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发展是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审辩”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人们今天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之一。几乎所有对世界各国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今日中国学校中最缺乏的就是审辩式思维。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少年发展审辩式思维的环境，需要转变传统的“知识灌输”的教育观念，需要转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观念。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中，学生不再是“管理”的对象，而是“支持”的对象；助学者的责任不再是“灌输知识”，而是支持学生们“积极探索”；助学者不再是领着学生跑，而是陪着学生跑，在陪着学生跑的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支持。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一直在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民主教育思想。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美国民主教育思想的开山人杜威及其学生胡适，一个是中国的书院传统。
根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记载，毛泽东在延安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曾经对斯诺讲：“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显然，他曾经深受胡适的影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多次旁听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胡适的课。经过他的岳父、北大教授杨怀中的推荐，他曾专程拜访过胡适，向胡适请教与新思潮有关的各种问题, 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 请胡适作过报告, 解答问题。后来，毛泽东也曾自称是胡适的学生。
从1920年3月14日毛给周世钊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准备了大半年之后最终决定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也与胡适的影响有关。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曾得到胡适的支持。1919年他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在该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在自己主持的《每周评论》（1919年8 月24 日出版的第36 号）杂志的“新书评介”一栏中撰文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很远大, 议论也很痛快, 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的推介促成《民众的大联合》先后被《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多种报刊推荐转载。可以想象，当时胡适的赞扬曾经给初露身手的毛泽东以很大的鼓励。
胡适支持毛泽东回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想法。“自修大学”的名字是出于胡适。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和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的记载，1920年1月15日毛曾经专门就创立自修大学一事登门向胡适求教，并留下学校章程的草稿。几天后，又再次登门取回了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
胡适则是杜威先生的学生。杜威是美国现代民主教育的开山人。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教育。在民主教育中，学生被视为有尊严的人，而不是经过精心训练就可以形成一些条件反射的马戏团中的动物。胡适之外，杜威先生的学生还包括陶行知、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建人、西南联大创建人之一）、蒋梦麟（曾任民国教育部长）、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郑晓沧（曾代理浙江大学校长）、陈鹤琴（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李建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
通过胡适，毛泽东也曾经间接地受到杜威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湖南长沙组织过一个“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名称体现了胡适“多研究问题”的主张。毛泽东亲自为研究会拟定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毛泽东在长沙所创办的“文化书社”所经销的图书中，包括多种杜威的著作，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
1964年7月5日，在与毛远新谈话时，毛讲到：“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影响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毛泽东曾经在私塾中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岳麓书院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曾几次短期借住在岳麓书院。在毛泽东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他在批评现代学校的三个“坏处”的同时，也列举了传统书院的长处，认为“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尊重学生的人格。毛曾经尖锐地批评所谓“现代学校”：“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同时，毛肯定了传统书院“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的学习方式。
毛认为，师生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
他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他在1965年说：“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毛泽东曾强烈批评的现代学校不尊重学生、不鼓励学生自动自发的学习和研究。这种灌输式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是上世纪从欧美和前苏联先后引进的。毛泽东曾经列举传统书院胜于现代学校的三个长处：“一来，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这确实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民主教育传统。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他所说的“三人”中，包含着自己的学生们。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他所“患”者，包含对学生人格之忽视。正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民主教育传统的影响，毛泽东与倡导民主教育的杜威一拍即合，成为杜威最早的“中国知音”之一。
作为民主教育的倡导者，杜威与这种陈旧的、僵化的教育方式战斗了一生。在杜威于1952年去世以后，他的民主教育思想才逐渐在欧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才逐渐被校长和教师们所接受。不久前去世的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电影《死亡诗社》于1989年上映，故事则发生在50年代末的美国中学里。从电影《死亡诗社》可以看出，在杜威去世之后，在美国践行他的民主教育思想仍然举步维艰。
发展能力比传授特定知识更重要，教育的意义在于点燃“思想之火”而不是灌满“知识之桶”。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个经过训练就可以形成一系列条件反射的“巴甫洛夫的狗”。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正在逐渐形成共识。
不幸的是，上世纪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道被引入中国的一套非民主的教育模式却在中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中，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热衷于传授知识而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将学生视为“管理”的对象，尚未能学会尊重学生的人格。
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这些言论，我们感到，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确实有过人的洞见。今天，教育改革正在逐渐步入“深水区”，教育改革中一些长期被“绕道走”的难题已经很难回避。这时，重温毛泽东这些关于教育的洞见，可以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们一些鼓舞和启发。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倡导“自学”。对此，我们明天将继续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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