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途：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建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已是整整20周年了。正如一个人进入到青年的旺盛期和发展阶段一样，这一所一刊也正迈向新世纪的新台阶。我自1990年第5期起正式担任《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1991年9月被任命为马文所所长，到2000年6月退休，在恭王府内工作了几乎十年。这是一段十分难忘的日子，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我们经历了许多国内外的重大事件，也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现在要说的话很多，集中到一点就是：“重温办所方针，坚持可持续发展！”如果要用“关键词”的话，那就是“方针”、“理论”、“批评”、“发展”八个字的“要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为了“名副其实”、“名正言顺”。
    1986年 1月 7日，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在讨论并批准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报告时，明确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力量比较分散，全国尚无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门机构。当前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式下，成立这样一个专门机构，对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本义文艺理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澄清文艺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混乱思想，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是十分必要的。”重温这个办所的起因和方针，就不难明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成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随后创刊，是适应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需要的，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澄清文艺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混乱思想”，以便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这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职责，是原有的其它相近的研究机构和单位不能完全替代的；因此，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独特的品性。
    按照这个既定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头等大事，理所当然的便是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并紧密结合当前实际，指导和带动文学艺术活动，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文化部党组当时还规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的三项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当前的文艺创作、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评论工作；编译、介绍并研究苏联、东欧及西方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著，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条件。应当说，20年来，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下，马文所基本上是按照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行并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在以上的三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从建所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刊、《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时代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春润文心——邓小平义艺理论科学体系》、《中国先进文化论》等专著以及一大批有影响的论文来看，成果累累，成绩卓著。尤其是将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当代文艺研究室合并到这个所后，使研究人员有了较大的扩充，研究力量大大增强，同时也更加符合当初建所宗旨。
    2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办所方针，更加感到这个方针的正确和重要，更加觉得一定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不动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当前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单从文化部20年前规定的那些任务来看，有不少还未完成，更不用说时代赋予它的新的历史使命又不断地在增多。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肩负的重担一点也不比建所、创刊时少，真可以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究竟算不算“名牌”，我们暂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它们多多少少也可进入到文艺理论界的“老字号”了。而且，还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应当深深地感到肩挑的担子更为繁重和艰巨，也因此更加值得骄傲和自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心和重点，这个既定的办所、办刊方针，理所当然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过去、现在和未来前进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正确方向。一所一刊的活力和生命力，正是在这里；一所一刊的鲜明个性和特色，同样也是在这里。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这个方针，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结合现实和文艺活动中的实际，在各个方面将这个方针贯彻落实好。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要名副其实或名不虚传，首先自然而然地要狠抓文艺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和密切联系现实的当代文艺运动、文艺创作、文艺实践中各类带有普遍性、代表性、倾向性问题的研讨。科学的理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前进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他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上，指出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恩格斯又进一步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科学的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是对实践的总结、概括和提升；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和作用于实践，对实践具有导向性的巨大影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首先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这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都应把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永远的天职。
    我们所提倡和要研究的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现实性、逻辑性和说理性的真正能指导实际生活并能发挥巨大反作用和影响的理论认识成果和知识体系，而并非抽象的、空洞的、主观主义的、故弄玄虚的教条或一大堆晦涩难懂的文字游戏。现在社会上流行着林林总总的所谓“理论”、“主义”、“观念”，例如什么“后现代主义”、“新人本主义”、“新新人类主义”、“新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以及“非意识形态化”、“非党性”等等，弄得有些人眼花缭乱、头晕脑胀。这些超低水平的重复和表面化的“创新”，看上去似乎是“与时俱进”的“时尚”，可实际上却与科学的理论精神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却反而被“边缘化”，甚至于遭到非难、非议和鄙视、蔑视。无论什么时代的真正的科学理论，都是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判断一种理论的真假和是非，不是仅仅以文体和言词为标准，而更重要的是依据于它对规律性把握的层面，以及对现实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新时期以来，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新新”“理论”层出不穷，但绝大多数不过是昙花一现，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恩格斯还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说，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会出现新的内容和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博大精深，它涵盖的领域和空间十分广阔。仅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门广义的学科来说，我仍然坚持认为，它的分支学科目前就可达数十门之多，其中每一门都与文艺的各方面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值得毕生去认真探讨和研究。现在大家开始重视和注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其实早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有不少的论述，只是过去很少有人专门进行整理和传播；如果我们适时抓住当前这个迫切需要，开展适当的工作，那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很有价值的。
    为了证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似乎已经是无所作为、穷途末路、无发展前途，我还可以用自己的一点体会来说明，这就是近年来我对“马克思主义与‘人口文化’思想”的系统研究。由于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的成立和吸收我成为促进会的会员，使得我加入到“人口文化”的研究行列。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几年来，我先后在一些地方刊物上发表过近十篇有关的系列文章，总共已超过十万字；有的还被收录入《党政干部学习文选》、《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多个网站至今还在不断转载，并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我举自己的事例，井不是炫耀个人的什么研究成果，只不过为了更好地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文艺领域，还有不少宝藏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还有相当多的富饶的“处女地”，需要我们去开垦；还有大量的繁重工作，等待着我们踏踏实实、细水长流地去做。“青山高而望远，白云深而路遥。”我们应当有信心和决心，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艺理论的开拓、创新、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作出最大的努力。
                                      三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法宝之一，是人民内部进行自我教育的一项基本方法。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针，提倡的也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一方面要重点抓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和分析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两方面都离不开正常的批评和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刊物上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的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开展科学的、正常的批评和讨论，集思广益，明辨是非，从而达到真正的团结队伍、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文艺事业的目的。
    记得半个多世纪前，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没有几天，所长何其芳同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座谈时，就将他新出版的著作《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送给每人一本。这部书收集的全是他在建国后发表的指名道姓的论战文章，书名则是取自1954年批评俞平伯和胡适《红楼梦》研究的一篇论文题目。他在稍后写的《论（红楼梦）序》中，针对当时某些人对他的责难写道：“凡是在某一个学术问题上受到了批评而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就直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反批评，而不要用‘作结论’、‘排斥和打击’‘老一点的专家’以及其他用意在于吓唬人的话来阻塞批评。我一直是期待着学术上的认真的批评和反批评的。”这些坦率真诚、直言不讳的表白，至今我仍然觉得是基本上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
    关于文艺批评问题，我还是认为鲁迅讲得精辟、深刻、透彻。他一方面指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感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些人一直在宣扬和鼓吹所谓的“不要争论”、“不必争论”、“不许争论”、“不可争论”、“一争论就添乱”的主张，引来的结果和现状恰恰是文坛的“不干不净”、无法收拾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上纲上线”的“戴帽子”、“打棍子”，绝对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批评，当然是应当抛弃的。但是，正常的、必要的、合理的、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却是必不可少。也必不可免的。
    对于一些重大的、政治性、方向性的原则问题，必须严肃认真、毫不含糊、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没有这样的声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毫无疑问是不能向前推进的。害怕争论、争辩、争鸣，抹杀现实存在的矛盾和斗争，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对于学术上的一些是非、曲直、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也要通过平等的、协商的、说理的论辩和讨论，达到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学术上的分歧和异议，通过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可能达到消除误解、解除疑团，求同存异、友好往来，互补互勉、相互促进。理论建设和文艺创作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强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这就难免会产生局限、偏见或错误，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沟通，包括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批评，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正确态度，才能不断地使自己的看法充实和完善。通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矛盾缓解和消除，就能达到新的团结。上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在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讨论，给我国美学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就是在那次针锋相对的大辩论中，最终形成了我国美学的几大流派，而且在论战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止一两个。
    当然，还是鲁迅说得好，批评家的任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他又提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这就明白地指出了文艺评论和批评的另一方面的重要任务，不但要大胆地批评错误的倾向和现象，“剪除恶草”，还须精心、细心、耐心地发现和培育一切有益的花卉，“灌溉佳花”。有些新生事物，包括文学艺术中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路、新的风格、新的手法、新的创作，一开始问世时总是幼稚和不成熟的，我们应当像鲁迅说的那样，“顾及全篇，并且顾及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对它们进行认真的、仔细的、细致的鉴别、分析，肯定优点和长处，指出缺点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希望，帮助和扶持它们健康地、顺利地、迅速地成长。我们的研究所和刊物，要把这两方面的任务承担起来，尽到应尽的职责，起到应起的作用。
                                      四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按照我的理解和看法，它一方面应当是指一种承前启后、稳步向前的发展，同时又是高瞻远瞩、连续不断的发展。这是既符合客观规律的全方位的持续性的发展，又是多方面协调一致、稳定有序的全面合理的发展。一个单位、一个机构要做到真正可持续发展，一是需要结构的合理化；二是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合；三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四是紧跟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不断创新，不断优化，不断迈上新台阶。要达到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正确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邓立群同志在马文所建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的汇报会上曾经讲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它，就要犯错误，走弯路。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的，它应当不断研究和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容。所以，坚持和发展是一致的。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有可能正确地发展它；只有不断地和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地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它，才能真正做到坚持。”这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辩证统一的解说，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那种将坚持和发展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那种只讲坚持或只讲发展的片面看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在坚持原定的方针基础上，需要不断地发展；同时，在创新和发展中，又不能背离既定的为20年实践经验证明的正确的方针。
    其次是处理好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完全是一致的。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推出新的成果，而人才的培养也只有在承担科研任务中才能提高和脱颖而出。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因势利导和因人制宜的问题，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交付适宜的课题。一方面，应尽可能地照顾到每个人的专长和个性，分配胜任和恰如其分的工作，让人人得心应手、心情舒畅地投入并完成每一项任务。另一方面，所内和编辑部的每一位成员，尤其是一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研究人员，又要敢于和乐于去接受交托的每一件工作，并且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去出色地完成。须知只有在面对复杂、困难或自己不熟悉、不喜爱的某些任务时，才能真正受到锻炼和考验，才会在真抓实干中得到提高和进步。而在某些集体攻关的重点项目中，更是向其他研究人员学习的好机会，只要善于把握机遇并谦虚谨慎，也许就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做出显著的成绩，得到质的飞跃。
    最后，是要树立优良的所风、刊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向全党指出的“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的“三风”，从大的方面看是党的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出发点，从一个机构、一个单位来看，同样是对生存和发展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需要有一个端正的、良好的所风，《文艺理论与批评》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正规的、正派的刊风。这一点绝对不能含糊，必须从大局上高瞻远瞩。高度重视。特别是在目前转型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不坚持这一点，是根本谈不上“可持续发展的”。
    15年前的1991年的10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内，我们曾经回顾了建所创刊5周年；10年前的1996年10月8日，在恭王府的后花园里，我们又一起庆贺了建所办刊10周年。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新楼多功能厅里，我们大家再度欢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未来。20年来走过的历程和积累的经验教训有力地说明，文化部党组当初确定的办所和办刊方针是完全正确和适时的。我相信识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方针指出的方向走下去，在新的条件、新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就一定会边出更大步伐，跨上更高的台阶，展现更新的面貌，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摘自2006年第6期《文艺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