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为摆脱大萧条的影响，国民党政府进行法币改革，加强了经济统制权。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战时经济政策，如募捐公债、涨发纸币、专卖制度等，可视为其遗续。重新审视闻一多40年代的政治转向，会发现经济危机下施行的政策影响了闻一多对政局、阶级与主义的看法。一方面，公债发放、田赋征实等借国家之名推行的经济政策，使闻一多剥离国家、民族与战争等名义外壳，强调民族主义的外源性与现代性；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使其经济收支与大众贴合，产生了与鲁迅相暗合的奴隶体认。闻一多后期对民主、自由与国家的认知转向，均可放在经济危机下资本独占垄断、自由经济体制失效、国际贸易管制等背景下进行新的审视。
关键词：西南联大；法币改革；奴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1944年，闻一多杂文中开始出现一个词语：“囤积居奇”。《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中提及：“因为聪明所以会鼠窃狗偷——营私舞弊，囤积居奇。”1“人生如果仅是吃饭睡觉，寒暄应酬，或囤积居奇，营私舞弊，那许用不着宗教。”2在文中，这一词语用来批判缺乏生之意志的虚伪、利己、萎靡的中国风格，属于五四国民性批判传统的延续。如果剥离掉这一层意思，则会发现闻一多针对现实经济的指向性——国民党专卖制度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事实上，阅读闻一多的多篇杂文，会发现他政治的批判意识，往往是从经济层面的体认出发的，他曾这样隐晦地表达过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赞扬：“半个民主的中国不也在抗战吗？而且抗得更多，人民却不饿饭。（还不要忘记那本是中国最贫瘠的区域之一。）”3同样地，在重新考量五四时期时，经济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方式：“五四时代，因帝国主义退出，中国民族工业得以暂时繁荣，一般说来，人民的生活是走上坡路的。今天的情形，不用说，和那时正相反。”4
以上论述大多来自一篇名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闻一多极力想要证明的核心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不应当归于抗战本身，而是政治腐化的结果，其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众所周知，闻一多此前对蒋介石有过期许，1937年秋与家人议论时，还认为抗战要靠蒋介石；《八年的回忆和感想》还谈及：“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5直到20世纪40年代期望的泡沫破灭后，才逐渐认识到掩埋在战争之下的腐化因子：“政治腐化的责任……是不能推在抗战身上的”6，“原来抗战在我们这大后方，是被人利用了，当作少数人吸血的工具利用了。”7就此，他发掘出了一对稳定的三角关系：封建、帝国与人民。其中，蒋介石替换了袁世凯，成为保育毒菌、腐化滋生的源头代表。
对于这一经典的转变问题，研究者们有过不少到位的分析，如雷颐认为闻一多的政治转向既源于“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生活的贫困化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又受到罗隆基、吴晗与华岗三人的影响；8郑会欣在日记与书信的生活细节与数据中，发现了包括闻一多在内的“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化对他们日后的政治抉择所产生的影响”9。以上分析虽切中要害，但对于闻一多经济生活的剖析，大多止步于通货膨胀导致的贫困生活本身，而未能做更深一步的思想延伸。如果从经济视角出发进行观照，可以发现闻一多生活中的诸多“经济景象”犹如草蛇灰线，虽时隐时现，但却完整贯穿了他关键的转折时期，而这种切肤、鲜活的经济生活，背后又牵连出整个战时经济体制的诸多举措，以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向红色政权的靠拢。
01
救国公债与闻一多对民族主义的警惕
1937年11月1日，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件中提及了“救国公债”：“薪水本可以领到七成，合得实数二百八十元，但九、十两月扣救国公债四十元，所以只能得二百四十元。”101937年后，国民政府非债总收入远远赶不上庞大的财政总支出，孔祥熙等财政官员一致决定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进行平衡，包括救国公债、赈济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等。闻一多信中提及的救国公债，指的是在1937年9月1日以法币作为币种发行的用来充实救国费用的公债。由于当时抗战刚发生不久，正是动员人民购买救国公债的好时机：“宋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激昂，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以供应战时财政。”11这一笔公债的发行以“劝募委员会”公开劝募与地方派募的方式进行，两种类型均伴有一定的政治压力。闻一多在10月22日抵达长沙，并在同日给妻子的信中表示“九月份薪金可发七成”12，未提及救国公债一事，直到几日后才告知又扣了四十元，且是直接“扣除”而非“认购”，可见其多半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
在闻一多其他文章与书信中，对于公债类型与派放方式未有记载。但从国民党公债发行数额与政策看，从自由认购到劝派并重，再到强制摊派，强制性力度越来越大。从清华大学的校史资料也可看出，公债大多是以自上而下“自动认购”的方式进行的：1941年7月16日“本校教职员以一个月月薪10%购买战时公债”13。1944年7月5日“梅主席报告：教育部为奉院令发动公教人员自动认购公债以为人民表率，仰遵照训令”14。10%的克扣对需要函请增加生活与薪津的教授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如此，便不难理解闻一多所说的大后方被当作少数人吸血的工具利用的言论了。早在爱国公债发行之初，正值淞沪会战期间，国民对于抗战情绪高涨。1937年9月，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副标题为“把一颗赤心贡献国家，国强然后财产有保障”15，为五万万元救国公债的募集铺路。
此后多次公债发放、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大多也是在爱国抗战的号召下进行的。然而，在侵华日军发动“一号战役”后，西南联大四年级学生曾对美报批评时闻进行翻译，发现此次战败的关键不在于军费是否充足、实力是否悬殊，“军长师长之剥削士兵；士兵饿死，病死无人过问；通信报告，啧有烦言。辗转传述，群表不满。人心浮动，此亦一因”16。闻一多曾在步行来滇时目睹过不少伤兵，湘桂大溃败17后又在昆明街头见到了更多的伤兵，对国民政府军事策略信心全无，后期频频有要革命、到农村上山打游击的言论出现18。他在1944年8月出席在第五军军部召开的“目前形势与中国反攻问题”座谈会时还讲道：“以前我们看一切都可悲观，还希望也许在战略上有点办法。今天在这里听见各位长官的话，才知道战略上也很有问题。我只差要在街上号淘大哭。”19“被利用了”的欺骗感，成为理解闻一多在民族主义认知上发生转型、进行省思的入口之一。赴美留学期间，闻一多便对民族主义感兴趣，众所周知，他曾组织发起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倡导“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持有的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态度。但到了抗战时期，闻一多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很关注，并且尤为强调要警惕家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侵害：“家族主义本身的好坏，我们不谈，它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事实。”20在论及闻一多的政治转向时，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常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或直接诱因，而闻一多《从宗教论中西风格》就充满对蒋介石颇具回应感的批判。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写道：“他们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21而闻一多则在《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中针锋相对地批判道：“你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你古圣先贤的什么哲学只令人作呕，我都看透了！”22
《中国之命运》建立了一种文化、民族与政治的共谋逻辑，用民族的自为与自信掩盖了建立政治道统的目的。在《中国之命运》发表后的1943—1944年，闻一多对复古的批判尤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然被人忽略的部分在于，与之几乎同步开展的，还有对民族主义的重新审视。与《中国之命运》向内的复古性针锋相对，闻一多屡屡强调民族主义的外源性与现代性：“正因我们要民族主义，才不应该复古。老实说，民族主义是西洋的产物，我们的所谓‘古’里，并没有这东西。”23这种“西洋产物”视角，延续的是单一民族国家逻辑，胡人、蒙古人、满人都成为与汉人相对立的“异族”。这曾给之前的研究者带来不小的误解，江弱水曾在《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中将闻一多与吉卜林并列，把闻一多的思想视为“华夏中心主义”与“中华至上论”24，这与吉卜林作为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狂热的“帝国主义歌手”相一致。然而也要意识到，具体到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种种有关华夏、汉人的“本民族的优越性”论调，并非自主自觉的中心论，而更像是对抗某一由政治权力牵引的复古潮流的反作用力。
从20世纪20年代朴素情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到有意与政治性相对抗的“非家族主义”的民族主义，闻一多在切肤可感的生活里，完成了一次对民族主义的省思。从公债这一民国财政绕不开的政策出发，可以逐一把散落了的碎片拼凑起来，还原出归于历史的转变现场：要警惕以国家、民族之名进行募捐与统治的手段，爱国的落点不应是国家本身，“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25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在民族主义、主权和公民权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系列的联系和张力，它们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理念导引的路径。”26这种导引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如国家遭遇入侵危机，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此外，统治群体的特意引导、扶植和操纵，也会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工具，以支持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02
恶性通货膨胀与闻一多“好一点奴隶论”
从抗战开始，闻一多在经济方面日益紧缩。1937年12月寄给高孝贞的信件说：“但我仍旧是那一句话‘用钱要力求撙节’。我并非空说，我戒烟便是以身作则。”27随着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闻一多一家在经济上日觉困窘。1939年在晋宁县居住时，面粉开始自磨自筛，纸烟也改为用旱烟叶子自制的卷烟。1940年6月曾因物价上涨，休假研究费用不足申请补助；同年，“物价暴涨不已，先生每月薪金不足全家十天半月开支，月月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解燃眉之急，生活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分批寄卖一尽”28。然而，经历后期恶性经济膨胀后，闻一多认为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晋宁居住时期物价起伏还不算大：“那年我正休假，在晋宁县住了一年，所以校内的情形不大清楚……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很显著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29
那么什么时候教授的生活开始有显著的变化呢？综合闻一多叙述与昆明大学教授实际薪资，1942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点，1942—1945年购买力下降尤甚。闻一多曾自述在1942年“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30。据当时西南联大经济学教授杨西孟公布的统计数字，可以发现从1937年到1942年下半年，教授薪金实值急骤下降到10.6元，仅相当于战前的3%，这一趋势大概维持到1945年。311941年11月，蔡维藩等54人提议召开教授大会共商解决生计办法，发表联合声明称：“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生活程度较战前已增加二十余倍。”32薪资经历七折八扣后，到手部分更少，教授们在生活体验上的困窘恐怕比数字的呈现更甚。
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教授们的实际薪资在10元左右徘徊，是闻一多所说的“物价很显著变化”的最低谷时期。这可以在许多事件中得到验证：1942年12月25日午，浦江清与闻一多等人在金碧路南丰西餐馆，餐食连同筵席捐、小费、纸烟，花费高达五百元，33相当于教授薪津约数的近4成。1944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署名吴青的短讯《昆明二三事》，其中有“闻一多教授订润例作金石”34的描述，这一事件曾被频频提及，用来说明昆明物价之高与先生谋生之难。据说由于西南地区象牙的质地很硬，刻起来十分辛苦，吴晗曾回忆：“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35在经济困难时期，这种自定“润格”标准的方式，在西南联大教授中并不少见。
前文开头提及的“囤积居奇”，也是通货膨胀下的产物，而且与国民政府实施的专卖制度相关联。1941年国民党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实施专卖共同原则》，提出“宜按该专卖物品之产销情形分别阶段施行一部专卖”36；同年，孔祥熙等人关于专卖筹办的提案通过，主张“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试办”37；1942年，国民党设立各专卖局和各类专卖公司，主要针对盐、糖、烟、火柴四种物品进行统制管理。从实施逻辑上看，专卖制度在特殊时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不少货品却流入黑市，借机高价出售，当时在重庆，人们称专卖局为与黑市场关联的“转卖局”，由此可见其风气。除盐、糖、烟、火柴外，居民日用消费品如米、面、纺织品等也都面临囤积居奇的状况。因此不少西南联大教授在制定稿酬时，直接将米作为衡量单位。1945年3月10日，《云南晚报》刊登的《米价在狂涨中，教授联名订定稿酬，千字斗米不马虎》曾记载，闻一多与王赣愚、伍启元、朱自清、吴之椿、吴晗等29位教授因物价飞涨联名订定稿酬，为“文稿每千字以斗米之值计”，“报纸星期论文每篇以二斗米之价值计”，“每次演讲以二斗米之值计（演讲稿之发表须另依文稿付酬）”，“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米价以惠酬时昆中米之市价为准”。38
从一系列通货膨胀的现象出发，知识分子关注到金融关系背后的政权体系。如吴晗所言：1942年以后，“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39通货膨胀的原因，与吴晗在此处提及的“法币”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采用的都是银本位制度。当时市面上的主要货币是龙洋、袁头、孙头等银元，以及秘鲁、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外国银元，还有各类规格不一的银角子等。1935年，为让中国经济摆脱大萧条的全球性影响，国民党政府采取法币改革统一了币制。这一举措使中国摆脱了对世界银价涨跌的依赖，但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从1937年开始，国民党政府法币发行数额呈指数型上扬，1939年同比增长87%，1942年同比增长127.8%，1945年甚至高达444.5%。40通货膨胀政策有一定合理语境，而国民政府的经济把控政策却脱离了缰绳，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法币作为供给军费、填补赤字的手段。早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国民党便提出“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41的策略，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显露；再加上大部分富饶的东南地区成为沦陷区，国民政府的税收受到严重影响，仅1939年的财政收入就较战前降低了63%42。为弥补财政赤字，国民政府实施各项金融战时统制政策，将相对独立的金融系统纳入权力系统，财政与银行逐渐合流，法币发行逐渐由经济发行转向财政发行。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体系逐渐脱离市场运作与国际汇率，而从属于政府需要成为“出纳工具”。
与吴晗一样，闻一多的转变也与法币引发的通货膨胀相关。他曾在1944年的七·七时事座谈会上反问云大校长熊庆来：“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请问，怎么能够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43他还在1946年2月22日的信中再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运[动]（此政治当然不指做官，而实即革命）。”44他还将对田间诗歌的赞扬说成“近二十年来钻进旧圈子以后的彻底的反感”45。这种切肤的生活体验除了带给闻一多专心从事政治活动的转变外，还使其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并在社会阶级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中逐渐向大众靠拢。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在《什么是儒家》（1945年）、《战后的文艺道路》（写作日期不详，原载1947年9月出版的《文汇丛刊》第4辑）与《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1944年）等文章里，开始频繁提及一个词语——奴隶，并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学院派称为“更好一点的奴隶”：
我们大学的学院式的看法太近视，我们在当过更好一点的奴隶以后，对过去已经看得太多，从来不去想别的，过去我们骑在人家颈上，不懂希望及展望将来的前途，书愈读的多，就像耗子一样只是躲，不敢想，没有灵魂，为这个社会所限制住，为知识所误，从来不想到将来。46
抗战前后对比强烈的经济生活，为理解“好一点奴隶论”提供了认知底色。抗战之前，大学教授的薪水“比国府委员只差200元，却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100至200元不等”47。青岛大学学生曾在黑板上写诗讽刺闻一多，其中一句话便是“一月洋钿四百多”48。据陈明远统计的重庆大学教师及一般职员和产业工人薪资对比，大学教师在抗战前薪资收入比产业工人和一般职员多10倍不止，两者差距逐年缩小，到1944年甚至已落后于一般职员水平。49与重庆相比，昆明大后方属赤贫地带，薪资的下降情况更加严重，1941年上半年教授平均月薪相当于战前27元，与码头搬运工持平。从优渥的经济环境滑入贫苦生活，闻一多体会到了知识分子“骑在人家颈上”的耻感——自己其实与普罗大众一样，是自由人阶级社会的奴隶，只不过以前优渥的经济环境打造了不问世事的信息茧房，用知识研究封闭了进入街头的可能。问题不仅仅在于走下楼梯、走出书房、走向十字街头，还在于闻一多如何在经济阶层的打破后，在与普罗大众相近似的收支状态下，生成新的世界观、新的阶级与自由观念。
闻一多以奴隶之名将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联系，不仅为了消弭两者身份的差异性，更希望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被奴役者寻求真正的解放出口。在闻一多看来，社会发展阶段可分为奴隶社会、自由人阶级社会（封建社会）与主人社会，而奴隶解放是贯穿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且解放潮流延续至今，法西斯的统治便是压迫奴隶的一种方式。奴隶是一个融合了复杂情感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种非自由的生存状态，离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仍有很大距离。他与鲁迅一样，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形态，鼓励敢于起义的奴隶，因此对屈原这样“孤高激烈的奴隶”所代表的反抗性表示赞赏，称他是“一个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作‘文学弄臣’）要变作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50值得注意的是，和鲁迅一样，闻一多也有意识地区分奴隶与奴才，奴才与主子依附，对待被压迫者多是恶毒：“主子的淫威和奴才的恶毒——暴发户与破落户双重势力的结合，压得人民半死不活。”51对鲁迅进行重新正名后，闻一多的思想方向也在接近人民大众（即奴隶）的过程中与鲁迅渐渐趋同。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解放呢？怎样才能成为奴隶的对立面，也就是真的主人？闻一多在《战后的文艺道路》中给出了答案：“我们由作奴隶的身分而往上爬……要切实的往下看，要将在上面的推翻了，大家才能在地上站得稳。”52而在这篇文章的提纲（手稿）中，第三个“主人阶段”标题下特别注明是“社会主义社会”53，可见其在思想转变的过渡阶段，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展望与选择已有了明确方向。与此同时，闻一多的话语体系也跟随新世界观的建立发生变化，文章论述逻辑与用词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靠拢，比如《什么是儒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阶级”“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等，《战后的文艺道路》也提及“新的世界观”，也就是“最根本决定社会之发展的是阶级”，并强调被统治阶级文学以及人民立场文学。
03
经济危机与闻一多的激进转向
余英时曾将闻一多称为激进一派，认为他在抗战末期，思想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思想激进化的代表54。与民盟温和派或中间派相比，闻一多关于民主、自由与国家认知的思想转向显然更为急遽，而以上思想转向，均可在民国经济危机与全球经济体制变化的大背景中寻得原因。
民主是贯穿闻一多前后期的主线，但民主概念在前后阶段存在着明显差异：大江会时期倡导的“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55，到了20世纪40年代变为坚持人民本位的民主立场，并加入了经济均等化的新成分。事实上，民主的政治与经济分野问题，在40年代已成为集束涌现的现象。彼时，由于计划经济成效显著，知识分子纷纷将苏联“人人丰衣足食，决没有英美资本家拥资百万而失业者得不到面包的现象”56视为“经济民主”，并产生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旷日持久的论争。民盟的态度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57，创造一个全新的民主社会。但闻一多并不赞同这一杂糅的做法，他批判持有此观点的潘光旦流于一种“缺乏主观的改造的认识”58的敷衍态度。更为明显的是，他开始在读书笔记、演讲回答中，展露一种经济核心论/决定论的看法：
所以谈思想而不涉及政治，谈政治而不提到阶级的经济基础，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躲闪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在解决问题。59
他们（知识青年——引者注）既有知识这就证明他们起码是中产阶级，因为有钱，才能读书。但他们又是青年，那便是说，他们尚未成年，经济权是操在他们父母手里 ，而不是在他们自己手里，所以他们虽属于中产阶级，而在财产所有权上 ，又像是无产者。这种特殊的情形，使得他们的意识平常易接近无产阶级，或广大的工农大众。所以知识青年们成了民主运动的先锋 ，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经济基础的因素 ，而不是敏感不敏感的问题。60
这意味着，闻一多已跳出了五四“自由经济”衍生而来的民主概念，而带上了某种经济与阶级分析视野：“现在和‘五四’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也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求的民主，也不是过去那样的民主了。”61“现在的民主”不一样之处，正在于与经济民主相贴合的那一部分——均等化的物质保障与分配。譬如，他已注意到分配制度的平等，认为土地和主权都应属于人民62，显示出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朴素认知。1921年，闻一多曾对“赤色的世界”颇为警惕，将“社会的平等便也包括知识的平等”视为“疯癫”；63但到后来，这一身份的区隔化消失了，转变为知识分子“和受苦难人在一起”64的阶级平等。
闻一多这一均等化思想转向，很明显受到了20世纪40年代民国经济危机下资本垄断与阶级分化的刺激。除上文提及的通货膨胀、专卖制度外，国民政府的资本独占倾向在战后进一步加剧：本来可用作战后救济基金的敌伪物资被纳入国营资本，导致国内各地生产境遇更加艰难；与此同时，金融资本集中，并与官僚政治合流。在战后重建阶段，最先得到救济的并非灾民，而是银行与金店，这引起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不满：“在政府以为社会救济，乃事理之当然，但按之实际，此等款项徒增财阀奸商之利润。就昆明而论，首蒙救济者，为银行金店，此辈皆以往囤积居奇，操纵金融之人。”65经济之外，闻一多还在1945年一篇题为《战后的文化——官僚垄断与知识分子垄断》的手稿提纲中，着重思考文化层面的垄断状态，其中两条尤为值得注意，一是人民是“物质基础的创造者”，二是人民是“上层文化的直接创造者”，66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人民都需要成为打破独占垄断的历史主体。而由于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挂钩，少数人的经济特权必然要体现到政治过程中去。这也就意味着，闻一多对均等化的追求并不是一种填补或借用，其目的也并非止步于经济本身，这正是后人屡屡将其称为激进化的原因所在——与民盟其他同仁不同，闻一多警惕的正是财富独占与集中下的权力聚合这一政治性结果。
此外，闻一多的思想转向也代表了全球经济资本独占集中危机下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修正与反拨。五四语境下的自由、民主，较少考虑经济因素，对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只取其概念进行思想与精神变革，这种借鉴发生于资本主义尚未遇到周期性危机的时代，是自由经济下个体经济单位不受国家限制，而依自由意志进行活动的社会化呈现。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的手稿大纲常常将平等与自由视为一对并列关系，如将“经济民主”与“平等”挂钩，而将“政治民主”与“自由”挂钩；67认为庄子的《逍遥游》是“无所为——自由，发展个性”，而《齐物论》是“无所有——平等，人的尊严”。68这其实是在五四以个体性对抗群体本位的、偏于思想与社会解放的意志自由中，注入了经济层面的平等化因子。
用平等修正自由，在大萧条到二战期间是普遍的全球性现象。经济学家伍启元曾在《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中讲道：“近数十年的经济历史，其主要的课题是纠正十九世纪所谓‘经济自由’的缺点”69，击中了议论的要害。受经济危机影响，整个西方民主体制，开始着重应对自由经济导致的资本集中与阶级分化问题，强调社会公平与社会福利。当时，罗斯福提出的“不虞匮乏自由”（Freedom From Want）曾给予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共鸣与启发，这在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章中屡屡可见。一个普遍共识流行开来，即温饱问题的解决是实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的首要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在人民享有经济温饱与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在保障民众教育、工作、休息等权利的基础上，才算有了可以谈论民主与自由的前提。平等被放在了自由之先，被作为民主的原则性问题——如若没有平等，自由也成了虚幻之物。这也是闻一多屡屡强调“人民的经济生活”“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资”70的根源所在。
在自由、民主问题外，经济危机导致的国家与国际问题，使包括闻一多在内的知识分子摆脱了国家主义的乌托邦影子，开始思考国家与世界、国家与权力间的关系。譬如，1946年1月，在闻一多与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的《致马歇尔特使书》中，特别指出了一项“外汇管理政策的流弊”，认为“中国的货币价值不合理的提高，使掌握外汇的权力可以上下其手控制国际贸易，甚至国际往来”71。所谓外汇管制政策，指的是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对外汇进出实行的限制性措施，严格的外汇管制会禁止黄金交易和黄金输出，以限制汇率波动与资本外逃。这种方法使用过于极端，会导致国际经济流动滞缓，形成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内知识分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对苏联、日本、德国与意大利的国家主义观念进行反思，而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也因此被视为阻碍经济贸易与和平的偏狭概念。20世纪40年代，当中国在战后逐渐摆脱殖民威胁，以一个主权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制定合理的外汇政策也成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关系与贸易的必要考量，这也是《致马歇尔特使书》将美国所期许的“自由贸易”与“世界经济繁荣”作为游说原因之一。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国际合作中，闻一多显然对于早期大江会时期“不愿侈谈世界大同”72的态度有了变化。世界性问题回到其考量视野，这也可视为对国家主义的另一层面的剥离。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闻一多秉持的则是民族主义-大同主义两个阶段——“我们现在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这是到大同主义必经之路）”73。1945年2月，闻一多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后，还向何善周表达了“世界大同”之为“最高纲领”的理想74，考虑到这段话的阅读背景，“世界大同”有了更确定的社会形态，再也不是此前不愿“侈谈”世界性问题的阶段了。
此外，由于外汇市场本身的殖民地性，以及与特权阶级、官僚政治结合紧密的投机行为，“只有权力所核准的人，才能用少数的国币购买大宗外汇。这是等于叫人民来津贴特权阶级的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75这又将视点重新拉回到过于集中的国家政治权力，以及由政治体制连带产生的特权阶级等问题上来。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曾用国家主义对抗赤色俄共，痛责“我们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76，基于的是反殖民主义视角，辨清的是他者与自我，判断标准来自组成国家的疆域与主权。此时，国家更像是一个相对模糊、处于高地与远方的概念，因此其对国家之为自我的意识尤为强烈，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与无条件的维护感。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抗战结束后，国家主义不再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77，而是首先反映到人民的温饱与否方面——“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78。
概言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危机贯穿了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并连接起政治、军事与国际关系，组合成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形态。闻一多是40年代知识分子转向的标志性代表，他身上同时凝结了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反省与透彻的社会认知。从切身的经济生活，到对独占垄断、经济特权的反思，乃至于对民主、自由、国家的思想转向，背后都隐藏着一条民国乃至世界经济危机的暗线。事实上，作为一个时代转向的标本，闻一多的选择本身即代表了彼时反对独裁统治、追求群体利益与国际合作的历史性切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学与晚明之关系研究”（编号：22BZW137）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外鲁迅传播和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09—2019）”（编号：20&ZD339）子课题“东亚鲁迅传播和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09—2019）”的阶段性成果]
1 闻一多：《从宗教论中西风格》，《闻一多全集（2）文艺评论 · 散文杂文》，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2 同上，第364页。
3 闻一多：《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闻一多全集（2）文艺评论 · 散文杂文》，第405—406页。
4 同上，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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