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9月9日前，总想写点什么，怀念一下拯民族于水火之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今年的9月8日，又恰逢老人家发表《为人民服务》80周年。也许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连续两天，都是非常值得怀念的日子。老人家将自己无私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用自己一以贯之、表里如一的言行，向世界昭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如何真正地、诚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对比是最好的教材，在老人家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已经逐渐跳出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以及右派公知们精心布下的重重迷阵，对老人家初心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认识到老人家的高瞻远瞩与英明伟大。
《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代人在儿时几乎全都熟读于心，全文虽然仅有短短的700余字，却完美地诠释了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今天重温，仍然倍感亲切。
当读到文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段话时，笔者自然联想起不久前自己一篇有着3万余人阅读量的反映社情民意、为弱势者群体呼吁的文章被网络封杀，且登载该文的国内某大平台受到牵连，心中不由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而当读到“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时，又感到信心倍增，为此放弃了暂时搁笔的打算，无惧再次挫折，想再谈一谈“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问题。
从毛主席1944年9月8日提出为人民服务，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对自己初心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也可以说是初心的真正回归。因为尽管党的一大党纲中就提到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但仔细辨析，其主要还是把工农大众及其士兵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非服务对象。这在位置和情感上是有巨大差别的。党的二大诞生了我党的第一部《党章》，到党的六大时四次修改，虽然也有如上类似表述，但仍然未跳出上述局限性。只有党的七大，才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列入《党章》“总纲”。
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主仆关系的一种伦理规范。从党的一大到七大前，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20多年的艰难探索，才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只有从灵魂深处把人民当成主人，把自己当成仆人，才可能真正实现“得民心者的天下”的宏伟理想。
从本质上分析，这种关系的明晰，其实是一种利益置换关系的确立或者说是人心置换关系的确立，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为党仅仅帮助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解除人民受欺压、受剥削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更必须在人民得到解放后，在宗宗件件的事情上，在每时每刻都把人民的利益装在心里，诚心实意地想方设法从方方面面去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民才可能在党的感召下，自觉自愿地从心底里把党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不仅自觉地争先恐后地为党的胜利出兵、出粮、出钱，而且会不惜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来保护党的利益和党的干部，也才能保证党最后夺取政权的巩固政权。当年解放区曾流行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就是对这种人心置换结果的最好诠释。
正因为这种关系的确立，从1945年党的七大到1949年短短四年时间内，我党才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仅用三年时间，就用极其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兵力超过我军三倍以上且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此，不仅像陈毅元帅曾经说过的那样：“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且，正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展厅用“人民的胜利”所标志的那样，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其实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在这里，党的目标和人民的目标达到了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因此可以说，正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才进一步形成和加固了军民一家亲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更是把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最普通的工农群众，提到至高无上的的地位。在1954年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第一条就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二条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固化党员干部的“公仆”理念和人民群众的“主人”理念，不仅所有涉及公共事业的机关单位都冠以“人民”名义，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民主权利等等多方面，赋予人民真正的主人公地位。这种感情置换的最终结果就是人民群众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去，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新成就。
一些历史虚无者总是习惯于抛开家底说事，攻击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以蛊惑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而对新中国建设基础缺乏全面了解和理性思考的广大群众，也只是凭直感来判断事物，相信了哪些公知们的忽悠。因此，对于笔者这样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新成就，肯定会受到想方设法抹黑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公知们的非议，也难免受到一些公众的质疑。但只要我们翻开历史，亮出我们发展的家底，一切就会一目了然。
治国如同治家，离开家底比贫富，离开家底谈发展，无异于离开水源而谈求水，更无异于痴人说梦话。随着大量历史资料的解密（实际上许多资料并不涉密，只是在一段时期内，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人为地封闭起来），让我们看看新中国建设是在怎样的家底上起步的吧！
先看农业！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有饭吃。但新中国的农业是在百年战乱基础上起步的。百年炮火和自然灾害后的无人治理，使祖国山河到处都是支离破碎，少有成片成型的土地；从劳动力角度看，由于多年战争，强壮劳力大多去当兵吃粮，不少客死他乡，大多数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孤儿寡母，且麻风病、小儿麻痹、吸血虫病等随处可见；而在农村90%以上是文盲的条件下，耕作方式也只能是传统的刀耕火种。1949年，全国人均粮食仅有209公斤，只能勉强度日，更不要奢谈提供工业原料（工业建设中有许多化工产品需要粮食做原料）和发展养殖等副业了。
再看工业！
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期，工业无疑是增值最快最多的产业。但我们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即使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人均工业产值仍然不足8美元[1]；工农商等全部国内生产总值（GDP）还仍仅为人均119元人民币（相当于45.47美元），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2]。
再看看国防！
一个国家要发展，保卫国家安全无疑是第一位的。而在建国初，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围剿，虎视眈眈，还有蒋介石集团难以泯灭的反攻大陆之心，以及国内的土匪残余等，而且刚建国就出现半岛局势紧张，我国不得不投入巨大的军力和物质进行抗美援朝。同时，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有着漫长的国防线，在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要保卫国家安全，只能密布军队，最高峰时，我国的军队人数达到600万之巨。这必然要用巨大的财力来作保障！
中国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样内忧外困的局势下起步发展的！
但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上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置换出了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积极性，也置换出巨大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成就。
农业生产上，通过走组织起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山水林田路综合规划，综合治理；通过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仅建成了八万余座水库，极大地消除了天灾隐患，而且变害为利，使水利起到农业发展命脉的作用；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建成了数亿亩旱涝保收的“大寨田”；同时治理了大量的盐碱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开垦了大量的荒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2.78亿公斤提高到3315亿公斤，增加近两倍；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却由从建国初的209公斤,逐步提高到1979年340公斤[3]，不仅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极大地支援了城市建设，为工业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工业生产上，据世界银行1980年对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状况公布的资料：我国从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的1952年到1979年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11%，其中，被称为工业之母的重工业增长率超过了13%（轻工业为9%）。而全球50-80年代年平均增长速度则从4.8%降2.9%（据另一资料，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198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则为45.2倍，年均增长13.2%）。从投资角度看，“1954-1977年，（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183亿元，年均增长12.1%”[4]。从工业积累率角度看，1954年到1977年，我国工业资本积累率达到 %，最低时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时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远远超过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需要“投资超过GDP的11%”的国际认同标准[5]；从最终结果看，1949年到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由1446亿元，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国民收入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建设简史》记载，即使在被称之为“崩溃”之年的十年的文革期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仍然增长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比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增速快两倍以上。”
这就是被一些人诬蔑为“不懂经济”的毛泽东在世期间创造出的人间奇迹！而在1976年老人家去世时，留给我们的家底不仅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且国库里还留下了5000亿斤战备粮，500多万吨棉花，23.5亿美元，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以及食盐、食用油、石油等等战略必须物资，这些实物相当于现在的数万亿人民币。同时，毛泽东时代我国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制造设备和工业设备等。
无怪乎，连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也做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美国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惊呼：“中国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的姿态出现了。”而“崩溃论”的某位祖师爷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6]”
其实，生活的道理常常就是这样简单：谁把人民当主人，人民就甘愿掏出心，匍匐在地若敬神；谁把人民当牛马，人民就要翻身做主人，砸烂庙堂推倒神。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地主、资本家皮鞭下干活的劳工，照样想方设法消极怠工；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却有无数的人民群众，抱着“宁叫憋死牛也不让退了车”的心态，积极投身到伟大的建设高潮中去。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为国防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独立自主方针指引下，我国从建国初连钢钉、煤油、水泥等都得依赖进口（当时称为洋钉、洋油、洋灰）的家底基础上，独立研制出以“两弹一星+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导弹及其反导系统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一跃成为世界的主要核强国，为国家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其他领域，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首次提取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和“双氧青蒿素”等，并自行设计建造了第一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到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实现自给。而在船泊工业、大飞机制造、芯片技术等多个领域，也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遗憾的是，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运10飞机和芯片，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就根据“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指导思想，最终被迫下马，使我国在这两大领域至今都受制于人。
而更遗憾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随着政局的更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逐渐被“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所替代，以至最终人民的一切都被某个重要思想所“代表”。这种“代表”理论一经提出，在强大的官方舆论推动下，便成为“全党上下”的统一意志。
从“为人民服务”到“代表”人民，其实质就是从理论上完成了从“仆人”到“主人”的角色转换。如果在民意渠道畅通的情况下，作为执政党，这种“代表”还无所不可，但是，当民意渠道阻塞甚至是严重阻塞时，这种“代表”就会变为一种“强权政治”。因为在民意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人民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利益用不用别人去“代表”？无法选择谁“代表”他们最合适？也无法评判一些人是否“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或者应该得到的最基本利益？所以，这一理论的贯彻，将人民完全推入毫无选择的被动地位，为一些人特别是基层干部强奸民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当然，这一理论的提出，也可以看作是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但仔细辨析笔者却认为，这正是两千多年皇权统治在我们一些领导人头脑中潜移默化的产物。“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管你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我代表了你，你又能如何？你又敢如何？
正是在这种“代表”理论的指引下，在毛泽东时代的第四届全国人大时，曾经占比达到51.1%工农代表，大多数被私营企业主和知识精英们所“代表”了。从生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在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位置，也被“海归派”、精英和“三门”干部所替代了。而曾经自傲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也被“代表”们设计成为“雇佣劳动力”（以合同制为标志），最后直至沦为劳动力市场的商品；但即使如此，噩运还远未见底，在许多承包和租赁经营的厂长经理“代表”下，他们最后不得不走向下岗失业。农民的土地在“代表”下也被强占了，房屋也被“代表”的强拆了。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也都被“代表”们设计成压在人民头上的新的“四座大山”。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食盐、自来水等，也被“代表”的与国外合资了。事关子孙万代的转基因也被“代表”们批准大面积推广了......尽管几十年来，依靠出卖资源（能源）和土地以及借外债为主，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建设成就，但在“代表”们的管理下，各级财政仍然普遍债台高筑。而全体人民千辛万苦创造的财富，也被数以万计的“代表”转移到国外了。而延安时期以及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那种“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的“十没有”景象，早已在“代表”们的管理下，成为人民可盼而不可及的天方夜谭了......虽然在党的十八大后，许多曾经“代表”人民的人被抓了起来，并判以重刑，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继续以“代表”人民的名义胡作非为，包括挂着“人民政府”牌子的大门，也全被门禁封闭起来，被“代表”的人民已经很难进去了......而这一切的一切，预示着我们不少党的干部，在新的“代表”理论指导下，已经逐渐地由人民公仆转变为人民的主人！
古今中外，政权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会焕发出无穷的积极性，而且必然会主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依靠资本，必然只能为利润去服务。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决定了资本最主要的剥夺者，无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资本成为横行天下的“黑马”时，“等价交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必然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严峻挑战，要让大多数党员干部去践行党的宗旨，无异于希望一个婴儿健康成长，却每天放到严重污染的环境中去生存。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离人民群众渐行渐远，由“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主人”，也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前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
注释：
[1].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1952 全国地区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占17.6%，折合为119.504亿元人民币，1952年的全国人口总数为 57482 万人，人均20.79元人民币，当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为此人均工业产值折合美元为7.944美元
[2].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武力 2020-01-17 发布
[3].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和年度统计公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武力 2020-01-17 发布）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武力 2020-01-17 发布）
[6].见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有关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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