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偶尔读到了署名为李陀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为“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这篇长文，涉及的内容很多，“他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事业下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历史命题，如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列宁主义及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和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的异同以及对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体判断等等”。有幸读到此文，并耐心读完了它之后，在感佩李陀先生学识渊博之余，想就几个问题请教李陀先生，尤其在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方面，想与李陀先生商榷，望李先生不吝赐教。
一、应该在“国际共运史”的历史大背景下来思考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
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国际共运”）以及它的历史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称“国际共运史”），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以及它和近代西欧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共运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各国共产党人各自的革命斗争史，都是国际共运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是各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认识，以及在这种自觉认识指导下的自觉行动。各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成与败，都与国际共运息息相关，都被载入国际共运的史册。因为，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它的最后一句话早已为各国共产党人所熟记，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果说全世界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的党性原则的话，那么就是这句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国际共运史是一部充满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历史。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刚创立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学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流派。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3页）里，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当时在写作时像是预感到在他们身后，会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冒出来，来“冒充”或“修正”他们俩一起创立、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似的，对当时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作了如下分类：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当时在西欧思想界里，各种思潮、流派充斥市场，良莠不齐。马克思恩格斯本来是要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出一部纲领性的党纲。但是，那时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流派经常跑出来冒充正统，干扰马克思恩格斯的正常思考和写作。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分出时间和精力，写出文章来批判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潮，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战斗纲领，什么是错误的思潮在误导当时的工人运动，例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
因此，恩格斯在1888年为“宣言”写的英文版序言说：“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不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36页）这一论述告诉我们，为什么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写出了“同盟”的纲领之后，确定书的名称为《共产党宣言》（后来再版印刷时用过《共产主义宣言》），而不是用“社会主义宣言”的真实原因。
直到1880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76页）发表后，才终于廓清了当时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这才展现了它的应有的本来面貌和历史定位——它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当中的一个过渡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像今天这样，将社会主义当作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形态来公正地看待它。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里面，恩格斯有大段的对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论述，分析论述了他们的思想合理成分和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对这些思想“先贤们”表示了敬意之后，告诉当时的无产阶级，这些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的措施归根结底是行不通的，对他们最好的评价充其量也只能是“空想”两字而已（不过，今天有些人往往把“空想”当作“罪名”回敬给他们认为的“左派”，可这已经与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了。）。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才能建立起未来美好的社会——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先后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各种假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例如反对蒲鲁东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反对巴枯宁主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先后逝世后，出现过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俄国的列宁反对伯恩斯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后期的各种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激烈的思想大论战中，形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诞生了。也就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期里，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思想。这就是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大背景。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并在第二次大战中领导苏联人民、指挥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保卫了苏联红色政权，巩固了国际共运的成果。二战后期，南斯拉夫出现了推行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斯大林逝世后，苏共赫鲁晓夫上台，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推向前进，继续批判修正主义，成为了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在十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史称“九评”。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史称“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决议”否定了文革。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随之东欧巨变。
国际共运从此逐步趋于低潮。
2、从资本主义社会被推翻，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当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时期”。
“九评”中最后一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对这一“过渡时期”是这样论述的：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阶级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只是对于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阔的前途，保证了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但是，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还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列宁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第⼀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对于这段重要的论述，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确定无疑地表达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这一点，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毋庸置疑。置疑了，动摇了，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二是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一定能够最终实现，这种信仰和信心一时一刻也不能动摇，也不会动摇。动摇了，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三是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当中有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历史过渡时期 - 社会主义时期（这里面，又可以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同样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这个“过渡时期”里面，大致有三个特点：
一是长期性，即在时间的维度上看，是“漫长的”，或者说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不能也不会一蹴而就，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
二是艰巨性，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上（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存在）、经济上（工业生产力的不足、由小农经济自发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社会意识形态上（包括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人的思想觉悟）以及在国家形态上、“三大差别”上，社会贫富差距上，还有依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都还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痕迹”。要打扫干净这种“痕迹”，不仅要靠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决心，还有待于经济极大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改造与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方面的标准，可以用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五种人”为衡量标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0页）、以及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
三是斗争性，就是说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依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以及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存在着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种斗争有时还会非常激烈。因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既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确保整个社会始终朝着共产主义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又要结合各国实际，找出一条合适本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发展本国经济。而政治与经济相比较，不能不是第一位的。从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上来讲，搞社会主义当然要“只争朝夕”，否则就是“右”了；而实现共产主义却不能“心急”，否则就会变成“左”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按照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脚踏实地地去为共产主义大厦增砖添瓦，使得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到那个时候，人类就会推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就会展现在眼前，全世界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就会最终实现。也就在那样的时刻，共产党人自己的政党，连同延绵千年的阶级、国家、军队等等，就会与青铜器一起，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供那时的共产主义新人们在复习历史时评价与鉴赏。
今天，我们就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前，国内外各种情况都非常复杂。只要我们按照革命导师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论述，就能全面、客观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左了不行，右了同样不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类似于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也无法选择，不可避免）。但不同出身的人，是可以选择投身于革命的道路的。同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正的共产党人所有的努力奋斗，就是朝前走，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在这个“初级阶段”里，客观上还继续存在着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还要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这不奇怪，也不用害怕（害怕了也没有用），只要知道这些东西（残存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就是资本主义遗留的“痕迹”就行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去积极地逐步地消除这些“痕迹”，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当作生活中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保护伞”或“遮羞布”，以生产力还没有提高作为振振有词的借口，想方设法地去保护、甚至扩大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那些“痕迹”，总想着“倒退”到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那里去。那些人不仅这么想，而且早已这么干了。反过来，那些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为了消除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痕迹”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而耿耿于怀，动辄斥之为“极左”，或“空想”。所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
3、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列宁主义的原则是不会“过时”的。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主席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以风趣的比喻论述了这个极其严肃的话题：“列宁主义过时了吗？”结论当然是“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那个时候，苏共召开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不能同意苏共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错误言论，中苏论战由此拉开序幕。
与这个话题相关联的，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即如何对待革命导师的革命理论的态度问题。在我党的历史上，由于纷繁复杂的历史原因，确实发生过几次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即照搬照抄当时苏联（共产国际）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以至于给中国革命带来几乎灭顶之灾的严重错误，教训十分深刻。毛泽东主席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相连的典范。他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论述多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著作，尤其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有过集中而深刻的论述。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5页）他还指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种，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9页）他接着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0页）毛主席的这些反对教条主义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理论上的分析与清算，对今天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然而，有些人以反对搞教条主义作为理由，无端指责学习革命导师的理论。还有一些好心人，只要当你一说马克思列宁，就会马上说一句，当心（搞）教条主义哦。这种现象都应该纠正。毛主席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大力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因为，只有读懂读通了马列主义的原著，和毛主席的原著，才能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所以，对于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原著，不是读不读的问题，那是一定要读的；而是怎样读的问题，究竟是死记硬背、照搬照抄地读，还是理论联系实际地读的问题。指责读革命导师的原著是在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对的，它本身就是教条主义的一种。
还流行一种说法。有些人说马克思、列宁都是外国人，去世也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话里的意思是在说，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所处的历史年代，和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差别了。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年写的书、讲的话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他们有些话也许那个时候是对的，但今天看来就不对了，云云。这种说法，含含糊糊，拿“时间的久远”来作为衡量的标准，归根到底，还是“过时论”的翻版而已。
甚至有些人还撰文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很可能是一种翻译上的误译，那个“消灭”一词翻译为“扬弃”可能更准确一点。这种说法，看似具体反映在对“消灭私有制”这一提法的翻译更正，而其实质，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包括斯大林）所创立的原理学说，一概加以反对，最低限度就是在心理上加以抵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二十五年后的第一个序言，即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地这样写道，在“宣言”发表后的二十五年时间里，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宣言”里面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因为在实际运用时，“宣言”的“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接着郑重指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229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表述，清楚地表明了两个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第一，《共产党宣言》里面所阐发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不管它经历了多长时间，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对它决不能动摇。动摇了，就会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实际运用这些“一般基本原理”时，又要结合当时的（各国）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不能“照搬照抄”；如果“照搬照抄”，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由此可见，无论“时间久远”说，还是“翻译有误”说，都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解放的理论，它的理论原则是不会因为它们的“时间久远”而“过时”的。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些革命理论的“时间久远”，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与检验，越发证明它们的磅礴生命力和永葆青春的真理性，为全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所信仰。为什么说马列主义“过时论”是错误的呢？因为，恰恰在时间、年代久远这一点，对于革命真理来说，是不能成为搞“教条主义”的“理由”而加以反对的。时间越久远，越证明这一革命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那么，怎么鉴别是不是在搞“教条主义”呢？应该去看学习这个理论的人对待革命理论的态度，是否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了，解决了实际问题了，这种对待革命理论的态度，就不是搞教条主义；反之，才是在搞教条主义。
李陀先生在他的长文的一开始，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识社会主义的复杂性，最好能够宏观一些，注意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实际发展，特别是要研究这个实际发展中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方面——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社会实验，它们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然而，今天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间断的社会实验其实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李先生提出认识与分析事物最好要宏观一点，这是对的。可是，李先生所说的宏观，说是要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要研究那些随之出现的社会实验。这就令人费解了。
通常，我们宏观考虑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问题，总是将整个各国革命斗争史置于国际共运史下面来思考的，很少提社会主义运动史；而我们讲到具体的各国革命斗争史，从来都是讲无产级阶的觉醒、团结、成长以及与资产阶级的战斗的革命历程，很少讲什么“实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简单说来，前者总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来思考问题的；后者，则似乎更倾向于只讲历史过程和具体操作，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条主线。
诚然，社会主义运动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乌托邦》一书于1516年发表至今算起，前后有五百多年了，比起国际共运史长的多。莫尔的这本书（游记）对后来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影响。后来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后来也确实做过大量的社会实验。只不过，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大家与他们的社会实验，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与批判地吸收过了，马克思主义早已创立并早已被全世界无产者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早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了。考虑到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建议李先生还是以国际共运史的眼光来“宏观思考”比较好一点。至于所提到的所谓的“社会实验”，也建议有所区别对待比较好，例如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分析与批判过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没有必要再去多提，因为这些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做过了。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宏伟运动，“实验”两字似乎低了一点，无法概括的了，如果叫“探索”，就比较准确一点。至于那个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不管是不是“实验”，则应彻底揭露、批判与否定，这还用说吗？还有，这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各种“实验”，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还是留待商榷吧。例如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单干”，那能叫“实验”吗？那十八个人可都是按上了红手印的，是实实在在的“冒死单干”，那分明是在对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起进攻，与共产党的宗旨“对着干”。难怪那十八个人要按“红手印”，因为他们当初心里明白，反社会主义，那可是“杀头之罪”。如果李先生实在想继续做这样的“实验”分析，建议去河南南街村实地考察一下吧，看看如今依然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新农村，现在是一个什么景象？然后再与如今的小岗村的农村经济作一个对比，看看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二、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以及实施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什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呢？换句话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当时俄国国内的经济太困难了。
“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力主下，1918年3月苏共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尽早退出了“一战”，终于保存住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按照列宁那时的设想，这时就要迅速重建国家，重建红军（因为按照布列斯特和约规定，俄国军队应全部复员），所以，他就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参加战后经济建设。列宁写的《伟大的创举》一文，相信大家都曾读过，从中受益匪浅。列宁在文中热情讴歌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列宁在文中指出：“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页）。
然而，紧接着，国内战争开始了。列宁写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开头第一句就是：“同志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页）。内战的危急与紧迫感，溢于言表。邓尼金（1872年12月-1947年8），“十月革命”前任“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十月革命”后他逃亡俄国南部，仇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南方组织了一支受到当时的“协约国”扶持的白卫军，自任总司令，大举进犯莫斯科。后被红军所击溃。其后，新生苏维埃又击退了14个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苏俄三年内战时期，因物资紧缺，尤其是粮食，更加紧缺。为供应前线需要，苏维埃政府无偿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等农产品，禁止自由贸易等，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在当时是完全必须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个时候，全国上下都感到极其的困难，就连高尔基这样一位无产阶级的著名作家，也向列宁写信发出了抱怨。列宁在1919年7月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对他的“完全不健康”的抱怨提出了爱护性的批评和建议：
“全国正紧张地进行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被推翻而疯狂地实行报复。这是自然的。为了报复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批打击从四面八方袭来。这也是自然的。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那些没有集中地对首都举行疯狂进攻，没有集中地对各种阴谋作激烈斗争，没有集中地表现出首都知识分子的深仇大恨的地方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2页）。
还记得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段富农对列宁的“挑战”的叙事镜头吧？富农（当然是当时苏俄广大农村由富农代表着资本主义势力的电影艺术人物）对列宁说，你们不是要粮食吗？粮食是谁种的？我们。我们就是不给你们。列宁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你们如果不给我们粮食，我们就派工人武装去消灭你们。（大意）这是什么？这就是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农村粮食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当然，后来列宁很快也认识到，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对付农村的农民，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是不利的。
早在1918年，列宁就有了“新经济政策”的构想，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粮食收购政策（把农民的余粮全部收上来）过渡到“粮食税”，允许农民在缴纳粮食税后的手中余粮，可以自由买卖，对农村农民做出让步，换取农民的支持。除了实行“粮食税”政策，还有就是“租让制”，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合资经营（不过租让制推行的时间不长，范围也不大）。因为，在战时，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苏维埃，对农民的要求“苛刻”一点是可以的，更何况农村中的富农还联合当时的反动势力“囤积粮食”对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无法不采取这种“暴烈”的手段。但到了战后，继续这样就不行了。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广泛地团结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看看列宁是如何阐述的。
在1919年8月列宁写的《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一文中，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工人国家要毫不动摇地镇压地主和资本家，镇压那些帮助剥削者的叛徒和卖国贼，并战胜他们。
工人国家是地主和资本家、骗子和投机者的无情的敌人，是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的敌人，是货币权力的敌人。
工人国家是劳动者和农民的唯一重视的朋友和助手。丝毫不倒向资本方面，结成反资本的劳动者的联盟，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 - “工人阶级专政”的实际意义就是如此。”（《列宁选集》四卷第71页）。在这里，列宁郑重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国家大政方针。
列宁在另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文章里面又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党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四卷第87页）在这里，列宁是在讲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的问题。当时苏俄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正是如此。
列宁在同年12月“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具体分析了苏俄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一下子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起强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谬的。我们十分清楚，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用成功的实际例子来证明，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固守老一套的经营方法，要使他们采取某种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这样做达不到目的，而且也荒谬。只有在实践中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证明必须而且可能过渡到共耕制、劳动组合制的农业，我们才可以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列宁选集》四卷第115页）就是说，对于农村的广大农民，强迫命令是不行的，要谨慎，要逐步改变，要拿出成功的例子来引导。
但是，列宁同时也非常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 - 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里）而凶猛10倍。它的强大不仅在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选集》四卷第192页）
1920年2月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再一次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再复辟，使散漫落后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列宁选集》四卷第373页）。这篇演讲的题目是《青年团的任务》，里面有不少列宁的名言与警句，我们大多数人在年轻时都读到过。
从以上列宁的论述中，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是“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三年内战中战胜了国内外敌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住了，但国家异常艰难；
二是突出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对小农经济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战时共产主义”需要改变（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时搞的“战时共产主义”多么不好，但很少有人想过，“战时共产主义”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及它所包含的共产主义因素）；
三是原先讲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的书本理论问题，现在这个“过渡时期”就在眼前，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一个全新的问题；
四是一方面，列宁非常清楚“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列宁又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如果实施“新经济政策”，就等于向资本主义妥协，就是在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的战斗中暂时“退却”。列宁把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看得非常清楚。换句话说，列宁在当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以及它可能带来的长远的危害性。
五是在这个“过渡时期”里，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必须警惕资本主义的复辟。
那么，李陀先生是怎样论述苏俄那段艰苦岁月的呢？李先生在他论述完了“红色维也纳”的“实验”之后，接着说了一段话：“今天回顾‘红色维也纳’这个改良主义的社会实验，有另一种作用——拿它做参照系，我们可以从‘实验’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宁于1921年春宣布要进行“战略退却”，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段历史实践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这里面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要拿“红色维也纳”这个改良主义的社会实验作为参照系，来看看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二是说要人们用“实验”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三是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说会提供“新的方向”。
且不论“红色维也纳”的改良主义。拿这个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实验”当“参照物”，来“重新思考”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也是“改良主义”或者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这似乎不妥吧？再者，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明明已经是竭尽全力在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全国上下已经是那样的艰难困苦，而李先生却说要用“实验”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难道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悠闲地在做“实验”吗？列宁在当时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有多难，李先生你知道吗？最后，李先生居然称如果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说会提供“新的方向”。难道李先生是在说列宁他自己“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吗？我觉得不会。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认识的深刻程度，谁能比之？或者，李先生想说，由于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使得其他人（受其影响）“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客观来讲，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李先生自己，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在想“改变”一下，不管列宁提出还是没有提出“新经济政策”。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一“改变”，自然就希望提供“新的方向”。什么“新方向”？无非就是要回到资本主义那个“方向”去了，对不对？如果说依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论述过了，已经不是什么“新方向”了。不过，我们还是不必为此而烦恼。李先生究竟怎么想，我们不知道，反正列宁是绝不会这么想的。
我们再来看看列宁是怎样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概要地说，基于当时国内外的极其困难的局面，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之内发展，并明确指出，这是俄国共产党人的暂时的“退却”。这种“退却”从原则上来讲是有悖于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的，所以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正因为如此，这种“退却”是不会一直搞下去的，是会停止的。到了1922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这种“新经济政策”就基本结束了。
1920年11月，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的工作会议上指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态度。......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列宁选集》四卷第389页）在同年12月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再以一次强调：“真正的经济基础就是粮食储备。在粮食储备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有了这些成就，有了这种储备，就能着手恢复国民经济。我们知道，这些成就就是以农民忍受巨大的困难、饥饿和缺少饲料为代价取得来的，而这些困难可能还要增加。我们知道，旱年已使农民的贫困和灾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我们便把上述法案中所叙述的援助措施提到了首位。我们把这种粮食储备看作是恢复工业的储备，看作是援助农民的储备。没有这种储备，国家政权便会化为乌有。没有这种储备，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列宁选集》四卷第411页）由此可见，列宁将粮食和煤炭，已经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掌权，必须生产更多的粮食和煤炭。
接着，列宁在1921年3月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告诫全俄工人：“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指明，既然小业主是生产资料和土地的私有者，从他们的交换中就必然会产生出资本，同时跟资本一起，也就会产生出劳资间的矛盾。资本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 - 这是必不可免的，这是全世界到处都表明了的规律，谁要是不愿意欺骗自己，谁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列宁选集》四卷第517页）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前，依然告诫工人和全党，要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清醒地认识依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1921年4月，列宁撰写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论粮食税》一文发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与开始实施。这篇文章有个副标题“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就是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既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还要有必要的条件。
在这篇文章里，列宁一开始从1918年写的《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讲起，指出他在那时就提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列宁选集》四卷第529页）列宁早在1918年就在思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俄国几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在1921年4月重提这个问题，表明在实施粮食税时，已经涉及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经济模式了。这在当时，可以说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经济发展上的大胆探索。而这种探索，既是当时经济困难时的需要，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探索”。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就曾经明确讲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的统治被彻底推翻，但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私有制“不能马上”废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9页）。既然私有制不能马上废除，那么怎么办呢？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
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经营和以各种形式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它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和国家调节经济生活。它仍然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因此，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性质。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国家管理下，与国营经济相联系，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一种经济形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削弱资产阶级的反抗，并可以增加社会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简单说，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进行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模式。当时的苏俄已经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这种经济模式在客观上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虽然这样，但是，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还是在《论粮食税》里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的统治的阶级，应当善于规划政策，以便首先去解决最刻不容缓的和最‘迫在眉睫的’任务。现在最刻不容缓的就是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首先必须采取紧急而严重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缴完粮税之后的自由贸易，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自由贸易相联系的。”（《列宁选集》四卷第541页）所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就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以便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我们丝毫没有看到李先生所说的所谓的“新的方向”。
列宁接着详细论述推行“粮食税”的意义：“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又是从由于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而具备一些特点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列宁选集》四卷第542页）“要用一切办法来发展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存在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窄，十分‘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列宁选集》四卷第543页）你看，为了打消党内顾虑，积极推行“粮食税”，列宁甚至说“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列宁这样说，当然是指当时苏俄已经具有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存在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窄，十分‘适度’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就不必害怕。我不怕你，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李先生所说的“新的方向”是援引列宁的这句话而来的，那么，恐怕会令李先生失望的。
为了怕引起歧义，列宁在此文中接着说：“粮食税自然是意味着农民在纳税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能拿出社会主义工业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自由买卖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但只要运输业与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对于社会主义是丝毫不可怕的。”（《列宁选集》四卷第573页）你看，列宁是多么的清醒，对实施“粮食税”会引起什么样的不良后果早有预判，同时又那么自信，体现出了列宁对于实施“粮食税”后，既对资本主义的充分利用，又对资本主义的预先防范和限制的辩证法。
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向全党庄严宣布：“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我们正退向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我们停止退却的时间已不太远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越自觉，越协调，成见越少，那么，停止退却就会越快，而我们胜利的前进运动就将越稳固、越迅速、越壮阔。”（《列宁选集》四卷第607页）这就是伟大的列宁！曾几何时，有些人把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像是他们结婚生子那样欣喜若狂，起劲的很，卖力的很，根本忘记了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似乎以前推翻资本主义就是为了如今重新搞资本主义那样不惜在逻辑上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而列宁是怎么说的呢？搞“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共产党来说，不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是没办法，那是一种“不得已”的“退却”。什么叫“退却”？那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就是本该继续前进，勇往直前，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暂时停止前进，甚至后退；但这种“退却”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前进，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不仅说搞“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退却”，列宁甚至指出“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这是一种警告，就是说，退到这里就不再退却了，因为退却的终点快到了，那么，停止退却的时间也就到了。
最后，列宁在1922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代表党向全党庄严宣布：“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列宁选集》四卷第655页）这“已经够了”四个字，实际上就等于宣布，“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结束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对“新经济政策”做以下归纳：
一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当时确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退却”；
二是“新经济政策”既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痕迹”，我们不得不要承认，要接受，要忍受下来；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所以必须对它在利用的同时，进行必要的监督与限制。
三是这种“战略退却”是有终点的，“是有限度的”，一旦条件成熟，“退却”的目的实现，就要停止“退却”，以便继续前进。
这样的认识，才是完整准确的。
然而，李陀先生是怎么讲的呢？
李先生说：“对于刚刚诞生不过三年，可以说脚跟还没有站稳的苏维埃政权，实行这样惊人的革命策略的转换，其实在实践上有很大的实验性——列宁为‘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所进行的‘一连串的退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连串的‘实验’。”
如果没有看到过列宁上述的论述，人们一定会被李先生这“一连串”的文字弄得晕头转向。
李先生似乎对这个“退却”很感兴趣 - “惊人的革命策略的转换”，还说什么“一连串的退却”，并说这些“退却”是“一连串的实验”。李先生怎么就不提一提列宁说“退却是有限度的”已经“够了”，应该停止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呢？这些话都在列宁写的《列宁选集》第四卷里面的几篇文章里，很好找。是不是李先生没有读到？或者说读到了，但装着没有看到？（解读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文章还有很多，毫无例外，对这一点都避而不谈。）
列宁在他的“一连串”的论述中告诉我们，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确实是一种“退却”，不过那是一种“主动退却”、“自觉退却”，是一种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而不是什么“实验”。而且，由于这种“新经济政策”还会带来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后果，因此，必须加以限制。到了一定时候，这种“退却”就会“够了”，不再退却了，退却就会停止，“新经济政策”就会结束。归根结底，共产党人还是要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的，这个大方向，始终是不会改变的。对于列宁这些论述，我倒是希望李先生去重新读一下。
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现在我们终于搞清楚了为什么列宁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思想，同时又说那是一种“退却”，而且“退却是有限度的”。而我们党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总不能说搞改革开放是在大搞社会主义，在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吧？这样是说不通的。那么，改革开放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退却”呢？（其实是在向资本主义“倒退”）可从来没有人像列宁那样光明磊落，高瞻远瞩地指出，那是一种“退却”，而“退却是有限度的”。说到底，改革开放就是一种“退却”，也只能是一种“退却”而已。
二是再看看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我们能够体谅到列宁当时那样做的苦衷。而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那时也是一种“退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退却”、“有限度的退却”）、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建立的辉煌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已经度过了建国之后最艰难困苦的年代，社会主义事业正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资产阶级法权正在受到限制、人民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比起列宁那个时候，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条件比当时的苏俄要好得多。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此时我们更加有条件、有理由、有信心在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四个现代化”之后，向着“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为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创造条件。这才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而现实却是，由于毛主席的逝世，不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了，却重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为那些资本主义的“痕迹”一时半会无法消除，以此为“理论根据”，又重新搞起了民营经济（反正民营经济即私有经济，官方语言是非公经济，只是“补充”而已）。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误读。
三是这四十多年里，所见所闻，到处都在“热烈”地宣扬市场经济的好处，至于市场经济有时会“失灵”，会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是会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拉大，造成社会思想意识的倒退（一切向钱看），造成滋生贪腐的温床与土壤，造成官民的分离与对立等等，几乎没有人去想，更没人敢提。相反，以为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几个字，这些弊端就会自己消失似的。
四是从来没有人指出过这种“退却”的改革开放，是“有限度的”，会因为“够了”而停止。相反，那种“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调门倒是越拔越高，几乎年年都在高喊着“深化”，真好像有点“一百年不动摇”似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稳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然后在消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即私有观念之后，在“三大差别”随之消灭之后，在阶级、国家机器逐步“消亡”之后，人类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全人类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前景。毫不奇怪，改革开放不能一直这样改下去，“退却”下去。
三、几点思考。
一是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早已有过经典论述。但正是由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给了某些人（例如李先生）带来了一些“想象的空间”，以为这一下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了，还会提供什么“新的方向”了。不过，那是李陀先生自己的想法，与列宁无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就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确定这个大方向非常重要。有人说那是受到当时苏联的影响，又有人说，那是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与封锁造成的。那些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别无选择。
在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对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具体的道路和方式上，在党内又有很大争论。最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形成了共识。毛主席指出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制定的“四个现代化”，曾经鼓舞了整整一代人去为之而奋斗。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开始了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对其表述也有过多次的修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在这里，私有制是以“市场经济”的面目出现的。在其后四十多年，私有制都是这样经过了“改头换面”之后存在的。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此，对“市场经济”加上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定语，“市场经济”就摇身一变，变得“正统”起来了。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和要求。
此后，对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其他非公经济经济成分相互关系的表述，又有过多次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轨迹呈现出一个“特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逐渐弱化，非公经济的地位却逐步上升。
一开始，明确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有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其他经济成分即非公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大家熟悉的“补充论”就是这样来的。谁补充谁？自然是非公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拾遗补缺”。
2013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这样表述的：“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时，主体论还在，补充论不见了。
2024年7月的三中全会“决定”，则是这样表述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时，主体论和补充论都不见了。
2024年7月2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关于“国企、民企，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主体”的说法，提出了一个“双主体论”。这是对三中全会“决定”的官方诠释，还是歪曲？无法知晓。
2024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文章，认为党的“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调子一下子又变了，起到了对非公经济在舆论上的“降温”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确实无疑的。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透过媒体表达出来。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变化无常，闹得沸沸扬扬。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代表这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从发展趋势看，还是非公经济略占上风。据说今后还要搞什么“民营经济法”，要用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果真如此，那么，今后非公经济的持续发展真的要超出我们如今的“想象”了。
我们一直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如果有一天，舆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表述：只有非公经济（民营经济）才能救中国，起码是救目前的中国，你信吗？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二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与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需要有一种与以资本主义私有为主导的、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截然相反的经济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之后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确立以后，由无产阶级的国家自己创立的、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立的一种崭新的经济运行模式。
而私有制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确立后、为了资本的利益而运行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
这两种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就其阶级属性来说，是相互对立，互不兼容的。仅仅在资本主义“痕迹”这一点上来说，才给私有制及其经济因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留下了一点“位置”。即便如此，还需对其加以引导、监督与限制。最终，毫无疑问，当然就是消灭。
奇怪的是，如今世界上几乎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在确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且，还以是否实行这种模式来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而中国，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压力时，自己主动否定与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主动推行市场经济模式。所做的工作，仅仅在市场经济这个名目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的”五个字，这就是所谓的改革。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用不承认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而对中国加以制裁时，中国的辩解竟然是一再自我证明，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以获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宽容”。中国的许多市场经济学家，就是这样来证明自己已经拥有这种“市场经济”的资格，来企图拼命挤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成为其中的“一员”的。这样的市场经济学家，如今比比皆是，但一钱不值。
由此可见，这回倒是被李先生不幸而言中了 - 如今确实有人“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还终于找到了“新的方向” - 市场经济。不过，这跟列宁同样无关。
三是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这个问题与上述两个问题同样紧密联系，但侧重点不同。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呢？资产阶级法权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统治地位，以私有制为基础，确保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从而维护其经济利益。资产阶级法权是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时期这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上，即对其是限制，还是放任，是衡量真假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先来看看列宁是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一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不仅面临着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反抗的威胁，并且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列宁指出，正是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产生着许许多多新的一代资产者。因此，要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仅要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反抗，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说：“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二是列宁在完成了苏俄所有制形式的改造之后，十分注意要让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他说：“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他们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并进而实现工人管理，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三是列宁在解决所有制问题的同时，极为重视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指出，“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在这个基础上，甚至会由于收入高低的悬殊，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宣布实行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即一切官员的报酬“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论两个政权》)。列宁把实行这一原则看作是无产阶级“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四是为了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列宁始终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党，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号召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工人以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列宁要求党员同那些用老眼光看待劳动的旧习惯作斗争，批判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列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它“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的萌芽。
五是列宁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曾经指出：由于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存在，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为了限制这些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不仅在理论上作了大量论述，并且在实践上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对利用商品交换进行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的人进行了坚决打击。列宁还特别强调要警惕商品交换的原则对党和无产阶级肌体的腐蚀。
列宁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和措施，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在毛泽东时代，这些措施得以进一步的贯彻，我们更是深有体会。然而，从改革开放以后，就再也不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了。这样一来，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后，随着非公经济的持续发展，它已经变成了“主体地位”，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整个社会的面貌，必将按照非公经济的面貌加以改变。这一天将不会远了。说不定，李先生说的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指出“新的方向”的那一天，真的会到来。
只不过，那并非列宁所愿，也非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所愿，也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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