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变和量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过程中实现的。
毛主席深刻地阐述了量变质变及其转化的根源:“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这就是说，量变和质变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引起的两种状态，当新的方面还没有对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时，事物的性质还没有改变，这时的变化是量变；由于量的变化，当新的方面对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事物的性质就发生变化，这时的变化是质变。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超出一定的限度，就引起质变，旧质归于消灭，而出现新的质。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由质变而产生新的质，又开始表现它的相对稳定性，开始了新的量变过程。这是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循环往复，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科学研究的成果和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了量变质变及其转化在一切事物发展中是普遍存在的。
在物理现象中，水的物理状态的变化，就是由量变引起的，水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温度上升到摄氏一百度时，就会从液体状态转化为气体状态，温度下降到零度时，就会从液体状态转化为固体状态，在新的状态下又开始新的量变过程。
在化学现象中，同种元素构成的化合物，由于原子的数目不同，化合物的性质也就跟着不同。
在生物现象中，新物种的出现，就是由于旧物种经过变异性的长期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改变了旧的遗传特性，使旧物种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才形成起来。新物种出现以后，又开始了新的变异过程。
在社会现象中，当生产关系还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时，社会的发展就表现为量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生产关系再不能适应它的发展时，就会发生社会革命，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旧的社会形态就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就是质变。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又开始了生产力的新的发展过程。
在人类思维中，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感性材料多了，就会引起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跃进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就是人的认识过程中的量变质变及其转化的过程。
由量变到质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事物内部成分的排列和场所的变更也属于量变的范畴。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也会引起质变。在生产中或战争中，同等人数和同样素质的劳动力或军队，由于组织和安排的不同，也会引起生产或战争的结果的质的差异。
量变和质变虽然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两种形态，但两者是对立的。量变是一种渐进性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和减少，而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突变，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因此，量变和质变是不同的，量变不能代替质变。
量变和质变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首先，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质变，都需要以一定的量变做准备，没有一定的量的变化，质变就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要打破旧的统一体，使矛盾双方互相转化以前，必须经历一个矛盾双方的斗争过程，只有当这个斗争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矛盾双方才能互相转化，如果没有这个斗争过程做准备，矛盾双方的位转化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指出:“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为要实现某种质变，必须进行量的积累，做好艰苦细致的日常准备工作。如果忽视量的准备，企图依靠某种突然行动来实现质变，是决不能成功的！
其次，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发展到一定的限度，必然要引起事物的质变，当着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因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事物只有数量的变化，但是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旧的统一体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随着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必然要打破旧的统一体，引起矛盾双方的互转化，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质变而发展为新的事物。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他又说:“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那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否认质变，就是否认了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就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发展，否认了辩证法。否认质变是适应反动统治阶级需要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形而上学采取了庸俗进化论的形态。庸俗进化论片面夸大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进化，否认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质变、飞跃和革命。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为了反对中国革命，曾经大肆鼓吹庸俗进化论。他说什么:“实验主义......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它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不必要的，只应当在保持腐朽的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胡适的这种谬论是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庸俗进化论也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之流，企图用庸俗进化论去代替革命辩证法。极力反对社会革命，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 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等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继承老牌修正主义的衣钵，重弹庸俗进化论的老调，他们大肆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硬说仅仅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的革命事业，胡说什么反动的统治阶级可以“让出政权”，只要依靠“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就可以“和平”解决“问题”。这些谬论完全是反马列毛主义、反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质的社会形态，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改良”、“进化”来实现，必须通过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事物发展是十分复杂的，量变和质变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在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情形。当一个事物在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以前，它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有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大体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
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
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某些非根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得事物的发展表现着几个不同阶段。这是因为事物的根本矛盾以及为根本矛盾所规定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事物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受根本矛盾规定和影响的事物的非根本矛盾，有些暂时的或局部的解决了，有些又新发生了，这些非根本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就引起事物某些非根本性质的变化，因而使事物发展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根本矛盾没有解决以前，社会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就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当年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在集体所有制的根本性质上没有发生变化，但从合作社的所有制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也是集体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另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这是指全局性质未变而其个别部分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这是因为从全局来说，事物的根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因而事物仍然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事物的某些个别部分却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引起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比如上一次中国人民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从全局来说，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当时我们党却在农村建立了一块一块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的旧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这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这种部分质变对于促进全局的质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民主革命就是由农村建立根据地，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然后取得全国胜利的。
事物的部分质变不是偶然发生的，部分质变也需要以一定的量变做准备，只有当量变达到一定的限度，才会发生部分质变。如前所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的出现，是集体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但是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当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适应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而合乎规律的产生出来的，没有量变的积累，部分质变就不可能发生。
部分质变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部分质变虽然不能改变整个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不能代替根本质变，但是，逐步实现若干部分质变，可以促进量变，并为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创造条件。因此，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侯，不能忽视事物的部分质变，要善于通过部分质变去促进量变，以期实现事物的根本质变。
不仅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而且质变过程中也有量的扩张。质变本身，虽然在原则上决不是量变，但在质变过程中也有量变，即新的质大量增长，在较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占领广阔的地盘，代替旧质而取得支配地位。这个过程就是质变中量的扩张的过程。例如，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全国农村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根本质变，这个高潮一经到来，农业合作社就在全国各地一大批一大批地连续不断地出现，这就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告诉我们，当事物的质变过程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新质在量上的迅速扩张看做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要大力促进它的发展，加速质变的完成，而不应该以量变的“常规”来衡量这种变化，阻碍它的发展。否则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
综上所述，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又转化为量变；在量变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中有量的扩张，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这就是事物运动发展所表现的形式。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根源。所以量变和质变这对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
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原理，是马列毛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一。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原理，进一步反映了不仅在新旧事物之间，而且在同一事物、同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命也是如此。革命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不能脱离不断革命论片面强调革命发展阶段论，也不能脱离革命发展阶段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统一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革命发展阶段论，提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还有一些人则是否认不断革命论，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机会主义口号，在思想路线上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质变的原理的。毛主席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并且根据我国革命的实践，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伟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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