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者有何用
在讨论正题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插曲，活跃一下严肃的学术气氛。
拙文第三集《迪朗打了谁的脸》（昆仑策研究院首发，2025年1月14日），被红歌会网转载后，某先生（简称“关先生”），在拙文后面跟帖说：
——“国内学者一个共同点：长篇大论头头是道，一让他们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全部都躲起来了。”
老实讲，之前我也认为，“学者”这个称呼几乎就是“吴用”（无用）的同义词；我还请书法家写过一幅字：“百无一用是书生”，以此自勉。
看到“关先生”的跟帖之后，我忍不住哈哈哈——笑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拙文第一集《“再工业化”能拯救资本主义吗？》（昆仑策研究院首发，2025年1月8日）被红歌会网转发后，这位热心的“关先生”也有一个跟帖：
——“唱衰资本主义没有70年也有50年了吧？人家衰弱了么？依然是世界主流，依然是世界老大。相反的唱衰者反而这种老调常谈像念经一样的文章写了几十年你们不累么？纯粹没事找事浪费时间，老百姓早就不相信你们这些人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不拂“关先生”的美意，我在拙文第二集《卷空气是一种宿命》（昆仑策研究院首发，2025年1月11日）中，诚恳地向他致了谢、检了讨（致谢和检讨的内容，我就不重复了）。
不知道是我的致谢不够诚恳，还是我的检讨不够深刻，总之“关先生”恼了。于是，“关先生”再次跟帖愤怒揭发：“他们……全部都躲起来了”。
“关先生”的跟帖，让我改变了“学者无用”的成见。能让“关先生”恼了，这不就是学者的用处么？
二、金融化的底层逻辑
言归正传。说到金融化，人们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买空卖空的炒作，与胆大妄为的投机。的确，投机和炒作确实是金融化的内生逻辑。
然而我始终认为，基于投机的想象力固然是金融化的内生逻辑，但却并不是金融化的底层逻辑。
在上一集《没有马克思，明斯基得不了大勋章》（昆仑策研究院首发，2025年1月16日），我讨论了资本主义面临的两个悖论：第一，家庭负债攀升的逻辑链条，存在于“透支与过剩”的悖论之中；第二，国家债务攀升的逻辑链条，则存在于“要阶级斗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悖论之中。
我之所以特别在意这两个悖论，就是想提醒读者：我们不仅要知道迪朗强调的“创新、剥夺和寄生，这就是支撑金融利润的社会逻辑”，而且还必须知道金融化（虚拟资本做强做大）的底层逻辑。
那么，金融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迪朗说的对：“金融并没有以某种方式悬浮在实体经济之上。相反，金融发展与经济相关，并为其转型做出贡献。”
正因为如此，迪朗紧接着说：“（金融）它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只是相对而言。”
为什么金融的自主权“只是相对而言”的呢？迪朗的意思是说，虽然金融化已经把实体经济摁在地板上肆意欺负，但它最终还是得靠实体经济来垫背。
因此，所谓金融的自主权“只是相对而言”，意味着金融化的底层逻辑并不在金融自身，而是必须在实体经济中去寻找。
好吧，现在我就带着读者去寻找一下金融化的底层逻辑。
请大家盯住我之前分析的资本主义面临的两个悖论（“透支与过剩”的悖论，以及“要阶级斗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悖论），沿着这两个悖论向上溯源，诸位就会发现，金融化的底层逻辑，就是马克思早就揭示出来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上的实体经济“生产过剩”。
迪朗似乎也意识到了金融化的底层逻辑，他说：“投机逻辑并不等同于基本逻辑”，金融资产价格“与其基本价值之间松散但必要的关系”，才是“具有独立存在的底层逻辑”。
搞清楚了资本主义面临的这两个悖论，也就搞清楚了金融化的底层逻辑。搞清楚了金融化的底层逻辑，也就理解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苦衷：成也金融化，败也金融化。
二、哈耶克的“需求不足”
何谓“成也金融化”？看看金融化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和泡沫，就清楚了；何谓“败也金融化”？回顾一下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清楚了。
谈到金融危机，迪朗专门介绍了哈耶克的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贸易和金融危机由消费过剩而非生产过剩造成的”，“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对消费品的需求不足，而是需求过度。”
哈耶克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需求过度”，似乎有点道理，但显然只是看到了危机的表像而已。为什么？因为隐藏在“需求过度”背后的实体经济严重的“生产过剩”，哈耶克却完全视而不见。
“需求过度”的情形有没有？当然有。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就是社会需求不能过度超越社会生产能力，否则就会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
然而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经验来看，市场经济的常态不是“需求过度”，而是“生产过剩”。
由于哈耶克“需求过度”的观点与市场经济的常态不符，所以迪朗有些揶揄地说，“争论的结果很快明显对哈耶克不利”。于是乎，“没有什么能够挽救哈耶克早期的经济周期理论。事实上，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甚至连他自己都与之疏远了。”
与哈耶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对此，迪朗首先引用了《资本论》的一段话：“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的怪物一样。”
迪朗进而强调：“马克思对信用制度的判断与哈耶克截然不同。”基于这个不同，迪朗引申出的结论是：“信用制度迫使本质上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
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认识。所谓“强化到了极限”的意思是，金融化的功能就是要通过极限施压的方法，来增加利润的增长点。我以为，这就是金融化的真正奥秘之所在。
三、虚拟资本的底气
一旦进入马克思的问题视阈，迪朗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金融化的本质：“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用货币的普遍化意味着‘将私人劳动预先规范为社会劳动”。
迪朗从中认识到：“除了准备金之外，所有存款都只不过是数字，没有任何可以直接使用的对应物。”
然而在我看来，迪朗所说的“没有任何可以直接使用的对应物”，恐怕值得进一步商榷。
如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金融化的底层逻辑，那么虚拟资本的对应物就必然是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即便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并不以产品的形式存在，它也一定会以产能的形式存在。须知，能量（产能）也是一种物质。
即便没有一对一的对应物，也不等于信用货币就没有底气。正如迪朗所说：“政治是信用货币的最后担保。只有政治才能允许信用货币的受控扩张，并防止其在动荡时期突然收缩。”
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信用最终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保证。
政治权力当然为信用货币提供了最后担保，但是从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我以为，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够为信用货币提供最后担保，还是因为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为信用货币提供了物质基础。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才是虚拟资本的真正底气之所在。
（未完待续）
【注：拙文以《金融化的奥秘》为题，已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如需核对相关论述，请以《金融化的奥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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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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