同样需要从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维度进行讨论。
关于国家、民族，我们可以先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重要论述。恩格斯曾经说过，“因为国家是从统治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的手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国家进行了非常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这种明确的将国家作为一种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的定性，跟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对国家的表述是截然不同的。比方说在现代西方语境中，国家往往是以民族来表述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有一种看起来自然重叠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神话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所以说资产阶级政治家跟无产阶级政治家，或者说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之间对国家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个分歧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上的。
在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体制，特别是中国20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毫不避讳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对工人农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苏联也是如此。但是后来，在苏东解体以及社会主义出现逆转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在资本主义一体化的世界上，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了统治，在这种统治下，他们重新捡起了以前那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反复宣扬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陈词滥调。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世界就处在一个“中间政治”阶段，这个概念是2021年我在清华大学的“20世纪的文化与革命”学术工作坊的圆桌会议上发言时提出来的。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提过，或者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在这个题为《革命、钟摆与中间政治》的发言中，我认为：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钟摆都是从右向左摆动的，但这一趋势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被逆转了，钟摆开始从左向右摆动(中国则以1976年或1979年为时间节点)。这是“短二十世纪”结束的标志。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从那时到现在，世界政治进入了一种中间状态，即左右两种政治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是各种经济社会思潮和力量激烈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也是威权主义和精英政治对社会大众实施强力控制的结果。“中间状态”的政治(或曰“中间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却极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态不同，不像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远大政治理想，在价值观上暧昧含混、在行动上犹疑不定，警惕和拒绝任何带有左右标签的政治实践，把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压制民主，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革命，构建出一种超阶级的共同体意识形态。”
我在这个发言中提到，中间政治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最耀眼的旗帜。资产阶级正是通过这两面旗帜，将他们的政治主张推销成了一种全民接受的理念。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总是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强加给全体国民，把它包装成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从21世纪初期至今，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中间政治”阶段。在这种语境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了一种超级话语，甚至不仅是右翼，连左翼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理念。去年左翼群体中讨论过的“民左”，也就是民族主义左派，实际上这就是左翼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影响的后果。
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的重要背景。讨论这个话题，不单是为了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回到现实和现场上来，也就是说，关注最近舆论场上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刚才说的关于治安处罚法将民族精神或者民族感情写入修订条例这样一些热点议题。
今天同学们的发言都各有出彩的地方，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这些概念进行了梳理，具有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像红线一样贯穿始终。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授课和讨论，主要还是想强化或提高这样一种阶级意识，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思想、理论在我们大脑里根深蒂固，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分析当下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
李明溪同学有一句话很精彩，杨白劳不会拥护黄世仁的统治，也不会爱黄世仁们代表的那个民国。他还提到一句“我爱国，国家爱我吗？”这句话实际上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白桦的一部电影《苦恋》，主人公是一个右派知识分子。这句话后来成为了新时期以后，知识精英们宣扬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个口号，尽管当时被作为自由化打压下去了，但实际上在此后这几十年间，已经成为了知识精英们的一个宣言。
这说明什么？说明国家或者爱国主义，它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不爱资产阶级的国，资产阶级也不爱无产阶级的国，道理就这么简单。现在舆论场有一批人称为“爱国者”，经常挥舞着“爱国”的大棒，把这个打成卖国贼，把那个打成恨国党。按照他们那套逻辑，鲁迅没准也成了“恨国党”，《狂人日记》里明明白白写道：“我睁开眼晴一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写着血淋淋两个大字::吃人！”这还不是恨国和辱国吗？岂止鲁迅，连毛泽东也脱不掉这样的嫌疑，因为他说过，“我只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鲁迅那种“恨”和“怒”，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实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的体现，是对国家民族、被压迫阶级和人民更加深广的爱，而那些整天把爱国挂在嘴边，只会唱颂歌的所谓爱国者，往往会误国害国，不仅对国家的进步毫无益处，而且会伤害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
刚才大家提到民族主义精神、民族主义感情进入法律的问题，滠水农夫有一点说的非常准确，它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而且意味着将通过法律规定，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对民众进行控制。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它的确已经成为国家对民众从行为到精神上实行全方位控制影响的手段。所以作为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面对这样一种新的现实，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重要，它不仅能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复杂性，严酷性，而且能更加自觉的内化成写作的动机。咱们这个班归根结底是想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红色写手。如果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没有一种清晰的认知，不能站稳立场，不能擦亮眼睛，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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