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破解世界性、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巨大难题的（2）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
三、东方古老文明现代复兴的逻辑，历史悖论，机遇与可能
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三次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在某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或历史关头，一种当世那个时代的文明体系形成了一种猛烈的国际传播与扩散势头，引发了一种当时的社会文明转型和较大规模的国际示范传递。而当下的以所谓现代经济增长、当代发展理论和工业革命-城市化假说加以诠释和解读的所谓现代化，刻意掩盖和尘封了人类文明上的几度历史辉煌）：第一次是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化的现代化。在这个大的现代化过程中，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及其因他死亡而发生的帝国分裂与希腊化，实则依旧是东方化的现代化中的一部分。当时的西方文明，包括古希腊与古罗马在内，对世界影响与贡献是相对十分有限的；第二次是以印度、阿拉伯国家等南亚国家（所谓南亚引导）的南方化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印度洋-红海的世界运动。这个印度洋-红海的现代化运动，不只是佛教、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扩散，经贸往来或国际经济与文化也很有势头。历史的真实是，即令在这个南方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大唐盛世、文宋强元（所谓黄祸的蒙古草原帝国的横扫欧亚大陆）一直延续到大明及至清朝中叶，东方化的势头和影响力仍然盖过南方化。而相形之下，那时的地中海和大西洋圈文明，在世界舞台上依然可谓是野蛮之邦，蛮荒之地。据罗素的《西方的智慧》一书表明，近代西方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四大急流的共同冲击下，才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性嬗变，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与形成。这就是当下我们依然处于其中的西方化（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
西方文明与西方现代化，无论是从哲学、科学、宗教、艺术，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或者文化任何一个维度上看，都不但是属于后起之秀，而且有着不俗的表现，甚至令人嫉妒（羡慕）的表现。其尤在技术、工程、产业，特别是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更有卓尔不凡的表现。在短短一两百年的时间里，从微观世界、中观世界，到宏观世界、宇观世界各个层级和方面，可以确切无疑地说，这个文明变更了人类社会文化的知识基础、知识储备、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知识内容，以至于知识主体及其思维方式，亦即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从心智到认识论，全面地提升了人类的认识水平与能力，干预和创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但必须同时指出，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文明成就，并不比之中国、西亚、印度、伊斯兰、中东和阿兹特-玛雅文明、南美土著文明或其它世界文明圈-带曾经开创的包括神话、传说、宗教、哲学、艺术、古典科学与技术，古典商贸与产业，更具有原创性并获得了更大的成就。更为关键的是西方的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创造，都在丰厚的奠基和思想、精神等历史资源上说，离不开伟大的东方遗产和人类古老文明遗产。
尽管西方文明系下的现代化成就斐然，然而，西方文明的本体论却是基于弱肉强食的强权即真理，丛林法则的成王败寇之强盗逻辑与国家主权这样的政治哲学，工具理性的主人-奴仆（臣仆）思想体系——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合成的现实主义、民族主义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奇妙的组合（价值与精神取向的文明之怪胎）。马克思的横空出世，应该说，从大格局和根本上打破了西方文明上述的精神低阶（文明低级水准）位势。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直接和从根本上继承的是康德的批判理性主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暗含的革命的辩证法和世界主义与历史主义（当然统统被他们加以改造了），并把费尔巴哈和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加以系统化、有机化、科学化地处理，使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科学、系统、完备的强大的精神体系、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认识论原理与原则系统。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面对的世界背景，从中国国情和一切文明的集成性、社会化的思想资源，与知识社会学、国际传播学和历史境遇学的角度来看，应该包括下述这几方面的基本内涵：
（1）上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凭借着来自李大钊、陈独秀等这些他的直接的良师益友及他们的文章，尤其是由同像蔡和森这样的新民学会的志同道合的学友、战友，而在理论上服膺和接受的。他不是未经比较，涉世不深和凭借一时头脑发热而一时性起，就贸然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是在先后经历了他个人的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论（甚至于个人英雄主义，以及游侠-兵勇-秀才反叛）和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或者说简单的造反、变革，或者一般性反抗暴政和清除愚昧与落后，因此同时更是在不断地追逐时代与世界新潮的反复比较和鉴别之后，才终于找到了一种一通百通，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根本上满足他之大本大源求知-认理精神诉求和知识获得准则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持的。
不过，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列宁主义，有了俄国道路，并不自然而然地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用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同一切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主义和思潮，进行了无情地毫不妥协的斗争。网上有篇大作，深刻地指出这样一点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时中国诸多先进人士和社会名流都知晓调查研究的重要和其相应的方式方法，也都身体力行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什么却只有毛泽东才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事实上，除了中国革命道路之外，毛泽东又在新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中国建设的道路，更在晚年，以最大的勇气和努力，试图找到中国文化发展和彻底复兴之路，找到中国革命与建设，文化礼乐教化如何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和一切封建愚昧和落后社会复辟倒退的道路，并在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和平事业发展的大局势中，为人类与世界人民，找到了一条当今时代的根本性的发展格局和应对危机的出路。
是毛泽东本人分别作出了三项指示。那么，他又为什么拒绝以三项指示为纲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已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在文革中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力倡“抓革命促生产”，而这个时候又发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最后，在九大、十大社会政治大纲法则的理论性框架得以确立之后，把其全部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大蓝图，化作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设想比他在六十年代预计的中国超越美国大约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整整提前了将近半个世纪。当然，这里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基本发达态势，尚达不到全面超越美国所有方面的水平。但应该注意到，毛周朱大蓝图中从来没有简单中性的富裕、温饱、小康和穷与富的理念与设计，他们的擘画从来是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富强和幸福-美好，而绝不可能是‘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纯粹富裕经的政策导向。当然他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绝非是平等主义，一刀切和同步共同富裕的乌托邦。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蓝图里的价值取向和操作手段体系，特别是国体-政体和经济机制，尤其是其中的产权结构（含物权结构），成本结构，激励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态是极为科学、伟大和宏伟的。
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自动化、现代化梦想，是他一生的梦逐和追求。它是革命与建设之梦，从来和根本上都既不是空洞的空想的教条意义上的为革命而革命，为造反而造反，为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占梦。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山大王，更不是揭竿而起的草头王，也自然不是头脑简单的农民起义领袖。他所要的甚至不是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而是整个世界一片红和人类盛世，亦即一个天下太平盛世的大统一的神州华夏与天下世界之文明共同体，是必然地绝对地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不单享有高度的政治民主与自由，而且拥有绝对真实的获得感，物质利益实在好处或者说实实在在的物质丰裕与一切意义上的繁荣。
那么，他又为什么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呢？事实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刘少奇在八大后，经过毛主席反复指出八大文件所表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在从反右到四清一系列社会真实的政治挑战面前，大约在四清时期所明确提出来的。毛泽东在长沙养病时，同周恩来作了深夜长谈，总理回京后作了完整的理论指示的传达和相应的学习布置，而周恩来引用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所明确指出的如下重大论断：“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由马克思的这个明确说法，才有了列宁后来更加确切指出的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著名论断。
江青对此的反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她高度赞扬总理的理论水平很高。毛泽东对周恩来这时的作为是十分或完全满意的。他在周恩来悼词中专门加上了一个最字，称恩来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他同毛远新谈话表明了他对建国后总理的贡献作了极为高度的评价（“总理贡献最大”）。毛周朱铁三角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政治上、精神上、理论与思想上等诸多方面高度的和谐统一，显示出他们心心相印的战友情谊和伟大共产主义者的领袖气质和精神追求。而此前在中美关系趋好的时候，在7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他发现了总理的事务主义和软弱退让乃至调和主义的危险。于是才有了政治局的生活会。但这被正反向的后来影射史学和阴谋论乃至巫毒学错误和歪曲地加以解读，造成了巨大的历史误会和历史发展的莫大伤害。
对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和整顿论，他最后作出了明确的否定，他的明确结论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问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他这个人历来不抓阶级斗争。”其实这不准确，邓在抓阶级斗争时，同少奇一样，更为霹雳和极端，但问题是左右摇摆很厉害。吕彦夫的三大篇系统文章和诸多相关的著述，甚至就是各种年谱、传记等都能证明这一论点。
毛泽东有关经济基础变动和社会主义政策导向与转轨的大体思路的一个最为完整的评述是对张平化这样说的：“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这是当时说的一大段谈话。这个谈话的理论含义、政局社情判断，可谓是绝世高手之断，千古大师之作。其中所包含的哲思与匠运，堪称完美与经典。苏联解体，东欧翻车，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所有这一切为毛主席的这个神预测作了绝世的历史印证和活灵活现的最逼真的历史解读和具体诠释。
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线索之外，还有诸多其它的思想资源、历史传承、集体表象、集体无意识等问题相互纠缠在一起：
首先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和中国思想与理论界主流话语，早已形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排山倒海之势。这个认识绝非仅仅是针对孔孟之道，或儒家和新儒家的问题，而是关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精华，中国一切的历史与传承，中国人在近代西方化的现代化面前，从‘技不如人’，‘制不如人’到‘文（化）不如人’，‘（历）史不如人’，从而中国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与立国，还是像印度等一大批古老和现代国家那样，死抱着误识的所谓传统与风俗不放，在沉沦中苟延残喘？抑或还存在着其他种的判断与可能？
其次再从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精神与心理看，尤其是不得不面对的基础设施、工业化与产业集群、经济物质基础全面落后，而且甚至出现了彻底的缺位、完全的断代这样的根本瓶颈时，应不应该，要不要，又当如何进行系统性的全面性的彻底的引进？从洋务运动、北洋军阀统治到蒋介石民国统治，中国虽然不乏像洪秀全、林则徐、张之洞、严复、郑观应、王韬等一批科学、经贸大战略家，更有孙中山这样的集领袖、战略家和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大人物，但从实业到经贸，从政治到军事，从科技到文化（包括科举、教育和办学），中国始终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下，时而赶超时髦，做做样子，每每投机取巧，又总是各谋私利，甚至多半是为李鸿章似人物所把持，他们从中大肆渔利，做大做强个人与家族之军队和财富，而置国家、民族与百姓死活于不顾。
毛泽东治下，其所有的新政统帅人物，以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实业家之气魄与胆略，一方面，绝对信赖，充分放手，甚至是‘言听计从’地把数以千万计的当时海内外的大科学家、大学者，真正一流超一流的大家与大师，整体地吸引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上来，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整、系统、全面地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全面引进中国。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以大理论家与战略家的洞见，强化了哲学、逻辑、历史、考古、地质、土壤、气象、勘探、医学等各个前沿学科的演化和发展，和他心目中的硬科学-硬科技或者高科技的绝对优先、超常发展。当然，他仰仗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竺可桢、周培源等等诸多一流大科学家，和周恩来、聂荣臻、钱三强、刘杰等行政科技统帅，全面规划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蓝图，做到了新中国的一切领域，包括像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刻机、反弹道导弹、核武器（包括核潜艇在内）等所有领域的直接的大跃进。
毛泽东根本不屑于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类似似而非和不着边际的说辞，他的真理观、价值观是绝对现代性的、超现代性的。与此同时他还彻底消除像苏联，甚至德国所出现的荒唐的什么马克思主义遗传学和德国物理学之类的伪科学。在他的眼里，科学就是科学，真理无国界，无国别，科学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中国落后就是落后，国民心志不开，充满愚昧迷信，对此就是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对此不能有任何地遮掩和马虎。对于真科学，硬科技，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中的好的优良的，无论其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人与国家所发现的，都要积极地、认真地，并且全面地、系统地学，甚至不惜直接模仿，他把这比作是临帖书法，临摹丹青。
新中国的科学大跃进，教育大跃进，工业大推进，社会大革命和大变革，哲学与历史的大飞跃，是远远超出了人类史上包括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的俄罗斯，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或德国，拿破仑大帝的法国或欧洲大陆的改良或欧洲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旧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大事变，也毫无疑问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伟大成功的历史性经验和发展。苏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虽有个别的高尔基等人物真心支持，但旧俄罗斯的旧有贵族和势力，总体来说，对苏联革命体系建设是抵制的反对的，甚至同国际势力一道，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剿。而新中国的胜利，在其后的建设过程中，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自主与尊严，这样的辉煌胜出和卓越建构赢得了一切中国人的由衷赞许和热切投入。
新中国的科学大跃进，尽管其学术源头却要是在近代中国几百年的时间里寻找，起码是从徐光启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那个时候开启，不断地由成百成千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前赴后继，将先进的西学引进来加以吸收消化，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或许还包括了康熙当时聘请洋人为其数学和兵器教授，及其其他学科等事项与举措基础之上得来的。但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与产业乃至工业化的大跃进和大推进，从知识系统、知识结构、思想内容与方式上看，却是真正中国现代思想兴起和思想转型的最伟大而系统的坚实可靠之巨大整体性变革之结果。
在这个伟大的变革和大跃进的过程中，分别实现了：
第一把近现代最高阶和强有力的思想和精神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变为中国社会和人们的一种带有世界观、方法论和学识、真理和与学问的根本性的学理基础和精神武器。由于这个思想学理体系的从自然到社会到人文到艺术的完备性、科学性、系统性、开放性（特别是其科学兼容性），由于其诠释学、义理学、哲理学和历史观、实践取向等特点，使得由此立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整合精神建构，在革命性、大众性、科学性、人民性、先进性和发展性上获得了以往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包括除唐虞（尧舜禹）之道以外的一切其他的如三代之治，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秦汉礼乐（包括石渠阁会议、白虎通义所形成的官方经义），三国魏晋时代的玄学，隋唐佛学，宋元明清的理学，大青汉学-朴学-考据学等，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思想体系和学说论道支撑。
其次，就近一千年，特别是近五百年以来，全世界的一般性的知识系统的学说体系而言，这次科学大跃进，是以全面地扫盲和科普，以及现代性的大规模的科班三级教育体系为基础的。其全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私塾养序，太学与国子监和其他科举-贡举甚至汉朝以降的察举等学制教育和唐宋以来的书院教育体制。整个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和科学研究方式方法，不再是以如何发掘和挑拣胜任维护既定社会的贵族制、世卿世禄制、皇权帝制的统治帮凶和士子们为目标，而是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建设者为目的的。
如果说，汉朝的察举、选举，曹操的唯才是举，隋唐以降到明朝的科举、贡举在全球是先进的文官武举培养选拔的优良制度，这期间的中国的哲学科学是全球最为合理和领先的知识体系，那么，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前后，相应的伽利略、哥白尼以降的全部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中国则除了像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项而外，中国的整个自然科学系统和体系，包括研究方法与手段，呈现出全面的陈旧、保守和落后。
面对如此的世界性的知识与学理思想上巨大的挑战，新中国的领袖集团和整个兴起的社会氛围是以异乎寻常的冷静、理智、向上和奋发，一扫近代百年的犹豫彷徨，一改那种畏首畏尾，左顾右盼，拈轻怕重，瞻前顾后，相反，是以罕见的大智慧、大手笔，加上超级生活低成本、超级国家动员力、国家统筹兼顾的全民大办教育，全党、全军、全国大办教育，并系统、规范和理性地展开了向自然科学进军，和适当选择性地社会科学的系统全面的引进与发展。
科学意识成为神圣的话语体系，科学战胜了迷信，科学打破和纠正了一切的陈规陋习，成为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人们精神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工具。
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理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所谓学界的那场科玄大战的无聊清谈和纸上谈兵式的论辩。他在推进新中国的科学化时，如同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时一样，义无反顾，彻底、坚决和干脆。
第三新中国哲学、科学的历史性巨变，是同工业化、自动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同世界科技革命、教育革命、社会革命、军事革命、信息革命和思想革命一同发展的。这种多域协合下的同频共振效应，在一个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的发生，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冲击力、示范效应和自然的正反馈马太效应。
伴随着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生命预期双倍增的毛泽东阶跃，新中国的这个科学大跃进、教育大解放、思想大革命，终于在新中国的另一个三-四十年，由人口与人力资源大红利的超级释放，而在经济上获得了财富和产业的巨大升值，实现了人类经济史上的绝无仅有的伟大绽放。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像明治维新的日本和战后黄金时代的日本，像近代俾斯麦一降的德国，像列宁-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都是教育和科学大跃进的典范，但所有这些国家的历史机遇、经济环境和约束条件，都要远远好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至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所有的其他发达国家的近代科技与教育的供给条件，都统统要相对新中国的优越得不得了。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所谓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委托-代理理论模型来说，像精英、资本方、优势资源与信息方，没有参与约束与激励兼容这样的优惠让利、给定相当的好处条件，他们是不可能参与经济社会游戏其中的。按照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一般均衡、垄断寡头博弈模型，任何的工业组织、规制调节模型和理论，或者所谓的非民主、独裁与专制的低效率理论与学说，新中国的科学大跃进，教育大革命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产生了一批人类史上鲜见的民族英雄，大的历史人物和社会政治巨人或强人，他们不只是参与了历史，也深深地影响了历史，也改写了历史。不只是当时的三巨头，后来的毛泽东影响之广大和深远，更应被视作“惊为天人”。这当然同毛泽东的主客观条件相匹配。如果没有古老文明五千年（上和下至少一万年）的历史辉煌，亦即上万年的文化与精神，物质与历史积累和沉淀，没有中国这样的同时兼有地理、气候、物质、文化形态的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小宇宙’，又发展出了天下政治、天道人论、天下情怀，并同时构成地域领土上、人口规模与人力资源上、文化文明资本和世界发展空间上独一无二的历史禀赋和先决条件，那么，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落后文明共同体的大人物，毛泽东也只能成为格瓦拉、胡志明、铁托、金日成、李光耀、恩格鲁马、曼德拉、甘地等那样的英雄人物，或者仅仅是像美国的罗斯福，苏联的斯大林那样，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大国领袖，左右世界的风云历史人物，而不会成为集世界领袖、人类导师、新中国象征与国父，且同时是天下政治与人类文化的历史永恒巨人。至于毛主席本人的天赋异禀，则逄先知、陈晋、李捷、沙健孙、梁柱、吕彦夫、王立华、司马南、孔庆东、韩毓海、张勤德、李羚、江宇、范景刚、郭松民、丑牛、数学（网名）、张捷、李伟等等等等无数的体制内外的人士，更不必说难以计数的天下中外各界人士，都提供了无数的范例。这一点连他的敌人都不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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