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对抗性阐释”及其阐释学意义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圣麦克斯”为例
[摘 要]在文化立场和价值导向上，比较容易做到的是“顺着说”和“接着说”。但在已有的框架之下，强大的对手面前，要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对着说”是基本方法之一。对抗性阐释就是以批判和冲突的方式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本进行对话，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保持一种不合作、且反对的姿态，并在此基础上用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一种新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篇章中就是用查找问题的方式进行一种对抗性阐释:(1)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2)个别阐释对象与普遍规律的逻辑关系问题;(3)语言与思维的逻辑关系问题;(4)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关系问题;(5)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他哲学家的断章取义的问题;(6)理论资源和文献来源的问题。通过以上6大问题从“逻辑”、“历史”和现实等角度批判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理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阐释方法对中国阐释学方法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圣麦克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主要部分，占7/10的篇幅，总页数413页(依据1960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其中充满着对抗性阐释的观点。美国学者理查德·E．帕默尔给阐释学下了6个现代定义，其中第一条就是“《圣经》训诂的理论。”圣经阐释作为一种神学阐释，产生了历史——批判的方法，“《圣经》阐释的语法学派和历史学派都表明，采用《圣经》的阐释方法同样适合其他著作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深得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精髓，将历史——批判方法作为一种阐释方法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将帕尔默所说的第六条规则即“记忆性”和“颠覆性”方法运用得十分纯熟。这里将历史性——批判性阐释、“记忆性——颠覆性”阐释总体归类为一种“对抗性阐释”(opposition interpretation)。
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世界观和方法论，常常采用反思与批判的方式，即对不同观点的文本进行批判性阐释。如通过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批判确立新闻观，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性等。马克思、恩格斯对对立观点的批判态度非常明确，从不含糊，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圣麦克斯”篇章最具典型性。他们对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进行逐条逐段的批驳。将施蒂纳建立起来的“利己主义者”观点从逻辑、方法、观念、哲学史、文化史等各个层面予以批判和清理，并在此废墟上初步形成自己理论体系。
一、《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概述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同马克思一样，施蒂纳也是青年黑格尔派，恩格斯称施蒂纳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起因是他的这本著作被看作无政府主义代表作。施蒂纳个体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唯一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唯一者”的所有动机、行为、目的都是围绕“利己主义”展开的，除此之外任何事物都是虚幻的、非现实的。在这部著作中，用“具有形体的人”对抗基督教中“抽象的人”，将人回归为“实体”，强调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施蒂纳也善于采用对抗性阐释建立自己的观点，他针对费尔巴哈提出的“作为类的存在物”，他的唯一者却是“抛却自己之外的一切”，与费尔巴哈的观点正好相反。施蒂纳个体思想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渊源。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基督教的超验信仰在西方世界开始衰落，新教伦理从“上帝”崇拜转向自身感性生活，加上资本主义发展唤醒现代个体意识。十九世纪德国受工业化影响相对较弱，哲学意义上的宗教批判在对人的本质规定性上越来越形而上学，现代个体的差异性与对抗性问题更加突显。当哲学对现实问题无法做出有力的解释时，新的崇尚个体哲学便呼之欲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就在这时诞生。现代个体“唯一者”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即强调有形体的个体的我才是“人”的所有者和世界的所有者。施蒂纳抓住了现代性个体生存问题的命脉，但同时他又抛开现实，用纯粹思辨方法考察人和历史的一切问题，显出其理论的矛盾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施蒂纳“唯一者”观点的局限性。把实体看做主体，但还没有把主体还原成实体。他的“唯一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没有内容。施蒂纳追随黑格尔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但他只学到黑格尔哲学的皮毛。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里将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很充分。事情自身与个体性所说的个体性绝不是空洞的个体性，而是被主体间性扬弃了的个体性，它的现实性就是主体间性。“原始本性是与行动相对的东西或自在的东西，而只有行动才赋予了它以现实性;或者也可以说，原始的本性既是个体性本身的存在又是作为作品的个体性的存在，至于行动则是原始的概念。”当意识在它的作品里意识到了它的真实，“它所具有的关于自身的空洞概念就消失了。”尽管施蒂纳个体哲学有其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历史局限性，但不能否定他的存在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施蒂纳质疑抽象的人，关注个体的人的感性生命，启发了现代生存论哲学。但由于没有把实体的人放在现实中考察，从而再次堕入一种空洞的概念。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反响，施蒂纳的自由者的定义是由“政治自由主义”到“社会自由主义”再到“人道自由主义”这样三个由低到高发展史。他的“社会自由主义”概念相于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他把这个阶段定位人类发展的中级阶段，他的高级阶段是“人道自由主义”。而坚持共产主义形态为人类发展最高形态的马克思，对这一点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马克思对施蒂纳理论的逻辑漏洞逐条逐条地批判，他不是从概念而是从经验现实出发去界定人的本质，用“现实的个人”超越了“个体哲学”的理论局限，揭示其理论的真实意图，以此判断施蒂纳的理论本质上就是为利己主义者立法。
关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复杂程度，其中文译者深有体会:“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译后记所指出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文句十分晦涩，用语怪诞，翻译起来非常困难。”马克思如何在这千头万绪中理出个头绪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共分两大版块。第一版块以“人”为主题，第二版块以“我”主题。他的批判指向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和布鲁诺·鲍威尔的“人刚刚才被发现”这两个理论。施蒂纳认为人类历史整个就是一个为了利益而互相争斗的发展史，斗争是以概念的形式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展开的。如何才能解决这种冲突，将利己主义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施蒂纳提出解决办法，将自己的事业设定为“无”，由此推导出:我的事业是唯一的而不是普遍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神也是利己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全书核心观点概括如下:
它的基础是:1．唯实主义。2．唯心主义。3．两者的否定的统一。在这三大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了四次命名，其命名的过程极其复杂甚至混乱。第一次命名包括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依赖于事物的唯实主义，相当于人类的儿童时期。第二个环节是依赖于思想的唯心主义，相当于人类的青年时期。第三个环节是从肯定或否定表达思想推导出“利己主义”，相当于人类的成人时期。第二次命名以人种作为比喻:唯实主义(儿童)类比为黑人，唯心主义(青年)类比为蒙古人，唯实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否定统一(成人)类比为高加索人。第三次命名是前两次的集合，如:唯实主义的利己主义者(儿童、黑人)，依此类推。第四次命名加入了历史类比法，用古代人和近代人对各层级进行连接，在这一次命名中又加入两个新名词“精神”和“中迷者”，其复杂的程度不一样。一是作为纯粹的诸精神史，即精神的异教徒，称之为“精神”。二是不纯粹的诸精神史。和其他现象的关系的精神。“中迷者”又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的或不纯粹的精神史，即幽灵和怪想。对幽灵和怪想作了详细解释(略)第二种为不纯粹的——不纯粹的(历史的)诸精神史，涉及到了宗教类比，天主教与中世纪、黑人、儿童，唯实主义者同级。新教与近代范围内的近代以及蒙古人，青年，唯心主义者同级。新教内部有英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划分，前者属于低阶的唯实主义，后者属于高阶的唯心主义。教阶制是最高级，是中阶和高阶的统一，这种统一正是出现在历史的关系变为现代的关系或对立面被想像为同时并存的地方。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个并存的阶段:一是无教养者(恶人)，前文第一阶段的利己主义者(黑人、儿童、天主教徒、唯实主义者)。二是有教养者(善人)，中阶的公民、自我牺牲者、僧侣等(蒙古人、青年、新教徒、唯心主义者)。这两个阶段又同时并存，从这里“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有教养者”统治“无教养者”——这就是教阶制。历史发展进程演化为:从“无教养者”中产生了非黑格尔主义者，从“有教养者”中产生了黑格尔主义者。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也是重点部分:
1．政治自由主义。依赖于事物的唯实主义者(儿童，黑人，古代人，幽灵，天主教，“无教养者”，无主可事)。
2．社会自由主义。依赖于精神的唯心主义者(青年，蒙古人，近代人，怪想，新教，“有教养者”，无财产)。
3．人道主义自由。无主可事也无财产，同时是扬弃利己主义者——完善的教阶制，也是构成向“我”的过渡(即洞察思想世界的青年)
多重比喻加层层推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是完善的基督徒，完善的成人。范围和人种锁定在“高加索的高加索人”，像基督徒通过扬弃旧世界而成为精神一样的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他通过消灭精神世界而成为有形体者，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接受了低于自己的各阶层、各人种、各历史时期的遗产。
马克思讽刺施蒂纳的“普通意识”结构，用一首儿歌作为比喻2，层层叠加控制者，主人派出狗、棍子、火、水、牛、屠夫，然而所有被派出去的执行任务者都没回来，于是主人派出了刽子手，最后都回来了。马克思讽刺“乡下佬雅各”就是用这种中学生式的材料和逻辑来填满这个图式。这就是他的“思想绝技”。
二、用逻辑对抗逻辑，提炼出“四种逻辑虚构”
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通过“四个逻辑虚构”来实现的。施蒂纳在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认为人生来皆为自由的人，然而现实环境让人明白自己已经沦为利己主义者的奴仆，施蒂纳反抗的方式就是建议大家都成为‘游民’，“让大家什么也不占有，因而‘大家’都占有。——社会自由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你们称为‘大家’的究竟是谁呢?这就是‘社会’!”
很明显，马克思对施蒂纳批判的核心是要落在“共产主义”这个词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施蒂纳那里被叫做“社会自由主义”，而“社会自由主义”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只不过是人类发展的中间阶段，最终是要被“人道自由主义”所超越的。马克思指出施蒂纳通过一系列虚构便使“人道自由主义”超越了“社会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一部分是逻辑虚构，一部分是历史虚构。他指出四个逻辑虚构。第一个逻辑虚构:把私有者对某物的占有与普遍的占有区分开来。第二个逻辑虚构用了三个推论。表示施蒂纳始终关心的问题是财产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洞察”被马克思发现，共产主义是人需要多少就得有多少(财产)，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显然不会满足于此，他们的目标是:“我能占有多少就得有多少。”。第三个逻辑虚构。在已有的生产力基础上取消社会。人们(赤贫者)总是先在国家中、在富人的自私自利中寻找过错，就是不在自身中寻找过错，其实自私自利正是我们的过错。马克思指出其赤贫现象的过错“在国家”的“被压迫者”不是别人，正是施蒂纳自己。第四个逻辑虚构。单就“本质”这个概念来说。指出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错位的。在这个逻辑虚构里，形成三个推论，在第三个推论里，提炼出四个历史虚构。在第四个历史虚构中又有“大前提”“历史的小前提”“共产主义的结论”三个逻辑回环。马克思最不能容忍的是施蒂纳给共产主义的结论，即施蒂纳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三大特点:(1)人们都能“成为能手”。(2)“日常物质劳动”加“精神生活享受”的自由活动方式。(3)用“和善态度”解决问题(非革命手段)。马克思斥之为“登峰造极的胡说”。由于施蒂纳在“共产主义”理论框架下创造了一系列剥削理论，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一系列责难。认为“财产是不会取消的，只会改变它的形式……只有今后它才会人格化……只有今后它才会获得它的现实的个人的性格。”马克思指出施蒂纳特别热衷于把共产主义者变成“游民”。关于对自由主义的早期形态的梳理，施蒂纳援引了希腊诗人西蒙尼德的诗歌:“对难免于一死的人来说，健康是最高贵的善;其次是美;第三是不施诡计得来的财富;第四是在青年朋友群中社交享受的喜悦。”
马克思指出施蒂纳的人道自由主义理论，他没有把人做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而是在玩文字游戏。在人与财产(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上仍然用简单的对等式。马克思给他提炼出来如下:
1．人的权利———我的权利
2．人的法———我的法
3．别人的权利=别人赋予的权利———我的权利=我自己赋予的权力
4．法就是人认为是对的东西———法就是我认为是对的东西
马克思还给他提炼出一个复杂的对偶式占有模式法与法律的对偶式(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8-369，第380-381页综合):
H．我的无意志=国家的存在
I．我的无意志的无=国家的不存在
K．自我意志=国家的无
L．我的意志=国家的不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对等式和对偶式将施蒂纳的观念从“晦涩”“怪诞”的推理中理出头绪。这种直观阐释方式在对抗性阐释中是最有力量的阐释，就像埃米利奥·贝蒂主张的“客观性”的有效阐释，或者中伽达默尔所强调的将“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从而避免像狄尔泰那样陷入历史主义困境。
三、六种阐释策略:从逻辑、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在“圣麦克斯”一文中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扎实的材料论证，对施蒂纳的观点予以批判。在长达40余万字“圣麦克斯”文本中，笔者总结出以下6种方法，这6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对抗性阐释。
1．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对于施蒂纳的“儿童是现实主义”，马克思发现施蒂纳的论述在本质与现象之间存在着混乱的逻辑关系，其一是把人生的各个阶段作为一种“自我发现”，认为“自我发现”作为意识关系构成了个人生活。而个人身上的一切变化如意识、物质和社会的变化，他就不管了。并由此推导出儿童→唯实主义，青年→唯心主义，成人则是二者的绝对的否定统一。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施蒂纳由于受地方局限性和教书匠学究气的限制，没有考虑到老人与人的生活关系，把老年人排除在人的生活之外。并且把人的物质人生撇开不谈，完全忽视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民族、阶级等因素。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想法方面过于荒谬，仅仅依靠一些关于自由主义、善良市民和流浪者的幻想，并以此作为依据，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把他所听到的信息引到话题中来。从流氓无产者到“工人”再到普通无产者，通过推理，最后推出“资产者成了万能的”(资产者)，并随心所欲地一会儿把他们解释为公民，一会儿把他们解释为资产者，一会儿把他们解释为德国的“善良市民”。“他就是不能制造出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他忽略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事实，对资本主义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即使停止工作，产品仍然作为“看”和“消费”的对象继续存在和再生产，而从不揭示其本质关系。
2．所列举的例子与普遍规律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他从“报纸登满交易所行情”，似乎“人是为了要从事股票投机而创造出来的”现象看出施蒂纳颠倒的、混乱的逻辑:其实不是报纸有了怪想，而是怪想有了施蒂纳。讽刺施蒂纳头脑一团乱麻，还喜欢用以偏概全的口气，大包大揽的说法，如:“几乎全部人类都是由疯子、疯人院的病人组成。”“几乎整人类世界都依恋高超的东西。”黑人=小孩=不成熟的人类精神，蒙古人(中国人)=青年=相对成熟精神，高加索人=成人=高级阶段的人类精神等。前两个阶段(人种)都是不纯粹的精神史。马克思认为施蒂纳在举例方面并不走运(暗讽他的逻辑漏洞)，中国和美国都没有逃脱他的揶喻，被比喻为世界上最会恶作剧的两个民族，中国人是“宗法的骗子”，美国佬是“文明的骗子”，骗子只是表象，是为了恶作剧，他们其实是心地纯洁的、有道德的和诚实的。只要他看一看自己的夹带就会发现:“历史哲学”5第81页上的北美洲人和第130页上的中国，都是被做骗子来归类的(暗讽自相矛盾)。马克思说:“由此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出一个圣麦克斯将在后面向我们宣布的结论:黑格尔的诸精神的王国就是蒙古人的天国的完成。”。施蒂纳在论述不纯粹的——不纯粹的诸精神史时，用了八个历史反思。马克思指出这八个历史反思所列举的例子，也即个别与一般之间的逻辑存在的矛盾。在第八个历史反思时做了总结性的反思，是对所有反思的反思，全部是施蒂纳创造的历史的开始和终结。“直到今天为止更替着的高加索种族的各世代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和道德的概念周旋。”他是用“历史方面的阿拉伯式的图案装饰自己的所有物。”
3．语言与思维的逻辑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圣麦克斯”的语言与思维逻辑关系的判断，总结了四种方式。第一种，揭示其逻辑推理的依据以假定为基础。关于“精神(纯粹的诸精神史)”，马克思批评施蒂纳假定这个精神王国早就存在后，用10个命题对它进行补充论证。《唯一者》原文逻辑论证并不明显，德文本38—39页，中文译本36—37页，马克思给它提炼出10大论证并依次排开，在“圣麦克斯”一文中将这10条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他指出:“精神世界在命题1中立即被假定是存在的，而不是引申出来的，这命题1在命题2—3中通过八次新的转变又重新被申述。”第二种:角色分裂，自圆其说。他批评施蒂纳在第二种见灵指导中是如何把世界变为真理的怪影的，并把自身变身为神圣的人或者怪影般的人的指导。他犀利地指出施蒂纳通过与他的追随者施里加谈话来使论证逻辑自洽，圣麦克斯问施里加，因为有思想所以有精神，那么你的思想是什么?施里加的回答是:“精神的东西”。圣麦克斯接着又问:也就是说你的精神不是物了?施里加告诉他:“不是物，但他们是物的精神、万物中最主要的东西，万物的最隐秘的东西、万物的观念。”这段假定的对话很长。马克思从他们的语言逻辑中找出漏洞，认为施里加真正认识一个对象时，这个对象已不再成为对象，而成为真理了。把认识对象直接跳转到认识真理，无中介，没有过渡，并大规模生产怪影。马克思指出施蒂纳用此方法“移动了一座历史大山”。第三种删除冗余。马克思还发现施蒂纳文本的另一个缺陷，啰嗦、多余、重复，他认为应该删除冗余。
由于“在自己的虚构中享乐”，施蒂纳常常前后矛盾，甚至在空中造楼阁，在逻辑中创造“奇迹”。马克思用极其生动的文学语言比喻施蒂纳逻辑思维的天马行空:“他因不能使太阳跳康康舞而不满，因无力使大海平静而烦恼，因不能让山峰耸入云霄而愤怒。”语言与思维的逻辑矛盾，第四种为对偶式等式。马克思采用最多最普遍的反驳法就是“对偶式”陈列。在对“人道自由主义”观点的反驳中大量的使用这一方法，直观、清晰、一目了然，有较强的说服力。
现实的人只是非人是这样推理出来的:
“人”的概念不是现实的人
“人”的概念=“人”
“人”=非现实的人
现实的人=不是人
=非人
得出“现实的人只是非人”
马克思总结为这是施蒂纳采用的第一千零一个等式(都是马克思提炼出来的，《唯一者》原文中没有如此明显的等式，笔者注)。
4．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关系问题。马克思自己作为德国哲学家却看不惯德国哲学家的历史观，在这里施蒂纳不幸成为他的活靶子。“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这样一来，由儿童(唯实主义)、青年(唯心主义)和成人(作为两者的统一的绝对否定即利己主义)三个简单范畴被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逻辑和历史观都成问题。关于施蒂纳的教阶制的思想统治的认识，如上文对近代史的看法，只不过是思辨哲学关于精神支配历史的一种陈旧幻想。“这位虔信的乡下佬雅各总是盲目地相信他从黑格尔那里取来的、在他看来已经成为传统的世界观，把它看作现实世界，并在这块基地上‘阴谋活动’。”马克思在这里既有对施蒂纳教阶制论述的驳斥，同时也指出施蒂纳一贯地对黑格尔思想的误解。用三个困难的转变实现了向僧侣主义的这一简单过渡。他的用意是把“观念或僧侣主义的统治”悄悄塞给了历史之后，就可以在全部以往的历史中重新找到这种僧侣主义。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哲学概念曲解和背离，“圣麦克斯并没有对世界史而是对德国的神学和哲学作了一番解释，而且十分枯燥和不正确的解释。”马克思多处指出施蒂纳把德国史跟世界史混淆，把柏林看成全世界的典型，他所说的“青年”其实就是柏林的某一个青年。讽刺施蒂纳看不到封闭的德国之外的世界，避开世界其他文明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
5．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他哲学家断章取义的问题:马克思批评施蒂纳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他对宗师黑格尔的言论经常出现的断章取义和“消化不良”的现象。指出施蒂纳并没有弄懂黑格尔关于人的阶段的全部虚构的原型。他提醒施蒂纳去读黑格尔的“新学全书”第三部，另外各阶段的转变也在黑格尔其他著作中出现过。尽管马克思并不完全赞同黑格尔的说法，但其中合理部分他是充分肯定的。“例如，黑格尔总算还尊重经验世界，他把德国市民描写成他们周围的奴仆，而施蒂纳却把德国市民看作这个世界的主人。”在讨论斯多葛派时，施蒂纳还提到了德谟克利特，马克思讽刺他从某本手册中抄录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一段混乱的话，而且还翻译错了。不仅如此，还以这个错误的翻译对德谟克利特进行批评，大放厥词。更荒谬的是引文和他自己的观点还自相矛盾。在另一个章节，马克思指出，施蒂纳为了尽快地摆脱经验的实事，“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些只不过是换了名称的古代人的范畴——悟性、心灵、精神等。诡辩派成为诡辩的经院哲学家、人道主义者、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拥护者(印书术，‘新大陆’等等;参看黑格尔‘哲学史’第3卷第138页)、悟性的代表;苏格拉底变为颂扬心灵的路德(黑格尔，同上第227页)。”为了说明施蒂纳对黑格尔观点的曲解，马克思经常大段大段引用黑格尔的原文，以此与施蒂纳的观点进行对照，如在谈到教阶制时，在第188页用一整页的篇幅引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不管怎么样黑格尔还是尊重历史，没有把教阶制扩展到中世纪以外去。而施蒂纳并没有遵从黑格尔的原意，却断章取义地发展出“较晚的时代是较早时代的真理”和“新教是教阶制的真理”这样的推论，并得出以“教阶制”一词代替“精神的统治”一词这样草率的结论。关于现代国家与资产阶级等问题，他“已经从‘德法年鉴’中剽窃了这样的真理”。施蒂纳从黑格尔那里拿来的“教阶制”概念，却把它变成华丽的词句和“贫乏的思想”。
6．理论资源和文献来源问题:马克思从大量实事中表示对施蒂纳能力的怀疑和学术态度的批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文本确实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涉及到社会、历史、文化、科学等知识领域，马克思多次指出施蒂纳的历史知识碎片化，对社会现实认识和把握显得单纯和幼稚。因此，在他驾驭这么大的论题时显得力有不逮。马克思直接表达了对施蒂纳能力的不信任。“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那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为了讽刺施蒂纳混乱的体系，他将施蒂纳和施里加的关系类比为塞万提斯的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人物堂吉诃德和乔桑·潘萨。在这种结构之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肥胖的马立托奈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系列转变之后变为纯贞的柏林女裁缝。讽刺施蒂纳逻辑混乱，思维跳跃，胡乱比喻，资料来源不明。以前柏林的“某人”现在成了“我”，这个“我”一转向又成为唯实主义、唯心主义、事物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否定统一。事实上这种统一也并不是施蒂纳的原创，早在谢林、黑格尔那里已经有充分的论证了，但“善良的德国思辨哲学家”施蒂纳为这个对立的统一不能安睡，“他想要在某个‘有形体的人’身上，在‘完整的人’身上看到这种统一。”资料把握的乏力还可以原谅，而文献来源的改头换面、狗尾续貂就暴露出这位哲学家的不诚实。
四、对抗性阐释方法的现实意义
要弄清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某些说法和出处，需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圣麦克斯”文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细读和深入研究之后，再来讨论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与个人财产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进行比较，否则很难抓住他们对抗性阐释的实际意义，就阐释方法而谈阐释也容易陷入抽象和虚妄之中。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抗性阐释方法对建立现代阐释学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方法论。
1．对抗性阐释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实践。在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著作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正在通过唯物史观建构社会主义理论，而施蒂纳的“唯一者”“利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等概念对他们的理论形成解构和破坏的力量。由于施蒂纳的这本著作影响巨大，要想驳倒它，简单的批判方法显然不够，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最有力量的方法——对抗性阐释，指出对方理论的谬误，质疑其合法性，拆毁其漏洞百出的理论架构。对抗性阐释按照这样一个阐释路径:细读文本→援引文本→找出纰漏→发起批判→完全否定→形成新理论。马克思按照施蒂纳原书的叙述顺序和思路进行逐句逐段解读。首先，指出施蒂纳所说的国家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体联盟的谬误，它实现了“政治自由”同时却又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治自由”只能算自由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次，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思想家们把“自由主义”过于理想化，英法等国大踏步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德国思想家的这种停留在“善良愿望”和“幻想”阶段的想法不可能使“政治自由”变成现实。最后，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观察，认为所谓的“人道自由主义”已经没有能力解释和把握当时的社会现实。他通过对施蒂纳在“地产”“劳动组织”“货币”“国家”“暴动”等概念“幻想性”叙述的辩驳，认为施蒂纳所构建的经济机构而不得不牺牲原先他自己所规定的“独自性”，那么他如何同他的“联盟成员”解释这种“自由”和“独立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施蒂纳明显自相矛盾的解决办法:“如果公社破坏我的权利，那我就掀起暴动来反抗它，捍卫我的财产。”“如果暴动没有成功，那么联盟就‘必须开除他’(关进监牢、驱逐出境等)。”马克思又接着辩驳了施蒂纳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像他从前只在联盟中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一样，现在他只是在暴动中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这种对抗性阐释性阐释贯穿全篇，将对方的核心观点一点一点地拆解，不合理的架构一个一个的拿掉，在废墟上建构自己的先进稳固的理论。
2．通过对抗性阐释建立概念。施蒂纳的原文本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大致是这样一个叙述路径，即: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马克思从这个逻辑顺序里发现问题，通过对施蒂纳的原始思想的对抗性阐释建立起自己的自由观。对于施蒂纳用“混乱的逻辑”所构建起来的“利己主义”主张，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另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得更明白，即使在欧洲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关系:第一种是德国自由主义VS英法资产阶级，第二种是德国社会主义VS英法无产阶级。一些德国著作家或者“社会主义者”以己推人，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也纯粹是一些理论著作，其产生过程也像他们德国哲学体系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因为他们自己目前没有考虑到实际需要，也没有经历过现实运动。尤其是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批评施蒂纳时提醒他们:不要稀里糊涂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蒙蔽了双眼。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法国人和英国人是“不科学的”，还要对人家采取行动，误导德国读者们觉得这些法国人、英国人见识浅薄，只拿得出一些“粗俗的”的经验主义。让德国民众情绪高涨的歌颂“德国科学”。“还硬说它负有使命要向全世界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批判所得的清晰思路，并从施蒂纳的观点和概念中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对抗性阐释中受到启发，两年后即1848年他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92年恩格斯又从《反杜林论》中所抽出的章节单独形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成熟概念。
3．对抗中的相互启发在现代阐释中的必要性。理查德·E．帕尔默在《阐释学》中曾提出过阐释学的“双重焦点”问题，即理解事件与阐释学问题。一个是关注于普遍意义上的理解理论，另一个是集中在语言性文本之注释中所涉及到的东西，即阐释学问题。他认为“这两个焦点既无需自我取消，也不必绝对独立。”在不能同时关注到两个焦点的情况下，最好使它们保持充分的分离，或许可以相互启发。我们总是在这样的问题中摇摆，即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有效的阐释?或者理解本身的特征是什么?实际上如果专注于理解之本质，就无需担心或者区分有效阐释还是无效阐释。马克思的对抗性阐释创造了一种用对立的观点作为打开视野的一种方式，遵从了力与力的交互作用这一原则，对抗性阐释可视为一种“双重焦点”，力与力的交互作用，这也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之一。对抗并非通俗意义上的一种情绪(尽管马克思给施蒂纳取了很多绰号)，而是智性的表现。智性在阐释活动中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两种思想的碰撞、摩擦，一部分力渗透到对方，一部被逼回到自身，双方都经历了扬弃的过程，这种运动是转化和发展。无论是哪一种阐释模式，斯宾诺莎认为理智、知性是在力的关系上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智性以后就善于从力的关系上看问题，思维的广延、文本意义(质料)的扩散就是力的表现。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也表明对抗性阐释在成就了自己的同时也建构了他者(阐释对象)。对抗状态从物理学层面上升到感性和经验，凝结为一种知识。从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在“圣麦克斯”阐释中大量使用经验主义归纳法和逻辑推理，并不是方法的倒退，而是一种提升，使某些离散、颠倒、反向运动的事物聚拢，并使其知识化体系化，变成一种新东西。
五、小结
阐释学是一门理解的学问和对理解的理解的学问，在对抗性阐释中，以充分理解为前提，对某一问题上在语言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问题三个维度做透彻的分析和全面的把握。阐释的本质便得以自然显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圣麦克斯”中所采用的方法，在当代仍然是有效的。阐释者从边沿走向中心，要确立其主体性，在突破已有的价值体系和规则框架之前，不可避免地与权威(规则)发生正面交锋，采用“对抗性阐释”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所谓“对抗”不仅仅是姿态，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在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某种超越和建构才是对抗性阐释的旨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建构发明了很多阐释方法，需要发现和提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方面研究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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