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 Feenberg, A. (2010).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social rationality: from surplus value to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1), 37–49.
图源 / 插画家尼桑特·乔克西 (Nishant Choksi)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
翻译/陈荣钢
我的标题表明，我有意将马克思的著作与当前的技术问题联系起来。我主要感兴趣的是马克思贡献的方法论意义，而不是他思想的细节。同时，我还将触及当代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t) 技术研究。为什么是马克思？在当前的思想语境下，这个问题很合理，毕竟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普遍被认为过时了，他的历史意义也因苏联的垮台而减弱。但马克思与技术的交集仍有持续的影响，而且好几方面的影响不会消失。
马克思写他的主要著作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有望改变世界的年代。技术发展在人类历史中的核心作用突然显现。马克思如何构想这场革命的作用？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而我关注其中一种阐释。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技术取决于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 。因此，技术必须从社会角度来理解，而不是把技术视作决定社会的因素。
这种观点对任何技术的本体论阐释都有影响，因为这种阐释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本体论。我不会在这里直接进入本体论的讨论，而是将重点放在其影响之一，也就是被视为内在社会现象的技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
这种阐释方法改变了我们对技术和知识的理解，并以一种新的方式开启了政治问题。标准的观点认为，虽然技术服务的目标由社会决定，但技术的设计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的进步将技术拖在后面。
但马克思在论证「工业技术的设计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时，似乎推翻了这个等式。知识在设计中仍然起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相反，资本主义引入的制造业劳动分工导向了机器设计——将工人的任务分析和分解成简单的零散的动作，为工作转移到机器上做了准备。
马克思预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劳动和技术分工。这些技术发展的思考意味着，生产所需的知识在现行经济制度的影响下不断发展，而现行经济制度本身最终取决于阶级权力。我将在本文的后面回到这个论点。
当代技术研究并非源于马克思主义分析，而是与早期反实证主义 (anti-positivist) 科学研究的后续发展一脉相承。在库恩 (Kuhn) 关于科学革命的名著之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 取得了胜利，因为科学被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在科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 (positivism) 的摒弃为技术研究中与决定论 (determinism) 的决裂准备了条件。事实证明，技术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普遍知识的工具性应用。建构主义旨在将我们从最后一个神话中解放出来——纯理性的神话，其目的是打击专家的独裁主义。
《科学革命的结构》 托马斯·库恩
建构主义很幸运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互联网兴起的时刻出现。随着公众对技术的理解越来越复杂，对技术的学术研究找到了一个异常广泛的受众。然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唤起了人们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捍卫。启蒙运动对迷信和不宽容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仍然需要启蒙运动的武器，其中包括对科学真理的坚定呼吁。讨论的政治背景用现实的毒药污染了知识空间，学术辩论走向了僵局。
我不打算在本文讨论相对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解决这样庞大的问题，不是非得这样才能批判理性。我将论证，马克思方法的某些方面为当前辩论中强调的认识论的替代方法指明了方向。把讨论的背景扩大到马克思，可能有助于我们把技术研究从它从科学研究的起源中继承下来的沉重哲学负担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使我们能够在理性的社会概念的框架内保持批判的立场。在我的结论中，我认为技术既是理性的，也是不确定的，它们共同建构了社会。因此，技术是政治性的，因为它的发展道路或多或少会受到辩论和选择，其结果对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和群体的利益和生活方式都有影响。
我想首先将马克思与福柯 (Foucault) 进行对比。福柯的思想可能是当今左派中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替代品。「权力/知识」(power / knowledge) 是福柯对理性治理的批判的关键术语，他将「权力/知识」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权力思想进行对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将权力设想为「主权」(sovereign) ，也就是说，是压抑性的 (repressive) 。在启蒙运动中，真理高于政治的概念与此相伴。福柯声称，这些都是围绕权力和知识的过时概念。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连在一起，它们一起产生了个人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 和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犯罪学和精神病学等学科与监禁机构一起出现，这些机构将人类对象置于它们的支配之下。它们通过惩戒程序重塑这些对象，从而创造了一个现代社会。
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知识」是一个社会力量 (social forces) 和张力 (tensions) 的网络，每个人都作为主体和客体被卷入其中。这个网络围绕着技术构建起来，其中一些技术在建筑或其他装置中得以实现，还有一些则体现在标准化的 (standardised) 行为中。这些技术与其说是胁迫和压抑个人，不如说是引导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最有效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只是许多类似社会控制机制中的一种，所有这些机制都建立伪装的中立知识之上，都对社会权力有不对称的影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性 (modernity) 的社会要求被体验为技术上的限制，而不是政治上的强制。监视、规训权力、正常化 (normalisation) 等等，这些都使现代生活成为可能。它们在日常行为的层面上「浓缩」了技术和社会机能。最终，这些约束体现在结构中，决定个人的反射动作、技能和态度，比规则和命令更有效地决定个人行动。福柯谈到「全景监狱」(Panopticon) 时写道：
全景机制不是简单的铰链，不是权力机制和机能之间的节点。它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机能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是通过这些权力关系使机能发挥作用的方式。
《规训与惩罚》
福柯声称，基于知识并嵌入社会技术和科技的权力不能被政治革命推翻。无论革命有多么猛烈，现代形式的国家通过「权力/知识」的影响而存在的，政策和人员的改变会使这些影响保持不变。福柯主张，在科学结构和方法的基础上「颠覆性地重新安排权力关系」，以便整合那些处于等级制度底层的人所拥有的、被奴役的知识——目的不是要废除权力，而是要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些权力博弈发生在最低限度的支配下。
福柯的理论极具启发性。重要的是，他不是通过攻击科学本身，而是通过解构那些断言「人类既是客体又是主体」的科学，来关注理性的支配形式。这些社会、政治、医学和行政科学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之中。破坏这种纯洁性的主张，既为理解现代性提供了指导线索，也为知识领域新形式的政治抵抗提供了理论支持。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对马克思的革新。但福柯并没有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有效的整体批判。尽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围绕阶级和国家的一些讨论符合福柯的主权概念，但马克思其实是第一个对社会理性进行有力批判的人。对于马克思来说，理性的社会就像福柯一样，受到权力的影响并产生偏见。
为了支持这一主张，我必须首先解释我所说的「理性社会子系统」(rational social subsystem) 是什么意思，然后相应地修改「偏见」的概念。那么让我从「社会理性」(social rationality) 的概念开始，我引入这个概念是为了明确许多现代制度的特殊性。
显而易见，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像科学和数学那样具有完全相同的理性。制度不是通过逻辑关系，而是通过缺乏严谨的实验和等式的因果和象征力量而维系在一起。然而，与科学和数学程序有一定相似之处的程序在现代社会中运作，对整个社会制度产生巨大影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理性依赖于有意应用并在系统中制度化的三项原则——等价交换，规则的分类和应用，以及计划结果的优化。
这些原则中的每一项看起来都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理性」。市场像计算一样，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换。官僚制度类似于科学，在某种规则下对客体进行分类和统一处理。而且像科学一样，他们对客体的衡量也越来越仔细。商业像技术一样，是基于优化的战略。因此，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似乎反映了科学和技术程序。这对社会偏见的批评产生影响。
在歧视、情绪和各种伪事实影响了本应基于客观标准的判断时，我们通常就会看到偏见。我把这称为「实质偏见」(substantive bias) ，因为它建立在信念之上，比如相信某些种族智力低下。这种「偏见」继承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目的是批判封建和宗教制度的叙事合法性。启蒙运动呼吁，理性基础、事实和理论不能受偏见影响。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批判在解放政治中发挥了作用，而且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启蒙运动有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因为它暗示了技术、官僚制度和市场等系统的中立性和普遍性，这些系统声称有一个理性基础。
要批判「市场」这样的理性系统，就需要一个不同的「偏见」概念。为了解释这个概念，我需要将它与浪漫主义的批判区分开来，后者将「实质偏见」归于理性系统，从而否定了理性本身的合理性。在一些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 理论中也有类似的批判。但是，每当理性被简化为非理性的起源（如西方或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或仅仅是权力关系），它作为理性的特殊性就被忽略了。
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方法。他在他那个时代的左派中也见过这种做法，比如在蒲鲁东 (Proudhon) 那里，他把他最有名的书命名为《财产即盗窃」(Property Is Theft)。但是，如果财产真是盗窃，资本主义的条理与存在就不能被理解。任何社会秩序都不可能建立在简单的掠夺之上，当然，像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复杂和脆弱的社会秩序也是如此。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法国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互助主义哲学奠基人，首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马克思的独特方法涉及一种非常不同的批判风格，基础是我所谓的「形式偏见」(formal bias)，批判理性秩序的歧视性影响。形式偏见隐藏在理性系统的各个角落，只有当这些系统被置于具体语境中时才会显现出来。这不是一个偏见的问题，也不需要用伪事实或叙事神话来辩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本身就把歧视性原则客观化了。批判被压抑了，因为制度的捍卫者可以自证公允。例如，一项有文化偏见的测试可能会有效地区分不同的人群，但那些设计、管理和评分的人不需要自己带有偏见就能得出有偏见的结果。
马克思承认市场经济的理性逻辑。但在1844年，他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就越穷，这是一个当代经济事实。」这个事实表明了市场的隐性偏见，马克思着手将其解释为资本主义理性结构的结果。这是一项困难的挑战。哈贝马斯 (Habermas) 简洁地总结了马克思面临的问题：
市场制度承诺，交换关系总是因等价原则而实现公允。互惠原则现在成为生产和再生产领域本身的组织原则。
在这段话中，哈贝马斯解释了市场关系中数学上的对等性和道德上的对等性的惊人重合。正是这种等价性使市场合法化，并使它看起来既自然又良善。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超越了这种合法化。我在这里回顾他的论点，不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持续有效和有用的方法论例子。
在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前辈那里得到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想模型中，商品按其价值平均支付，其价值包括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劳动能力本身是一种商品，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以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来衡量。但是，由于资本家拥有工厂，他有权确定工作日的长度，而不考虑在其范围内进行的劳动价值。在漫长的工作日里，工人生产的商品价值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成本，因此他们使资本家致富，他们的产品属于资本家。同时，工人自己仍然停留在只够维持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水平上。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中没有提到偏见或伪事实。剩余价值由系统本身的理性运作而产生。财产不是盗窃，因为劳动是按其价值支付的。所以马克思反对早期工会对公平工资的要求。问题不在于具体的工资率，而在于市场的结构，它使工作日的长度由资本家决定。然而，马克思的论点确实有效地驳斥了市场的理性规范性 (normativity) 。当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等价物交换时，市场跳脱出它实际发挥剥削机制的背景。
我现在想谈谈马克思的「形式偏见」概念和他对技术的批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不是一个严格的技术决定论者，尽管他写过一些著名的段落，他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和所有的社会生活。他对技术的大部分具体讨论涉及工业造成的伤害。这些段落似乎暗示了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将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对机器的使用。也有一些段落批评技术具有资本主义特征。例如，马克思写道，科学「是镇压罢工的最有力武器，不利于工人阶级对资本专制的周期性反抗」。「此外，还可以写出一部自1830年以来的发明史，这些发明的唯一目的，是为资本提供反对工人阶级叛乱的武器。」
安德鲁·尤尔 (Andrew Ure, 1778-1857)
工业革命历史上第一次触及了上层社会成员的基本经济生产。资本家拥有识字的技能和获得科学知识的机会。同时，他们还接触到下层人民所从事的手工业。他们对这两个知识世界的熟悉使他们能够重组劳动过程以消除昂贵手工业劳动。安德鲁·尤尔 (Andrew Ure) 在1835年写道：
出于人类本性的缺陷，工人越是熟练，就越容易变得任性和难以驾驭，在这个机械系统中，偶尔的不规则行为可能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现代制造商的宏伟目标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结合，把工作人员的任务减少。
竞争推动了去技能化（deskilling，降低某工作的技能要求）的进程。但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具体社会关系，这就不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战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受到上层极为缜密的控制，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至少就中央经济制度而言是如此）。从上而下的控制使资本家在分工中处于一个全新的位置。资本家需要成为工作的统一者和领导者（不仅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而且在技术上）。一旦劳动成为有偿劳动，任务被分配，生产单位就不再具有准自然性质，这种性质植根于社群和家庭，并得到手工业行会及其传统的支持。对于那些执行工作计划的人来说，理解工作计划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没有资本家对「权力/知识」的行使，工人可能会通过放慢他们的步伐来抵制漫长的工作日，协调可能会崩溃。
但马克思的分析更进一步，用福柯的话说，马克思解释了权力关系如何「在机能中发挥作用」。马克思论述了去技能化导致的机械化 (mechanisation) 。一旦手工业工作被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并且每个元素在新的劳动分工中被分配给一个特定的工人，机器在执行工作中的潜在作用就变得很明显。资本家的大部分作用可以在这种机器中得到客观化。因此，资本需求主宰着工业革命，并带来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创新。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去技能化是各种发明的普遍特征，以至于它对经济的逐步发展至关重要。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表明，在特殊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冲突中，去技能化的出现是多么偶然。让人难以察觉的，是这些偶然所依赖的技术理性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共有的、围绕「进步」的旧观念一直占上风。直到20世纪70年代，哈里·布拉弗曼 (Harry Braverman) 的开创性著作《垄断资本主义中的劳动」(Labor in Monopoly Capitalism) 才在重提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时谈到了去技能化的概念。
随后，大卫·诺布尔 (David Noble) 对美国工业化中去技能化的作用进行了有力的研究。诺布尔谈到机床行业自动化的著名例子。他解释说，机床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动化。起初，通用电气公司 (GE) 引进了一种模拟录像/回放系统，但它没有找到买家。管理层坚持认为，数字系统可以直接从工程图纸转化为机器运动，完全将手工业者排除在外。诺布尔的论点体现了建构主义者所说的「不充分的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 。管理层在这些系统中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他们对手工业劳动的意识形态敌意，而这种敌意得到了管理科学的长期支持，而不是取决于「中立的技术」或经济原因。
这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者从「将技术进步视为普遍成就」的天真观点中解放出来。根据新的阐释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彼此共同建构 (co-construction) 。「共同构建」属于最新的建构主义技术研究，它重新发掘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和技术相互依存的思想。因此，当代技术研究提供了一些概念，有助于分析这些变化及其背后隐藏的东西。
在这一领域，技术不被设想为发明天才的纯粹产品或科学应用，而是被设想为社会行动者 (social actor) 的「建构」。人造物 (artifacts) 的技术决定性不充分，为社会在不同设计之间的选择留下了空间，这些设计有重叠的部分，能更好地服务于某种社会利益。这意味着，语境不仅仅位于技术的外部，而且渗透到了技术的合理性中，将社会需求带入齿轮和杠杆、电路和燃烧室的工作中。
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特雷沃·平奇 (Trevor Pinch) 和维贝·比克 (Wiebe Bijker) 将科学研究中的建构主义与技术的平行方法联系在一起。他们用自行车的历史来说明他们的论点。正如诺布尔的机床例子一样，起初有两种主要的设计在竞争。其中一个设计看起来很像今天的自行车。它骑起来相对安全，但速度很慢，只作为一种运输工具使用。另一种有一个高大的前轮，速度更快，但稳定性较差，它吸引了那些喜欢比赛的年轻运动员。因此，不同设计符合不同社会主体的要求。低轮车的胜利是因为引入了充气轮胎，以减少振动。当这些轮胎被用于自行车比赛时，低轮车被证明快速而稳定，并很快成为首选设计。
平奇和比克主要研究社会对「人造物本身的内容」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使用或发展速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似乎与科学研究中类似的建构相对主义 (constructivist relativism) 并行不悖，但这种并行在一定程度上有误导性。事实和人造物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实验和复制来「硬化」(hardening) 自然科学事实所产生的「内容」远比成功的技术设计更引人注目。当然，工程学的要素通常由科学方法和长期的经验建立起来，但是它们离「成品」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阐释灵活性就显现出来了。对于技术专家来说，成品的「不充分的决定性」是激进的技术。它的论证不需要微妙的认识论证据。福柯谨慎地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精神病学和犯罪学等科学领域，这反映了他对这些学科同样「软」地位的欣赏。
「办公桌上的竞赛」清楚表明，技术产品的社会建构是对用户生活的干预。铭刻在人造物中的「脚本」(scripts) 支配着它们的使用，从而支配着社会行为的很大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支配着用户的生活方式。用户由人造物构造着，但反过来又影响了它们的设计。在技术传播过程中进行的互动既塑造了人类，也塑造了技术本身。
技术的新问题不是关于效率 (efficiency) ，而是关于意义 (meaning) 。技术有两方面的理论。技术的性质不能简化为两方面其中的某一面，要么涉及它的因果关系系统，要么涉及它建立的意义背景。这两个方面是同源的 (equiprimordial) ，只有在对任何具体技术的正确理解中才有分析性的区分。任何技术本体论都必须从这种原始的二元性出发。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的去技术化的历史是对工作和工人两种不同看法之间的阐释学「竞赛」，一种由资本推动，另一种由工人推动。去技术化要在工厂设备的技术规格中实现资本主义对工作的阐释，于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是围绕着这种转变而建立起来。
我提出「技术编码」(technical code)这个术语，指的是在社会行动者的语言和当时的技术语言之间翻译这些意义的一般规则。我们被这样的技术编码包围着。环保主义者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被转化为发动机和建筑规范的规格。对汽车工程师来说，安全是安全带、安全气囊、电子防滑控制系统 (ESC)，等等。
在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词汇中，每一种语言都被用来动员不同的网络。普通语言动员了人类行动者，包括普通民众和政治领导人。在这些被动员的人中，有技术专家，他们的技术话语动员了非人类的行动者，以执行对抗气候变化或建造更安全的汽车等计划。枯燥的工作是一种技术编码，一方面以话语形式表现为「用机器取代熟练劳动力」的意识形态偏好，另一方面表现为确定具有该功能的机器技术规格。资本主义的技术编码将上面的控制要求转化为技术。
马克思暗示过社会主义技术编码的可能性，它将解放智力和技能。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中，马克思写道，社会主义下的劳动必须：
「具有科学性，同时又具有普遍性，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这就是主体的创造性劳动，是「主体的物化」，是个人目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自由的真正实现。
（人民出版社译本，1980年）
「具有科学性，同时又具有普遍性，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这就是主体的创造性劳动，是「主体的物化」，是个人目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自由的真正实现。（人民出版社译本，1980年）
现在，我想谈谈近代技术批判政治学的发展。我试图说明，马克思预见到了福柯的基本观点，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必须把理性包含在内。工资劳动和技术的结构正需要这样的批判。但这些制度不再像马克思时代那样局限于资本主义企业。在20世纪，它们扩散到国家机构，并最终传播到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可见，工人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更普遍的技术政治的初始实例。技术被广泛应用的第一个地方是工厂，因此技术抵抗首先在那里显现出来。一旦技术传播到社会的整个表面，就会出现更广泛的技术斗争，从当代环境、医学和计算机化的政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斗争场景的增多表明，技术理性的偏见不基于所有权 (ownership) ，而是基于我所说的「资本家及其行政继任者的经营自主权」。我所说的经营自主权，是指所有者或经理不顾下属行动者和周围社群的意见或利益，作出独立决定的自由。经营自主权将管理置于与世界的技术关系之中，使其不受自身行为的后果影响。它能够在它选择和命令的技术的每一次迭代中再生产它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技术官僚制是这种制度向整个社会的延伸，以响应技术和管理向社会生活各个部门的扩散。于是，一种自我延续的动力出现了。我们可以采用托马斯·休斯 (Thomas Hughes) 的术语，称之为现代组织在扩张和发展过程中获得的一种「势头」（momentum，或译作「动量」）。
不幸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固守在「所有权」的概念上，并期望在没有技术关系民主化的情况下从国有化 (nationalisations) 中创造奇迹。技术的中立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就像它成为资本家的教条一样，并且直接拿来用，使最具压迫性的西方技术设计构成了苏联工业化的基础。由于未能将经营自主权问题置于转型理论的中心，导致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出现了灾难性的权力集中。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方法在西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已经失去了信誉。劳动过程理论和各种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更复杂的路径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某些方面与福柯的非马克思主义理性批判并行不悖。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修正马克思主义对整个现代文明进行了激进的批判。这一趋势的最著名代表是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他提出了现在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复杂批判论点——通过媒体宣传、技术官僚意识形态、私有化、消费主义以及将过剩的侵略性转移到种族或外国的替罪羊身上，使「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 系统稳定下来。
此外，马尔库塞以对技术理性的激进批判挑战了对「进步」的盲目信仰。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技术被视为对自然知识的纯粹应用，超越了政治和社会差异。技术的理性特征是它的「不在场证明」，使它摆脱了责任，并使它超越了争论。马尔库塞对这种号称中立、不偏不倚的技术形象提出质疑。他认为，技术的「中立性」注定它要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服务。因此，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不同，因为传统工艺被束缚在特定的、有文化保障的价值的服务中。如今，技术从文化中解放出来，使它可以用于任何用途。
马尔库塞不太关心福柯关注的权威 (authority) 问题，而是关注科学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的先天局限性。他的论点重现了浪漫主义理性批判的某些主题，比如对量化 (quantification) 的怀疑（以政治形式出现）。马尔库塞将统治的科学和技术与尊重自然和人类发展潜力的另一种理性进行了对比。马尔库塞认为，这样的替代方案将植根于对世界的想象性理解和对美的感受。马尔库塞的狂喜在今天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乌托邦，但它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技术未来之愿景，如果我们要看到充分应对环境危机所需的根本变化，就需要有某种愿景。
马尔库塞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的反文化态势要与美国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这时的活动家们呼吁以商品以外的形式去追求幸福。马尔库塞对消费主义批判非常重要，他拒绝否定个人自我，而是强调，我们有必要重组系统的技术基础。他认为，塑造现代技术的文明事业可以被另一种基于尊重自然的技术所取代。反文化的消失并没有驳斥这一信息。为了当代的目的，马尔库塞的论点可以被重新表述为技术的「不充分的决定性」，这为另类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这一历史背景解释了实证理性主义和技术官僚决定论的衰落。二战后，这些思想霸权在英语世界取得了胜利。新左派及其反文化的突然出现侵蚀了战后的霸权确定性。理性不再是一个，而是多个——至少在具体社会中是这样，因此受制于政治，而不能以某个统一真理的名义推翻它。
理性的改变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技术社会研究。到20世纪末，对技术的学术研究已经放弃了决定论和工具论，而选择了各种建构主义的替代方案。我们看到，这种技术批判的去政治化 (depoliticised) 提出了重要的方法创新。但是，建构主义社会科学在研究自身时却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这种抑制无疑解释了所谓「科学战争」的冲击。在这场战争中，典型的实证主义和技术官僚论调面临着建构主义者的挑战。当攻击来自左派时，风险就更大了，因为左派是大多数建构主义学者的「天然家园」。比方说，米拉·南达 (Meera Nanda) 认为，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操纵。她写道：
新印度教和印度教是反动的现代主义运动，意图利用无意识的、甚至是危险的技术现代化来推进传统主义的、极度反世俗的和不自由的社会议程。然而，他们都共享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赞美那种被称为「吠陀科学」(Vedic science) 的科学、精神、神秘主义和纯迷信的矛盾混合体。
建构主义者显然没有想到，虽然他们的理论可能会破坏技术决定论，但对原教旨主义却毫无用处。如果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 (technoscience) ，这个问题将变得无解。除非科学和技术被区分开来，否则就无法避免进步的、民主的、反对原教旨主义的主观偏见和反对技术决定论的形式偏见之间的矛盾。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起初并不愿意明确提出反技术官僚的论点，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维贝·比克「在学术上迂回」，已经远离了主要的政治道路。
如果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技术研究和政治理论的相遇可能会带来社会科学的重大重构。拉图尔认为，将技术排除在社会科学的社会概念之外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一旦技术进场，那么理性的问题就会以新的面目出现。韦伯 (Max Weber) 引入了理性化的概念来解释马克思早先提出的「现代性的众多核心进程」。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些进程被设想为潜在的多重性。韦伯认为，它们对所有现代社会都是一样的（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在，基于技术的新兴问题意识，我们有了质疑韦伯简化论调的基础。理性化必须触及社会的多重性。技术发展没有单一的同质化结果，因此社会发展也没有。社会科学的确定性和封闭性被重新打开，而民主化的问题关乎社会对发展的影响将以何种形式在理性化的领域中被行使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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