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1962年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而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
02
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国宣布封锁古巴的当天，中国宣布对印反击战开始，其攻势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当天（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此后，中国军队又静若处子。一月之内这一动一静，保证了战争的有限性，也保证了反击战的战术性，最终还保证了对周边各种对中共政权不轨企图的震慑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国适时启合战机，既赢得了战争又赢得了和平；在国际舆论中既是胜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03
1962年在北方苏联、东南蒋介石、西南印度的三面压力中，毛泽东虚修东南“栈道”——布兵东南，多多益善，实度西南“陈仓”——出手西南，迅猛如雷且攻其不备。结果是高调轻拳从西南打开四面僵局，其手法似是“四渡赤水”的重演。
04
与同期的美苏领袖比，毛泽东稳蹲“马步”，善亮短剑，剑锋所向，攻其不备。即使长期出境作战，也兵不出周边，而不是像杜鲁门和赫鲁晓夫那样劳师征远。这使战争在时间上的长期劣势得到战场空间的近位优势弥补。这些军事艺术终使新中国冲出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的围追堵截，其过程似是“四渡赤水”的重演。
05
中印边界的地形对中方并不是十分有利。基辛格说： “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1]
1962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地形不行。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2]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深知“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3]的限制条件，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06
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以赞赏的口气评价道：
从战斗的特点看，中国的损失无疑小得多。许多印军小队在突然袭击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仅无偿归还全部东北边境特区，而且归还全部战俘以及开列出详细清单的卡车、大炮和弹药。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4]
有比较才有鉴别。
反观同期的赫鲁晓夫整个一 副“欲学鲲鹏无大翼”[5]的样子，没“金刚钻”却在古巴楞要“揽磁器活”，充好汉，结果弄得苏联在1962年底的世界大国政治博弈中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国际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国家耻辱，而在毛泽东的手中则玩出了艺术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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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2]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率领的代表团，在被问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军事著作时，毛泽东回答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4]［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555页。
[5]1963年1月8日，毛泽东写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草稿中有“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句，此句后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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