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由沈原教授致辞，佟新、卢晖临、黄岩、郑广怀、王星、许怡、马丹、张皓、吴桐雨、窦学伟、汪建华等学者参与讨论，孟泉副教授、黄岩教授先后主持论坛，闻效仪教授代表主办方专程到场表达敬意。
本期围绕“理论视野的启示”这一主题，按照发言内容的潜在逻辑关联，刊发吴桐雨、窦学伟、郑广怀、汪建华四位学者的发言。
吴桐雨
布洛维劳动游戏理论的数字时代转场
我之前以为是基于自己的经验研究去讲一下布洛维老师的理论和方法，然后我想这个不难，因为我自己确实整个研究都是基于布老师的游戏理论。但是后来发现大家讲的都是这么厚重的研究议题，我就觉得自己的研究像我书的题目似的，有点闹着玩。但后来又想了一下，也觉得合适。我目前能干的事也就是把一个非常小的经验案例给讲清楚。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硅谷的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我得先说一个背景，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跟布老师的理论反而是有点远离的，因为我导师Eileen Otis是做中国服务业劳动者美国学者，她自己的一个研究导向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关注和讨论劳动力主体性。在她的影响下，我最开始开题是聚焦这个方面的，做了很多文献和预调查准备。
但我自己也没想到，等真正进入田野去找到硅谷巨兽（匿名）这家公司，发现游戏反而是最重要的主题。而且随着我越来越打入到他们公司的内部，就越发现他们的游戏门道之多，会有五六十种游戏，渗透到整个工程的开发、维护以及日常的各个环节。所以后来，我决定遵从田野直觉，中途回学校跟导师说改题目，改回到劳动过程研究传统。所以对于我来说，是田野让我回归到劳动游戏研究。
案例引入：俄罗斯轮盘赌游戏
因为可能大家对这些有点陌生，我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关于他们到底怎么玩这个游戏？而且这也是我真正进入他们当中之后观察到的第一个游戏，是他们用一种俄罗斯轮盘赌的方式去解决一个劳动分工问题。
比如，工程师经常会写完代码之后需要对代码进行审查，所以他们会把这个代码分配给一个人，让另外一个人去再审查一下这个代码。但是，审查代码这个工作是一个特别苦的事，而且很费时间。后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叫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去决定这个劳动分工。
他们每个组都配一个玩具左轮手枪，一轮只放一颗子弹，然后谁中了那个弹，谁就是那个要去代码审查的人。也就是说，我刚进核心观察组之后，第一个看的就是他们玩这个游戏，感觉特别血腥。当时头两个工程师先轮空，他们还把自己想象成西部牛仔，把枪怼在自己太阳穴上按下扳机。到第三个工程师就特别紧张，然后第三个人就说“我应该没事，我的概率是1/6”，然后第四个工程师说，“你不应该是1/6，你是5/6×1/6，你应该是5/36”，然后他们就讨论这个事。他们说是因为，如果每次再重新旋转一下手枪，就会影响子弹的概率。我就觉得特别诧异，这帮人刚刚还把自己幻想成西部牛仔，突然就变成书呆子，一堆人围着一个白板讨论概率。最后他们改变了决策，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整个游戏规则是不要再转那个轮，这样就保证1/6公平的概率。
这是我当时看到的第一个游戏，也是打开我田野窗口的游戏，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跟传统的劳动游戏相关，但又具有某些工程师工作独特的特征。从那之后，我就聚焦劳动游戏的整个过程，前后分析了有十多年了吧，从博士论文直到出书。
游戏中的主体性及其三种深入可能
虽然大家都说劳动过程和劳动游戏研究太微观了，逐渐失去意义，但我觉得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挖掘。我今天围绕主体性讲三个方面。
刚才沈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布洛维非常强调赶工游戏中的主体性，这是他的一个立论基础，而且最开始他就对Braverman忽略主体性有所不满。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布洛维后期的研究也是受到攻击的，大家觉得他所说的主体性太过于阶级先行。后来我沿着这个批判路线，也受到伯克利的一批理论学者的影响，就发现在劳动力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有很大的延展空间。所以我的研究里面第一个思考的，就是在现代社会的工作里，劳动游戏中的主体性有什么样的变化。
基于硅谷的工作现场，我首先发现他们有非常独特的主体性，体现为一种玩家主体性，这跟硅谷的劳动力市场相关。现在硅谷雇佣的大部分工程师都生于1979到2000年之间，这些工程师出生的时期正好是美国的电子游戏产业蓬勃发展时期，所以他们长期浸淫在电子游戏里面，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主体性。比如，他们本身具有很强的爆发性，而且会有很强的集中力，有助于他们去解决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这些特质都是和编程工作密切相关的，资方也会觉得如果能调动起这种特质就会有助于开展编程工作。
在此基础上，我发现了三个事情。
第一，这种主体性能否成功被资方唤起是决定他们能否成功把工程师诱导进这个游戏的关键因素。我的研究里通过对比，发现那些玩家主体性成功被调动起来的工程师就非常乐意参与。但这种玩家主体性也是一种双刃剑，如果无法被成功调动，那这些工程师可是这么多年都玩游戏的人，他们就会有很强的反抗，会觉得公司设计这些游戏就像一种对自己游戏经历的不尊重。
第二，即使是在一个工作场所里，工人的主体性也是不一样的，存在异质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所在的那个工作场所。按种族分割的话，肯定是有白人工程师也有黑人工程师；按性别分割的话，有男性工程师和女性工程师。这一点我也意识到有可能是布老师当年时代的局限性，或者是我所在的工作场所带给我的一种优势，就是具有不同主体性的人可能会选择投入到不同游戏当中。比如女工程师、白人、华人都有自己投入游戏的偏好，以及投入之后根据自己的主体性不同所采取的游戏策略可能也不一样。这些复杂性是我的研究所想要去展现的。这种异质性的意义在于，我们会发现，工人之间围绕游戏是有争斗的，也就是说游戏成为工人间展现争斗的、分化工人的场所，资方可以进一步利用工人之间在游戏场的争斗去实践自己的控制目的。
第三，是布洛维与布雷弗曼关于中层经理和工人主体性的论述区别。我觉得布洛维当年分析主体性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给中层经理太多能力方面的描述。后面我又重新仔细读了Braverman，发现Braverman描述中，中层经理还是挺有策略的。
比如他描述Taylor的科学管理，就说Taylor刚开始会去选哪个工人值得被做这个科学管理的实验。刚开始他选了一个抠门且傻的德国人Schmidt，去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比别人值更多钱的工人？”后面分析就提到，这一过程是经历在通过语言质询的方式去试探这个工人自我感知的主体性，这是经理很有策略性的一个行为。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都像Schmidt似的去扛更多东西，经理又开始说，“你们是好的，他们就不行，他们不是值一块八毛五的那批人。”
所以我觉得，经理如何策略性地用语言质询出工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在对于控制工程师这样的群体是尤其重要的。
因为工程师这种劳动群体是高溢价、高反思能力、很难管的人。要是用传统的标准化的方法和非常简单的游戏可能不行。这时候就需要中层经理的润滑，要让工程师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值得被偿付更多工资的人，觉得自己是那个更会玩游戏的人，他们的工作才能得以顺畅开展。
这就是我整个的研究思路，即：如何在新的劳动场所之中，让布老师的理论得以传承。
窦学伟
在变动的时代承续布洛维的学术传统
各位老师、同仁，我今天主要就劳动过程理论谈一下学习心得，然后阐发一点关于如何承续布洛维学术传统的理解。
“布洛维之后”
布洛维是当代劳动过程理论的集大成者，当然也是劳动社会学课程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以前听沈爷讲课，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提法——“在布洛维之后，劳动过程理论有两个转向。”意思是，在布洛维经典理论确立之后，通过与布洛维对话，劳动过程理论发展的两个方向，即“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和“从生产劳动到情感劳动”。
毫不夸张的说，“在布洛维之后”，在这两个转向上，我们迎来了劳动过程研究的一片繁荣。仅在中文学术界，我们就能看到：第一个转向，即性别、家庭、年龄、籍贯、区域、民族、市民待遇、资本类型、行业性质、企业规模等多种身份属性被纳入“具体工人”的分析维度；第二个转向，随着研究焦点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情感劳动中的劳动控制”迅速成为研究拓展的新世界，如餐饮酒吧、美容美发、粉丝主播、房产中介、家政服务、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程序员、实习生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无不在劳动过程的理论视野之下。
相关研究在数量上的繁荣，体现了劳动过程理论在广度上的解释力。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劳动过程理论发展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谓互相矛盾、“左右互搏”。一些研究的问题是侧重于经验积累而理论拓展不足，另一些研究的问题是理论先行且以理论概念剪裁社会事实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使得劳动过程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无趣、僵化，相关研究的创新越来越依赖于能否找到容易出亮点的新职业、新行当。要么经验资料太薄弱，要么理论思考不深入，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布洛维的经典研究是经验与理论平衡的典范。这源于他的理论研究与其治学方法相辅相成。其工厂民族志与拓展个案法既要求研究者积累充分的经验资料，又得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还得有足够高的学术素养，如此才能与既有理论展开真正的对话。这对研究者的要求非常高，在中文学术界能达到这一要求的并不多。部分研究，如黄岩的“工厂外的赶工游戏”、郑广怀的“老板游戏”、沈爷和周潇的“关系霸权”等，体现了以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布洛维理论的深入对话。这种劳动过程理论在解释力深度上的拓展不容易做到。
这里还想补充一点，低质量研究成果的泛滥，是当下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劳动过程研究领域并不比其他研究领域更糟糕。不过，继承自马克思、布洛维的批判精神，使得这个领域的学者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不满足于现状的自我革命精神。
“变”与“不变”
布洛维教授的猝然离世，让我们这些深受布洛维影响的后辈晚学陷入深深的震惊和悲痛之中。今天我们再提“布洛维之后”，已然是另外一种心境。
刚才沈爷提到一个“布洛维之后”劳动社会学研究“变与不变”的问题，其中，不变的一点是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的实践立场，即劳动社会学不可以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必须面向社会、走进劳动者中去。我的学习体会是，要坚持公共社会学的立场态度，得从坚持从布洛维理论的中心点出发，公共社会学的主张与其提出问题的角度是统一的。要承续布洛维的学术传统，不能把理论中心点从支配、控制转移到其他概念那里，而是应当加强对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研究。
沈爷提到的变化有三个——劳动、劳动者与劳动组织形态的变化。布洛维的研究对象是工业生产、封闭车间、传统工人与经典劳动关系的组合，现如今劳动和劳动者的基本面貌已发生翻天腹地的变化。在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资本组织形式、资本积累方式、劳动关系形态，用布洛维的话来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比几十年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从布洛维的理论中心点出发，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怎样支配劳动”、劳动者为何“心甘情愿”被支配？如果我们还在应用布洛维经典研究中的次级概念去解释，对同意和遮蔽机制的理解还停留在布洛维用以解释工业时代的经典模型中，那么，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就赶不上资本调整、迭代的快速步伐，对“数字时代的原始积累、掠夺性积累”的理解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也谈不上续布洛维、发展布洛维和超越布洛维。
布洛维有生之年看到了这种变化，但他很难再用工厂民族志的方法去收集资料了。承续布洛维的学术脉络，让劳动过程理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继续作为剖析当代中国劳动问题的一把利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责任。在中文学术界，有不少研究堪称典范，很有学术想象力。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成果，相信布洛维的学术传统在中国不会断，而是在中国发扬光大。
郑广怀
劳动过程理论的“两个转向”
今天非常荣幸，也是抱着有点复杂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想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对布老师的劳动过程理论的回顾，第二个就是关于公共社会学。我觉得无论是布老师的劳动过程理论，还是公共社会学，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他的立场。第一个是工人立场，布老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术工人。我觉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很难看到这种始终坚持工人立场、从工人出发去做研究的学者，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个就是他的社会立场，或者说社会学立场。布老师始终坚持社会自我组织的立场，不是国家建构或塑造意义上的社会立场。我觉得这两点立场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大家知道我微信的名字是laborstudents，其实也是受布老师的启发，而且我刻意用了复数，不是单数，因为工人的力量本质也是集体的力量。
布洛维带来的劳动过程理论的第一个转向，是从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到主体性的不确定性。过去思考劳动过程是从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出发的，到了布老师这里，他实际上从劳动力的不确定性慢慢过渡到了主体性的不确定性。劳动力不确定性是资本家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工人不出力怎么办，资本家需要让劳动力发挥到最大的状态，那就千方百计地要对工人的主体性进行塑造。
我们之前谈主体性的时候，实际上比较教条的想法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后来读到布老师的东西，比如《制造同意》，突破了这个命题。第一，有压迫不一定有反抗；第二，压迫得最厉害的时候，可能反而工人劳动得最勤奋。
这就提出了一个主体性不确定性的问题，也就是工人遭受压迫的情况或者他的苦难程度，跟他有什么样的自我的认知以及这个认知跟行动之间到底有多大距离，这都是不确定性的。
这个不确定性既可以是被外部塑造的，比如资本在生产场所或者生产场所之外的塑造，国家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塑造；也可以是自我塑造的，比如我们在数字劳动者身上看到的。我觉得这条线索对我博士论文的影响是，我虽然不是进入到了生产的现场，主要是在工人受伤以后的这个部分，但是会看到工人被很多东西所影响。从外部看，工人被国家的福利制度、意识形态所影响；而他自己也可能被文化所影响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的主体性不能等于工人的自主性，因为工人的主体性是没有明确指向的。那这实际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知识分子怎么样去引导这种主体性很重要，不同的引导可能导向不同的结果。
比如现在的数字劳动，我认为有三个“不”。第一，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群体人很多，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中，这些群体是不可见的。第二，在工会或传统的劳工运动角度看来，他们是不可组织的。第三，在我们的法律政策里面，他们是不可分类的。这些对工人的主体性会有很大影响。他们既不可见，又不可组织，又不可分类。那么实际上在很多的社会话语当中，就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第二个转向是从工作场所内转向工作场所外。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在香港科技大学，我和布老师有一些简短的当面交流。我就谈到他的研究是在工作场所内做的，但是他后来指导了很多学生，其实他们有些是在工作场所外去看工人运动。他自己也承认，就是对工作场所外的关注是不够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后顾之忧，工人一样有软肋和后顾之忧。这个工人可能同时是个爸爸，是个妈妈，是个女儿。工人要养家，就要想着今天得好好端这个饭碗，这都是非常具体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工作场所外，以及我们现在这套福利体制的安排。所以我觉得第二个转向就是从工作场所内转到工作场所外。
尤其现在数字劳动出来以后，有一个词好像又复活了，就是“社会工厂”。当时提出社会工厂的时候主要是指非物质劳动，但是就像沈老师刚才说，我们有一级建构，比如工厂是生产场所，但现在也有一些观点明确指出，数字平台就是我们的生产场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对生产场所本质的理解已经不是内外了，实体的场所和虚拟的场所是交互的，场所内外也是很难区分的。理论上讲，所有的社会空间（包括虚拟空间）都成了工人的生产场所，同时也是塑造工人主体性的地方。
所以之后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怎么样沿着这两条线索：从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到主体性的不确定性；从工作场所内到工作场所外，甚至工作场所内和外的融合，包括数字平台作为生产场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延伸布老师研究的地方。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去纪念他的一种方式。
汪建华
在生产政体理论视野下重新理解弹性积累体制
大家提到的东西确实让我想起在做学术以后的一些经历。我们入学的时候，整体是被布洛维的理论包裹的。但那时我在研究沿海和内地的劳资纠纷。在真正做研究的过程中又跟布洛维拉开了一段距离。在那段时间，劳动过程领域相关的文章越来越多地涌出来。
对布洛维的理解呈现为一种变化
我发现对布老的理解是有阶段的。
1.读书时期：布洛维的理论太过结构化
对我来说，读书的时候看了那么多文章，可能还在第一个阶段。我那时觉得布洛维的理论太结构化了，比如有四个影响因素，有一堆概念，看起来非常整齐但是呈现为一种框架，又被很多人用来用去，延展出了无数的研究。
所以我当时觉得，学术界产生这样的问题根源在于布洛维的问题，因为他的理论太结构化。甚至我当时和窦学伟一样讨厌生产政体理论，我那时候也觉得生产政体不是精髓，后面的想法又改变了。
总之，我当时觉得布洛维的理论太结构化了，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这个理论。当然，我的学术成长也是在叛逆和探索中完善的，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用这么一套理论去包裹现实呢？现实是非常复杂的。那段时间甚至写东西尽量少用理论，保持问题意识，去努力展示一种复杂的有趣的经验，就像是故意要和布洛维这种理论划清界限一样。
2.学术成长时期：布洛维的理论有真正洞察
之后，我才发现很多问题可能并非是布洛维导致的，而是可能有些研究把它用烂了或者我自己没有彻底理解他的理论。
在自己接触的经验越来越多以后，才发现需要重新从更高的理论层面来理解他。比如在研究中罗列了无数的经验，罗列之后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又重新回看布洛维的理论，然后再跟广怀他们讨论。突然发现，其实布洛维讲了很多被我们所忽视的或者特别有洞察力的东西。可能纯粹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沉淀和理论视野不够，才觉得他不够好。其实布洛维是一个田野功底很丰富且理论视野很开放的一个人，我之前的观感是因为学术功底没有到。
越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越会发现布洛维所说的话对我们考察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布洛维说的一句话，“与劳动过程并行的是一套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设置”。他说的这两个东西都很重要，尤其是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设置。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表面在讲布洛维的东西，其实更多还是在讲一个微观的劳动过程，而没有讲与之并行的那个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设置，尤其是那种设置的复杂性和精髓在哪里？所以我首先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另外，布洛维说劳动过程和生产设置有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果。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平台，不能仅仅从游戏化实践那些来重新理解它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果，而是要从整体上理解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带来的影响。
在布洛维的视野下重新理解弹性积累体制
那我就说一下我对他的理解吧。
首先，大卫·哈维把平台和我们如今看到的分包网络概括为弹性积累体制。那么，弹性积累体制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本质特征在哪里？或者说，类似布洛维讲的那种比赶工游戏更大一些的总体的游戏，那种游戏的独特性在哪里？
1.弹性积累体制：市场分包与科层统筹管理的结合
从布洛维所说的历史比较的视野来看，弹性积累体制其实是把以前的商人雇主制和工业化大生产体制的核心精华吸纳进来了。
在前工业时期，特征在于商人雇主的分包。到工业化时期，特征在于把工人集中到空间里面，进行分工、统筹、管理。那今天的弹性积累体制呢，有学者认为这是商人雇主制（也称包买制）的复兴。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它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弹性积累体制既是市场分包，同时内部也有很多精细的管理，它把两者的精髓有机结合起来了，并且在两个层面的能力都有实质性的提升。结合起来就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我认同布洛维的地方，也就是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设置会极其复杂精妙。按照布洛维所说的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设置，以前的工业化生产体制总体上是一个科层体制。科层体制内部首先有沈老师说的二级建构，比如说工会、集体谈判、内部劳动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当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赶工游戏，是一套复杂的东西。但弹性积累体制的生产设置只会更复杂、精密。
2.商品经营资本与产业资本共同参与生产管理
在弹性生产网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各级供应商直接负责生产管理之外，还有领导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都会参与到这种生产管理当中。
比如说领导企业，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介入生产管理要更多，比如说它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去分包订单，去设置生产流程，去筛选供应商和打造供应链，去跟进生产流程，等等。所以，领导企业非常深地介入到生产里面了。
如果说在弹性生产网络下，不同资本共同在生产管理中共同协作，那么平台则是一个商品经营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体。在布洛维所说的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设置里，平台结合了不同资本，集中了大量的消费者订单，随后进行分包，再把潜在劳动力集合起来，随时派向需要的企业或消费者，再通过算法对他们进行各方面的管理。
比如商品经营资本掌控了双边市场，掌控了海量的生产与交换数据，它就可以把这个用于完善它作为产业资本的算法系统，提升它的生产统筹管理能力；而平台对于劳动者生计、市场订单的控制，又用来对于劳动者的主观意愿进行驯服，强化算法控制的有效性。劳动者能不能接到订单、能接到什么样的订单都取决于之前有没有服从平台的管理规则，劳动者的等级积分制度越高，平台派的订单越好。因此，平台把这两种资本的角色结合得非常巧妙，体现了福柯所说的微观治理术。
3.劳动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以前布洛维教我们去考察的劳动过程大部分都是科层制的、封闭的、集中化的空间。但是今天，劳动过程不断被分包给各级供应商，平台也通过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对订单进行统筹分配和监督管理。因此，今天的劳动过程体现为一种空间分散的集中控制，我们像布洛维那样去考察劳动过程的单元可能发生了变化。
以前，考察的单位就是某企业，然而现在如果你去考察处在某一分包环节的企业，人家可能说你搞错了，因为整个产品是领导企业通过网络层层分包的。劳动过程可能是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企业里面，更复杂的是，同样一个供应商可能还会接不同企业的订单，呈现出网络交叉式的劳动过程。
那么布洛维强调我们去通过做民族志来找寻答案，我们也对某个具体企业做了民族志。但是我们真的就去了解了作为整体的劳动过程吗？我们是否真的就了解背后的一整套复杂的生产设置？
所以我们就发现布洛维的微言大义，那当我们没有看到以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所说的生产政体的魅力了。布洛维提醒我们，要对“劳动过程”和“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设置”同时进行考察，他就那么一句话，其实给我们的任务很重。
4.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
另外一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
我们以前看到赶工游戏就觉得这是意识形态影响，现在看到一些就说这属于意识形态影响。但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布洛维说的是资本把整个生产组织起来的过程中，赶工游戏是游戏，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游戏，工会、集体谈判、内部国家也是游戏。布洛维想表达的是，整个工业化大生产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言就是一套更微观和中观一些的游戏，这类游戏遮蔽了生产关系层面的游戏规则。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生产体制的变化，就会发现现在这个作为整体的生产组织的游戏也是非常巧妙的。
比如，生产环节外化为市场分包的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表现为劳动成果的市场交易过程，生产关系实质被进一步掩盖。以前马克思说，普通人之所以会觉得社会和市场是公平的，是因为我们都是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跟别人交换。但只有进入到生产环节，才能感受到那种不平等，才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实质的剥削关系，而不是表面上物与物的关系。那么他就说，只有进入生产环节才能戳穿商品拜物教。
可是我们今天的这套搞法呢，是把生产环节已经外化为市场分包。我们看到的是平台在组织生产，但主要形式是在不断分包；生产网络也是一级一级分包，到最后可能分包进家庭作坊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生产环节外化为市场分包，剩余创造过程就表现为市场交易，那么商品拜物教就进入了生产环节，所以生产看起来也是交换。所以在这个时候，劳动者为资本生产，却不会进入到资本的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以为自己出卖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劳动力，他会很大程度上认同自己的这种小企业家、独立承揽商的身份，会像郑广怀说的有自我企业化的倾向。
所以，市场分包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已经肢解了生产环节，让生产环节进一步被商品拜物教所渗透，这是第一个方面。不同资本相互协作的生产管理体系、劳动过程在空间上的高度分散等，也会进一步影响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及劳动者对生产的主观体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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