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1995年，樊纲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上发表了《“苏联范式”批判》一文，该文借批判所谓“苏联范式”或者说“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批判，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打着“学习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化”就是要向西方看齐等幌子，大肆鼓吹私有化理论。丁堡骏教授顶着学术界当时一片“解放思想”的舆论压力，批判樊文。此文在《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发布后，连同之前本网转载的批判私有化的旧文《国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评非国有化论》一起，丁堡骏教授遭受了某些人“近乎骂大街式”的指责。如今看来，虽自嘲此文颇有些“跪着造反”的意思，但孰是孰非，已经被历史证明。红色文化网特此发布此文，以飨读者。
《“苏联范式”批判》之批判
丁堡骏
樊纲先生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上发表了《“苏联范式”批判》一文。该文从范式论出发，对“苏联范式”或“中国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全面批判，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一文进行一次学术批判。欢迎樊纲先生和经济学界的同行们批评指正。
由于樊纲先生的全部分析都是从对库恩的范式论的借鉴和运用开始的，所以，我也不得不跟着樊纲先生进入科学哲学领域对库恩的范式论作些观察。
一、库恩的范式论
托马斯·萨缪尔·库恩(Thomas Samual Kuhn 192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历史主义的最主要代表。库恩以他的范式论闻名于世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他的代表作是《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和《必要的张力》(自选文集1977)等等。
“范式”(也译作“规范”、“范例”等)，原文是“Paradigm”，来自希腊文，含有“共同显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库恩认为，在一门科学发展的某个历史时期，往往形成了“科学共同体”(Community of science)。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所组成的。这些人受到了相同的教育，吸收了相同的技术文献，获得了相同的学科训练，“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这些为科学家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2.从心理上说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3.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和心理认识的自然观。库恩强调，正是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范式作为科学活动的实体，成为在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因而，科学的发展不仅是理论体系的运动，而且是这种包括自然观、理论体系和心理认识在内的范式的运动。库恩进一步将科学发展的模式概括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
前科学时期。库恩认为，科学是从前科学演化而来的，科学与前科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范式。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研究者对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基本理论的看法完全不同，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各种学说之间的激烈论争，终于以某一权威学说统一了整个学科。它就是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范式。范式的建立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臻于成熟。此后，科学发展便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
常规科学时期。在这个时期，范式指导整个学科的研究活动。科学共同体成员们对共同的范式坚信不移，他们的任务就是根据范式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难题，同时又通过解决这些难题来补充、完善范式。这是科学的“一个累进发展的时期。”当然，这期间的科学研究活动也会遇到一些反常现象。反常现象的特征是“顽固地拒绝被现有的规范所接受。”但是，在这个时期，范式的生命力还很强大，可以顶住或溶化反常，推动常规科学的发展。
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所以，这个阶段包括危机、革命和新范式的诞生。在常规科学后期，由于反常现象的不断的出现，人们开始对现有的范式丧失信心，竭力寻找这个范式的弱点，怀疑在这个传统内部的研究是否有意义，并试图提出新的范式来代替现有的范式。库恩认为，新范式同它所取代的旧范式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实际上也往往是不可通约的。他认为科学发展是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是抛弃旧范式建立新范式，而不是旧范式转化为新范式的延续过程。他否认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进步的、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他说，“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愈来愈接近于真理。”在库恩看来，范式并不是纯粹认识意义上的知识体系， 而是知识的社会形式，即一定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行为准则。因此，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变，不是认识的深化，而只是科学家信念的转变。新范式的创立者和拥护者往往是科学共同体中的年轻一代，他们受旧范式熏陶不深，对旧范式信仰不坚定，容易对旧范式产生怀疑，是科学革命的进步力量。老一辈科学家思想保守，拒绝接受新范式，就象虔诚的宗教徒难以放弃旧教义、接受新教义一样，他们常常是科学革命中的保守力量。普朗克说：“一个新的科学心理的确立，并不是通过反对者自己声明搞通了，而是因为反对者逐渐全部死光了，而新的一代从一开始就熟悉这个真理”。据此，库恩指出：“范式的转变是一代人的转变。”
新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的结果是产生了新的范式，从而科学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常规科学时期。在新常规科学时期，科学研究在新范式指导下继续累进式地前进。科学遵循“危机——革命”这一模式周期地发展下去。
库恩的上述范式理论于1962年一问世，立刻引起了西方科学哲学界的激烈的论争。反对者分别从范式概念、常规科学、范式不可比等方面对范式论展开批判。同时，即便是在历史学派内部也提出了一些理论用以取代库恩的范式论：诸如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和达德利·夏佩尔(Dudley Shapere)分别以“研究传统”和“信息域”理论取代库恩的范式论等等。我认为，库恩的范式论之所以出现了危机，是因为范式论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库恩将科学发展模式概括为“危机——革命”，这就把科学发展的量变与质变统一起来了。库恩不仅承认革命或否定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还承认保守或肯定的作用，认为常规科学时期对整个科学发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都比较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具有较多的辩证思想，因而吸引了较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兴趣。但是，必须指出，库恩的范式论中的辩证思想是头足倒立着的，因而是很不彻底的。库恩和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一样，对哲学基本问题采取回避和否定的态度。事实上，他对这个问题给出的是唯心主义的答案。他认为，科学家持有某种范式就等于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持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戴着不同颜色的眼镜看世界，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库恩用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实验来证明这个论点。面对一张用线条显示出来的似鸭非鸭、似兔非兔的图案，两个具有不同心理条件的观察者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被预示为鸭的观察者认定此图案是鸭，相反，被预示为兔的观察者则认定该图案是兔。库恩从这个实验得出结论说：具有不同心理的人观察同一对象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每个人心目中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库恩的回答是：世界是不可知的。如上所说，他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愈来愈接近于真理”。他嘲笑那种追求真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观点是“在追逐一种从常规科学同非常规科学的混合中冒出来的鬼火”。因此，库恩既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 又否定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在库恩那里，范式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在不同的心理条件下所产生的信念，是一套被科学家用来消除疑点、应付环境的工具。作为信念，范式没有什么真假之分，因此，库恩可以心安理得的讲托勒密体系一点也没有犯错误。作为工具，范式有好用与不好用之分，迷信、神话如果在应付环境中有用，那么它们也和科学理论一样好。因此库恩大声疾呼：不能把占星术“排斥于科学之外”。因此，库恩把范式的更替，不是说成是科学家认识的深化，而是他们内心信念或宗教信仰的转变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发展的联系与规律性。库恩夸大新旧范式之间的“不相容性”，一味地强调对旧范式要“彻底抛弃”。这样库恩就看不到科学发展中的新旧学说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用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去解释新旧范式之间的更替过程。
总之，对库恩的范式论，我们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要有两点论：既要看到库恩的范式论中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可供借鉴和利用，又要看到它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另外，库恩也意识到了范式论的应用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库恩说：“迄今的讨论的每一事件，虽是对自然科学和科学家而言，但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不过我的方法论要义只是为那些自然科学学科的，为其中展示出进化特征的领域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樊纲先生是怎样对待库恩的范式论、是怎样把它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的。
二、樊纲先生对库恩范式论的应用
樊纲先生认为，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践改变必然要求理论的改变。我们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受着“传统范式”的束缚。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必要对我们旧的理论范式进行一番反思、清理与批判。樊纲先生要批判的“传统范式”或“旧的理论范式”就是“苏联范式”。那么，什么是“苏联范式”呢?从《“苏联范式”批判》一文的行文中，我们看到“苏联范式”有两种含义：樊纲先生说，“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这本‘教科书’所提供的体系，在当时可以说是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被大家所使用、所讨论的可以称作理论范式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并简称为‘苏联范式’”。 在这里我们听到：“苏联范式”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并不包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这是“苏联范式”的第一种含义。同时，通读《“苏联范式”批判》全文，我们感到樊纲先生所讨论的“苏联范式”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涵义。樊纲先生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有制问题、价值——价值理论、生产的“目的”和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并列作为“苏联范式”的基础理论。从这里我们认识到，樊纲先生所谓的“苏联范式”不仅包括上述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且还包括马克思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的范式。这是第二种含义的“ 苏联范式”。从内容上来看，《“苏联范式”批判》一文所要批判和抛弃的确实是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斯大林主持下完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形成的范式。
樊纲先生用中国经济学界从1979年以来对“苏联范式”的基础理论的争论说明“苏联范式”出现了“危机”，或者说“中国经济学界正处在一种‘科学革命’的过渡时期。”
那么，科学革命所要建立的新范式是什么呢?《“苏联范式”批判》一文开头曾声称不打算在该文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该文中我们还是能读到樊纲先生所谓的新的范式。在说明学术界如何对待旧的范式时，樊纲先生说，“在一小部分较早学习和接受了所谓‘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第三，认为原有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运用100 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这是《“苏联范式”批判》一文中唯一的一处明确论述新范式的地方。这里所谓的新的范式无非是指相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另外，樊纲先生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曾特别指出，“面对我们中国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吸收、引进、学习、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成果，搞清楚它们的精神实质、理论特点，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上我们自己的新的创造，最终建立起能够真正说明我国经济现实的运行过程和各种经济现象，能够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的新的基础理论体系。”樊纲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对同一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角度上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社会关系方面考察了经济活动，即着重研究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相反，西方正统经济学则是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即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甚至完全抽象掉，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人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活动，着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的问题。从“不同角度论”出发，樊纲先生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这可谓是樊纲先生的新的理论范式的又一种含义。这个新的理论范式的基础理论包括价值——价格理论、分配理论、生产理论、增长与循环理论。
樊纲先生试图改造和运用库恩的范式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学界的范式更替问题，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说，樊纲先生的这种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樊纲先生在《“苏联范式”批判》一文中，以经济体制和经济实践的变化引出经济理论范式的更替，这不能不说是对库恩范式论的唯物主义的改革。然而，樊纲先生没能把这种思想贯彻始终。首先，樊纲先生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在《“苏联范式”批判》一文中，樊纲先生将马克思的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与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放在同一个“苏联范式”之中予以批判，就足以说明樊纲先生缺乏历史观点、不懂得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诚然，恩格斯曾向我们提出要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的任务。但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生产关系进行研究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只有将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与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区别开，并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研究的成就基础上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创立起真正科学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樊纲先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唯心主义错误，我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详细讨论。其次，樊纲先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库恩范式论中的相对主义的错误。樊纲先生虽不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却未能划清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前文提到，库恩曾大声疾呼：不能把占星术排斥在科学之外。樊纲先生则倡导要建立一个“运用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新的理论范式。樊纲先生将西方正统经济学看作是一个自圆其说或逻辑上能“说得通的”科学范式，这就混淆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正统派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庸俗的、不科学的。在这方面学术界有很多说服力较强的论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便在此重复。此外，樊纲先生认为，“苏联”已不复存在了，“我们的确到了批判和抛弃‘苏联范式’的时候了”。足见樊纲先生对“苏联范式”的憎恶和抛弃“苏联范式”之后的喜悦，也足见樊纲先生的否定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的差距之远。第三，必须承认，樊纲先生对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以及中国经济学界的某些混乱倾向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例如，樊纲先生所鄙视的“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的倾向，至今仍在我们经济学界广泛流行。再如，樊纲先生所不屑一顾的通过论证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股份制)本质上等同于马克思的公有制的办法，来论证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以及通过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研究将需求因素引入价值决定等，这些论证方法确实有些庸俗，以致于污染了我们经济学研究的环境。又如，樊纲先生对某些“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主观杜撰性的批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我认为，樊纲先生的这些批评对我们加强和改善经济学研究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式尚待创造。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确实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也急待我们去总结和克服，但它毕竟是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经济关系的一次伟大的探索。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尚处幼年时期，指望能拿出一个成熟的经济学范式，这是脱离实际的主观幻想。
我认为，如果我们彻底抛弃库恩范式论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那么，范式论不是不能被我们运用的。如果以范式概念来表示一门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研究方法、逻辑以及相应的基础理论，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外经济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经济学说中，唯有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科学范式。我把它称为马克思范式。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尚待我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和创造。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研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对象的马克思经济学转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就是科学革命即从马克思范式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转化。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处于幼年期，许多经济规律还未通过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暴露出来，这就给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发现带来了实践方面的困难。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在一朝一夕就能有奇迹发生。然而，我更相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与马克思范式有更多的继承关系。爱因斯坦在总结自己的科学生涯时曾说：“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创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种联系，那就必须用另外一些离直接经验领域较远的概念来代替这些概念。”我认为， 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应该用爱因斯坦对待牛顿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范式。我不赞成库恩的“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的“范式不可通约”的观点，也不赞成樊纲先生对“苏联范式”(实际上包括马克思范式在内)的全盘否定的观点。
总之，樊纲先生对库恩范式论的应用，除继承了库恩范式论的形式上的辩证外观以外，并没有抛弃其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错误，甚至在个别地方还有退步。
三、樊纲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的破产
抛弃“苏联范式”以后，中国经济学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的范式呢?如上所述，对这个新的范式樊纲先生给出了两种答案：其一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运用100 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其二就是由樊纲先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对于前者，我认为，第一，根据库恩的常规科学的定义，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是常规科学而不是科学革命;第二，因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正统经济学从总体上来看是庸俗的、不科学的，所以，这种西方经济学范式也构不成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式。以下我将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价值理论为例来剖析一下所谓“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
研究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樊纲先生提出了“不同角度论”。如上所述，樊纲先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正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角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可以实现两者的综合。然而，樊纲先生在援引了萨缪尔逊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之后惊异的发现：恩格斯的定义“从形式上看与萨缪尔逊的定义区别不大。”樊纲先生还承认，“某些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后凯恩斯主义者们，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收入(工资和利润)以及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因此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相同之处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关系。”事实上，在社会生产中，反映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西方正统经济学作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区别的社会科学显然不能以生产的物质内容，而只能以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使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是极力歪曲和掩盖这一事实。他们标榜他们的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中性的、超阶级的科学。同时，他们又极力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声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批判(或革命)的经济学。现在樊纲先生也跟着说，“马克思当年研究经济学的特殊社会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并杜撰出了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的“不同角度论”。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怪物：当无产阶级及其经济学走过去要革它的命、去埋葬它的时候，它就适应这个阶级的要求，变成一个走向死亡的制度。当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走过去要它长生不老，它就适应这部分人的要求而万寿无疆。现在樊纲先生在逻辑上更前进了一步，让这两部分人及其经济学同时走过去，一方要它死去，一方要它活着，这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以一个又死又活、又鸭又兔的怪物而现了原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包括樊纲先生所说的研究角度)方面，而在于它们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分歧。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首先，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封建主义必然要被资本主义所代替;然后它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二者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也就是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已经达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象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我们的樊纲先生所说的那样，只是革命的、批判的，不是建设的、资源配置的。西方正统经济学也不象西方学者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刚刚从封建生产方式中脱胎出来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可以从批判封建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从正面把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加以阐述。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发展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即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阶级和人数愈来愈多而总的来说处境愈来愈恶劣的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能再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科学必须从反面来叙述它的规律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它的阶级性就再也不能从科学出发进行研究，转而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辩护。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正统派经济学的对立是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谬误的对立;根本不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更不是樊纲先生所认为的公说婆说都有理。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角度论”纯属樊纲先生的理论虚构，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为依据。
价值理论。诚如樊纲先生所说的，价值理论是任何经济学理论中最基础的理论内容之一。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自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问世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从不同方面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挑战，但均未获得成功。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挑战者队伍中，奥地利经济学家E·V·庞巴维克也算是荣耀一时的人物。他在宣扬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同时疯狂地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他于1896年发表《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因此马克思体系已经崩溃。由于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攻击手法过于低劣和露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很快不再采用庞巴维克式的攻击。庞巴维克一定不会知道在他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挑战很快不再采用庞巴维克式的攻击。庞巴维克一定不会知道在他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挑战失败差不多100 年以后的今天，有一位中国学者樊纲先生将他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综合在一个体系里。因此，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负责，我们都必须认真对待樊纲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中的价值理论。
樊纲先生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发展所作出的一项贡献是他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中明确区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然后明确地用劳动来解释价值，而将有用物对于人所提供的有用性，定义为使用价值。同时他又把交换价值理解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只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忽视了他的“交换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因为不能成功地引进需求，不能吸收100年来现代经济学成就而陷入了绝境。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樊纲先生是怎样使劳动价值论走出绝境的。樊纲先生引证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分析简单价值形式时的两段话作为马克思的重要命题，这个重要命题的内容是：“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由此命题出发，樊纲先生作出了三个推论：“推论一：交换价值形态中‘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在它背后，较深一层的关系实际上是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推论二：交换价值本身既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也是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推论三：交换价值(价格)的量的规定，同时包含着价值量的关系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
公式(3·2)在形式上很接近于新古典学派的消费者均衡的条件。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新古典学派的消费者均衡条件的含义是每一单位货币所购买的任何商品的边际效用都相等。而(3·2)式的含义则是每一单位的抽象劳动在任何商品生产中所能提供的边际效用都相等。
在樊纲先生的上述“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的价值论中，有许多思想混乱。如，在使用价值关系中，将马克思的客观使用价值概念解释成主观价值论的效用概念。再如，在价值关系中，经常混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等。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在此一一展开进行分析。现在我们来谈另外一点。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樊纲先生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纳入一个体系的基本依据或桥梁，就是“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樊纲先生的推论三。那么，人们自然要问：马克思究竟有没有樊纲先生所理解的那种“交换价值理论”?樊纲先生所理解的那种“交换价值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让我们首先来回答前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把被樊纲先生所引证的马克思“重要的理论命题”放回到马克思的原著中去，这个问题就会真相大白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即将结束对简单的价值形式分析时，说：“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联系上下文我们看到：所谓的“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里无非是说：当商品A与商品B相交换时，商品A 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表现为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充当使用价值形态， 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充当价值形态。 所谓的“简单表现形式”就是相对于价值形式继续发展而出现的“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而言的。如果我们概括一下樊纲先生所说的马克思重要的命题的内容，那么它可以表述为：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就会通过两个商品，一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另一个商品作为价值，而外在地表现出来。这个命题的推论是：1.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就会通过一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其他许多商品作为价值，而外在地表现出来;……;3.在货币形式中，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就会通过众多的商品作为使用价值，货币商品作为价值，而外在地表现出来。如此简单的道理，确实如樊纲先生所说的“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上述命题所包含的理论内容。”然而，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如此简单的内容，樊纲先生为什么不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樊纲先生的推论一。推论一的内容是：“交换价值形态中‘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在它背后，较深一层的关系实际上是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文字表述来看，推论一本身并不错误。但从樊纲先生的论证过程来分析，这一推论就存在问题了。樊纲先生论证说：“《资本论》第1卷第1章的分析过程是：首先从作为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即不同物品的交换比例关系入手，直接揭示价值规定，然后再返回分析交换价值形式，并作为这种分析的结论，揭示出交换价值实质上是商品内部矛盾的外化，是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矛盾关系的表现。”到这里樊纲先生还是对的，他首先承认，马克思从交换价值入手揭示了交换价值的本质和内容是价值，其次，他也承认，马克思又返回来分析了交换价值形式，分析结论是交换价值是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作用的结果。所以，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和本质，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可是樊纲先生接着说，“这也就是说，交换价值本身也有一个形式和内容的问题：物品间交换的比例，是它的形式;而它的内容则正是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这里我们才看清樊纲先生推论一的真实内容，也看到了樊纲先生的逻辑混乱。樊纲先生推论一的真实内容是：交换价值是形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是内容和本质。显然，“也就是说”在这里连接的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前者是马克思的正确结论，而后者则是樊纲先生自己的理论。樊纲先生在这里混淆了价值形式发展的原因和价值形式所表现的内容，把价值形式发展的原因误解为价值形式所表现的内容。由此，作进一步推论的樊纲先生的推论二和推论三自然也不是马克思命题的推论。
现在，我们来回答上面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樊纲先生所理解的那种“交换价值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会知道，西方学者关于“转形问题”争论了百余年。为什么西方学者对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两个恒等式——价格或更确切地说生产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相等，平均利润总额与剩余价值总额相等——所谓的不能同时存在那么感兴趣?原因在于西方学者一直试图建立没有价值的价格理论。如果樊纲先生所理解的“交换价值理论”能够成立，那么，西方学者就不必再在“转形问题”上继续争论了，甚至这场争论或许就不会发生。因为按照樊纲先生的推论三，交换价值(价格)的量的规定，同时包含着价值量的关系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所以，追求价格总额与价值总额相等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这样，萨缪尔森就可以尽情地喊：用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说明价格的方法，“人们可以从燃素‘转化’为熵;从托勒密‘转化’为哥白尼;从牛顿‘转化’为爱因斯坦;从创世纪‘转化’为达尔文”。
总之，樊纲先生对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综合的失败，宣告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范式的破产。这里再一次昭示人们：任何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必须放弃!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