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得从传统大乘佛法出发，在此之中龙树的中观学派主张“诸法皆空”，即不承认本体的存在，否认任何事物具有客观独立的实在性，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就是空性的反实在论。世界上既没有永恒不变的实在（实在论的立场），也没有绝对的虚无（彻底的虚无主义）。所有事物都依赖因果条件而存在
但这种反本体论依然需要构建一种本体论模型，例如“缘起”的理论主张，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任何独立自主的本质都将是相对的、暂时的，若是无因缘存在则不再成立，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时间本体论。龙树以反本体论的目的构建出来一套新的本体论，我们可以说佛教的本体论就是一种时间本体论，而这个本体的基本单位是“刹那”，这断续的时间组成了世间轮回，因果轮回作为佛教的“道”“上帝”“自然神”存在而掌握时间的运行，但传统佛教哲学于基督教和道教最大的区别则是圣人与自然神的对立，存在一种超越本体的实践维度，这种实践不同于现代的物质实践，而是一种现象学实践，即回到先验基地对意向活动进行反思的实践，最终通过修行达到空性观的目的，通过超越众生执着的分别心来超越善恶和因果，最终达致觉悟时，自我不受一切道德规范的约束。但这种看似激进的理论却存在着内在缺陷，这一缺陷导致了佛教哲学在现代向着西方新教同质化的堕落。
佛教哲学的堕落本质蕴藏于它内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立之上，即“无我的反实在论”与“唯识宗的实在论”的对立，前者认为人的自我是五蕴暂时的组合，对自我意识只不过是虚妄的概念，本质上并不独立存在，而后者则认为外部世界是由心识所造，物质世界本身并不存在，所有现象都是心的表现，只有心识（反思）才是真正存在的。这种理论展现出一种贝克莱的晚期经验论色彩，即“存在就是被感知”。正因为坚信反思的可靠性，佛学的修行才能真正可行，正因为反思的实在性，我们才真正有可能达成顿悟。但佛学是缺乏无我论与唯我论的调和的，这种矛盾导致了他的反思不够彻底，将时间维度排斥在先验基地以外，因为善恶因果是隶属于轮回这一自然神之中的，而正因为反实在论的不彻底性将禅定也被时间束缚，使佛教徒只能走在顿悟的路上，而永远不可能真正达至顿悟。
但在这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疑问，为何坚持时间本体论的维度会导致自身向新教的转变，成为巩固现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秩序的帮凶呢？这一切的答案可以在《地藏经》中找到。
要想真正理解《地藏经》，不能不看龙树的《中论》，龙树提到“若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这句话字面上理解是古希腊哲学早期本体论对“存在”的定义，即不自生也不他生，存在天然存在。但我们若是从唯识宗的角度去看，则能体会到更深层的解放性，即因果和善恶也是相对的、缘起的，并非独立的实在（时间本体论对诸法的否定性），当众生执著于善恶和因果时，他们处于相对的世俗真理中，而通过修行觉悟，能够领悟到诸法空性（唯识论的内在解放性），超越这些相对的分别心。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在佛教哲学体系中的地藏经究其本意并非是在传播道德实在论，因为缘起思想中道德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且从佛教的终极角度“空性的顿悟”来看，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行（反思）来超越道德，因此《地藏经》的道德律更像是一种对修行者的教化工具，仅具备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而不具备彻底的理论意义。但正因为佛教哲学内部对现象学反思的不彻底性（唯我论和无我论之间毫无调和的共存），导致真正的顿悟在理论上被夹在各种矛盾之间，已几乎不可达，佛教哲学中圣人与自然神的对立在这里显然以自然神获胜而告终。这样一来，地藏经作为一种理论对现实的妥协，竟然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基质，认为通过向自然神（轮回）投降即可进入极乐，对行善者会脱离因果的幻想，导致如今的禅定和现象学反思仅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工具，道德与有常性固定的诸法规律却倒反天罡变为基质，而无常性本身却因为哲学上的对立而被抛之脑后，所留下来的只有形式上“无常”的有常，时间本体实际上变为了道德本体论，这是佛教哲学上的悲哀。即此，佛教哲学已经沦为了18世纪法国哲学中启蒙运动的“合理的上帝”，即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上帝的应用—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的工具，有种中国古代“神道设教”的意思，人没有一个上帝就不能活，上帝作为人与自然之外的抽象的保障，其目的则是为了巩固自由主义式的“共同福利”来要求人们信仰道德，相信法律与道德是来自上帝的意志，并真心实意拥护它，这种对否定性的节制究其本质是为了引入一个更大权威制约来自君权（政府）的行为，也是为了来制约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当佛教徒通过《占察善恶业报经》的方法算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死后因为对旧社会的改造（土改，集体化，文革）而下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时，是否也会心中一颤，感叹诸法的可怕并下定决心从我做起维护既有的资产阶级法权（道德与法律）呢？
最终，让我们以邓晓芒在他的哲学史中对孟德斯鸠对上帝的信仰作为结尾。
“至于他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则带有很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代表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作为自然神论者，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上帝，但却役使上帝为他的清醒的社会政治观点服务。在他看来，唯一重要的是为资产阶级法权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道德上的理由”
佛教徒又何尝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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