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没有第二个最终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经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是指导人们实践的主要标准，也是检验人们认识问题真理性的第一个标准;人们的实践反复验证了的逻辑证明同样是检验真理不可或缺的标准。实践、真理、逻辑证明共同组成了真理标准的统一体系，实践在这一体系中起到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但不能替代真理与逻辑证明的应有作用。
自从四十多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被神化到极端的程度，成为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红线。尽管这个实践只是用来检验两个凡是及其相关问题，而不准用来检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历史。那么，实践真的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我们说，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没有第二个最终标准。或者说，在最终的决定意义上说，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确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主席讲，“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也是从这个最终的决定意义上说的。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等等，都是从这个最终的决定意义上说的，这样说并不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否则就要陷入唯生产力论或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否则就会变成机械唯物论。一旦离开这个最终的决定意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仍然是正确的，但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首先，任何实践都需要在一定的理论(认识)指导下进行，区别仅在于是否自觉而已。没有理论(认识)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盲目性实践是不可能达成预期结果的。人们在开始一段新的实践的时候，总要以自己或他人以往的实践经验(真理)与当前实际条件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认识来指导实践。由此，真理就是指导人们正当实践的唯一正确标准，同时也是检验人们任何一个认识问题真理性的第一个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真理与实践相结合，是形成指导实践新认识的逻辑起点，也是检验这一新认识真理性的第一标准。所以，我们在论证任何一个认识是否正确的时候，往往首先要用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加以证明。凡是符合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因为革命导师们的这些基本理论往往都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反复检验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自然也就成为检验人们一个新认识、新理论之是否真理的第一个标准。用它来指导人们新的实践，才是比较地可靠的，并能在新实践中形成更新的认识，指导更新的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接受检验，并使人们的理论认识又加深了一步。人们的认识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入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的过程。如果否定了真理这种指导实践与检验真理的功能，而只把实践当成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一切认识都需要经过实践的经验才能证明它的真理性，否则就要统统怀疑其真理性，那么，人们就将永远都不能告别茹毛饮血时代而前进一步!正像网上有同志说的，如果在抗战结束以后才承认《论持久战》是真理，又有什么实践意义呢?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马列毛主义之所以是真理，不仅在于它被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证明了时候，而且在于它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革命导师们利用人们已有的科学认识成果而长时间科学的缜密思维的结果，在于它提出的当时就已经是真理——不管是否经历过实践的检验，它都是真理——只不过经过千百万人民群众实践检验之后更进一步证明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证明了其真理性而已。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就不仅在于它被后来的中国革命实践所证实，而且在于毛主席提出这一理论的当时就已经是正确的，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理论，尽管它被当时的党中央和党内大多数人所反对!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要把马列毛主义当做僵死的教条，而仅仅是把它当成行动的指南，当做指导实践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必须把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同时，抛开最终的决定意义，科学的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准。大家熟知的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足够大的偶数都可以分解成两个素数之和，已经为人们数不清的“实践”所证实，但在没有被最终的逻辑证明以前，它就仍然要被称之为猜想而不能被称为定理(真理)。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主席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雄文中以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具体的革命形势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逻辑清晰地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通过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而不能像苏联那样以城市为中心。例如，毛主席论述的一个主要逻辑在于，中国不像当时的俄国那样是独立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军阀混战不可避免，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可以在四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生存下来，并逐步发展壮大;中国又是工业极不发达而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工人阶级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以改造成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又因为相比较强大的统治阶级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在革命力量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攻打大城市，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笔者注)，而广大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点，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把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村，把农民群众广泛地组织动员起来，在农村积蓄力量，将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一块块先进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逐步连成片，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按照这样的路走下去，毛主席满怀激情地预言，“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虽然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并没能很快认识毛主席这一思想的真理性而竭力加以反对，从而也曾使革命遭受过巨大挫折，甚至多次面临完全倾覆的边缘，但因有了毛主席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经过短短的28年，从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算起则只有22年，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完全胜利，最终完美地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言及其确立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完全正确性。
就是说，马列毛主义等真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因为它是被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证明了的;逻辑证明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真理不可或缺的标准，也是因为这个证明的逻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已经经受了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一再验证了的。这些真理与逻辑，形式上是主观的，实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反映了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归根结底，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单讲实践，则远远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因为如上所述，我们所说的实践应该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而不是脱离社会的个别人的实践，不是偷、抢等违法犯罪“实践”，更不是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实践”。这种实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实践的方向与目标必须是正向的与明确的。同一个理论，对于不同阶级的实践而言，会得出根本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如“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的实践会证明它是真理，资产阶级的实践则会将它视为洪水猛兽。因为二者依据的奋斗目标完全不同、根本对立：无产阶级要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私有制则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社会制度生存发展的总根源，不消灭它，人类的崇高理想就无法实现;资产阶级则要竭力维护私有制，以促使阶级固化，让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永世长存。我国的一些公知们竭力歪曲革命导师“消灭私有制”的含义，千方百计地诋毁它，充分暴露了其敌对阶级代理人的反动真面目。
同时，对同一个实践结果，不同的阶级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如对湖南农民运动这同一场社会实践，不同人会得出“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因为人们事实上是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看问题。
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实践又只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还因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有确定性、绝对性的一面，又有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一面。一切理论都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包括马列毛主义理论也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是确定不移的和绝对的。但任何具体实践都要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它不可能对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做出确切的判断;而且任何一种认识通过实践一次性地获得验证的情形是很少的，往往都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又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不确定性。随着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今天还不能验证的东西，明天、后天、总有一天会获得确定性的验证的，这又是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绝对性，不可知论是错误的。作为检验真理的东西，除了实践以外，还必须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验证了的真理做指导、必须有极强说服力的逻辑证明。这又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相对性与不确定性。实践、真理(及其同实践相结合)、逻辑证明，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配合，不可或缺，共同组成了检验真理的完整体系，其中实践起到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观。
应该说，当年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表面上看是打着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旗号，对着两个凡是去的，实质上是要全国上下“解放思想”，即都要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所谓束缚下“解放”出来，矛头直指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粉碎了四人帮，“三种人”几乎被赶尽杀绝，连同认同文革的理念也受到了清算，反对彻底否定文革的声音已经完全发不出来了;而主持和参与控制这场大讨论的人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由此，文化大革命连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同被彻底否定就是在所难免与理所当然的了。
做出彻底否定文革和继续革命理论的决议是1982的事，那时距离文革结束只有短短六年时间。对于几乎波及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全部国土、全国几亿人口几乎全员参与、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经历短短六年时间，说彻底否定就彻底否定了，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过于唐突了?如今是否已经到了应该重新审议的时候了?
现在，经过千百万人民群众长达八十多年实践检验，人们公认，1945年我们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可是实打实的真理啊!尽管如此，毛主席当年还说：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
看，这就是毛主席对这个至今无争议、满是真理之决议的态度!!
今天，对八二年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不允许对它说半个“不”字!对照1945年毛主席对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之态度，你们难道一点也不感觉汗颜?毛主席准备“二三十年后来看”，你们是四十年之后仍然不准看!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以《决议》为依据，“不允许文革重演”，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既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不敢对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再来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底害怕什么?难道那个六年的实践竟然就一定大于后来的四十多年的实践?还是后来的领导人个顶个都比毛主席英明?
对毛主席的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对后来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如火如荼。如此双标，未免贻笑大方，太霸道、太不讲理了吧?
毛主席讲，让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是压而不服。
改开四十多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任何人都公认而确定不移的，但不能因此把前三十年包括十年文革贬得一文不值。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打下的坚实基础，哪会有后四十年的金光闪闪!要知道旧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连一枚铁钉、火柴都生产不了的极其落后的农业国。我们就是在一张白纸基础上描绘出一幅优美崭新的画图——硬是建设成了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发达国家至今都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而且甩掉了三大敌人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沉重包袱，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这是为以后的时光准备了一个多么好的起点啊!
是的，同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很不富裕，但已经完美地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这才是极其了不起和相当伟大的，此后即使能从一到十、到百的发展，也会轻松得多，完全没有嘲笑前三十年的一丁点理由。这个道理想必人们都应该明白的。
单讲经济建设，改开以来我们做的也并非完美无缺。鼓吹被文革批臭了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不顾一切地同美西方合作，下马大飞机和光刻机与芯片研发等众多毛泽东时代开启的科研项目，被欺骗得极其惨烈，其阵痛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至今在光刻机与高端芯片方面还在被美帝深深地卡脖子。单单这一方面，就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同时，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是成堆成堆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可真叫积重难返啊(虽然邓的话是用来描述文化大革命的，但用来形容改开发生的问题，确最是恰如其分)!不说别的，就单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人民军队高层腐败来讲，可真叫一个触目惊心啊!连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火箭军司令、空军政委、国防大学主要领导统统都不止一个纷纷落马了，想起来怎不让人后背发凉!其他各级政权机关第一把手的腐败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果发生了外敌入侵等意外变故，以及开启解放台湾的战斗，谁敢保证他们不会是间谍、汉奸、带路党?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不是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前所未有的强力反腐，说不定偌大的中国早就改变了颜色!改开带来的一切有益成果，也许比当年的苏联更严重百倍的让美西方抢掠一空啦!亿万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会时刻等着你我，也许比今天的加沙好不了多少。更不要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被改得岌岌可危，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一切向钱看”，社会风气败坏，老人跌倒了都没人敢扶;黄赌毒黑卷土重来;资本家阶级已经重获新生，且仍在不停地发展壮大(邓小平认为，如果在中国产生了资本家阶级，中国就走了邪路了)，并且已经在事实上登上了我国的政治舞台，正在不停地发声，贫富分化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地步;说是依法治国，但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就是帮助资本家阶级对付老百姓的，比如《劳动法》规定工人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0小时，但“996”在许多地方仍然是普遍现象，根本无人过问;更可怕的是，在我们同美帝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竟然公开偏向美日反动派说话，甚至我们的教科书也竟然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编撰和审查……种种弊端，挂一漏万，不胜枚举。
正像有同志所说(大意)，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了，经过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艰苦奋斗，总可以追上来的;若是道德滑坡、人心散了，再想收拾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严重问题?应该从根子上找原因。
那个著名的中央全会，同时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今后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果断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前者自然不能说完全不正确，后者则是根本错误的。后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的决策，虽然马恩列斯都没有直接说过，但绝对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坚持、继承和发展的最高成果。《共产党宣言》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的字字句句都是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列宁讲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等许多话语，事实上都是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违背了它，就是公开地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今许多同志仍然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生怕被扣上一顶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只能说明其马列毛主义水平太低了。这个问题我在相关文章中有详尽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我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绝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并为经济建设提供发展的根本动力。因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建设为了谁、依靠谁的两大根本问题。不讲阶级斗争，不让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经济建设，只能单纯依靠市场、依靠资本家，一切为了GDP,为了资本家们的利润率，而丝毫不必考虑原本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的诉求，经济建设必会走偏方向，滑向资本主义邪路上去。我国改开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归根结底，统统都是因为当初“果断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造成的。
还有，把改革开放和所谓改革开放时代鼓吹到吓人的高度，同样让人起疑。毛主席才是改革开放真正的大师。请问，把我们的国家改革成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把我们的政府改革成人民政府，把我们的军队改革成人民军队，甚至把我们使用的货币改革成人民币，把我们的广播电台改革成人民广播电台……这些改革，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谁人能比?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就力图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发展关系，但“赫尔利公开宣称不同共产党合作”，执意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反对我们;建国以后，美帝更是立马发起了矛头直指中国的侵朝战争，把侵略军开进了台湾海峡，此后还精心打造了旨在严密封锁新中国大门的两个岛链。由此把毛泽东时代污蔑成封闭半封闭时代，亏心不亏心啊?后来不正是毛主席巧妙的“乒乓外交”，才自我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吗?只是同所谓改革开放时代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席的对外开放是有原则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而已。如果不是毛主席首先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谁人有如此惊人的胆略与欺骗，让尼克松总统在高悬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标语的机场上来访、并取得辉煌的成功?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终究会得到充分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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