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视角及其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的考察和论述，包含普遍历史与亚细亚社会的视角。康德、黑格尔、谢林等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背后是“普遍历史”观念的形成。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这种普遍历史观念的现实基础被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为世界市场的拓殖与特定支配—从属关系的建立。面对“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变局，中国社会呈现出了自身的韧性和特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由“亚细亚”“社会形态”“社会机体”等概念，阐述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坚固性、总体化与独特性，从中国等亚细亚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诠释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对于破除东西方之间的从属关系、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并不少见。作为19世纪的欧洲人，他们观察、探讨中国的动因和视角，源于当时的历史现实和思想传统。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和认知始于大航海时代，耶稣会士的传教、全球贸易的扩展、普遍历史的观念，塑造了不同时代思想家关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观点。如果说莱布尼茨、伏尔泰由于耶稣会士文献的引导而理想化中国的话，那么，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家则在普遍历史的关照下对中国持贬抑态度。实际上，无论是“独特的文明形态”还是“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形象都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特定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英国已是海外殖民帝国的代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主导和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下中国等亚细亚社会的历史韧性和独特性，并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探寻新的普遍性，是两人亟须面对且深入思考的问题。他们论述中国的视角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对后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具有持久影响的重要意义。
一、普遍历史的视角：东方从属于西方
面对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皆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历史进程，对这一进程的统一性原则的探寻，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孕育了“普遍历史”的观念以及关于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包括中国在内的亚细亚社会的位置在这种普遍历史观念尤其是德国哲学中得到新的描述。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席勒的《普遍历史的性质和价值》、谢林的《世界时代》、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这些书目名称已显露了相近的旨趣。
在康德眼中，人类史以古希腊为真实的起始，凡是在此之外的诸民族的历史，只能从其加入希腊历史的那个时代开始算起，中国对康德而言只是超出此外的“未知的领域”。[1](P20)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是精神，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进展由不同阶段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即“民族精神”所承担和实现。按照这一尺度，他断言，世界历史开端自东方、终结于西方，中国作为东方世界的典型被锚定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低级阶段。[2](P16-17)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秉持世界史图景的谢林，却更为审慎地注意到了中国人全部思想方式的非神话性、中国传统制度的稳定性和牢固性、中国语言文字的独一无二，觉察到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3](151)“它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显示了其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3](142)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的观察和评述始自对这一视角的继承和改造。两人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对中国问题的引述、在19世纪50年代刊发的中国主题的政论文章、1在《资本论》手稿写作中对中国的评论、在1870—1880年关于东方社会道路的思考，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的主要文献。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是其世界历史理论和资本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普遍历史”的观念产生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进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所确立的唯物史观，如果说社会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那么，“普遍历史”的观念则是被意识到了的世界市场的开辟、世界历史的进程：地方性的小市场被联合起来的大市场所代替，民族性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各民族史也被一体化的世界史所代替。这种“物质的生产”的根本转变，决定性地影响了“精神的生产”——“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Literatur，泛指哲学、科学等）”被一种“世界的文学”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4](P35)作为共同精神产品的普遍历史观念、世界历史意识应运而生。这可视作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遍历史”的唯物主义奠基。在此意义上，他们批评以往的德国哲学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5](P541)
马克思以中国、印度与英国的贸易为例在经验上证明了这场历史性的行动。自16世纪传入欧洲以来，茶叶一直是中国联结世界贸易的重要方式，饮茶成为彼时欧洲的贵族及之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的休闲方式。依据马克思对货币流通史的考察，伴随18世纪英国茶叶消费的迅速增长，英国人为购买中国茶叶汇去大量白银，乃至从美洲输入欧洲的白银也有一部分输往亚洲，造成了西方与亚洲之间的白银流通和贸易逆差；直到“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且东印度公司于1831年放弃在印度的贸易垄断，两者间的贸易差额才发生明显的转折。[6](P73)而印度贸易开放后，“自远古的时候起就是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大工场的印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棉纱和棉织品”，[7](P168)印度的棉织业被摧毁，逐步沦为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处和原料供应地。印度、英国、中国由此形成一个“圆圈式的交易”——印度鸦片输往中国，中国茶叶输往英国，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印度购买英国大量工业品。作为“吃、喝、穿”必备的茶叶和棉织品，发挥了世界历史性的作用。
其次，世界历史进程是在特定的“支配—从属关系”中展开的。从中英印三方的贸易即可窥见，世界历史并不是在一个均质、平衡的空间中展开的，其背后蕴藏着殖民扩张和武力侵略。更深一层看，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的支配—从属关系中造就的，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4](P35-36)这种支配—从属关系，就是资本关系的全球化，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和统治普遍化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支配和统治，这种世界历史现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4](P35-36)世界历史的本质性被深刻揭示为一种从属关系。
中国自1840年以来、印度自殖民统治以来所遭遇的挑战和危机，归根到底都源于资产阶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及其内在的支配—从属关系。马克思曾在梳理鸦片贸易史时谈到，“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8](P804)如何看待这里提及的“独有的特征”和“殊死的决斗”？马克思洞察到，英国对于亚洲（印度和中国）的侵略所具有的独特性就在于：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以往的野蛮的侵略者，本身会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在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这次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4](P686)在中国，这便是李鸿章所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如果说在近代以前中原地区在面对周边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时，在文明程度上具有绝对优势的话，那么，面对从西方而来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运动，中华文明遭遇至少不低于自己的来自外来文明的侵袭。以往外来侵入者“印度化”“中国化”的景象不再发生，反而，打破印度和中国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停滞状态被视作“欧洲化的必要条件”。[9](P118)在这种特定的从属关系中，亚洲帝国被判定为与西方的文明、先进相对峙的野蛮、落后，并最终会被命运般地击垮。对此，赫尔德甚至曾嘲讽道：“这个泱泱大国将来要么自行分裂解体，要么那些较为开明的乾隆们做出父亲般的决定，将他们养育不了的东西当作殖民地拱手让出，这样，可以减轻传统习俗的束缚，相反引进思想和心灵的比较自由的自我能动性。”[3](P91)
最后，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性决定了变革从属关系的可能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文明并不是指抽象的、一般的人类文明，而是指处于一种特定的从属关系、由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推进的文明即“资产阶级文明”。它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民族都被迫卷入这种文明中来，使得亚细亚社会从属于西欧所代表的西方社会。不过，宗主国的经济危机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经在共同触及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界限。在马克思看来，宗主国英国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和市场消费不足的并存，这是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与狭窄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不相适应的表现，也是其不断拓殖新市场的动因所在。这种情况下，当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将导致中国这个大市场突然缩小、茶叶这样的必需品突然涨价、加重英国的工业危机之时，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一种独特的、东西方的“两极相联”：“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7](P118)欧洲的革命也将与印度的命运休戚相关：“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4](P690)中国与印度的真正发展，唯有在占有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又克服资产阶级文明的时刻才是可能的。也由此，当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欧洲革命陷入沉寂之时，马克思再次聚焦西欧和北美之外探寻抵抗资本的诸种形式，俄国、中国的世界历史地位被不断重新认知。[10](P196)
二、亚细亚社会的视角：中国自身的韧性和特质
通过对“普遍历史”的重新奠基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力图证明，这一进程及其观念是在具体的、暂时的、有待突破的支配—从属关系中展开、形成的。作为特定阶段的从属方，亚细亚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在具体情势下所体现出的韧性、特质和发展趋势，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关注和深思。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社会的持续考察，具有了超出中国自身之外的普遍意义。
首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独特性和坚固性。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目的是为打开中国国门、促进在华贸易，战争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呢？根据马克思的观察，“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间，英国制造商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准备给天朝人穿着的棉织品”；然而，真实情况粉碎了幻想，正如一位英国制造商所说，“从1842年以来，我们（即联合王国）丝毫也没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至少就我们的工业品而论是如此。我们增加了茶叶的消费量，仅此而已。”[11](P76)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马克思先列举了时人的三种分析：一是对华出口贸易受阻“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8](P843)二是鸦片贸易由于耗费了白银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三是投入中国市场的商品没有匹配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在他看来，前两者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至少是没有触及根本的，而第三种情况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并不能够解释“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8](P811)实际上，根源在于“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8](P813)
中国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就是马克思眼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形式。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已通过阅读贝尔尼埃的著作确认了东方的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缘于亚洲的干旱气候和土壤性质需要国家组织兴办灌溉系统等公共工程，因而国家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9](P112、113)马克思将这种形式概括为“亚细亚形式”——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天然统一、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给自足、不断以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公社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因而说“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12](P478)面对英国出口的工业品，印度和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具有“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13](P372)另外，如果说英国作为统治者尚且是极其缓慢地才消灭印度工农业生产的统一体的话，那么，在缺少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下，中国的这一进程将更为缓慢。这再次解释了英中贸易受阻的缘由。
其次，包括亚细亚在内的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总体化的有机体。亚细亚形式的坚固性来自于其内部的有机构成，这与马克思在同时期初次使用的“社会形态”（Gesellschaſtsformation，亦可译为“社会构成”）概念密切相关。他巧妙地将地质学的“地层”（Formation）概念转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用来描述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变所体现的观念意识、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建构性作用，由此呈现出不断构成中的社会机体。相较于“生产方式”所凸显的社会生活的经济维度，“社会形态”更加突出了社会生活的总体化趋向，是将社会理解为“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4](P10、13)这种机体论已出现于赫尔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中。赫尔德认为，每一个民族都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及其塑造的体质和精神特征而有所不同，由此形成的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有机体，政治、宗教、道德和法律体系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所有的有机体都将经历出生、成长、成熟、衰老在内的发展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所采取的宪法同它的宗教、艺术和哲学，或者，至少是同它的种种观念以及种种思想——它的一般文化，形成一个实体——一个精神”，[2](P42)“这个民族度过的生命，和个人从壮年到老年度过的生命相同”。[2](P69)
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结构及其变革的剖析离不开对社会形态的上述理解。在谈及英国商业资本对印度和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将起多大解体作用时，马克思强调，“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将决定其自身的变革方向；同时，他以欧洲史为例指出，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既可能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也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13](P370)这样的说法不禁令人想到马克思此后分析俄国时所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而需要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加以研究，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5](P466-467)亚洲的内部在西方外部冲击下的不同结果就佐证了这一点。印度、日本、中国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命运：印度丧失自己的独立沦为殖民地，日本成功地克服被殖民地化的危机，进而发展为独立工业国，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化的艰难历程。可以说，亚细亚的诸社会的转型方式，并不取决于西方，而是取决于这些社会有机体自身的性质——它们的内部结构、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等。2
最后，亚细亚社会的历史命运无法在西欧社会的演进中得到确切阐述。马克思曾批判性地指认过：“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并认为这些阶段“一个来自一个”；然而实际上，“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5](P603-604)很显然，作为有机体的诸多社会形态的演进，不能按照线性顺序的“逻辑公式”或者作为“万能钥匙”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来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马克思1859年所概括的“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P592)如下几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经过1870—1880年系统摘录关于非西方的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学文献，马克思已将原始氏族公社视作最初的社会形态，亚细亚被重新界定为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后形成的次生形态。更重要的是，原始共同体解体后出现的奴隶制、中世纪以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的历史运动，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阶段分明的社会形态演进，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15](P589)而不是俄国、中国等具有亚细亚形式特征的社会所必然经历的“历史命运”。再进一步，亚细亚与西欧的社会类型和发展路向自原生的社会形态就表现出了差异：原始公社并不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其后的社会序列的类型和进化也都不相同，“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15](P581)因此，若要理解具体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就务必要摒弃“一个来自一个”的先验的逻辑公式，深入到该社会形态的历史环境。
俄国民粹派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讨论，为理解上述思路提供了一个参照。自19世纪70年代沙俄帝国的内部孕育革命动向、《资本论》在俄国广为传播以来，俄国就面临是否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时代难题，俄国民粹派普遍认为可以将俄国存在的农业公社作为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手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审慎地回应道，俄国农业公社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使得跨越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公有制在这里被大范围的保存下来，而且由于与资本主义生产在同时代并存，它便有机会“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15](P576)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5](P580)这种可能性在俄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互为补充的条件下便会成为现实，该国的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P8)这些论述引发了后人关于亚细亚社会如何以自身的方式掌握资本主义生产的积极成果的持续思考。
三、视角间的从属关系及其变革
如何看待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视角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资本主义及其世界历史性的解析，他们认为，“东方从属于西方”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权力关系，还是一个隐含的视角关系。在这一特定阶段，着眼东方的亚细亚社会视角是较易被从西欧出发的普遍历史视角所支配的；但是，同现实从属关系一样，这种视角从属关系也从其产生起便具有暂时的、有待变革的性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该生产方式一方面造成了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为更高级的新形态创造了各种要素；不过，另一方面，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不断生产出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14](P881)这种两面性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体现，便是马克思以印度的遭遇为例所指认的英国的“双重的使命”：[4](P686)在破坏、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的同时，为重建新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种破坏式的重建“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4](P691)资本的绝对统治，绝不仅体现在有形的或物质的层次，还体现在观念的或视角的层次——雇佣劳动从属于资本、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殖民地从属于宗主国，意味着资产者的、宗主国的、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认知视角将占据支配地位，“亚细亚”或“亚洲”从一开始就是欧洲完成自我认知并将自身特殊经验普遍化、形成“普遍历史”观念的重要论据。3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说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像萨义德提出的，凡是对现实的表述势必是“知者”对“被知者”实行的思想支配而具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
资产阶级文明下现实的支配—从属关系会造成视角上的支配—从属关系。欧洲社会对亚细亚社会的思想支配和视角优势，在大众的眼光、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历史哲学家的理念中皆有体现。一是马克思曾谈论过，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歪曲的关系”会使生产当事人产生“颠倒的观念”；同样的，他以英国人对鸦片战争的态度为例指出，在资本关系的全球拓殖、爆发冲突之时，“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不会关心中国真实的社会和道德状况等这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完全会“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8](P793)二是如果说大众是由于直接的利己心及视野所限，那么，作为“资本的献媚者”的政治经济学家则是从理论上主动掩盖事实，“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14](P881)这是因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4](P690)三是在历史哲学家的理念中，这种视角支配表现为基于欧洲特殊性的普遍主义。关于亚细亚的诸多理论认知皆源于西欧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的自我论证，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揭示的，被视作具有亚洲特色的“专制主义”是从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归纳中衍生出来的、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概念”。在晚年的人类学著作研读中，马克思已明确意识到不能“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考察东方，不能把“专制”“封建主义”等“欧洲人的一般概念”“心爱理论”无反思地套用于东方，“醉心于原始的‘专制’”。[16](P401、499)
由此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角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自觉地将“普遍历史”的观念，把握为由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辟的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揭示出以欧洲为中心视点的特征，洞悉到这种世界史的普遍性是包含差异性和从属性于自身的、有待被克服的具体的普遍性。相应的，基于1850—1880年对东方问题的持续研读思考，两人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论述，并未囿于以往历史哲学家的东方对西方的视角从属，而是首先深入亚细亚社会机体的内部，逐步从起源处发掘不同于西欧道路的亚细亚道路，反思和重估以资本拓殖为动力的历史的普遍化问题，在变革现实的殖民主义过程中突破“思想的殖民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视角的两重化，是在世界历史的特定阶段以及对这一阶段的超越意识中产生的，是对该进程下具体社会的历史性剖析。两人论述中国的视角的意义，可通过批判地评述后世以“欧洲中心观”“中国中心观”为代表的中国观得到更好阐明。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机体论，为重新理解西方冲击下的中国转型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社会机体要根据自身的内部结构、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确定占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成果、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及市场体系的方式，由此，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自身的总体构成、历史发展的有机部分。然而，进入20世纪后，费正清学派提出解释近代中国的“冲击—回应”模式以及由此延伸的“传统—现代”模式。该论说强调，对近代中国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的入侵，在其中，西方扮演主动的（active）角色而中国则扮演回应的（reactive）角色。相应的，传统的古老文明的现代进程是在遭遇欧洲挑战时才展开的，且将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前进。这种模式的局限在于：从中国社会以外的力量来理解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以此分析东方与西方相碰撞之时的具体联系，这导致既不能深入中国社会的内在差别之中、理解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也无法真正厘清西方之于中国的实际影响。正如费正清自己所反思的，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中国回应，“必须把它置于中国的总体历史中去考察”。[17](P9)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亚细亚社会视角不是脱离现实的、自我中心的，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性为前提的。该视角是通过探究俄国、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来寻求革命的可能，为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从属关系、创建新的世界交往和文明形态作准备，这也是有别于俄国民粹派的关键之处。在后世的中国研究中，如果说费正清学派是一种“欧洲中心观”的话，那么作为其反对者的柯文及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为代表的日本京都学派则秉持着“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必须“把这段中国历史的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放在西方”，[18](P286)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即便经历西方入侵仍持存不断的“剧情主线”。这种中国观逐渐将中国近代问题的重点从文化差异转向历史纵深，“它进行比较的重点不在于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而在于一个文化（中国）内部前后情况的不同”，[18](P321)以“局内人”的眼光形成真正的内部观点。在此视野中，中国的转变被界定为主要由内部力量推动的社会转变，外部条件（殖民主义）仅仅扮演催化剂的作用。不过，正如柯文自己意识到的，“中国中心取向也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新的狭隘主义”，[18](P327)低估西方在19—20世纪对中国的作用，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视角的价值，还在于对一种新的世界原理、普遍历史的充实和再造。关于这种新的普遍性的塑造，正如黑格尔早已提出的，一个特定的民族精神的进展，表现在它为固有的普遍原则提供的“新的规定”，使得世界历史进程迈入更高的阶段。也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指明的，“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19](P131)“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19](P132)所以，中国社会政治、中华民族文明的独特性绝不意味着回到特殊主义，而是须通过独特性本身塑造新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和“亚洲新纪元”的展望、对人类共同迈向更高形态的期许，便具有了更深远的意涵：“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4](P6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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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3年5月至1862年7月共撰写18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贸易史》《对华贸易》等），这些文章大都刊载于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此外，马克思同期发表的关于印度的系列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也是理解中国问题的重要依据。
2(1)关于西方冲击下的中国、日本、印度之差异及根源，相关研究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265页；Rhoads Murphey,■e Outsiders:■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104—132.
3(1)“亚细亚”（Asia）一词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东方，最早仅指希腊毗邻的所谓小亚细亚地区，构成了古希腊人关于东西二分的世界想象。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拓展，该词所指逐渐扩大，涵括了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从历史来看，亚细亚与其说是一个天然的地理单位，不如说是欧洲人的认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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