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 民（26篇）
张 二
考棚街上的人，都认得他叫张二。
张二住在考棚街中山塔前，那里围绕街心住了一转儿人家，张二就在一个单间的小屋子里安身，一个人过。
他靠挑水吃饭。考棚街人吃水有三个来源。一是天落水，每当大雨，必把家中大缸小缸的都弄满；二是城河水，那就要走头、二里路，到东城河或北城河去挑、抬；三是井水，最正常吃、用的便是井水。考棚街的井不止一个，不在大街上，七拐八弯的在某一条巷子里，附近的人都知道。中山塔面前这一转儿人家用的井，在古家巷，叫做古家井。
张二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脚步不离古家井。他给人家送一担水，收二分钱。一个上午挑二十担水，下午再挑十担八担，就不挑了。后来物价有点上涨，送一担水就收到三分钱以至五分钱。
一般有劳力的人家，不喊他挑水。或者是男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女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半大的孩子二人抬一只水桶上井。大多数人家水桶都有自己的，吊桶也有自己的，尽量不求人，但有人来借，也借。每天的井上，忙得很，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真是这样。
张二上井，是不站在旁边等的。他走过去，很温和地插进井边的人圈里，把吊桶往井下放。挤在一起的人们一见是他，也就让，晓得他是靠挑水吃饭，耽误不得。
张二的吊桶特别好。那也是白铁皮敲的，但总是像新的一样，从井下打水上来，有一下子是一下子。一般人家用的吊桶，就什么样的都有了：有换过底因而变得矮佬似的了，有打上来时只剩下半边耳子还勾着的，有一边打上来一边哗哗漏水的，更时常有绳子断了耳子滑了把吊桶掉在井里的，于是就要用几根竹竿接起来去捞。张二见到有的人捞得不利索，就拿过竿子来，把下面绑的钩子查一查，伸下去，闭起眼睛，一会儿就把吊桶找到了，悠着提了上来。张二打水，那吊桶下去，就进了水，他拎着绳子往下一抖，井里“扑通”一声，就满了。他打过水，那吊桶绳子一把一把的不乱，也不湿。他挑水走了时，那吊桶就放在井旁一颗树下，绳子搭在树丫上，没有人动他的吊桶，如果有人去拿用，别的人就会说：“那是张二的！”
张二挑水的那副水桶也特别好。做得很有样子，桶底略小，桶身略显弧形，不像一般水桶直上直下笨头笨脑，也不像江南人的水桶过于纤巧。张二的水桶用板不厚，上下有两道铁皮箍。还有一点，为一般水桶所没有，他的水桶里外结着一些青苔，板缝处尤多，鲜绿，这水桶就更不漏水了，从里面倒出来的水也好像更碧净。平常人家的水桶，搁一天不用，用时就要泡一泡涨一涨，每年还要记住上桐油。张二的水桶不需要这样。
张二的那条扁担也出色。一般人家的所谓扁担，有毛竹片子的，有是一支竹杠的，有用拴门杠临时凑合的，有将断未断上了夹板的，真是五花八门。而张二的扁担才称得上是扁担！那是桑木的，坚韧，桐油抹成了枣红色，上面不见一个伤疤；两头做得翘翘的，担在肩上像一把大弓，又像一弯新月。棕绳绕着花样固定系在扁担两端，下面是铁钩子，挑水时往水桶把子上一钩，腰一挣，一担水就晃悠悠挑起来了。
张二挑水，走路有规矩节奏，不急不缓，一步一晃，那扁担搁在肩上是前面略少，后面略多，一只手搁在前面扁担上，一只手空着，步子“嚓嚓嚓，嚓嚓嚓……”省劲就全靠这支两头翘翘的扁担，还有步子，还有搁在扁担上那只手。步子走得好，扁担上下点头也正好，手是略微压着扁担的，或轻或重。张二挑着水走路，专注而又轻快，显出一个职业挑水人的熟练与优美。
水送到人家了，不歇担子，肩头上有数。扁担一头略一高起，手就势一拎，一桶水哗啦下了缸；扁担这头再一高起，那只手又就势一拎，又一桶水哗啦下了缸。好像没有费劲。不作兴缸外面泼洒出水来，也不作兴把人家的水缸碰出响声来。
夏天的时候，张二穿一条大裆的齐膝短裤，蓝布的，一掖，腰上用宽宽的黑布带系紧。上身就赤膊，一块青色的方布折成三角巾斜扎在身上，在胸前打个结。他精瘦有力，不粗壮。不矮，二号个子。
冷天的时候，他上身一件小棉袄，下身是两条单裤，裤脚卷起来，在膝盖以下用细带子一扎，露出小腿。不论热天与冷天，他挑水时就是赤脚穿一双草鞋，那草鞋在大拇趾着力处缠绕了布条儿。挑水前，他把小腿与脚都抹上“凡士林”，油晃晃的，水浸泡不到他的皮肤，洒上去成为细碎的水珠。下午，他就到雅堂浴室脱在最低等座位上去洗个澡，不过五分钱。雅堂就在南边，脚一抬就到了。
张二早上在家门口烧饼店里买三个大炉烧饼，站着吃掉。先扒底子吃，再吃中间的瓤子，最后吃红堂堂的面子，上面尽是芝麻。吃得认真、仔细。他挑水时顺便就把中饭菜买好，或者拢豆腐店买两块豆腐，或者跟挑担子的买一扎青菜，有时也会剁一块肉、拎条把鱼。中饭是他自己烧，烟从他的小屋子里弥漫出来，往街上散。他烧的是锅腔。张二不找女人，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不规矩的事。人家说他怕闻马桶味。不过张二对女人和对男人一样，也很谦和。
张二挑水最多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食堂的水塔断水了，喊他送水；二是开水炉上叫他。开水炉是张三开的。张三也是到井上取水，但有时一个人来不及，就叫张二。张二与张三各是一张，没有亲，张三比张二还大几岁。张二如果这一天水挑多了，晚上就必定看到他坐在门口喝酒。猪头肉、猪尾子，几个麻雀，都是从烧腊摊上买来，每每还有一包油炸蚕豆瓣。
张二给人家挑水，是弄熟了的。谁家的水缸盛几担水，什么时候要去挑了，一清二楚。如果人家说：“缸脚子怕的要打一打了。”张二就帮人家把水缸里弄干净。那得把水缸扳倒，把里面用抹布洗一洗，再用清水冲两回。水挑好了，人家就给他钱，一边还说：“夏夏（谢谢）你！”张二就接过钱，说：“不要夏（谢），不要夏（谢）。”
张二生得周周正正的。他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从来听不到他有什么高声，即使挑水，也不大声打号子，至多轻轻地一哼一哼的。简朴的考棚街安宁、满足，他也是安宁、满足里的一个。
后来，江州城兴办了自来水，一开始是一处装一个龙头，大家拿了桶去放水。中山塔这一转儿人家，就公推张二管水，水龙头安装在他那门口。这时的张二，人有点老了，挑水已见着些吃力。放一桶水，收一分钱。张二说：“就随它去吧！”但人家还是如数把钱丢在那小木头盒子里。这时，张二脸上就起了些愧色。
再后来，一家一户渐渐都安装了自来水，张二门口的公用龙头就闲起来了。
现在，人们在用自来水的同时，天落水、河水、井水有时也是要用的。天落水烧茶好，河水煎药好，井水寒暖夏凉。所以，古家巷里那口井也还没有废弃。有一天晚上，井旁人家看到老张二拄了拐杖在路边上望着井，望了好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不曾有人去问他。
子 云
子云十七岁出去学生意，之前，是在家里念书：由据说中过秀才的祖父教他，诗云子曰；还有写毛笔字，临帖。
子云学生意，是在江都仙女庙，在西边，八十里路，坐船。他学的是钱庄，庆阳号。一进门，坐下来填了一张单子，姓名、岁数、家庭地址。老板看到了，问他大字能不能写？他说写过的。老板就叫人拿来宣纸、大笔。钱庄里的人就都来看小学徒写字。写的是庆阳钱庄的嵌字立志对子，现成的，“庆云多景色，阳气暖晴春”。站着写，悬肘，一笔一笔，写得规真，娟秀有骨，似乎不比挂在墙上的差。看的人就都说好，懂的人说这是诸遂良的体。老板吩咐：“给它收起来。”老板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学生意先是学算盘。桌上摆两个大算盘，双手打，要打得手指如飞，响声悦耳才行。后来就渐渐学账理。子云自己，天天早起临一通帖、晚上临一通帖。
仙女庙热闹、好玩。有寺、有庙、有宫、有庵、有堂、有馆，都不止一处；五条渡口，一道大关，还有六街、十桥。长江里闽浙来的木排，北边高、宝、兴来的米船，东边通、海来的咸货，满河满港。
子云学徒三年，没有朝外面伸过一脚。
他弄的账，没有错过一回。
满师之后，他才出去玩。别的地方先没有去，只问大圣寺在什么地方，去了之后就站在山门前仰起头来看，那上面有四个字：“古大圣寺”，是康熙甲戌榜眼顾图河写的，早就听说了。
老板就叫子云跟着“内账房”大先生，这就意味着子云以后做大先生，当时他才二十岁。
也没有人说是老板偏爱，事实上子云算盘好，账理清。打“归元”，五位小数，加减乘除，铜元、大洋、小洋，存放计息、汇兑往来，头绪繁多，双手算盘，一气要打半天，不能差错分毫，这种硬功夫，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得到的。
钱庄里有厨房，头二十个职员都在里面吃饭。钱庄里吃得好，虽非顿顿筵席，却也月月元宵。早上子云还在房间里练字的时候，厨房师傅就先给他送来一碗莲子银耳汤。等他字写好了，就吃点心，还有一小碗鱼汤盖交面。一般职员和学徒，是自己到厨房吃，也没有莲子银耳汤，只有少数几个职员，才有这种待遇。子云二十岁就成了高级职员。
人们对子云不嫉妒，因为他规矩、谦虚、随和，那是从小儿中过秀才的祖父教出来的。他走出来，众皆仰视，但“少年得志”这几个字，却不忍加到他头上，他毫无“得志”之意，倒是比较可爱。
渐渐地，仙女庙的商号，家家都有子云书写的对子，送到扬州精裱，悬挂在店堂里。比如，药店里的对子：“恒心采取长生药，德性炼成不老丹”，茶馆里的对子：“松涛烹雪醒诗梦，石鼎餐云荡俗肠”；剃头店里也有对子：“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此外，还有“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不一而足。
庆阳钱庄银房门口的一副对子，也是子云书写的：“白镪赠君还赠我，青蚨飞去复飞来”。
再以后，扬州、镇江、苏州、上海，也都有了子云写的对子，这是那些做钱业生意的人，向子云索讨带去的。
子云就做了庆阳钱庄的女婿。
跟外面做钱业生意的事情，子云不擅长，他只做账，老板也只要他管好一本账，大先生养在家里，再好没有。
子云是从江州彩衣街出去的，他是王家的老二。到外埠学生意有了这样的出息，街民们莫不称道，多少人家训子弟遂以子云为楷模。
庆阳钱庄的老板派了人到江州来，就在彩衣街上买了六间屋、两间门面，整旧如新，开了小巧一个银楼，店号宝和。店堂里悬挂一对金碧辉煌的招牌：“宝光璀璨，和气冲盈”，自然，是子云书写。这座银楼，就算老板给女儿的陪嫁。
这简直是天禄街“饮香书场”说书的嘴里才有的美事，却成了眼中的实事，岂但彩衣街，一座江州城都轰动了。
银楼自有经理，子云夫妇仍在仙女庙。
没有几年，子云带着有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江州，立即把银楼改成了“三友纸笔店”，露眼招风的金银首饰不见了，满山架柜台里是毛笔、黑墨、砚台、宣纸而已。店堂当中挂一副对联：“三省三思三不惑，友直友谅友多闻”，落款是“王子云谨书于江州”。原来，日本鬼子进了中国，眼见得局势动荡，庆阳钱庄也关门了，各自云散。
开个纸笔店，煞是轻松，王子云乐得在楼上写字自娱。
既然有了专门的纸笔店，且老板也大可算得是一位年轻的书家，江州城里书画上的老少文人，就常来常往了。王子云到底是做过生意的，他便又开辟一门面，经营字画。
王子云开了两个店，别人也不晓得他赚不赚钱，倒多是怀疑他并不赚钱，是玩玩的。纸啊笔的他玩得起。
江州书画界从此有两怪之说：一怪叫支振声，自称“梅癖”，一生画梅不辍，愈穷而愈工，所谓“惯将水墨写花枝”；另一怪就是王子云，因为他从小学书，发达靠书，虽在生意场中，所好却惟有其书：“子母不知权衡，云是以书为友”，这是江州一个文人赠他的嵌字对子，子云二字嵌在对首；而他的书法，亦为人尊崇，故被人称为“书痴”。
书者，写也。有请王子云的大笔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不间断。那些风雅上的事，写把扇子，写个轴子，凭交情；那些世俗上的事，写招牌，写店号，写碑，就要把红纸封儿备好，这是规矩，都晓得的。但在从前，红纸封儿要交给王子云的管账先生，郑重预约；新社会这些礼也就马虎了，直接就拿着红纸封儿顶了面求字，而且也不晓得里面封了几个钱，这时王子云脸就板起来，眼睛看也不看那红纸封儿，一边铺纸拿笔，一边说：“收起来吧！”来人也就晓得欠礼了，须能应变一些。不过不管怎样，王子云字是照写的，只是人走之后，他要生半天的气。建江州烈士祠，纪念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中的烈士，那几千字的碑文，就是王子云书写的，正规褚体，一笔不苟，至今还在。书写这个碑文，王子云写了有十几天，最后一分钱没有肯收，被誉为“开明”；后来王子云是江州市历届政协委员，大约与此有关。
王子云擅长的还是写对子，他写的对子，雍容、端庄，刚柔兼济。扬州修个园的时候，有一副对子是来请他写的，用的是成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省出版社每年都来跟他要字，出版他几幅春联，到春节的时候，新华书店里有得卖，“红梅迎春”“东风劲吹”之类。
他去世之后，江州书画院和博物馆一查，竟没有收藏他的书法，这个疏忽委实是奇怪。原来，王子云的字虽好，却没有写过什么内容高深的东西，给出版社写的春联，应景话语，难登大雅，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收藏，于是皆以为可惜，把烈士祠的碑文拓了下来，把扬州个园的对子拍了照片，终还觉没有真迹。后来，有一个好事者，献了一幅王子云的书法，弥补了这一空白，那书法只有两个字：“抱朴”。据说，当时是请王子云写“知白守黑”四个字的，但王老似觉不妥，不肯写；于是才又请他写这两个字，王老想了一下，说：“朴就是朴素，艰苦朴素。”似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写了。其实他不知道这两个字与那四个字是一个意思，皆源出于老庄。大家都说，王子云缺的，正是这一方面。
李 少 山
李少山是个做烧饼的。他在薛家烧饼店里做。薛家烧饼店夫妻两个，店在考棚街上，家不在。李少山三顿在薛家吃，宿就宿在店里，他没有家。据说他是薛老板老家的乡下投奔来的。
薛家烧饼店门口，是街民们消闲的一个地方。夏日的晏下午，太阳下去了，薛老板和李少山在外面地上洒过水，把案板搬出来，两个人赤着膊“扦膏”（揉面）。薛老板墩实，李少山修伟，都是一身好膘。两个人扦起膏来，那前胸后背和膀子上的肉，一团一团鼓起。他们各自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面团儿揉过来弄过去，揉扦得平滑而富有弹性似的了，每每就在上面极愉快似的‘啪！”打一个很响的巴掌，在一旁看的人，心里于是也奇怪地极感舒服。
他们两个“扦膏”的时候，老板娘就在那里切大量的葱，刨大量的萝卜丝儿，分别地装进布包里，放在一块门板上，上面再压一块门板，她站在上面，把里面的汁水压掉。老板娘一个人的重量不够，薛老板和李少山就丢下手上的面团，也站到门板上去，以三个人的体重一起压。第二天早上做葱油烧饼和萝卜丝儿烧饼的馅心，就有了。
薛家烧饼店是大炉烧饼，也叫草炉烧饼，麦秸草似乎是整捆地放进去烧，不管夏天冬天，薛老板和李少山都赤膊，戴个布帽子，整个上半身探进火烘烘的大炉里去，把烧饼往炉壁上贴。贴左边的时候，身体朝左；贴右边的时候，身体朝右；贴顶上的时候，身体就仰着。两个人都烤得红堂堂的，流着汗水。烧饼贴好了，一个人叉起炉底红亮的丝丝分明的草灰烘烧饼，另一个人就去帮助老板娘做烧饼，案板上“的的笃笃”地响。
烧饼烘好了，蟹壳黄，就往下铲。用一个长柄的小铲子，轻轻一铲，用一个铁丝大兜子，在底下接着。一兜子烧饼往扁子里一倒。“嗤！”一片脆声，同时就闻到很浓的新鲜的烧饼香。
薛老板就拍拍手上的面粉，来卖烧饼。一炉等不得一炉。大多数街民是买回去坐下来吃，旁边一杯茶。也有人买了就当场站在街头吃，吃得也同样讲究，托着烧饼，先扒底子吃，再吃掉瓤子，再吃掉面子，最后舔尽手上残留的芝麻。
早上的烧饼是圆的，下午做斜角烧饼。斜角烧饼是菱形的，在小炉里烤，碳火，没有大炉烧饼讲究。大炉烧饼三分钱一个，斜角烧饼只卖二分。因小炉烧的碳火，每天下午总有一回，李少山用他肩上的毛巾，或者用桌上的抹布，朝着那方方的炉口打三下，“嘭！嘭！嘭！”这三声传得很远，深巷里的人家也听得见，晓得有斜角烧饼吃了。下午吃斜角烧饼似乎是一种规矩，也似乎是在告诉众街民：时间已经是下午。
薛老板有两个孩子，都像薛老板，他们喊李少山“耶耶”（叔叔）。薛老板李少山每晚总是一起到澡堂里洗澡，一前一后地走。有时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去，大的薛老板搀着，小的骑在李少山颈项上。他们先给孩子洗，洗好了，李少山给孩子穿上衣服，然后用澡堂里的大毛巾把自己拦腰一扎，遮着下体，把孩子抱送到澡堂大门口。老板娘便从等着的人当中站起来，把孩子接过去，带回家。薛老板先洗好了，坐在上面喝茶，给李少山也泡一杯，放在那里。李少山送罢孩子，下池再洗，好半天，洗好上来，就把那杯已经不太烫的茶“啯”一大口。
薛老板家里的水，都是李少山挑。烧饼早市过了，店门口冷清起来，老板娘就第一个回家去；不一会儿，薛老板和李少山把店门关了，也回家去。于是，就看到李少山上井挑水，挑七、八担。
薛老板家里的衣服是老板娘洗；下河去汰，却是李少山。他提着个大“擓络”（竹篮），里面是满满的衣服，甚至还有被褥之类，一只手上拿着捶衣棒，到东城河去。
薛老板家里的烧草、店里用的麦秸草，都不要送草的送，而是李少山带了扁担绳子，直接到北门城外草埠头去买。有时薛老板也去，那就是两副担子。
个把多月下来，李少山就领了两个孩子，一起到剃头店去剪头。剪头的时候，小的要李少山抱着剪。从剃头店出来，三个人的头都是新的，平顶。李少山于是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支棒儿糖。
后来，薛老板、老板娘和李少山，都成了饮服公司职工，工资定得一样多。他们工作上服从公司调度，时常变动，不在一个烧饼店，也不曾再到过考棚街。李少山的宿处，公家另外有了安排，不远，在税务桥西街，一间小屋。
李少山一天三顿，还是到薛家吃。
薛家的吃水用水，还是李少山到井上挑。
薛家的衣服，还是老板娘洗了，由李少山拎下河去汰。
烧煤球了，薛家的煤球，是李少山到煤球店里运回来。
小孩子大了，洗澡不再要人去接，但每次进澡堂，必定是李少山带了去。李少山手上拿着三个人的换洗小褂裤，两个孩子跟在后面走。
李少山宿舍里，只有简单一张床、一个脸盆架，他的衣服都在薛家，被褥换洗也都是捧到薛家去。李少山的每月工资，都给老板娘，老板娘从中拿出二十元来，给他做零用。
小孩子上学，每年，李少山给买一个新书包。过年的时候，李少山把爆竹买回去。上灯的时候，他买回两只兔子灯。
李少山的衣服总是同薛老板一样的布料、一样的式样。
薛老板与李少山都胖、壮。
一下子，他们都老了。薛老板一共三个孙子，他们喊李少山“二爹”。李少山笑眯眯的，乐哈哈的。孙子上学的书包、过年的爆竹、上灯的灯，便都是“二爹”买。
渐渐地老了之后，李少山坐在薛家的时间，就渐渐地长，只有晚上临睡觉，才回税务桥。有一个孙子跟他去睡，遇到比较黑的地方，孙子就用电筒照着前面的路，李少山就哼一声，既表示赞赏，又表示感谢。
天 福
天福是个人。早几十年，也是布店的店号。店不大，他父亲开的，就在考棚街上。有了天福这个儿子，也就挂出了“天福” 布店的牌子，一时的高兴罢了。
天福这个人，看着个子不高，其实比三号个子还略高些。不能怪，人往横里长了。他块块有肉头，处处饱满着，手伸出来像把蒲扇，脚伸出去是个方的，整个人好比一个大秤砣。脑袋沉硕，颈项粗短，肉鼻厚唇，眉毛阔而不乌，眼睛大而不锐，天然一副憨相。
天福有个弟弟叫天禄，人物英俊，性格豪纵，显着比乃兄强出十分。年轻时，天福喜欢下乡做生意：肩上扛一匹两匹布，带一把竹尺一把剪子，走几十里下去，卖布。天禄忙的是练拳脚，玩朋友。先人去世，没有交代以后谁当家，天禄推天福，理由是：“你老大，店也挂的你的牌子。”天福推天禄，理由是：“你朋友多，走得出去，又比我有脑筋。”推来推去，还是天禄当家。
考棚街上不大看到天福。他大早就下乡去了，下晚才回来。向兄弟交了账，他就没事了，别的一项不问，要紧的就是洗脚。这双脚一走几十里，用热水烫洗一番再惬意不过。洗脚之后，他就一个人坐着，不停地摸摸脚，又摸摸大鼻子，眼睛四处看看，无所思，极其心满意足。夏天，就洗了澡，握一把蒲扇摇到睡觉。
外面当家的是天禄，里面当家的是二娘。天禄当然也让过的，但天福不肯他让，说：“我那个是小脚，由她在厨房里转转；二娘脚是放过的，不方便些？里外有什么事，你们夫妻也好商议。我们两个就吃个现成饭，再好没有。”偏巧二娘原也精明，逢人一脸笑，处事宽严得当。
二娘接连生下一男一女，大娘却还不动不摇，服侍二娘坐月子倒细致周详。弟兄二人晚上小酌，天禄说：“哥，大娘恐怕不中吧？”天福问：“什么不中？”天禄说：“她怎么到今天不生育？”天福脸上略现一点苦恼，但马上便释然说；“不着急。”天禄说：“家里这几个钱还是有的，是不是另外想个办法？”天福大眼一翻，说：“还去烦这个神！”
就这样，天福没有儿女。
在外面，如果有人问天福：“日子过得不丑啊？”他就会很感满意地回答：“从前跟着父拜
父拜 过，现在跟着兄弟过。”
在家里，他洗了脚，正坐着享福，二娘在喂小女孩的奶，男孩来同他调皮捣蛋，他就说：“呆瓜！跟我闹什么？要奶喝去！”那男孩就果真去要奶喝，二娘就急得喊：“大妈妈！”大娘早已在厨房里听到和看到了，连忙小脚歪歪的走出来，把小男孩一搀说：“你大了，不喝奶了，到大妈妈这块来吃冰糖。”天福在一旁哼哼地笑，其乐无穷。
天禄后来被绑了票。“拿钱赎啊！”天福对二娘说。大娘在一旁叹气，撩起围裙揩眼泪。二娘想来想去，还是起身到房间里拿出黄货来，交给天福，说：“去掉大半啦！”天福说：“财去人安，不可惜。”他下乡去了，绑票的人指定交钱地点在一个荒野去处，天福走过的，离城有十几里。
回来之后，天禄气得说不出话，二娘给他上下抹胸脯。天福不住地劝，说：“不要气，碰到了恶时辰，躲也躲不掉的。以后晚上出去吃酒，要早点回来，晏了街上就没有人走路了。”但天禄后来终于就气得呕血，没有好起来。
天福时常想兄弟这件事。有一天，悟出来了，说：“我兄弟那走路的样子不好。”天禄平日走路，过于雄赳赳，八字步大跨大进的，头仰到天上去，两个膀子横着，街都不够他一个人走的了，这样子不惹事吗？
二娘就要天福当家，天福两个巴掌摇过去，说：“你来你来，我一贯不用心，舞不下去。”二娘也不再推，勉力为之，但后来也就做不起布生意，只得用所剩资金，买了几十挂汽油灯，出租。
天福做的生意并没有断，他少量地批些布回来，仍然一匹两匹的扛下乡去卖，他晓得乡下人喜欢什么布。他的最大一乐，也就保持着：归来之后，马上有热水烫烫脚，歇着，无所思，心满意足。在外面，别人问他过日子的情况，他就说：“我兄弟不在了，我们跟二娘过。二娘凶啊！”本地方言，“凶”用在这里就是“能干”的意思，天福的语气里有由衷的感激。
一日，半夜，雷电交加，大雨瓢泼。只听得二娘那边一连叫：“大爹！大娘！”天福两口子忙穿了衣服，顶着布伞，越过天井，到了二娘这边。二娘开了房门，让他们进去。“什么事？”天福问。“响雷霍闪的，人不怕吗？”二娘说。于是天福就对大娘说：“我们等雷过去了，再走。”他就坐在床边上，大娘二娘一边一个倚着他。雷声雨声电光，闹了半个把时辰才住。天福说：“好了。”站起来，对二娘说：“你这么凶的人，响雷霍闪怕什么？”二娘说，“凶归凶，怕归怕。”大娘说：“你不要说现成话，你是个男人，不介意的。”天福“噢”了一声。从此，天福下乡卖布，总是当天早早地赶回。别人倘要留他过宿，他就告诉人家；“我家二娘胆小，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男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二娘竟能把汽油灯从几十挂，扩到二百多挂，每日生意不断，城南城北都要到考棚街租灯。天福在外面走路，便常有人指着他：“那就是天福的老板！”他就更把头低下去。熟识的人会对他说：“你那个店生意好啊！”他就高兴得笑起来，诚恳地说：“夏夏（谢谢）你！”又说：“我家二娘当家，她凶！”
一天，天福洗着脚，问二娘：“家里有钱吔？”二娘说，“有啊。”天福说：“看着哪家丫头好，给小伙把个亲好订一订了。”二娘马上有了眼泪，感激地应着：“嗯。”大娘在一旁就挨家挨户数：“某家大丫头不丑，某家二丫头也不丑……”说着的时候，天福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发出了鼾声。
然而，天福这个想法落空了。小伙与几个同学，一块儿离开了江州，都给家里留了信，说是一年半载不会归来，要在外面做点儿事情。二娘眼泪滚滚。天福说：“不要怕。几个人一起走的，又不是他一个。我明天去测个字，看看有险无险。”第二天，天福一早就去了南门高桥，请戚先生测字。
戚先生说：“你一口报个字给我。”天福郑重想了一下，报了一个“土”字，尔后便紧张地看着戚先生。威先生在纸上写出“土”字来，嘴里说道：“由此下去，”那“土”字变成了一个“去”字，又说道：“是为得法。”那“去”字又变成了一个“法”字。天福问：“不碍事吧？”威先生说：“照字上看来，不碍事。”天福说：“不瞒你先生，我侄子跑出了，两房合了他一个。一起出去的还有几个人，都是高中学生。不晓得有无风险？”戚先生说：“有土不远。又‘由此下去，是为得法’，说不定还有些小造化。”天福说：“只要没险就好，别的都不想。”又问：“多少时可以回家？”戚先生说：“三年必有消息。”
天福就很放心地回去了。叫二娘大娘都不要愁。
过了个把月，二娘同天福以及大娘商议说：“小伙出去以后，我心神不定。今天就少收了人家的钱，又不好意思再去追。我想把生意停一停。”天福很同情，望着二娘，说：“不怪你，停就停下来吧。”
二娘就把所有汽灯卖了，把房子租给了戴家豆腐店。她在家里叫了一桌菜，送两个伙计。吃酒的时候，大娘二娘都不上桌，由天福陪客。天福对两个伙计说：“你们晓得的，我由小是个不用心的人。我二娘再凶，她儿子跑出去了，也就凶不起来。店里生意做得这么好，倒把店关了，对不起你们二位。”两个伙计忙说：“大先生不要客气。小老板跑出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一切妥当以后，二娘便要向天福报账。天福摇手叫她不要报。叹口气，说：“我晓得这几年生意做得是不错的。都亏了你。剩多余少，你都收好，等小伙回来，还有多少事要做呢！”二娘从此就不大出门，与大娘两个家务之外就绩麻，结网，正好天井长，摇线也不用到街上去。结出的网由天福顺路带到南门高桥卖给网店。
小伙的确三年才归。回来时，穿一身旧军装，拎一只马皮箱，气概不凡。进门，就被正做作业的妹妹看见了。妹妹小他三岁，认得出他，惊叫一声，放下钢笔向他走去。他就很激动地把妹妹拥抱起来，又连连狂吻，弄得高中生的妹妹满脸通红，挣扎着。天福在屋里看见了，把脸转过去。小伙进屋，朝天福双膝跪下，叫一声：“大爹！”一头磕了下去，眼泪直淌。天福呜咽一声，从椅子上滚下来，跪下一条单膝，扶起小伙，说：“回来就好啦！回来就好啦！你把人望死啦！”眼泪也就止不住。
天福买了两包好茶食，去谢那个测字先生，测字先生已经不测字了，也记不得给天福测字的事了，但天福恳切一定要谢他，也便只好收下。
原来，小伙那几个人，出去是要投奔解放区的，却让蒋介石的军队拦住当了兵。亏得有文化，没吃什么苦，也没去打过仗。后来，被解放军收容，当了解放军。天下大定，就让他们复员。几个人都安排当了小学教师。天福听着小伙的这段经历，就心有余忧地大叹：“险啊！”
小伙既不要家里为他找人，自己又迟迟不谈对象，天福不满，对二娘说：“小伙还不弄个人回来，他想的什么心事啊？”二娘把这话告诉小伙，小伙想了一下，很觉得内疚，就跑到天福面前，说：“大爹，我就去谈个人。”天福朝他点点头。
小伙果然不久就把对象找回来了，是个标致的小媳妇。天福很满意，常常用眼光跟着她。到天福从花纱布公司退休时，媳妇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了。人家问他退休了，他说：“孙子都有了，还不退休啊？”
一度时间，外面说二娘是“漏划”。天福就到这些人那里去，说：“我叫天福，天福店是我和我兄弟的，二娘是个妇女啊！”那些人不睬他，说；“情况我们都晓得。”天福回去就叫二娘逃走。女儿大学毕业后嫁在长沙，二娘就连夜走了。几千里，一去不回。在外面平安过了十几年，后来病逝。骨灰送回家，大娘抱着那盒子恸哭，喊着：“二娘，好妹子，你家来了！”天福这时也很老了，站在屋檐下，望着天。
小伙对大爹大娘十分的孝敬。天福八十几了，仍能不用拐杖到澡堂子里去洗澡。他比从前略瘦些，但厚敦敦的样子没变。闲谈时他说：“我们现在是跟小伙过，侄子，等于是儿子啊！”他不会吃烟，又不大喝茶，平时就呆坐在天井里，夏天时也会坐到外面来，一坐就是半天。大娘偶尔也会站到大门口，扶着门框，看街。年轻人于是就发现了一双如今罕见的粽子般的尖尖小脚，穿着青布缝制的袜子。
豆 腐
豆腐店的房子，就是过去天福的。豆腐店老板姓戴，人称戴老大。他在考棚街出现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乡下人。他到街上来，就是打算开豆腐店的。他看到：考棚街的豆腐店只有一家（在西边），考棚街这里的人不野。他就把他的豆腐店开在考棚街了。
戴老大到街上观看，是他女人叫他来的。他同天福家二娘谈租房子的事情，就把这样的内情漏出来了，原来，他家里是有田的，父亲又留给他一个磨坊，碰巧的是他女人在娘家也会做豆腐。他女人就叫他把田、屋、车、牛都卖掉，到街上来开豆腐店、做街上人。
后来，考棚街上就看到戴老大的女人了。小小样样的，生得细巧，可以说是个美人，但身上透着野气，脸上显出杀伐，什么温柔妩媚，一概没有。考棚街人心里说：“凶！”看出了她的能干。
戴家豆腐店就开张起来。半夜里，闼子门缝里透着灯光，传出磨豆浆的磨子声，飘溢出豆浆的清香。早上，闼子门一块一块卸下来，这时才开始做豆腐。女人把雪白的豆腐脑儿一勺一勺舀进白布铺着的豆腐盒子里去，满了匀了，就把白布的四角覆好，盖上板子，戴老大就搬了石头压在板子上，也要压得匀，那黄黄的水就从盒子底下往外渗往外流，汩汩流进桶里。过一会儿，豆腐就成了。女人用薄薄的紫铜刀横里划到头，又竖里划到头，豆腐就四四方方一块一块的了，白嫩厚大，一块只卖二分钱，买到手时还是热的。一盒子有一百块，一早上要做好几盒。做百叶有做百叶的盒子，小得多。做百叶费事，一张百叶就要一层布，把豆腐脑儿撇在上面。做百叶的布狭狭的，很长很长，用好后都洗净了晾在店里或晒在后面天井里。
天天早上，戴家豆腐店门口人不断。买豆腐的而外，就是来等那做豆腐时流出的黄水，嘻嘻哈哈的，都是这附近的女人。把黄水弄回去，倒在自家茅缸里，乡下人来买粪，担数就多。
戴老大是难得出门的，每天有一件事出门——上茅缸。这往往是下午，他似乎一个很长的中觉才睡过来，遇到人就木怵怵点个头，只顾往那里去。看人时眼睛从下往上，额头上的皮便立即推起一排浪。他理的是极老实的平顶头。
人们见到的戴老大，是做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夫妻两个一起，一看晓得女人当家。但戴老大也有叫人不敢小窥之处，你看他不声不响，有三分懵懂，他却让他女人给他接二连三生孩子，一共生了六个，三男三女，个个象他。夏天的时候，都在门口乘凉，一大堆。戴老大女人也不弱，孩子生得虽猛，她还是她，老是小小样样，标标致致，能能干干的。
考棚街人判断，这都是豆腐吃的！
机关食堂的事务长是个大喉咙，一副滑稽相。来买豆腐就开玩笑。先朝戴老大点个头，接着就朝老板娘大声说：“暧，想吃你的豆腐呢！”老板娘一边手上忙着一边说：“豆腐尽你吃，拿钱来！”事务长一声“钱有得是！”就从口袋里掏出票子来拍在桌子上。老板娘拿起票子也不看就收进口袋。事务长佯急着说：“啊呀多呢，你数一数唦！”老板娘手一扬，说：“去有你的事！少了我还要找你！”事务长就很高兴，大笑而去。过一会儿，老板娘就叫戴老大挑两盒豆腐送进政府——中山塔里去。如此的玩笑，常看到。
戴老大住的屋子，前面是磨豆腐的地方，后面还有三间（一堂两厢），当中一个小天井。戴老大家里养两头猪，外面人都不晓得。到把猪捆起来往外抬时，才晓得。于是就想：“到底是乡下人。”但乡下人真会过日子！
全城的豆腐店后来一齐关掉了，组成了豆食品厂。戴老大和他女人也就都成了按时上下班的工作同志。很高兴，国家的人了，有保障。考棚街上从此就没有豆腐店了。
豆食品厂的豆腐不是黄豆做的，是豆饼做的。黄豆先在油厂榨了油，下来的豆饼再送到豆食品厂做豆腐，最后的豆渣又送到万头猪场喂猪。买豆腐要凭票，票在发粮票时一齐发下来，一季度发一次。
早上八九点钟，有一个陌生汉子，推一辆板车，上面是一盒一盒的豆饼豆腐，从北城河北岸的豆食品厂出发，绕一个大圈了，到考棚街来卖。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其他街上。他们是半夜上班做豆腐，早上豆腐卖掉就算下班，板车要送回厂里去。
戴老大夫妇进厂以后，常把厂里一个瘦人请家来喝几杯酒，有时在窗口能听见戴老大对那瘦人说：“我们只有靠组织啊！”那人说：“对！对！”戴老大一个月送一份申请补助报告，总是请邻居张老师写，“兹有……因家中人口多，小孩皆上学……”云云。
过去做豆腐的地方后来搁了三张铺，一个男孩一张。摆了一张吃饭大桌，还有一些不齐整的凳子椅子。三个女孩睡在后屋里，合一个房间。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另一个房间。猪不养了。下午放学后，几个孩子都伏在大桌上做作业，在街上就看见。
戴老大的孩子都不吃字。都上到初中就不上了。早早地就了业，实惠。有两个儿子后来当了股长，有权。三个女儿出嫁了。当股长的儿子在外面分到了住宅，老两口就同小儿子在家里。
戴老大和他女人现今都退休了。他女人被机关食堂请了去做豆腐，进出中山塔。老邻居们开玩笑说：“当大干部去啦！”她就笑着应道：“大干部！“她从食堂里弄得到外面不大好买的东西，排骨、肚子之类，还有价钱不太高的鲜鱼之类，儿子姑娘常来拿，邻居们有时也请她带点。
戴老大身体也不错，厂里留用，还是替厂里出来卖豆腐、百叶，还有干子、素鸡。现在又都是黄豆做的了，不凭票的贵些，凭票的便宜些。戴老大有时在路上站下来同人说话，竖起大拇指和小指头，说：“我有六个儿女！”
乡 忧
蒋云先生是半亩轩的老名流。他这人命奇。三十多岁上死了妻，接着自己一场大病，好了之后废了一条腿。他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高中毕业生，后来是做教师。因为废了一条腿，就不再想到学校上班去了，办了长期病休手续，对他这人来说，等于是退休了，他自己和别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也就成了一种事实。
蒋云先生这样做，还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蒋新，当时才九岁，并无别人为他料理家务，他得自己承担起来。
蒋云先生后来就在家中授课。有那高考落榜，下年还想再考的，可以到他家里补习。从语文外文到数理化，各门功课都是他一人讲授。他家人丁虽不旺，祖宗留下的院子屋子却颇大，容纳二、三十学生不觉得拥挤。辅导之余，蒋先生也就把饭菜做好了，儿子放学一回家，就有得吃。
蒋先生的补习班成效极高，遂年年学生满座。这项收入多少年来等于固定工资一样，也颇丰厚，对于病休的他，正好是一个弥补。蒋云先生的补习班直至前几年还在办，如今不办了，主要是因为蒋先生想歇歇了，正好有人办了一个业余高中，请他去授课，那里热闹些，也只要他教一门数学，负担不重，他就到那里去了，不过是玩玩而已。
蒋云先生最忧虑的，是他的儿子。蒋新高中毕业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只好当工人。那时教学质量差，但蒋新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国家决定从工农兵当中招收大学生时，蒋云先生就让儿子报考了。其时儿子已做几年工人，具备报考资格。蒋新也就考中了，蒋先生高兴了几年，直到蒋新毕业分配。但从此以后，对儿子的忧虑却年年加深。
蒋新毕业后，被分配到最边远而又艰苦的省份去了，工作是做中学教师。一晃数年，只回家一次。想办法把儿子调回家，就成了老先生时刻萦绕心际的大事。蒋新也与父亲一致，想调回老家。但蒋先生只是私塾先生一样的人，他要把儿子隔七八个省调回来，真觉得没有办法，况且行动既不便，年岁又大了。蒋新那边看来也无头绪，一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蒋老先生从无牢骚怨言，他默默思念，默默忍受，默默等待。不免有人叹息说，蒋先生虽有儿子，等于无有。
蒋老先生的忧虑，终被儿子一封信驱散。蒋新得以调回本省了，但不是本地，而是一个发达的中等的城市，与本地隔江相望，坐汽车是大半天的路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回到本地穷乡僻壤来还要好些。蒋老先生的欢喜，可想而知。更可喜的是，蒋新有了女朋友，就在调回的路上旅行结婚了，只不过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说这位新妇不是出自寻常人家。见了这括号里的话，蒋老先生忽觉不快，心中好象又生忧虑，虽无十分道理，却是挥之不去。信中还说，一时还不能回家探望，等安置妥当后，尽快携妇回家拜见父亲大人。
蒋老先生就一心一意等儿子媳妇回来探望他了，家虽破旧，却收拾打扫一新。等啊等，蒋新却似乎忙得连回来一趟的时间也没有。新来的信上要求父亲到他那里去，如何乘长途车只要四个小时，下了长途车如何乘公共汽车只有五站路，都—一写得明白。蒋老先生甚为不快，回了一信，婉言推辞不去。蒋老先生跟老朋友谈起了这事，也还是生气，说，既然这么简单，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抽空回来一趟呢？
以后，蒋老先生仍然只有从儿子的信上了解儿子的近况。数月之间，儿子寄来四封信，告诉了自己工作的变动：第一封信说他由教师而做了教导主任，第二封信说他做了校长，第三封信说他做了某区教育局局长，第四封信说他被调往某县做了县委副书记。蒋老先生接到第一封信时高兴，接第二封信时更高兴，接第三封信时微感吃惊，接第四封信时不觉大吃一惊，直觉得背上滚过一道寒气。
蒋老先生久久深思，数易其稿，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许多古今的道理。“汝是平常人家的儿子，到得这个地步，当思侥幸二字，父不望你有为，亦不怪你庸常，位高则险大，权重则害巨，儿以廉洁二字时时铭刻心头，愚父死而瞑目矣。”这是蒋老先生给儿子信上的几句话。
大约一年多以后，儿子忽然又从某县调回城市，信中透露又将升迁。蒋老先生握笔之手直抖，给儿子写信说：“非以为吾儿不能也，乃以天下济济，何独钟爱吾儿？吾大不安，不以为喜，且以为忧也。望吾儿勉之勉之，则老父幸甚，百姓幸甚，国家幸甚！”
这封信去后，儿子好长时间没有信回，蒋老先生以为儿子生气了，他只有摇头叹气而已。不想，却有传闻到他的耳中，说他儿子在某县时做下不好的事情，如今某县有暗状追告上去，他儿子一夜之间升迁受阻前程大碍。蒋老先生一听，觉得有点像，于是一封长信写给儿子，先责他久不来信，再要他如实告知近况。蒋老先生的健康立时衰退，业余高中的课也不能去上了。
儿子来信说，确有人捣蛋，所以未能顺利升迁，目前暂在某局任职。信极简短，不得要领。但老先生一看是明白了，外面传闻大抵不差。儿子在县里时做下的那等事情，自然是不会如实告诉他的。老先生独自垂泪，就象儿子被劫走或被杀了一样。过了几天，他才有力气给儿子回信，对儿子痛加训戒，叫儿子不必再来信，好自为之吧。
儿子果然也就没有再来信，父子关系似乎僵住了。
但老先生终于又收到儿子的信，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写来的。原来儿子从市里放到一个农场去了，提任场长，正县级。老先生叹一口气，就给儿子复了一封最短的信，其中写道，“世事固非老朽所知，然此次放儿到基层，且级别有所提升，实为宽宏大量让儿在较艰苦地方从新做起，儿当自思自警。儿为百姓父母官，一切不待我言，自此以往，儿之事，父不再论。”
蒋老先生给儿子写信皆存有底稿，至此一并取出，拿到天井里去，付之一炬。他又到业余高中上课去了。
汪 家
一对夫妻。男的姓汪，女的也不知姓什么，人称汪大奶奶。他们住考棚街试院那儿两间不齐整的屋里。试院是古时候的名称，考棚街也是古时候的名称。从前，汪家夫妻靠做纸扎匠生活。用细芦材做骨子，用纸糊成纸屋，并且在上面简略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人家买了去烧给亡人。一般当然是订做，做多大做几间有什么讲究，都要事先说好。纸屋上每每有两句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
汪大奶奶一双巧手，瘦精精的细芦材秆儿经她手上一折两折的，再用绳子（也是纸的）一扎，屋架子就出来了。把白纸黄纸往上糊，也是她的事情。最后，在纸上描画，就是汪老板的手艺了。汪大奶奶扎架子的时候，他就裁纸。考棚街的人不喊他汪老板，而喊汪三。但上门订做纸屋的，开口仍然称老板。
后来破除封建迷信，纸扎店没有了生意。但汪三一家，除夫妇二人之外，还有四张嘴，每天要吃饭。汪三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一只眼睛又有些眇，越发显得些无能。个子不大的汪大奶奶袖子一捞，说：“还是凭两只手啊！”
汪大奶奶有眼光。试院做了机关，门口的牌子并排挂了四五个，机关干部天天要上班，星期天又要看戏看电影，忙得很，代他们洗洗衣被，收几个钱，岂不是一桩简便的生意？
他们把家里的洗澡长桶搁到门口，弄来一块搓衣板，买了几条洋碱（肥皂），就忙起来了。
果然，洗开了头，就源源不断。除机关里的之外，附近的一些单身人也把衣被朝这里送。
汪大奶奶两袖卷得高高的，站在桶前，不停地搓洗。汪三做下手，到井上去挑水以及帮助绞干被褥，就是他的事。他们每天都要洗两大竹篮。洗好之后，汪三弯着两个膀子，一边挽一个竹篮，里面满满的是绞干了的衣被之类，汪大奶奶手提一柄捶衣棒，跟在后面。二人到东城河去汰洗。东城河水好，汰出来的衣裳晒干后一股水香。从东城河回头，汪三就在试院旁边一个空场上拉绳子，那里正好是一个死角，没有人走，又晒得到太阳。每天，只要天好，那几根绳子上就晾满衣被。汪大奶奶的手伸出来，十指都泡得白白的，一年到头是这样。
汪大奶奶一狠心，把大女儿嫁了出去。姑娘那年刚十八。鞋匠李四有个儿子也做鞋，店面就在考棚街当中，小小一个楼。上面一间是房，下面一间是店。汪大姑娘就在上面一间做了新娘子。老李四只好在楼底下天天搁个临时铺。汪大奶奶晓得这女儿嫁得有些马虎，她主要是减少家中人口。她再一狠心，把儿子送到沈家剃头店去学徒。剃头店也在考棚街当中，来去倒是不远。家里吃闲饭的就只剩小女儿和小儿子了。政府挨家挨户户动少年儿童入学受教育，十岁的小儿子和十三岁的小女儿一齐进了小学一年级，享受免费。
大女儿夫妇两个，后来一块儿做了制鞋厂的工人，在别处有了住房，生了一双儿女，虽不能算怎么样，日子也还安逸，时常来走动。汪大奶奶和汪三对于大姑娘，也就把心放下了。
大儿子才学会剃头，公安局招收人民警察，他就丢下剃头刀，穿上了民警服。公安局也在考棚街上，时常有同志到沈家剃头店理发。汪大奶奶的大儿子叫汪能贵，生得面若敷粉、眉目生动，令人喜爱。偏偏他又是个很争气的人，未有几年，就做到了派出所的所长。每逢星期天，汪能贵必然骑了自行车，来看一看父母。一身警官服装，冬夏不同，人又生得神气，真是装了门面。
小女儿小学毕业时，已经是十九岁的人，再去读初中，不大像了，正好试院里一个干部看上了她，娶了过去。后来这小女婿一直在一个公司里做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小女儿的终身也就不算丑了。夫妻二人挣工资，生了两个男孩，一家子走出来齐齐整整，也叫人放了心。
小儿子不中用。初中也没有考上。哥哥帮他的忙，早早地就了业，在一个仓库里做保卫。嘴虽会说，人不精明，又绝没有哥哥生得神气，到三十一上，靠姐夫替他在郊区找了个姑娘，结了婚就住在丈人家，也就罢了，随他去吧！
儿女一个一个成家立业，汪三夫妇肩上担子卸下来了，但人也老了，转眼从四十几的人，变成六十几七十几的人。他们不要儿女负担，仍是为人洗衣。虽然自来水也已装到了家里，汰衣服还是竹篮子朝膀子上一挎，到东城河去。
他们又扎过一次纸屋，当然也是人家来订做的。几十年不摸了，做起来并不手生。汪三给纸屋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之后，照例又写上那副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考棚街一带的少年儿郎谁见过这东西？就是见过的人也觉得新鲜了。观者如簇。汪大奶奶雄心勃勃，叫汪三去采办了不少纸张。但细秆子芦材不像从前容易买得到，打算叫小儿子辛苦一趟，下乡去找。这时，大儿子骑车子来了，对他们说：“赶快不要再弄！你们就不想我还在当所长呢。你家女婿也在外面当干部！”老两口这才醒悟过来，不做了，找个熟人，把纸又退给商店。
汪三比汪大奶奶显老。他发胖了，脸上的肉松耷耷挂下来，眼皮盖住了两眼。但他仍能挽两大竹篮衣服去下河。汪大奶奶也仍然是提了捶衣棒跟在后面走。她的嘴瘪了，但说话响亮，眼睛有神，劲抖抖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就是她。
谁想得到呢？那么神气的大儿子能贵，走路时忽然平空栽倒，也就断了气，不过才四十几岁。人皆可惜。
那小女儿站在娘家门口，泪眼红红的，大叹：“我汪家没有人了！我汪家完了！”闻者心摧。
汪三和汪大奶奶也就不再洗衣服，整天看不见他们出来。一日，老两口忽然出来了，只见形容大变，脸上有异色。
他们一件一件往外搬，在门口摆成了赫然一个纸扎的大院。有楼有亭，有树木山石，前后两进，有正屋有厢屋，室内各样俱全，院中树下卧着两条狗。那院门两边的对联，依然两句老话：“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笔划写得颤抖，但一笔一笔认真。门楣上有一横小字：“江州考棚街汪家”。
这真可以说是艺术杰作。但人们晓得马上是要点火烧化的，若果能化入另一世界，却也令人神往。
汪三颤颤抖抖从口袋里摸出火柴来，从院门那儿点着了。一时，整座纸扎的住宅燃烧起来，火焰跳荡、扭动，间有哗剥之声。一股青烟往上升腾，愈高愈淡，袅袅地不见了，却又依稀还有。汪三与汪大奶奶站在那里看着烧化，表情木然而专注，火光一度把他们全身映成一片橘红。
过了不久，老两口双双去世。人们发现时，只见汪三仰卧，已经穿得齐整。汪大奶奶蜷卧汪三头旁，却是家常的衣服。。
现在，汪家门上一把锈锁，屋子空在那儿。门口地上烧化纸屋的一滩黑印，已渐被雨水冲淡以至消失了。
后来，竟还有个单身汉子捧了脏衣服来，见到汪家门口干净得冷清，诧异道：“人呢？”
老 鹤
老鹤的家在城北旗杆巷。他是个高中生，离毕业还差半年，不上了，因为他生了病。老鹤的样子，一直就像个有病的人。他很瘦，瘦得两肩高耸，背也就驼上来了，站着时活象一只仙鹤，同学们就不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老鹤，他听了很高兴，把肩头直抖直活的。
老鹤的病，只能叫做体质太差，差到连听课也不能坚持下去。“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自己很有数的样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镇静。
老鹤的同学，喜欢跟老鹤玩，即使他不上学了，大家还是常到他家玩，因为老鹤是最快活的人，一句话，一个词，一个绰号，一个谐音，都能使他跳啊笑啊，手舞足蹈，以至于吊在人的背上直蹦直叫，要人跟他一起快活。
老鹤的爱好是买书，数学书、物理书。这些书，他自己绝对看不懂。《广义相对论》、《经典场论》、《现代波导理论》、《凸函数和奥尔里奇空间》、《抛物方程的网络积分法》、《偏微分方程有限差分方法》……这些大部头，他一本接一本买，买回来就用洁净的纸包起来，在书脊那儿用毛笔写上书名。
遇到同学，他就告诉他们，他又买了一本好书，是如何的好。同学到了他的家中，他就把书柜打开，让他们欣赏。他的同学只是用眼睛朝里面望着，不动手去拿，因为他们也是看不懂的。
“你买它们有什么用啊？”
有人会发出这个疑问，老鹤一点也不意外，他的眼睛倒反而特别地亮起来，兴奋的样子，回答说，“我是给我的弟弟买的啊！”
老鹤的弟弟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同学们一听老鹤的话，就都大笑，说老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老鹤对于一下子获得这一称号极为高兴，他跳着笑着，说，“我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老鹤还喜欢收集世界名画，印刷精致，确实叫人爱看。他收集最多的是贵夫人的画像，也有一些西方小孩的画像。有女生到老鹤的家里，老鹤就把这些给她们看。描绘外国小孩的名画，就被女生要走了几张。“她们将来，应该有这样可爱的孩子。”老鹤把这事告诉男生，并且这样说，大家就都无言。
老鹤进了街道办的纸品厂，当会计。这时他的同学们都下乡插队去了。老鹤的厂是三大间阴暗的旧屋，一个大院。老鹤就把女工春云往他家里领，打开书柜叫春云望，拿出名画给春云看，这时老鹤的脸上升起两朵潮红。
“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望着春云。
“我的命也不会长。”春云低着头回答他。
春云同样很瘦，同样是有病才不再上学的，她是个初中生。
老鹤和春云就结了婚。老鹤拿出一幅外国名画来，上面画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我们应当生一个孩子！”他对春云说。
春云望着他，脸上是恐惧，但是她勇敢地说，“哪怕对我有危险，我也为你生一个！”
老鹤就有了一个儿子，春云不曾有危险。
老鹤的弟弟被老鹤的同学叫做二鹤，这是无理的，其实他有一个好名字，叫登阁。
登阁是个不活泼的人，平时只喜欢呆在家里。他读到初中，后来就当了工人。老鹤在家里把登阁教到高中的程度，登阁就自己啃起那一本一本的大部头。
大学停止招生十年之久，开禁了，老鹤就去给登阁报考，登阁被录取了，是数学系，跟老鹤的两个高中同班同学做了大学的同班同学。登阁如今早就是博士生资格的教授，他自己也写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老鹤就把它们排在他过去买的那些大部头的后面。老鹤说他弟弟如今很忙、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乡探望了。
老鹤如今在街道工作区抄抄写写，抽空儿就到股市上去，他还从来没有输过，不过他是小户，赚得很有限。“我现在，就为儿子。”他说。
楚 爹
楚爹住在政府大门对面。楚爹这一边，只有他一户人家，他家旁边是长长的围墙，里面是干部宿舍，另外有门从西边的阔巷里走。政府门口看不见人，只有四棵青松。
楚爹的门，早早地就开了，是闼子门，一块块寸把厚的门板，卸下来就放倒了堆在旁边的围墙下。机关干部上班的时候，楚爹已经坐在那张藤椅上喝了好一会儿茶了。他用一把半大的瓷茶壶，套在嘴上喝。嘴一歪，吸溜一声，就放下，壶里的水大约是很烫的。他坐的位置正对政府大门，去上班的干部，一个个都在他眼里经过。
但楚爹的眼皮是耷的，并不注意外面的事情。
楚爹的藤椅很旧，腿子上和扶手上都绑了许多布条儿。楚爹肥重，藤椅已经变形，塌了下去，楚爹便把自己全堆在上面，很舒服似的。
楚爹面前，搁着两个扁子，里面是萝卜，一个扁子里是萝卜头儿，一个扁子里是带萝卜缨儿的。楚爹有时伸手到底下去，就取出一个水淋淋的刷锅把子来，往那带缨儿的大萝卜上有力地洒些清水。楚爹卖萝卜是常年不断，春天有紫萝卜、青萝卜，夏天有洋花萝卜（粉红色，水多），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
楚爹不仅仅卖萝卜。在扁子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玻璃门儿的小橱子，里面是香烟、火柴，桌上还有几个大瓶子，里面是鸡蛋、小糖、麻饼儿。在另一边，有两个书夹子，上面尽是小人书，都是从前出版的，有《金扇子》、《王先生游地府》等等。
楚爹坐在这一切的当中，从早到晚不大动身，有人来买香烟了，有人来买萝卜了，有人来买两个鸡蛋了，都是伸手就能拿给人家，有小孩来租看小人书，楚爹看着他们自己从书夹子上拿，一分钱只准看一本。
早上，干部上班的时候，其中就会有人来买香烟、火柴；少数时候，也会有人在上班以后从机关里出来，到楚爹这里买一点东西，萝卜也买，小糖、麻饼儿也买，甚至还会租十本八本小人书去看。楚爹的鸡蛋卖五分钱一个，乡下人给他送来时，是三分钱一个。附近的街民晓得楚爹的鸡蛋赚钱，但还是来买，没有什么人家跟乡下人买多少鸡蛋存在家里，也不大吃鸡蛋。
楚爹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小孩子们放了学，就到楚爹这里看小人书。门口簇一堆，那放倒在地的门板上，全坐满。一边看小人书，一边还要买楚爹的东西吃，麻饼儿、小糖、萝卜头儿。带缨子的大萝卜要三分钱一把，小孩子不大买，贵。
楚爹的萝卜头儿似乎是专门为小孩子们准备的，也似乎不赚钱。天最黑时，楚爹门口的电杆上的路灯亮了，政府门口的门灯亮了，附近的孩子们就都在这里玩，有看小人书的，有玩“躲躲擒擒”的，有唱着“城门城门有多高”一类的当地童谣做游戏的。楚爹自顾喝他的酒，眼皮儿耷着。孩子们玩一会儿就来买萝卜头儿吃，给楚爹一分钱，楚爹张开五指，在萝卜头儿里挖着，抓一大把，孩子们要伸出双手去才接得住。一个小孩子一个晚上每每不止买一回，萝卜头儿太好吃了，雪白的，一咬，“咔吧！”崩脆、鲜甜，小孩子吃得口滑啊。到孩子们回去睡觉了，楚爹也便酒止，慢慢地收拾东西，慢慢地把闼子门儿上起来。于是，政府门口空无一人了，四棵青松，两盏门灯。
楚爹在门口做他的小生意，里面有一个老女人默默地做家务，几乎从不朝外面望一眼，又好像里面总有做不完的事情。那当然是楚爹的老伴儿了。有时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年轻姑娘，在帮助老太太洗萝卜，她也是不大抬头朝外面望的，偶尔掉过头来看见了人，那眼睛一瞬间张皇而明亮，赶快又掉过头去。楚爹的女儿不好看，脸色苍白，跟楚爹一样阔方脸。她有很显著的双眼皮、圆眼。她的耳朵上有好大一副金耳坠。
有些乡下来上访的人，很自然地歇在楚爹门口，望着对面的政府。楚爹听随他们坐在门口，不赶他们，也不同他们说话，有人向他要一口水喝喝，他就朝后面喊道：“倒点开水来把人家！”喉咙沙哑。于是老太太就一声不吭从后面捧了热水瓶来，给要水喝的人倒些开水。有向楚爹开口请教怎么上访的，楚爹就告诉他：“早上七点半，下午一点半，你进去，不要怕，直朝里走，找信访科。科长姓沈。”
楚爹放钱。不认识的人不放。跟他借钱，要写个据，中间见证人也要在上面捺个罗纹。附近街民到楚爹那里借钱，先得预约时间，然后才好去。去了之后，楚爹一见，就从藤椅上起来，朝后面喊一声：“来看住一下。”不等老太婆出来，他便同来的人到后面去了。后面有一个堂屋，说好了借多少钱，多少利，何时还，立好了据，楚爹就收了据，到旁边黑魆魆的房间里去，听不到什么声音，一会儿，就如数把钱拿了出来，交到中间人手上，由中间人复点过了，交给借的人。
楚爹如果把门口交代给老太婆，他出去了，到附近街巷里去，那便是借钱的人没有按期还款，他上门去收钱。他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他去收钱不提钱的事，好像是走走玩玩的，坐下来东谈西谈。大家都觉得闲谈的时间差不多了，借钱的人就主动说：“楚爹，那笔账再宽几天。”楚爹就站起来，也不急，也不恼，说：“好吧。”于是就走了。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
后来有个画画儿的，三号个子，人极瘦，剪着平顶头，衣着寒酸，站在楚爹门口街边儿上，手上松开一张画儿，画的是出山猛虎，朝着对面的政府，也不说话，也不叫卖，天天来，一站半天。什么意思呢？后来人们晓得了，他是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美术才能，政府应当用他，安排他的工作。画儿画得是不错的，不过不晓得可真是他画的？他这人神经上有没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政府不睬他？
楚爹就把这人叫到面前来，“画儿是你画的？”“是我画的。”“你卖不卖”“不卖。”“你不卖就呆了。你天天站在这里，不是把功夫站掉了吗？不如多画几张画儿。兴化从前有个郑板桥，做过县官，画出画儿也要卖银子；不卖银子，他在扬州连水也没得喝。画儿卖出去就是你的名。你有了名，政府就晓得你这人有用。你现在这个样子，政府不仅不会用你，还怕你呢！”
画画儿的果然就听了楚爹的话，而且画儿就挂在楚爹屋里卖；从外面往里看，墙上满是斑斓猛虎，配着高山流水，有些意思。
画儿卖掉了多少不晓得，画画儿的做了楚爹的女婿。楚爹死去之后，萝卜摊儿、香烟糖果小人书就都收掉了，完全成了一个画铺，也卖老虎，也给人画像，招牌上写着“了一画室”，原来楚爹的女婿叫“了一”。这什么名字？怪！
宜 粉 儿
她的大名叫宜粉儿，但辕门街上，几十年来，只叫她“鞋匠奶奶”。她是从城南嫁过来的，是街上人。嫁过来的时候，年方二十。结婚那天晚上，大多数街民未能一睹芳容，而回门那天，她又走得早，也没有能看见。回门之后，大约在街民们一般用早饭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她了，是被她的叫骂声召集出来的。只见长富鞋匠店门口叉着手站着一位上着红、下穿蓝的年轻女子，想必是她了，头发乱着，鬏儿松着，一句一句的，破口大骂。新娘子身量高大，四方脸盘，粉色盈盈，火爆爆一对大眼，很重的双眼皮。原来，有一股脏水，从西边而来，淌到了鞋匠店门口，不走了，汪积在那里。那是西隔壁第二家，宦家剃头店倒出来的。
“我昨天回门就看到了，忍住了没有说！血水怎么朝人家这边淌！什么呕脓哇血的血水！”她跳了起来，双手拍屁股，脸朝西狠骂。她的喉咙像一面镗镗锣儿，一下接一下地猛敲着，恐怕能传三里远。口词锋利，像一把快刀，一刀连着一刀嗖嗖地杀过去，不但不容还手，而且也不容逃避，哪怕你躲在家里，也被一刀一刀的杀着。宦家剃头店里没有人出来，看骂的也没有人敢开口。
以后，宦家剃头店门口挖了一个很深的地窨子，口上盖两块箩底砖，砖上剜了两个洞，剃头店一切脏水从此就倒进这里去，剃头店门口的街面上，也不再老是有一大滩水印，而长富鞋匠门口，也不再有从西淌来的脏水了。
这一战，奠定了宜粉儿在辕门街、在鞋匠店家中的地位。
也是，那边剃头店倾倒出来的脏水，就是喜欢朝这边淌，非止一日，路面上形成了几条颇有历史深度的细长的水道，最后汇集在鞋匠店门口，地上有许多的头发，甚至连鞋匠家中也有了许多这样的头发，那是起风时从门口刮进去的。
那天宜粉儿得胜回朝，鞋匠长富及其老母对她皆不敢仰视。
宜粉儿嫁到鞋匠家之后，就跟着鞋匠绱鞋子。家家户户的女人，把鞋底鞋帮送来，鞋匠就把它们绱起来，再用楦子楦。长富每日一大早起，除了吃饭和上茅缸，就一直地坐着，膝头上铺一块黑布，上面是一只正在绱或正在楦的鞋子。他埋着个脑袋瓜儿，专心地做。
宜粉儿来了之后，起身应酬的事情，就是宜粉儿了。来送鞋子绱的，多为女人，由宜粉儿招呼，倒也似乎很好。长富只须在那里专心绱鞋而不必送往迎来了。他最多有时嘴动身不动地随口应一声，接着便又埋下头去。某家送来的鞋子有几双，某家的鞋子绱好没有、放在何处，渐渐都是宜粉儿才晓得。长富的老母本来就专门烧饭。宜粉儿来了之后，还是这样。同她儿子一样，她是笨嘴拙舌不大会说话的，成天只见她佝偻着在里面小天井里忙。
宜粉儿早起头一件大事是梳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她梳头不在屋里，而在外面。一张方杌子，上面是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一根红的布带子），一张小凳子，上面坐着她。她看着镜子慢慢地梳，头发又厚又黑，要梳好半天。最后，梳一个好大的嬷嬷鬏儿盘在脑后，上面横插一根银簪子。她梳头时候长富在那里开始埋头做鞋，早上的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照着他的半个店。
宜粉儿梳好头之后，是吃早饭，仍然是那张方杌子，那张小凳子。她捧着早饭碗，里面无非是烫饭、菜粥、疙瘩豆昔儿粥之类；杌子上是一碗小菜，无非是酱瓣、萝卜干、咸菜、酱腌豆之类。她吃早饭同她梳头一样，都是极正经极严肃极认真的事情。
“老板娘这头梳得格挣啊！”
“头当然要格挣！”
“老板娘吃早饭啊！”
“吃早饭！”
宜粉儿的回答总决无一点含糊、随便。
隔一天，宜粉儿就要端出大马桶去倒茅缸，一摇一摇的，神情庄严可畏。回头刷马桶时，刷声坚脆、有力、响亮，也是极其认真严肃的。
从辕门街南北两头出去，考棚街、学政街、鼓楼街，荷花巷、旗杆巷、蒲草巷，街街相连，巷巷相通，街里有巷，巷外有街。以“恶”闻名的女人不多，但似乎每一簇子人家里面，也就会有一个，她们各有自己的领域，遥遥相望，互不相干。宜粉儿就是其中之一。
到豆腐店等黄水，宜粉儿把一只桶排在那里，人却不在，如果有哪个不当心，把她的桶挪到旁边去了，她到了之后，必有一场好骂。虽只是“泛骂”，但听到的女人，都会觉得心惊肉跳。这时是没有人敢去认骂，也没有人敢去劝骂的。宜粉儿骂过了，就乒乒乓乓硬挤上去，宁可把桶碰坏了，决不退让，又宁可打架，也决不示弱。一转儿的女人都认得她狠。
宜粉儿多产。生下三男三女，一个接一个。大眼睛个个像她，性情懦弱却皆如其父。三男三女，莫不在其母骂声的保护中长大。只要他们有谁挨哪家的孩子骂了、打了或骗了，宜粉儿必然找上门去，当着人家大人的面，训斥、威胁人家的孩子，然后火爆爆地扬长而去。因此，逐渐，鞋匠家的小孩没有人同他们玩，一个个从小都显得很孤独，眼虽大而其神如鼠。
宜粉儿在门口买菜、买柴草，也是极会较量的，看秤、算斤两、讲价钱，反反复复，得寸进尺，一步不让，坚忍不拔，必把来的乡下人弄得吃亏而去，临了还要被她伸手再抓一把。最狠的一着仍然是骂，骂得不肯卖的乡下人不敢不卖，要不然走不了，担子被她拽住了，一边拽住一边骂，哪个进城的乡下人吃得消、陪得起？只有认晦气卖给她。在门口买东西，跟乡下人缠，几乎成了宜粉儿的乐事。
但长富的鞋匠手艺是真扎的，绱的鞋子有样子，决无粗针大线图省事不牢靠之处，绱一双鞋子要多少钱也有一定的数，因此，宜粉儿虽恶，鞋店的生意倒一贯地好；宜粉儿也决没有骂过来绱鞋子的人，倒往往对人一律地客客气气，好语相迎，好言相送，也颇正经、严肃。
以上这些都是往事了。长富的老母久已去世，长富在制鞋厂退休了，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家。老宜粉儿同长富二人守着老屋，听不到她的骂声了，年轻人大约就没有听到过。但中年以上的街民，仍每每以敬鬼神而远之的目光看她。每天的早上，她还是坐在门口，还是那一张杌子，上面还是有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儿（一根黑的布带子），也还是那一张小凳子；她的神气，仍是极正经、严肃。只不过她的头发不黑不厚了，脑后的嬷嬷鬏儿，几乎只剩下了一个鸭蛋大小。
顺 英
顺英嫁到谷子街的时候，是坐在轿子里的，轿子是从稻河的轿船上抬上岸的，谷子街的人但闻吹乐之声，不见新娘之面。都知道：黄家钱庄的呆儿子娶老婆了。
谷子街乃江州城北第一等繁闹去处，凡北边水乡所来船只，皆入稻河，稻河即在谷子街下。谷子街上，商行一个挨一个，大秤小秤有千百把，人语喧哗，秤砣不停地在秤杆上抹过来抹过去。最大宗的货物，自然是北边里下河来的稻米，无穷无尽。谷子街商行虽多，钱庄只有一个，就是黄家。
黄家生有五子，其余四子或远出英、美留洋，或近在南京、上海做事，皆有出息，惟有第三子不佳，先天是个呆子。
黄三呆子被看在家中，是不允其跑出大门来的，但能走得进黄家的人，在里面也就能看到他：无非也是一个人罢了，穿得倒是齐整，面貌也像黄家的，只是形体孱弱不足，精神气质全无，每每站在庭院当中或是屋檐之下，抱肘缩肩，一对痴目却盯紧了往来之人，倒似有睥睨之意。他大约整日就这么站着的。
黄家三媳妇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就这么给呆子做了老婆？她既是由稻河坐轿船而来，必定是北边的乡下人，或许是黄家用钱买的？
不久，也就有人晓得了，说了出来：呆子的老婆竟不是个乡下人，而是大网镇上有名有姓人家的女儿，并且还在扬州女中上过学、念过书。
谷子街上的人后来也就看到了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模脸儿，不难看，白净净的，眼睛很黑。的确不是个乡下姑娘，是镇子上出来的小门小户人家的，念过书的样子。人们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什么不如意来，却看不出，她只是平平静静的，叫人失望和愤然了。
顺英跟呆子是怎么过的？不晓得。有一次，呆子跑到外面来了，也不犯嫌，只是站在巷口呆相。先是黄家的一个佣人来拖他回去，他执拗着不肯；接着顺英来了，并没有对呆子说一个字，呆子看到她，就乖乖跟她走了，似有畏惧之意。人们点头叹息：呆子也是个人。
顺英后来却就怀孕了，这实在使得街民们暗自有许多的遐想、揣测。于是就有一些趣闻从黄家大院里悄悄传了出来：说顺英在一针一线做娃娃衣了；说呆子根本不懂得老婆怀孕，仍然只是站在庭院当中呆相而已；又说顺英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祷告，但求生下的孩子不呆。
顺英头胎生了一个儿子。到三岁上，搀出来玩的时候，街民们都看到，这孩子是呆子生的。虽说呆子与他家的人相像，但毕竟有些区别，而这孩子是呆子所生，则属无疑。使人更惊奇的是，这孩子不呆。街民们皆用佩服和祝福的眼光看顺英了。
然而，呆子却仍然是呆子，他不知道世上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有了儿子。试过他几次的，他不知道。顺英后来就不让人去试呆子，因为每次试不出什么来，就使她难过。
顺英和呆子以后就搬到谢家汪去住，离学政街不远。黄家在这里有房子。从城外到了城里，也就好像是两个世界了。顺英叫佣人把呆子在家里看好，大门总是关得铁桶似的。好多年，谢家汪一带的街民不晓得顺英的丈夫是呆子，都以为是个病人，不能出门罢了。
顺英就在育新小学里做了教员。
顺英在学校里与教员们有说有笑，在许多的笑声里清楚地听出她的笑声，她的笑声表现了一种愿望，要把她自己竭力融入大家之中，并且希望大家接纳她。没有人不说顺英单纯、好处。大家都晓得她是黄家钱庄的媳妇，有的是钱，可是她并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架子，她仍是一种小门小户人家出来的样子，把自己摆得比别人低。
顺英回到家里，是个什么神情姿态，那也不晓得。然而，终日关得铁桶似的大门，安安静静的院落，规规矩矩进出办着事情的佣人，就在告诉街民们：顺英是这里的一家之主。人们还可以看到的是，顺英从育新小学出来，走在回家去的路上，那脸色就渐渐显出了烦恼、愁苦和沉重，而当她出家门，到学校去教课，她就慢慢有了乌云消散、轻松愉快的神情。
顺英从来不把同事往家里带，如果别人有这方面的要求，她也总是婉言谢绝，连对于女同事也是这样，她哀婉地说：“我男人有病，他怕见生人。”见到她这种有几分隐痛的样子，同事们也就不勉强她了。然而，逐渐地，同事们也就晓得了，顺英老师的丈夫竟是个呆子!
教员都是有知识的人，越是晓得了顺英的内情，就越是注意在言语态度上尊重她，连无意当中的伤害也没有。普通的街民们就不同了，他们看到顺英，就流露出许多复杂微妙的眼神、态度，或是好奇，或是可怜，或是鄙夷，顺英大约也就感觉到了，于是她整个的人就明显地孤独。连小学生在路上喊她一声，她也往往像是从梦中惊醒似的，尔后才很高兴地点头答应。
顺英的肚子，又大起来三次，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依然没有出过大门边儿。
所有的人们都理解了顺英，她不多生几个儿女，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顺英生下的后代并不呆！也就渐渐有些女人主动同顺英说些话，浅浅地表达些关心与同情的意思。到了黄家钱庄随时代变迁而不复存在，顺英只靠自己当教师，去养活呆子以及几个儿女，露出困难光景的时候，女人们对她的关心，就更为诚恳、贴近而温暖了。
呆子与顺英白头共老。顺英脸上的皱纹与常人似乎不同，竖着，曲折而深，沟漕一般对称分布在鼻子两侧的脸上，那是一副苦脸。
顺英的儿女都大了，走上了工作。每当佳节，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和女儿女婿，带着各自的小孩，都聚集在顺英身边，表达他们对母亲的感激和慰问，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看到这一趟儿孙，街民们莫不说顺英一世的罪总算受下来了，到头了，不容易。
当全家这样大团聚的时候，白发苍苍的呆子也在，他躺在一张大藤椅上，他不大能动了，但他俨然是一个有福的老人。
画 师
他是城北下坝街的，家里没有房子，就一个人住到考棚街酒店巷来了。酒店巷里有一间民房，带一个小天井，归文化局所有，就给了他。他是文化局的画师。
画师是个不声不响的人。不声不响地住来了，不声不响地过着。他身上总是加着一件蓝布的长襟工作服，上面有些颜色点子。如果他头伸在前面急急地走，目不旁注，这往往是去上班。如果他步子迟疑似的走，眼睛畏怯似的朝人一看便又低下，这便是他已经下班了。
他的小院门是成天关闭着的，但人们还是看出那很小的天井里已经被他美化过了，变成了一个玲珑小巧、纷繁齐整的花草与盆景的世界。在外面也可以看到，蓝色的喇叭花已经从里面悄悄地爬上了墙头。
他在中山塔面前作过画。站在梯子上，在那个竖在半空、大得像一面墙似的木板上面画。开始画的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后来把这个用油漆盖掉，又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
他作画，很慢，慢慢地打格子，慢慢地描出人形，又慢慢地上色。有时有几个小孩在下面仰了脸看，有时就没有人看。他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来画，又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离开。
他看上去显老，但估计也就三十岁的人。他天天在考棚街上来去，没见有人同他说一句话，也没见他同别人说一句话。街民们看见他老远地来了，穿着那件蓝大褂，心里晓得是文化局画画儿的，目光也就漠然地移到别处去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画师听到有人敲他的门，甚为诧异，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老妇与一个少女。老妇作谄笑状而少女殊羞。“门敲错了。”他说。“不错，来找你的。”老妇说。
于是后来这少女便成了画师的妻。少女是几年前的小学毕业生，待业在家，因家里舍不得她下乡插队（作为街道知识青年），便把她婚嫁。那老妇即居住画师屋后，画师不识，却竟作成了他的婚姻。
少女姓孙，画师称她“小孙”。画师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这么容易就结了婚。算算岁数，也的确可以结婚了。但根本原因还是小孙太美了。画师在大学里专攻西方人体画，他的眼睛主宰了他。画师以后不仅上班走路急急的，下班走路也急急的了。
街民们说：“咦，呆人有呆福！”
十年以后，文化复兴。画师以其古代仕女图而进人本城国画界。他是西方人体画的底子，而仕女图又以国画出之，故形美而外更尤有韵味。几位画家到扬州合办画展，独他的仕女图被一购而空。后来他的仕女图在扬州画店标价到二百元一张。
画界的人说：“他的灵感，来源于小孙啊！”
画师被吸收为省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小孙后来性喜逛街逛商店逛公园，这就与喜爱雅静独处的画师不合。画师从不注意衣着与风度，固定的形象还是身上一件蓝大褂，与人交谈时也总是弱不自信的模样，这些，都是小孙的不满之处。
小孙便有了一个要好的男性朋友小赵，时常把小赵带到家里来喝茶、闲谈。画师在窗内作画，他们两个便在窗外小天井里高谈阔论。小孙所谈，每每是她们厂里有男工走错了门，走进了女浴室之类。小赵所谈，亦不外乎此。小孙咯咯笑，小赵哈哈笑，其乐也融融，而画师却只管作他的画。
小孙有时无端同画师纠缠吵闹，不放他安逸。画师无法，就丢下笔去把那个小赵请到家里来解劝，小赵一到，两句话一劝，小孙也就很乖。接着，两个人或在天井里坐下来谈笑，或一块儿出去逛一圈。画师于是得到了清静。
小赵是厂里修水泵的，两个水塔归他管。
小孙后来便要同画师离婚。画师苦着脸，说：“我没有待你不好。”小孙说：“我和你合不来了。”画师说：“我们结婚有十年以上了。”小孙说：“当时跟你结婚是当时的形势。”画师便沉默了，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他就坐到小天井里去。
“想好了没有？”小孙走过来问他。“想好了。”他连忙站起来，很伤心地说：“我错了，当时是不应该的。”小孙就哭了，说：“你也晓得啦，当时我没有路走，跟了你！”画师低着头，像个犯人。
画师想起了他们的孩子，一直丢在城北他父母那儿。，说：“可是我们有了孩子，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跟你！”小孙毫不迟疑地就说。
“可是她不能没有妈妈呀！一个没有妈妈的儿童！”画师啜泣一声，蹲了下去。
“我反正又没有死！”小孙很气恼地说。接着，她脚步很重地进了屋，就动手整理出她的衣服。
画师跟进了屋，对小孙说：“结婚以后，屋子小，也没有置多少东西，只有这三门橱和两个皮箱还可以，就都给了你吧！”小孙说：“我不要你的！”画师呆站着，看着她整理衣服，问她说：“你以后怎么过呢？是跟小赵过吗？”小孙说：“这个不要你管。”画师说：“小赵没有什么文化，你性子又急……”小孙一声“哼”，画师就把下面的话缩了下去，似乎也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了。
不久，离婚手续就办好了。一辆小卡车开到了酒店巷口，小孙从驾驶室副座上走下来，小赵和另外一个男青年从车箱里跳下来，到画师屋里搬出了三门橱拎出了两只皮箱，画师帮着抬上了卡车。
卡车“咕——”地发动起来，开走了。
画师在巷口站了好久。。
以后，画师再也没有画仕女图。
大约过了年把，热心人为画师觅得了一位良匹，年龄与画师更近些，亦带有一个小孩，一望而知是个稳练、善良，会过日子的妇女.
画师现在走出来衣着齐整，人也胖了些。
他现在专画花卉，内行人说，画得很好，已经不亚于扬州的某一位老画家。
出 嫩
金龙是个气宇轩昂、目光炯炯的人，就凭金龙这副挺拔模样，人皆以为这孩子日后决非庸常之辈，他自己，大约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岁月如流，不觉就二十年过去，金龙的状况一望而知，他一直就是工棚里的一名工人而已。他那轩昂的气宇，炯炯的目光、挺拔的模样，好象本来都是大可不必的。人们对金龙莫名地失望、惋惜，并且渐渐冷了他们的眼。
金龙对这些，自己也全清楚。他感到一种极度的疲倦，好象二十年来他是有意让自己那样目光炯炯、气宇轩昂、身躯挺拔的，好象他欺骗了父老乡亲。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他忽然感到吃力，他要迷糊了自己的目光，垂下自己的头颅，驼起自己的腰板，行动贴墙，走路靠边，甚至来去无形不为人见才是最好。
但金龙的机遇终于来了。有一个人新近当了科长，他遇到这种提拔为官的人本当是回避些的，但人家真诚地喊住了他，并且真的就把他从工棚里调到科里去当了办事员。金龙知道这个科的工作，也明白这个人到这个科当科长意味着什么，而这个人要他来当办事员又意味着什么。过去他在工棚里听得很多，也跟着议论过嘻笑怒骂过，想不到现在自己却到这里来工作了。他内心确实深深激动。“是时候了，但不能急，要等待浪潮，要狡猾一些，该下手时不手软，下手要重，不要太老实”，他反复用这些无师自通的要点告诫自己。他不是一个做事没准备的人，他是大器晚成的。
科长把数万元交到他手上，要他按地址送给某人。这某人，金龙一听就知道。正如他现在已经渐悟到的，越是不寻常人物，在世上为人就越是寻常。不用说，科长要他去送的，是业务回扣或辛苦费。至于注意事项，科长不说他也懂得，比如，不要收条。不过，这是起码的，科长叮嘱他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许多关头过节之处，科长都交待极细，真让他暗暗惊讶，进而明白自己这多年毕竟是在工棚里，见识是小些了，还是谦虚使人进步，不要老卵。
他看到自己怀揣那笔巨款，做出了寻寻常常模样，目光迷迷糊糊的，头颅低垂，驼着腰板，贴着墙根，靠着路边，只差来去无形不为人见，故意绕了几条街，向目的地走去。他这是走在财上了，他成了里面的人，他会得到一份的。口紧，这最重要。他压抑着那老是无端就加快起来的心跳，他总觉得自己不够老练沉着，还得出嫩才行，他懊恼自己这几十年简直等于白过。不能怪他，再聪明的人，二十年工棚蹲下来，还能有什么大见识？不要紧，他会很快适应很快赶上来的，他也会成为一块老生姜的，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他看到自己按地址见到了某人，而某人也似乎正在等他。他瞥了一眼某人家里的电话，想到他的科长与某人当然是会及时联系的。对某人这种人，他以前没有机会接近，也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人，只觉得他们是一大块无边无际看不见而又最沉重的乌云压在自己头上，他对他们一向暗怀鄙恨，但现在忽然近得呼吸都听得到、身上的气味都闻得到，而且他登堂入室跟这种最神秘最有力的人有了这样深得同生死共患难的关系，尽管在这关系中他们的身份地位仍然是很悬殊的，可一切真是不一样了，他甚至感到了一种幸福，一种不容易有的幸福，
以前的鄙恨之情，忽然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他甚至多么想表达至死不渝的忠心。
他按照自己想象中的老练，把钱款放在茶几上，他看到某人从容地抽了一口烟，而后从茶几上拿过那笔钱，数也不数，就抽出一些来给他，说是买烟吃，这当然是道理之中的事。他看出那不是一笔小数字，对某人的感激之情，对某人的好感，以及发财的感觉，象一个滚烫的糯米粉的圆子烫在心口上。他当然应当略加推辞，随后也就接受了，因为某人又说了一句，给你们科长的，这似乎立即使他冷静了下来，刚才他心里嫌激动了些，还好并没有露出来，外表上他是不动声色的，他本来心里也不怎么相信这钱就是他的了，真是差一点儿就要出洋相，某人这种人会很容易瞧不起他的，会把对他的印象告诉他的科长的。
他马上知道他应当告辞了，于是站起身来，某人说再吃点茶，他说不啦，这就朝外面走，某人只送他到房间门口，某人的夫人接着送他到大门口。他正要从容回身以一种精干、忠诚、驯良的样子向夫人鞠躬告辞，“砰”一声，那大门朝着他关上了，这种速度是太快了些，门关得也太响了些，是极不礼貌的，太看不起他了，他心里的那种鄙恨之意又涌动起来，恨不得对着大门吐他一口。不过，何必计较呢？象某人夫人这种女人，有这种恶习也不奇怪，她自己甚至还不觉得有什么呢，等到你的钱比他的男人还要多，等到你成为和她的男人平起平坐的人，她自然会对你客气些的，人这个动物就是这样。
他看到自己回到家中，把自己躲在屋里，数那笔钱，某人手好准，正好是一万元，抵他两年的工资。他感到他对人间所有的感觉都不同了，以前的若干年他过的是白痴一样的生活，还竟然目光炯炯、气宇轩昂、身躯挺拔！十个白痴不一样，他算是其中一种。
他忽然想到某人房间里的电话机，他出门不到十步，某人跟他的科长一定已经通话了，科长正等着他把钱送去呢。想到在某人房间里的一出，可算是惊险啊，他差点失态、丢架子，好在是不动声色地过来了，某人未必觉察得到。
他把钱在手中弄来弄去地弄了一会，好象这才死心塌地认识到，这钱不是他的，至于对他的功劳科长怎样奖励，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钱甚至也不都是科长的，科长在更上面一层当中，也许就相当于他这种角色，要不然科长是怎么当得到的呢？这么一想，他似乎想通了，而本来好象是有点不大想得通的。他这人，还是在工棚里蹲的时间太长了，嫩，还是嫩啊。
他到了科长家。科长似乎正在等他。科长接过钱去，说，金龙，你经受了考验。科长说罢就把钱很随便地放进写字台抽屉。科长伸手从身上穿的西服口袋里拿出钱来，全是崭新的一百元的，也不数，抽出一叠就给他，说，拿去零用。他不敢接，科长说，这是你应得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不知道科长是不是真心给他，也许他如果接过来，科长以后就不会信任他了，他看到自己一副张口结舌不知所措的样子。科长把钱往他手上一塞，说，金龙，你太嫩了！科长这句话象子弹一样击中了他，倒把他打醒了，他也像他们那样，数也不数，就从中又取出一半来给科长，说，科长开销大，我不需要这么多。科长伸出两个指头，把钱夹了过去，说，你很懂规矩，这件事办得不错，到此为止，结束了。金龙说，办的什么事我已经记不得了，没有办什么事。科长一笑，拍拍他的肩，说，好，你会有大出息的。
张 仙
张仙不是仙，是个瘸子。江州人戏称瘸子为“仙家”。张仙住在龙槐巷头第一个大门里。白天，他每每拄一枝竹杖，歪支着半个身子，站立巷头，观看街上来往行人。站累了，就转过身去，走几步，踅进门，回到他的屋子里坐下来歇歇。
张仙的屋子在天井的一个角落上，小三架梁儿，屋上有稀疏的瓦，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只有一个黑黑的门洞。冬天的时候，门上就悬挂一个不知打何处拾来的草帘子，冷风吹得一飘一飘的。张仙照样地睡，破衣烂被堆得像一座小山，他整个像獾狗子躺在这座小山底下，不容易叫得醒。
想看一看张仙屋里有些什么的人，总是站到那门口就止步了，那屋里太黑，估计气味也不会好。
张仙的屋里四壁空空，连吃饭的碗，都是放在地上。
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图章。他的裤腰上缝了一个小口袋，有两颗揿纽，那个木头刻的图章就包着两层纸，深藏在这个小口袋里，往外拿的时候，要耸起一只肩，把上衣掀起来老高。
每月五号，他到日杂公司财务科去领工资。他的工资每月十五块钱，只能算是一种救济。三十多年前，张仙是日杂公司南门吊桥口小店的营业员，那时每月二十四块钱；但他安排上工作才两个月，就得一场大病，公家用掉多少钱，他还瘸掉了一条腿，并且失去了工作能力。
三十几年来，每个月的这一天，风雨无阻，他拄着拐杖，走好远的路，到日杂公司去。遇到熟人，他就兴奋地告诉人家：“去领工资！”他把上衣掀起，从裤腰的小口袋里取出图章来，交给会计，手抖动着，脸上尽是愧色。钱取到之后，必定要一再地哈腰，把“夏夏”（谢谢）二字连说几遍，才走。
张仙住的这个门里，房屋都是张仙的姐夫的；姐夫与姐姐都在外省，张仙自己没有房子，姐姐就叫他住在这里。三间正屋里住着季老太一家。季老太每半年把房租寄给张仙的姐夫，一切与张仙无关。
张仙自己不开伙。江州市委的机关食堂正好不远，一日三餐他就拿着碗筷，到机关食堂里去。每个月工资一到手，除了把洗澡钱留下，其余都买饭菜票。
季老太的中饭菜烧好，往往会喊一声：“张仙，拿个碗来！”张仙就“哦”地应一声，拿着一只碗，从小屋里瘸出来，让季老太盛些菜给他。他把这菜就带到食堂里去吃。
张仙每天帮季老太择菜。青菜、韭菜、毛豆、药芹，一应的蔬菜都帮着择。他在巷头，看到季老太把菜买来，就转身回去，坐在天井里小板凳上，等着动手。一边择着菜，一边讨教今天的菜价，瞪大了眼睛听。
季老太需要出门，天井里又晒了东西，就会对张仙说：“天井里晒了东西，望住点儿。”而后就放心地出去了，有时堂屋的钥匙也交给张仙，防止落雨，要把东西往屋里收。
张仙个子不高，生着一副大脸，满面红光的，剃着平顶头，头发花白了。季家的儿子的朋友们，对他也是比较熟悉的了，拿他开心说：“张仙，按你的相，你本当是有官做的。”张仙就很重视，睁圆了眼，问道：“那么，我的相是破在什么地方呢？”他特地坐端正了，头仰起了一点，好让人家给他看相。玩世不恭的青年人对他说：“你的相没有破，只是头大了些，肩小，搁不住，所以把一条腿也压坏了，江山没有坐稳。”众人都笑起来，张仙不认为是拿他取笑，他说：“这话不假，我这个相，多少人都说过好。各人的命！我平常站在巷头也看，当干部的，相哪里就一定好？必定有其它的地方托住了他！”众人就又都笑了起来。季家的儿子对他说：“你天天到机关食堂吃饭，就说明你本是有官运的，你看我们就走不进，没得机会进!”张仙睁大了眼，雪亮的，呼吸气都加重了。季老太这时大声说：“你们不要拿他开心！”张仙这才叹了一口气，拄了拐杖，走回他的黑洞里去。
张仙每天晚上出外洗一个澡，常年不辍，固定在雅堂浴室。他一去，聚簇在一角的老浴客们就叫道：“仙家来了！”张仙于是便有些飘飘然，一瘸一瘸的走近他常坐的位子。直到晚上九点半放汤，张仙才会出来。出来之后，他肚子里便有了若干的新闻。
“外面大城市里，太阳堂堂的，在街上就用刀子把人戳死！几百个人围着看，没有哪个敢去抓杀人犯，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妈妈的！”
“绝！绝呀！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人在场吗？有！便衣！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妈妈的！”
张仙在一旁只是竖起耳朵听，眼睛盯着说的人，脸上时而惊讶，时而义愤，时而敬佩，又时而茫然。
第二天，早上择菜的时候，张仙就说给季老太听：“你晓得吗？外面大城市里，大街上，太阳堂堂的，就有杀人犯杀人，几百号人围着看，没有人去抓他，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便衣在场吗？有！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了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
但季老太是个有见识的，等张仙说完了，就冲他：“不要瞎说！公安局看见杀人不管吗？”张仙就眼睛定定地看着季老太，一会儿，说：“我也是这话！”
张仙站在巷头观望，或者一瘸一瘸在外面行走，他有一种凝神的态度，打量世界好像高深莫测，他仄着脑袋，一肩高起，一肩微下，颇具神气。季家的儿子就对他说：“你看我们哪能比你？我们拿几十块钱工资，上有老，下有小，上班、下班，烦恼人生。你呢，仙风道骨！我们这些辛辛苦苦活着的人，在你面前，简直是可笑的了！”
张仙不能完全听懂这些话，但晓得这是把人抬举高了，于是便把头微微昂起，眼光里的确有了一种藐视人生的神气，俨然真有了些仙风道骨，正处在高高的云端里。季家的儿子笑出泪水来，指着张仙说：“仙家！仙家！仙家来了！”旁边的人也都笑得前仰后合。
季家的儿子听到一个消息，说退休人员可以加到工资，就告诉张仙，叫他到他的公司里去问问，也许能加到几个钱。不管怎么样，物价上涨，他也不能老是拿十五块呀。张仙坐在凳子上，听过之后想了半天，后来说：“不去，我不去。我一点事情也不做，拿了几十年工资，不算丑了。”季家的儿子说：“你不好意思去，我代你去问一问。”张仙也不肯，说：“我够了，我够了，随他吧，加到我就加到，加不到我就加不到。”
张仙后来没有加到钱，但副食品补贴之类开始有了他的一份，总收入还是增加了，张仙很满意，“有这样就不丑哪，有这样就不丑哪！”他说。
在张家住了二十年的季家要搬家了，儿子分到了新宿舍。张仙说：“你们是楼上，还是楼下？楼下我就搭个棚子，我跟你们走。”季老太看看张仙，说：“你跟我们走吧。把你的床板带走，其它一行都不要带。”但张仙听到说新宿舍在头营，虽不很远，也隔了两条街，就说不去了，他离不开雅堂浴室，洗惯了的。
现在，季家每个星期日，都要把张仙带去过一天。由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妈妈叫你去吃饭。”这就行了，张仙自己瘸了去。有一回，季家儿子过生日，是在星期一，星期天就没有来叫，第二天才派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一语未了，只见张仙已经眼泪鼓鼓的！季老太知道后，就叫张仙逢星期天就来，不要等喊。
淑 芳
淑芳是从草河街嫁出去的姑娘，做了谷子街宋家的媳妇。第二年，便生下一个女孩，都很欢喜。头胎女，二胎男，这样的前景也还值得人去想。然而，小女孩才三个月，宋家的儿子就被逮捕了，上了洋铐子。谁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后来晓得了：宋某于1950年随同某某出差去上海，在那里与某某一道参加特务组织。于是宋某理所当然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了公职。
宋某服刑的地点，远在黑龙江，相去万里。解送之前，允许淑芳去探监。淑芳抱了小女孩到了看守所。看守所在中山塔西边，几百年来都是县狱的所在。宋某平时就没有多少言语，彼时更一句话说不出，看上去他只觉得苦。淑芳一看，就心里明白了。她于是对宋某说：“我不怪你，你是不晓得外头的事情，上了人家的当。你好好的去，不要瞎想，十年过起来也快；我等你回来再给孩子做十岁！”听罢淑芳的话，宋某就“啊啊”地哽咽，捂住了脸。
淑芳就做起了临时工。早上，她把小女孩喂了奶，就丢在家里，让公婆照管；她穿一身破旧的衣服，扎了头巾，急急忙忙赶了去上班，步行。她在一个建筑队里，接砖送瓦，和泥搅灰。那时，瓦匠师傅一般是每月四十五元工资，像淑芳这样的小工，是二十四元。淑芳就用这二十四元养活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小女孩。
劳动和生活上苦些，倒也罢了，淑芳苦恼的是瓦工师傅们的纠缠。他们都欺她年轻不幸。淑芳是个做小工的，下个月有得做没得做，就在瓦匠师傅嘴里，她同他们真又真不得，假又假不得。纠缠她的人有好几个，她都一回一回地拒绝了。但有的人脸色已经不大好看。她没有什么妙巧的法子，便只好自己苦恼，她已经请邻居的学生写过两封信到黑龙江，问丈夫，那里她能不能去？宋某回了信：现在还不能去，如果他将来期满留场工作，她就可以去。淑芳扳指头算，那还得有七八年。她握着宋某的信哭。
后来有一个小工，也是女的，来同她说：某某师傅想跟她做个朋友。这女人带来两块上好的布料，就是某某师傅送给淑芳的。女人劝淑芳：宋某还有好多年才能回家，这好多年你没有人帮，怎么过？张三想你的心思，李四不放你安逸，还是索性靠一个好。某某师傅技术高强，能看图纸，能领一个工程，烧酒能喝一斤，个子又大，哪个也让他三分。你有了他，还有什么苦吃？还有什么人敢来碰你？况且某某师傅人好，相貌也是堂堂的。淑芳脸上被说得通红。
淑芳托人把两块布料带给了那个女工，她抱着孩子，拎着包袱，去了黑龙江。
三十年后，淑芳才回到江州。宋家两个老人都死了，是公家收的尸。房屋做了一个小工厂的仓库。淑芳从黑龙江回来的一家,就在外面搭了个棚子安身，等小工厂让出房子。谷子街和草河街的人，也就见到了淑芳和她的一家人，皆有隔世感。
宋某跟着淑芳回来了。他变了形，见人便有很卑微谦恭的笑容，那笑容却托出一种苦相，他呆呆地坐着，没有什么话说。他如果开口说话，就说个不停，絮絮叨叨，但嘴里呜啊呜啊的，听不清他说的什么，脸上却尽是苦容。然而，人们也终于大致明白了，三十年前，淑芳去了之后，那边有关方面就地安排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宋某后来提前释放，并且留场工作。他们的女儿在黑龙江嫁给了当地人，后来吃不消丈夫毒打，就离了婚，这次把两个孩子一起带回江州来了。他们这次，户口什么都没有办，是不顾一切回来的；再不回来，要老死在外面了。宋某的案子是错的，但时间过去太长了，当时的材料也找不到了，不过平反不平反对他也失去了实际意义。有关方面很同情，表示接受他一家的户口，并且帮助安排就业。
活得正常的人们，看到淑芳和她的一家，就不免会想，人也会这样过了几十年，却还没有好好生活过的。
淑芳容貌没有什么改变，老了些，黑了些，人却精干，一家人在街上来去，她走在前头。她的后面，是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两个外孙。
淑芳自己的上人和靠近些的上人也都不在了。她认了谷子街荷花巷里年龄最长，同她母亲一辈儿的一个老太做了于娘，她同干娘谈心谈得眼泪汪汪。老太说：“姑娘，你不容易，苦桃子！”
现在，宋某在钢铁厂做临时工，他的女儿在飞燕服装厂做合同工，两个外孙上学，淑芳在家剥蚕豆壳，一天可以剥一块多钱，大拇指头都剥肿了。
胡 驴 子
胡老头携牵着他的儿子名叫铁锅者，讨饭到了江州小城。他发现这地方衣食丰足，人情淳厚，且又十分安宁平静，遂定居下来。他从“国军”留下的一个马场上，拖扯了一些材料，在考棚街矢巷的荒角落上，搭起了一个窝棚存身。矢巷不长，里面却有一个不小的荒角落，瓦砾遍地，一周十几户人家的粪缸便安置在这里。粪缸半埋半露，大小高低，错落参差，既是小城百姓彼时的卫生设备，又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靠它从进城收粪的乡下人口袋里赚出几文钱来。
附近人家看到这个忽然冒出来的窝棚，虽也诧异，却不曾有谁去干涉。过了不久，挨家挨户人口造册的时候，胡老头和他的儿子就被登记在考棚街矢巷了。胡老头无业，明摆着已穷到一无所有，政府把他列为救济对象，发了两套蓝灰的棉衣，还发了一些米，后来就安排他做工。不是这里修路，就是那里挑河，每月能拿到二十块钱。那时经济闭塞，鸡蛋二分钱一个，所以二十块钱不算少了。
胡老头小个子，剃着光葫芦头，黄黑粗糙面皮，双眉弯弯下垂，眼睛处惟见朦胧两线，一望而知其规矩本分有余，精明强干不足。政府也曾对他进行培养，皆因他本北方省山沟里一个贫穷农民，旧社会破产流浪，可谓苦大仇深。但胡老头少窍，扶不上马，也就一世为民了。
胡老头住在窝棚里，与粪缸为伍，人皆不屑，其实他倒暗中积攒得起钱来。一个普通街民，每月六元，就能青菜豆腐饭过下去，他呢，不但在外面做工，而且又捡破烂，荒角落上他分门别类整理捡来的破烂，去卖钱。
胡老头就这样默默在世上存在着，那仅仅朦胧两线的眼睛，走路时只看脚前一片地方，决不去打量世人，世人也并不怎么注意他。他的相貌神态，令人想到那个头不大、只会出力、不紧不慢而又耐久的老实动物——驴，难怪人们不知何时起提到他便称为“胡驴子”，不是刻薄，而是形象。
爱国卫生运动一起，矢巷里粪缸统统挖掉了，由公家盖了一个公共厕所。有关方面在厕所旁另盖了两间小屋，就由胡老头住。这厕所，以及其他街巷的三个厕所，统归他冲刷打扫，每月固定二十四块钱。胡老头于是有了正式工作，又有了住房。从此，胡老头肩挑一副破水桶，手提一把用得秃秃的竹扫帚以及一柄勺子，挑着水时走得颠颠的，空桶而回时略有几分悠闲。他并不放弃捡破烂，每天下午，他背一竹篓，手执长长的竹夹子，到各处垃圾堆上极有经验地拔弄、寻觅。
胡老头还有一项会过日子处。他把瓦砾从泥土里拣找出来，这就种上了青菜，四周又逐渐栽插了荆条，一片青翠，倒也怡人眼目。菜棵子大了以后，有时他会用稻草扎一捆，送给邻居。他站在外面，菜送在人家门槛里。钱呢，嘴说不要，但给他，也收下，不看多少。他与邻人的关系，仅此而已，这种本分，与本地习俗颇合，得到好感。
小铁锅转眼中学毕业，自己拿了户口簿，到派出所去，改“锅”为“戈”，这自是因为有了些知识。小城人历来善考大学，也历来有到外面大地方做事的习惯，胡铁戈虽出自外省，但终是在小城长大，亦深受熏陶；成绩中下，却也录取到了苏州医专，当然，家庭成份优越，也是考取的一个原因。
胡老头对儿子说：“你晓得我一生一世为了谁？”儿子说：“为了我。”胡老头说：“你既然晓得，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儿子大吃一惊，说：“我怎能不回来？”胡老头说：“你回来就没有出息。”胡铁戈明白了，就带着一股悲壮之气，上大学去了。
头一个假期是寒假，寒假连着春节，他回家来了。胡老头伤心说：“龟儿子，你不听我的话呀！”儿子说：“放假呢！”胡老头说：“啥假不假的！”他塞给儿子一把钞票，“没有钱用，我寄给你！”
胡铁戈以后果然两年没有回家。
胡老头精神抖擞冲厕所、捡破烂，依然把钱积攒起来，十元二十元悄悄往远处的储蓄所存。过年的时候，他一个人，毫不寂寞。家家放爆竹，他也放爆竹。他门上也照样贴一副鲜红的对子。街上有人写对子卖。初一下午，他就挑起水桶冲厕所去了。年三十夜之前，他捡破烂的收获超过平常。
每个月，他都到天禄街邮政局去，五分钱请代写书信的人填写一张汇款单，寄十块钱给儿子零用，附言上写道：“安心在彼，切勿念家”，还有“一切如常，勿须挂念”。
第三年盛夏，胡铁戈提着旅行包，又出现在矢巷里。他家的门上一把锁，他只好在外面等着。他看到，门口摊晒着捡来的破布烂棉花，堆放着几个坏柳筐，里面是脏瓶子之类捡来的杂物。他知道，破铜烂铁是藏在屋里的，他望着这一切，后来掏出手绢揩了一下鼻子，就走到屋后阴凉处去了。
听到门那边响声，他就沿墙根转了过来。门已经开了，门口新出现一个大背篓，里面是才捡来的破烂。屋里是黑的，传出“国国”的饮水声。正在喝水的父亲转过脸来了，“爹爹！”胡铁戈叫了一声，走进去。“咚！”胡老头很重地放下手中不知打哪弄来的断嘴缺把瓷茶壶，说：“你回来做啥？”“我？回来看看。”“看啥？要你看啥？”竟僵住了。“我是对你咋说的？你给我走！”胡老头拿手指着门外。
胡铁戈把旅行包放到那张简易的桌上，环顾屋内，还是那个搁在竹凳上的床铺，上面没有帐子，还是那个锅腔以及一只小水缸。锅腔那儿的墙上，也依然乌黑一片，烟熏的。屋里有浓浓的蛟香味、霉味和铁锈味、咸菜味，一些捡来的杂物堆放在旮旮旯旯里，“碗豆虫”和“百脚子”在地上爬着。
“你走！”老头子声音里有哀求。
“我把你带到苏州去。”儿子说。
“想得出！我到苏州做啥？”
“你去就不要做什么事了，我的工资够用。”
“我让你背个包袱啊！”
“你如果想做事，我在医院里给你找个工作。”
“你光荣啊，一个打杂的老子！”
“你是我的爹呀！”
“不要想得出！我不去！”
“爹，我有对象了，是个护士，苏州人。”
“好的。不要把她朝这里带。”
“我们腊月里结婚，那时我来接你去。”
“我不去。我在给你添光啊！”
儿子沉默了一下，忽然伤感地说：“爹爹，你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你？”
老头子说：“你在苏州好好过日子，不要犯错误，钱要舍得用，衣要舍得穿，就是对得起我。”
“我把我们的照片寄给你。”
“不要老想这边，不要同人家谈到我。”
“我就老不回来看你了？”
“我不叫你回，你就不要回。”
“爹，我现在工作了，而且是做医生，这捡破烂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
“我记住你这话就是。”
儿子打开旅行包，把带给父亲的礼物一件一件往外拿。
“以后不要花这个洋盘钱！我要吃这些高级东西做啥？我又没有病！”
儿子把东西全拿出来了，旅行包也就几乎空了，花花绿绿的摆了一桌。
胡老头走到床铺边，趴下去，掀起了里面一块床板，伸手到床下去摸，一会儿，摸出一个油纸包儿来，交给儿子，说：“这钱你用在结婚上头！你到西仓桥储蓄所去拿——现在就去。钱放你这小包里，小包再放这大包里，不要离手。就在西仓轮船码头上船，有到苏州去的快班！”
儿子捧着油纸包儿，说不出话。
“你在苏州过得像个人，我就等于享到福了，记住我这话。你去吧！”
胡铁戈走出家门，回首望望，老头子已经在门口提起背篓傾倒那新捡来的破烂了。他含泪而去。
胡老头虽是个瘦小的一个老头，但总是没病没灾，劳动力也似乎总是没有减弱，六十五岁，他不再冲厕所，七十岁，他停止了捡破烂。他那小屋门口，逐渐清爽起来。前两年，他开始与两个青年合伙做起螃蟹生意，他那小屋，就成了存放螃蟹的仓库。他有时也跟小青年一起在街头卖螃蟹，人家恭维他说：“你儿子在苏州啊！”他就很高兴，少收人家的零头钱。
胡老头闲在家里时，顶大一桩事是看照片，他拿着照片框子，在屋外端详。他早已逐渐用荆条把菜地与两间小屋都围进来，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小院。荆条蹿得高高的，在外面只看见老汉的光头。
合伙贩卖螃蟹的青年人看到他挂在床头墙上的照片，说：“你媳妇漂亮啊！”胡老头说：“苏州人哪！”青年人又说“你咋不把孙子带来玩玩？”胡老头略一愣，后来便说：“我寄钱给他们用！”
有一天，胡铁戈突然收到一笔汇款，汇寄人是他父亲，数字很大，他就有一种预感。一算他二十年没有回去了。
每二天下午，他风尘仆仆，到了老家。他见到门口洁净，悄然无人，门微开着。他走进去，看见床上仰卧着父亲，似乎不对。上前一步，发现微有鼻息。他叫了一声“爹爹！”便听见老人喉咙里咯的一响，立即毫无气息了。这真是奇怪万分的事情。他略有些恐怖，环顾屋内，家徒四壁。他又发现父亲外边的这只手里，握着一把钱。
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看见床头墙上他们一家的照片，便取下来，把照片插进父亲胸口的衣服里去。老爹苍老得很了。
他很冷静地走到外面来，去打电话给火葬场。他心里谴责着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悲伤？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太理智了？但悲伤是装不出来的。
没有走出矢巷，就遇到一个老邻居，他上去告诉人家：“我父亲……去世了！”一语未了，哽咽起来。悲伤原来却是很深的。
蔡 静 安
蔡先生名静安，《大学》上说：“静而后能安”，这就是出处了。
百子街上有一家烟庄，好大的门面，抬起头来，墙上有两个斗大的金字，柳体，凸的，做在墙上——“裕和”，蔡静安就在裕和烟庄柜台上卖烟。他进裕和的时候，是十七岁，但在柜台上穿着长衫卖烟的，与在后面赤了膊用刨子刨烟的，却就不同，应该称之曰：“先生”。蔡静安十七岁头发就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穿了长衫，神情严肃，做了先生。
烟庄的规矩也是大的。头一桩是不管闲事。不要你管的绝不可问。那大宗的烟叶、豆油、末香、红土、大枣、南花籽儿进了后面的作坊，怎么就变成了香喷喷、提神醒脑的烟丝，并且品类竟有六种之多，如何配料，有多少工序，诀窍何在，皆不可问。
对于柜台上的先生，其它的规矩当然还有，但最要紧的是不可自坏烟庄的声誉。包烟的时候，斤两准足，四两就是四两，半斤就是半斤，包包要过秤，宁可翘一点。包烟用的白报纸和灰报纸，里外要干净，有什么脏斑在上面，宁可废弃不用。包的包儿当然要美观、一致，并且每个包儿上要盖裕和的庄号。站柜台的时候，要有站功，不准坐下来，站的姿势还要有讲究，决不可萎靡不振，弓腰曲背。到了柜台上，一是不要弄错，“双桂”是“双桂”，“银鹤”是“银鹤”；二是扎捆要牢，乡下人拎在手上走多少里路，不作兴散了包；三是口声要和气，有外地烟客，还要领人家去住旅馆。
蔡静安在裕和做了十几年。清晨，他头发向后梳得整齐，身上是一件长衫，脚上皂鞋净袜，腰背笔挺，不疾不徐地走,直达烟庄。晏下午，就见他依然上下一丝不苟，不疾不徐而归。天气热的时候，长衫就每每折叠得整齐，搭在左手膀子上，拢在腰旁，这时右手就常握有一柄纸扇。
有拿了钱请他从店里顺便带包把烟的，他总是说：“别的事情能帮忙，这桩小事，还就不大好弄；我们都是空手进店，空手出店，避嫌——你看我可吃烟？”至诚至恳，又确属事实，倒使人肃然起敬。
每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晏下午，蔡静安就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里外换得干净，回到家中，椅子上静坐着，一杯茶，一会儿饮一口。此时家中人不得同他说话，也不得发出大的声响，如果大门那儿有人来了，就要去挡驾，能挡掉的都要挡掉，直到六点，天擦黑，蔡静安站起来，叫家里人泡两个脆饼给他，吃好了，再饮一口茶，鼓漱两下，一口吐掉，复饮一口茶，咽下去，揩了嘴，说一声：“我去了。”就神色庄严出门而去。
这一天晚上，烟庄老板请职员吃“财神酒”，谁被请坐到上席，老板敬他的酒，就等于接到了解雇通知，不必来上班了。事先并无知晓，尽管各自暗猜，毕竟不敢自信，因此，这一顿酒饭颇算神秘、重大。有经验的店员都不敢掉以轻心，临来之前，要做一番精神准备：落到自己头上，该如何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落到别人头上，须有怎样的神情态度才最为恰当。这是处世的大场面，为人的大考验，是好是歹，总要仁义、本分、通达，不能有半点不足让人耻笑。
隔两天，初八的这一日晚上，蔡静安又是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换得里外干净，回到家里，椅子上静坐下来，饮茶、定神，家里人也同样不得杂言高声，到时候了，泡两个脆饼吃下去，净了口，神情庄严出门而去，不过脸上却有喜庆之色，因这一天去吃的，方为迎新酒席。
蔡静安的家，原住在董家小桥，后来才搬到北水关板桥西街，离烟庄是近得多了。但搬家并不是因为远近，却是因为一位女子。蔡家的对门，是史家；蔡家这边母子二人，史家也仅有一独女。一日，蔡静安出门，一抬头，那史家女儿正站在对门院子里屋檐下，凝眸看他。他这才发觉史家女儿已经长这么大了，似乎年岁与他正仿佛，不觉脸一红，赶紧走掉。但他对史家女儿便存有了反感。那一双眼睛看他时太明亮，站在屋檐下也好像是专等着看他的。后来，又有一日的中午，蔡静安出门时，忽有两条白光在眼中一闪，抬头看时，史家女儿
似匆忙到天井里收一件衣服，却仅着一条裤头，白嫩嫩两条腿便恰好及时让他看到了，使他觉得很羞耻。
他便托人打听房子，觅得了板桥西街这个住处。一切办妥之后，他才与母亲商议，卖掉老屋，搬家。但他母亲却正打着对门史家姑娘的主意，要托人出来做媒。他就把史家姑娘的行为对母亲说了，不愿意娶这样的女人。母亲听后，竟也无话可说。
蔡静安搬家的这一年是二十岁，第二年他结婚，那是草埠头王家的姑娘，当然有人做媒，相亲的时候是见第一面，姑娘规规矩矩的，低着头，忽然站起来躲进房间里去了，这使蔡静安很满意。
旱烟、水烟后来没有什么人吃了，烟庄也关了门，老板做了国营糖业烟酒公司城北门市部的柜台小组长，蔡静安做了西仓桥门市部的营业员，卖香烟。
蔡静安脚踏车就没有学，上下班步行，腰背还是笔挺，走路不疾不徐。时代改变，长衫自然是不穿了，也没有人叫先生，但他别的上头省，衣服上不省，身上不离一套中山装。鞋子与从前一样，黑布鞋，圆口的，脚上是纱袜。皮鞋后来也穿，不是好的，猪皮平底，式样老，同布鞋差不多。他的头发也依然是讲究的，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
蔡静安年年先进。他上了班就不作兴坐下来，总是站在柜台面前，随时准备接待每一个顾客。他的服务态度没得话说，百问不厌，百拿不烦，不作兴脸色上有一点不悦。他浑身一股中和之气，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有好感。他对待上级尊重，哪怕这个上级是才提拔起来的年轻人。他对待同事客客气气，从来不说玩话，不卷入任何闲言碎语，更不会与人闹什么意见。评先进他总是让，但总是落到他头上。他的账是从来不错的。没有人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蔡静安生有一男二女。女儿嫁出去了，儿子结婚在家里。他老两口同儿子儿媳合不来，同大女儿也合不来，总是往南门小女儿那里去。
蔡静安的老妻不幸死了，他哀痛极深，在老家设了亡妻的灵位。他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家里与儿子儿媳同过，便住到小女儿这边来。
现在他每天行动规律是这样：早上起来，洗漱、梳头完毕，出门转一圈，透空气；尔后买两个税务桥的烧饼回来，自己泡一杯茶，慢慢地吃了，上下穿得整齐，出门而去，不疾不徐地直达水关板桥西街老家。他有钥匙开了门，在亡妻灵前点上一枝卫生香，默坐一旁，不一会儿似有所得，就拿起一旁的毛笔来，蘸了墨汁，在旁边也是备好的纸条儿上写卜几句悼念的话，用糨糊贴在灵旁板壁上，再默坐一会儿，就离开；第二天上午再来。这样，一个上午就用掉了。下午，他必须睡两到三个小时，才能起来，出门洗澡，回来看电视，时间也就过去了。他从书店里买了几本书，有《拍案惊奇》、《三国演义》，时或翻翻，但都远远没有看完，也不知哪天才能看完，似乎也并无看完的意思。
蔡静安如此的行止，他的儿子、女儿都有意见。儿子那边，母亲的灵位不敢撤去，但两旁板壁上贴满了那些白纸条儿，上面写着各种迂腐可笑的话，来人见了，总之不雅。女儿这边，见父亲虽然退休在家，不做家务也就罢了，却每日比上班去还辛苦，从南门跑到北门，又从北门返回，还要去悼亡伤怀，岂不影响身体？但儿子、女儿都不便老是说他，日子就这样地过下去。
秋 云
秋云是城北天滋河那儿的。嫁给莲花巷周家的儿子。周相公在私立育新中学做数学教员，一街的街民都称他“周先生”。“周先生”也才二十多岁，但人物英秀，长袍大褂一穿，望之使人起敬。
周相公到学校教课，是从莲花巷出来，由街上向东，一路安步而去。如此早上一趟，饭后一趟。秋云必定送他到巷头，然后站在巷头望着他走到转弯口，不见了，这时就用较快的步子赶过去，复站在转弯口望着周相公安步而去的背影。由莲花巷口到育新中学，路虽不多，这样的转弯口却有五个，秋云就是这样一直目送着周相公到达学校。这，也是早上一趟，饭后一趟。上午与下午，放学的时候，秋云就提前一些时间，预先站在学校大门口附近，又如此目送周相公经过五个转弯口回家。
周相公一路决不敢与任何一个女人或女学生说话，连点头也不。否则，他回去就会受到秋云的盘问：同你点头（或谈话）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好在周相公走路时，素来昂首阔步，目不旁视，不易接近，因此，倒也容易避免了这烦恼。
秋云对自己，约束亦严。倘若她上街买东西，或者到井上去打水，或者下城河汰衣服，一路她也是目不旁视，且有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气。至于同外面的什么男人说一句话，那是根本不会得有的。为此之故，周相公忍耐了秋云对于他的那种过分的约束。周相公习惯了秋云这种严谨的做法，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倒觉得这样亦甚好。
过了些时，周相公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南京下来，就要周相公跟他去做官，薪水高过中学教员好多倍，放到下面来就是一个县太爷，秋云也可以带去，那边有洋楼、小花园。一家都很欢喜，周相公也踌躇满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出山之意。
独有秋云一言不发。周相公到房间里问她时，她说：“安安逸逸教书吧，官大险大！”
就这样，周相公就没有去得成南京。周家其余的人也听随他们，并不甚可惜。这件事之后，周相公每日去教课，以及放学回家，秋云都不似已往了，任周相公自来自去。周相公在家里，秋云对他更温柔体贴。
周相公除了到学校去教书，平时足不出户。有一日，晚饭之后，周相公出去了，至很晏才回。秋云不免就要在枕边盘问。周相公不肯说。愈不肯说却就愈使秋云怀疑，一定要他说出这一晚的去向。周相公无法，就先要秋云起个誓，决不泄露。秋云起了誓，周相公才告诉她：学校里一位同事的，约了他密谈，今晚这么长时间，就是躲在鲍家坝麦田里。什么事呢？是要吸收他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是什么，秋云不知道。但国民党她知道，县党部的牌子，不就挂在那里吗？中山塔门口。
“共产党同国民党不是一党？”秋云问。
“不是一党。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周相公说。
秋云就吓出冷汗来，抱住周相公，央求他不要参加共产党，“你教你的书，安安逸逸的，不管它什么党。”周相公又对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但秋云不要听，只是说：“还是教书安逸。”
周相公后来也就没有参加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进了江州城，国民党江州党部的牌子，换成了共产党江州市委的牌子，共产党从天而降似的，胜利了。渐渐地，一切起着变化。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或闲谈时，就会说到已往的事情，大有沧桑之感。
周相公那位同事，原来就是共产党江州地下市委的，胜利之后，自然就由地下转为公开了，每天到中山塔里上班，不久之后，就调到南京去了，当了大干部，此时想见他一面，也不容易了。
这件事难免在家庭的闲谈中提到，或者一笑了之，或者也令人有些感叹。连周相公有一次也忍不住对秋云流露了责怪的意思。秋云一声冷笑，对周相公说：“我妨碍你的前程了，不曾放你到南京去做官，弄个反革命的帽子戴戴！”周相公就现一苦笑，无话可说。
如今，几十年过去，周相公也老了，秋云也老了。后辈的人根本就不晓得从前的这些事，他们也不再谈到。老两口感情融和，身体也都不差，时常双双地在外面走。人称周相公为“周爹”，称秋云为“周师娘”。“周爹”清瘦些，而“周师娘”富态些。两个人衣服都格挣，过年的时候，一人一件黑色雪花呢大衣，笔挺的。
宫 斜 子
宫斜子姓宫，头天生是斜着的，斜上去的一只眼睁得很大，总是那么大，小不下来。宫斜子就天生一副藐视人、不服气乃至要来与你斗一番的样子，但其实并没有那回事。宫斜子先天的缺陷不止这一项，他的双腿罗圈得厉害，如果叫他两脚并拢立正，两腿之间一定能安放一口坛子。他走起路来，双腿向左右两边支开，摇摆着走，好像玩什么把戏似的，裆底下那个大空子，钻得过一个小孩。他个子不高，但也许本来可以高一些的，就由于罗圈腿而不得不矮了下来。
从小，多少人说过：“这人不能算个人了。”但宫斜子的先父并没有遗弃他，教给了他两样手艺：做酱园和做圆木匠。
他本来住在南门，分家之后，就到城里斗鸡场这儿开酱园店，前店后园，曹家的房子。开始的时候，是他的先父先母帮着弄，后来，他有了老婆，就自己弄。老婆站柜台，他自己在后面园子里做，有时也到外面来。
宫斜子的老婆当然不好寻。事有凑巧，一日，南门他父母的店门口来了母女两个，女儿虽然面黄肌瘦，但手大脚大，身架也大。一谈，是凤阳人。宫斜子的妈妈慧眼识宝，把女儿留了下来，拿了些钱，让做娘的回凤阳。凤阳姑娘就在南门老店园子做了些时，也在柜台上站了些时，面色红润起来，身体渐渐饱满，也脱了些乡下气。宫斜子就与这个姑娘成了亲，带回斗鸡场。
酱园店的后园里，有十几只头号大缸，上面罩着尖尖的芦席盖子，就像戴着大草帽，里面是一缸一缸的酱。宫斜子时常背着手在缸边转，停下来揭开盖子，看看酱色，用指头弄一点到嘴里尝尝味道。那大草帽有时需要拿掉晒太阳，有时又需要盖好。
到腌制萝卜干的时候，宫斜子的后园里，就是一片笃笃的刀声，宫斜子请了四周的女人在那里切萝卜，切一担是多少钱。做酱的原料是蚕豆、豌豆、黄豆，黄豆酱最好。街民或街民的孩子，拿了大碗，到酱园店里，说：“买二分钱酱！”宫斜子或他的大个子老婆，就会收了钱，接过碗，用竹板子刮，碗的一转儿都刮到了，碗底上没有，这是卖酱的规矩，卖酱的艺术，就应当这么刮。酱可以生吃，讲究些的，就切些红大椒丝儿，倒些香油里面，放在饭锅上蒸了吃。穷些的街民，一家人就围着一碗酱吃完他们的早饭、中饭、晚饭。
宫斜子的酱园店里还卖酱萝卜头儿、小黄瓜、酱蒜头与咸蒜头，酱瓜子和咸瓜子（菜瓜做的），还有酱莴苣、酱生姜。这些，都是价钱贵些的东西。也卖冬菜，腌制得黄黄的，一张荷叶包一大包给你。春天没有什么菜吃，街民们就吃冬菜豆腐汤，酸酸的，又有些香；吃罢，硬菜梗子吐一桌。
进货的时候，宫斜子最威武：站在门口，看着人把一箩一箩的豆子、一筐一筐的红大椒、一担一担的小黄瓜之类往里头园子里运，那斜着的样子，很有气魄。卖货的时候，宫斜子却叫人不放心，他刮酱、舀红大椒，抓萝卜干儿，那斜头模样，好像是在做狠心的克扣。
宫斜子吃饭在店堂里，热天的时候，就把小桌子移到门外来。他在晏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喝酒，一个人喝，不要老婆弄菜，都是烧腊摊上的。他喝足了酒，后来就停了杯，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腿上不住地晃，颈项脖子红通通的，这时他喜欢同人说说话，发表些通情达理的见解。喝酒之后，便是到澡堂里去洗澡，口袋里带半段皂荚，背着手，斜着头，罗圈腿摇摆着走。
他做酱园的时候，圆木匠不大做，但有时也会露一手。他的几个盛放萝卜干儿的扁圆桶，就是他在门口自己做的。划线、锯、刨、拼、做底、上箍，两个罗圈腿儿正好夹桶，好得很。晓得的人，就会来请他，说定了就把木料送来，他高兴时就抽空做，钱照收。换个底、紧个箍，这些零碎的事情，他不揽，回答说：“没有空啊。”
宫斜子也就接连有了孩子，先是四个女孩，后是两个男孩，一个挨一个。好几年，都看见宫斜子的大个子女人在店里解怀喂奶。宫斜子的女人浑身胖、松，脸上笑眯眯的，眼皮子耷着。人们望到她衣服下松松的宽大的奶子和松松的宽大的肚皮，还有那耷着眼皮笑眯眯的陶醉模样，觉得她大约可以不费劲地无限生育下去，在她旁边的宫斜子也就更被衬托出了几分斜劲。
到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宫斜子就买了房子，铁炮巷陈家的，就在斗鸡场对街，五间旧屋，一个大天井。宫斜子放了好多爆竹。他把“天庭炮”举在手上放，他站在巷子当中，嘴上含一支香烟，斜着头把“天庭炮”一个一个放上天。
合作化的时候，宫斜子让他老婆带着酱园店进了酱菜厂，工作分配在西门酱园店，天天走出去上班；他自己挑了一副圆木匠的担子，满城街巷里去，走一会儿仰起脖子喊一声：“箍桶欧——欧！”最后一声忽然高起，又忽然中止，凡箍桶匠都是这个叫法。有人家喊他了，就歇在人家门口做，既做新桶也修旧桶。认得他的人，仍称他“宫老板”，不认得的，就喊“箍桶的”。宫斜子做圆木匠与众不同，小马子大马子不修，马子垢不打，都是一口回绝。喊做这事的女人就会怅然说：“呸，又不是不把钱。”宫斜子头也不掉，说：“不弄！”
酱菜厂原是要宫斜子去做师傅的，他没有去，也没有把进工厂放在心上。后来，当社会上把零散劳力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就进了土产品公司，每天去上班，专门箍桶，成批地做长澡桶、圆脚桶、小水木亮子。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有劳保的人，工资还不低。年轻人常奇怪这么一个五行不正、身体丑陋的人，怎么也会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呢？
宫斜子现在是铁炮巷里最斜的人。巷子里原有的老人都死了，他现在就成了元老。他年纪既最老，脾气又最斜，人也就不跟他噜苏。宫斜子这名字被人叫了一世，现在仿佛才真的斜起来了。他现在是他那五间屋子、一个大天井的守护神，时常在四周转悠，背着手，罗圈着腿，嘴上叼一支烟。周围有哪一户兴了土木，他就会整天地看着，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说：“我七十几岁了，上代要传下世！”
宫斜子虽然人老，身体不差，每天下午必定酒喝得脸和脖子红通通的，去洗澡。他那神气，十足自信、满足乃至是藐视人的。不能怪，他有手艺。
毛 猴
他本来就是这里的。他的父亲是个挑水的人，他也曾挑过水，他的父亲病死之后，他不挑水了，挑草。每天早上，空扁担上绕着绳子，扛在肩上，好远，到草河去。从那里挑一担草，都是北乡里下河来的芦柴；几大捆，堆得高高的，芦柴梢子拖在地上，“刷刷”地挑来。你家两捆，他家两捆，送到人家厨房里去。一户人家两捆草，烧七八天，又要送。周围人家的烧草，都是他挑，他叫毛猴。
毛猴挑草的钱，也就正好够他平日买米买菜，洗澡剃头，过年做一身新褂裤，买一顶新帽子。
毛猴挑草伤了力，吐了血，歇了一些时，人走出来很瘦，脸上全是毛。这时恰逢家家不烧灶了，都烧煤球，用不着挑草的人了，连草行也不开了，草行里的人都进了煤炭公司，毛猴也就改了行。
毛猴转糖、卖蜜酒酿儿。
一块圆板，从圆心向外射线似的贴着彩色的纸条，纸条上或多或少摆着糖果，甚至还有红蛋、糕饼，越是好东西，那纸条儿就越是狭。圆板当中竖一根木棍，上面顶着一根能转动的竹片，竹片的一头悬着一根细绳。来玩的孩子交出一分钱，用手把竹片轻轻一带动，让它转，渐渐停下来之后，看那绳子上吊着的一根针，针尖停在哪个纸条上。落空的时候多，正好停在纸条上的少，停在那细狭的纸条上的就更少。针尖所停，那纸条上摆着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有多少，统归这交了一分钱的孩子所有。这就是转糖。孩子们都愿意用一分钱来玩
这个游戏。
毛猴每每在中午的时候，挑了担子，到小学门口去。他的担子是两只箩，前一只箩上搁着转糖的圆板，后一只箩里是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他还没有歇下担子，就有上学的孩子跟上来了，“老毛猴来罗！吃蜜酒酿儿罗!”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一刻儿功夫，全卖光了。那是浅浅的小陶碗儿，里面的酒酿儿都是好糯米做的，雪白，闪着亮光，当中挖出一个小小的凹塘儿，里面就渗满碧清的蜜酒。五分钱一碗，糯米吃在嘴里一颗一颗的，不渣，不粘牙，鲜甜、冰凉。孩子们吃的时候，先用筷子把蜜酒酿儿划出一条沟来，好先喝碗底凹塘里的
那一口蜜酒。一碗一碗的蜜酿儿吃光了，孩子们就玩转糖，簇成了团，叫嚷不已。
粮食上了计划，糯米又少，蜜酒酿儿卖不成了。后来又讲卫生，转糖板上那些糖果糕饼也就很可疑，去玩的日见其少。毛猴就从小学门口消失了。
他便以钓鱼为生。他找出一个坏了的水木亮子来，喊住圆木匠给他改箍了一个扁扁的、把子高高的鱼桶，上面罩着铁丝网子。那时城里有好多河，每条河里都有鱼钓，却并没有人去钓。毛猴早上出去很早，在人家快要烧中饭的时候，他回来了，头上戴着破草帽。他把鱼竿子送回家，拎着鱼桶儿去卖鱼，全是活泼泼的大鲫鱼。
毛猴冬天也会钓鱼。他穿着长棉袍子，站在河边上，端着鱼竿。河里连绵起着些波浪，冷风吹动枯白的芦草，也吹动了他毛茸茸的胡子。这样冷的天，这样大的浪，还能钓到鱼吗？站到他旁边去观钓，马上眼睛花了，钓鱼线上的浮子也看不见，而且那冷风朝衣服里钻。但毛猴是能钓到鱼的，而且冬天钓的总是很大的鲫鱼，黑黑的一条有一斤上下，不知在河里长了多少年似的。
后来，钓鱼的人忽然就多了起来，工人、干部，大人、小孩，一有空就握了鱼竿站到河边去。越钓越远，也越钓越少。城里的河逐渐钓不到鱼了，都跑到郊外去钓。钓鱼已经不能当饭碗，毛猴就不再钓鱼。
他改卖口哨。从工厂的垃圾上捡回薄薄的钢皮，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两片一合，就做成铁口哨，含在嘴里，可以吹出黄雀鸣啭的声音。毛猴就又出现在小学门口，他的身上好像藏有一只活泼爱叫的黄雀，到了跟前，才发现那好听的鸟叫是从他嘴里吹出来的。于是孩子们就掏钱买，五分钱一个。毛猴卖口哨卖了一学期，各个小学门口都站过了，全城到处是孩子们学吹鸟叫的口哨声。铁口哨含在嘴里，腥甜的滋味久久留在孩子们的舌头上。
有好几年，一到秋天，毛猴就卖“蛮喳”，也就是“蝈蝈儿”。他先得下乡把“蛮喳”捉回来。他身背四只旧的热水瓶壳子，篾制的那一种；底下用布蒙紧了，口子上用篾子做一个活门。下乡去也不远，出了东门，就在鲍家坝。黄豆田里，“蛮喳”叫成一片，盖住了田。人轻轻走进田里去，豆叶下“蛮喳”只顾振翅鸣叫，把手悄悄伸向它的背脊，两个指一捏，就逮住了，就像捏住一只虾儿一样。
早上出发，下午回来的时候，四只热水瓶壳子里都捉满了。一路走回，“蛮喳”就在里面不知疲倦地“唧啯唧啯”叫一路。那时的毛猴，脸上晒得黑油油的，胡子乱蓬蓬张扬开来，身上带着一片“蛮喳”的叫声，大踏步走着，好像为城里人从乡下弄来许多的宝贝，在街民们的注视和孩子们的跟随之下，显得有点异乎寻常，可以说有一种英雄气概。
毛猴把那绿色的小动物“蛮喳”，一只一只分进一个一个的小笼子里去。小笼子是拳头那么大，麦秸草做的，也有竹篾子做的，毛猴早个把月就把这些笼子做好了。到第二天，他就一支扁担，前后挑着满满的小笼子，一路走街串巷一路卖出。“蛮喳”分了笼，宽松了，更加此起彼伏地叫，叫得炸耳，好像把黄豆田里的闷热和野外的凉风一起带上了街。家家户户就花一角钱，买一只小笼子，吊在屋檐下，听那“蛮喳”叫，提神、清心，感到了秋意。小孩子就剥几颗毛豆米，用篾子一穿，插到笼子里去喂“蛮喳”。
毛猴的一生，就这样没有固定职业地过。他好像一直就是很老的一个人，又一直也就这么老。现在，他卖老鼠药。他的地摊摆在城北彩衣街，那边北乡上街的农民多。地摊是一块布，摊在地上，上面堆了几堆小纸包儿，还摆着几个大老鼠，那是老鼠皮里塞着稻草缝合起来的。最吸引人的是他有一个小转盘，上面有一只小白鼠，毫无约束，却并不逃跑。当毛猴呷一口茶，开口唱起来：“嗳，老鼠药，你不买，我不怪，老鼠在家里啃锅盖……”那小白鼠就在那块转盘上奔跑起来，于是转盘就旋转不已。小时候吃过毛猴的蜜酒酿儿、买过毛猴的铁口哨的人，看到了他，就会想：“呀，他还活着？”估计他有好大的岁数了。
填 房
何云在家做姑娘做到二十八岁，家道实在是衰落，她带着一箱书，离了海陵城，到镇江银行里做职员。何云的祖上清朝时做过县官，何家在本地也有些名气，虽还剩三间朝北的破屋和一个很荒的院子，但那块地方还是被人叫做何家花园。她也就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了。
银行里有位刘先生，老家在海陵东南渔湾乡，一表人物，英文极好，是个高级职员。刘先生不幸死了结发的妻子，拖着一串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别人左劝右劝，何云就嫁给了他。
刘先生托人在海陵城里买房子，购得王家桥东街普通房屋一处，单门独院，大小五间，于是就把家安在海陵了。刘先生仍在镇江银行里做事，何云就同刘母并四个孩子回到了海陵。家庭经济拮据，何云就到学校代课。刘母临终时，把刘先生、何云，以及一个有了十岁的大孙女叫到房间里去，其余三个都在门外；过了一会儿，里面喊三个小的都进去，刘母还来得及看了众孙一眼，去世了。
刘先生就一直在镇江银行。后来何云生下一女，起名五儿。若干年后，刘先生从镇江银行退休，何云从海陵小学退休，时常双双的出门，双双的回家，手上拎着蔬菜瓜果，对人都彬彬有礼，很安静的。刘家门里五个子女都大学毕业，除了最小的一个在本地，并且就住在家里，其余皆在外地大城市工作。刘先生、何老师在王家桥东街特别受人尊敬。
刘先生到杭州大女儿那里去了一趟，大女儿同父亲一起到了王家桥东街。下午，小女儿夫妇和孩子出去了，大女儿跟何云老太提起金子的事，刘先生在一旁不作声。一提起金子，何云老太马上说，在呢！原来，几十年前，刘母临终，把一块金条放在了何云的手上。
何云老太到房间里去，开了橱柜，从抽屉里也就把金条拿出来了。原样不变，在何云老太手掌上黄澄澄的耀眼。
坐到外面来，何云老太把金子送到大女儿手上，说，你们在家上学的时候，日子再穷，我没有舍得动，现在一分一毫不少，你们去分吧。大女儿也就用手帕包了金条，放进不离手的手包里去，说，当时祖母只有我们四个，五儿还没有……她留着半句没有说完。何云老太也没有等她说完，就很同意地点点头。
大女儿起身去翻旅行包，找出一张质地坚牢的白色的纸来，上面有黑色的字，刘先生的笔迹，想必在杭州写好的。这张纸送到了何云老大手上，大女儿说，这是爸爸写的。爸爸虽然身体健康，但他七十八岁了，有些事情还是预先写下来比较好。何云老太戴起老花镜一看，上面写的是《遗嘱》二字，底下内容是：王家桥东街这房子，原系刘某于某年某月购置，刘某与配偶何某在世时，房产权归刘某与何某二人所有，如若二人故世，则房产权归五个子女平均共有，相互之间可以折价转让。何云老太看过后，摘下老花镜，也点点头。于是大女儿把准备好的好的印泥送上来，刘先生伸出大拇指醮了印色，在他自己名下捺了手印，何云老太也找准了自己的名字，捺了手印。
有关财产事宜就这样办好了，刘家门里平平静静。晚上，何云老太小小的身影照样在厨房灯下忙碌。一家人坐下来共进晚餐，刘先生按照常规独自饮了一杯上好的白酒，五儿夫妇陪大姐喝了葡萄酒，何云老太也喝了一杯。
何云老太去找她的老同事们，都是退了休的小学老师，还有退了休的学校领导。她在老同事面前倾诉几十年的含辛茹苦。老同事们于是有特地找刘先生谈谈的，有在路上遇着刘先生拉到路边说几句的，都说，刘先生，你在外地工作，你的病母，是何云服侍送终的，你与前妻所生四个子女，当时都不足十岁，是何云一手抚养成人，直到送进大学。何云这一辈子，是为你做了牺牲。她当时是看你可怜，才嫁给你的，她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啊。你最后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五儿也是你生的女儿，不是何云带到你门上去的，既然房子五个人分，金子为什么四个人分？再说他们四个人在外地都有住房，过得不错，老家这几间破屋，为什么还要来争？不都是一向认为何云比亲妈妈还要亲的吗？怎么现在这样计较？何云当初为了你这四个孩子，是不想生育的，你一定要她生，结果她生了一胎。她对待家庭，真是一贯照顾大局，你老这最后一手，无论哪个人，也会感到寒心啊！她也不是要为五儿争金子，你将心比心想一想……
刘先生不为所动，最后说出一句话来：她是填房！
人们不再言语。何云老太也没有告诉五儿。日子就这么糊糊涂涂地过。
封 永 高
昌寿药店在考棚街上，大门两边有一副对子，“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是本地书家王子云的字，饱满、端正，有骨子。药店两间高大门面，进去又有四大间，深邃、宽敞。三面柜台，贴墙立满药橱，气势亦颇宏大。一进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买药的人，拿着先生开的药单子，进了药店，给算账的划个价，交了钱，便去让站柜台的抓药，拉开药橱上一方一方的小抽屉，一味一味地抓、戥，一期一期地分倒在纸上；吃三期，就摊开三张纸，均匀分倒三次。戥好了，别一个站柜台的就来查查，是否抓错，不错了，两个人都在药单上签个字，把单子收起来，尔后就—一地包包儿，三剂，就是三个包儿。煎药时需要后下的那一味，就单包个小纸包，放在大包儿里，写明“后下”。最后是包扎，整个这一帖药加个大纸套儿，纸套儿下面垫一张黑蜡纸，防潮；再用红棉线绳儿扎起来，留个扣儿，好拎。纸套儿上印有煎药法和服药法，还有昌寿店号，旁边有两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意思是说本店的药，选材地道，炮制讲究，外面的人虽看不见，但天老爷是有眼睛的。
昌寿药店的生意是好的。除了北门外有一家恒德药店，全城再没有第三家，城里的人，以及东门、南门、西门外来的乡下人，买药就必到昌寿。在昌寿，药缺味的时候少，昌寿再缺味，就要上扬州大德生了，不过，也不必去，宁可请先生改一味。
昌寿药全，而且药好，是管事的能干。昌寿管事的不是老板，老板死了，管事的是个药工，叫封永高。老板在的时候，昌寿还没有这么大的格局；老板死了之后三年，昌寿的柜台、药橱加了一倍，房子也多了一倍，药店扩建了一回，才有了这个样子。
老板有两个老婆。大奶奶不生育，老板在四十一岁上娶了小奶奶，这是合乎当时的规矩的。大奶奶小小的个子，虽不识字，人却要强，在里面当家。老板中了风，她旋即叫药店里全体职员，都站到老板床边，又叫小奶奶带了十四岁的儿子，也站到老板床边，她问老板：“以后药店里由哪个管事，你指一指。”老板听得懂她的话，就拿眼睛看，最后用手指住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封永高。
封永高受命之时，才二十一岁。
他做了管事先生，当晚就召集职员，无非约法三章。最后说：“药店虽是老板开的，却是我们大家的饭碗。店里的事情要靠大家。好花也要绿叶扶持，我年轻，多跑跑腿是应该的。老板当家的时候，药店开得是好的，老板不当家了，药店要开得更好，药店就是我们大家的脸。各位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我如有不到，各位就当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儿子，监督我，给我指教；不好对我说，就对大奶奶说。”
一席话，谦虚、本分、诚恳，又有骨子，无不悦服。
接着就是安内。他与管账的一起，到鼓店巷老板家里去，先看望了老板，尔后就同大奶奶、二奶奶坐下来谈家务。问每月家用多少？大奶奶报了一个数，他在上面又加了一点，作为老板的调养费，说，以后就照这个数，每月初五由账房送来，除此之外，无事就不好支钱、借钱了。大奶奶说这样很好。至于老板的医药费用，当然是尽用，实报实销。店里有的药，店里抓，店里没有的，哪里有就到哪里买；听到哪里有高明的先生，能请到的都请到。说：这是店里大家的意思。大奶奶、二奶奶说：“夏夏（谢谢）各位，夏夏各位。”
封永高就这样把昌寿药店管起来了。他是药工的本色，管事之余，一有空，还是做药工。
在后面炮制中药，不厌其烦。蒸、炒、煅、炙、浸、水飞……几十种工艺，有时一道工艺上要耽搁几天，他自己动手，用心钻研，精益求精，说：“开好药店，就要做好药工。”选料严格、炮制讲究，就从这里来的。选剩的药材，当兽药卖，很贱。
昌寿后来增加了一项小生意。特制了一种药末，还有一种膏药，专治疮疖、无名肿毒，价格低廉，夏秋两季，门庭若市，军民人等，购者如云。当时的人，头上身上就好生这些多余不争气的东西。先把膏药用火烘化开来，再把药末撒上去，热烫烫贴在患处，不出五日，必愈。
封永高对大奶奶说：“相公不光去念书，还要到店里来学学。”十四岁的小老板上学之外，就跟在封永高后面学徒，也是从药工学起。识别药材，记住药名、药性，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学成，小老板不长进，封永高就打他的手心，说：“这个药店，这么大家私，我是代你家管的；你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当家？”
元宵节这一天，药店关门，在店堂里年终结账。全体职员之外，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小老板参加。封永高向店主以及同仁报告一年下来的经营、收支；所赚的钱，提成做店本之外，店主得红利，店员得奖金，大小红纸包儿上恭书各人姓名，了了分清。小老板作为半个学徒，也得一个红纸包儿，做上学的学费和零用钱。
结账之后，大奶奶要说几句话，一是对封永高和全体职员表示感谢，二是提些希望，三是委任新的管事，当然还是封永高。这都是形式，但形式要做。大奶奶说过之后，封永高也说几句，总要带上些新意。
这一天晚上，店里聚餐。
第二天，封永高夫妇必上下穿得齐整，携带厚重礼物，到老板家里去，对店主（大奶奶、二奶奶）表示感谢，恭恭敬敬。
昌寿药店，就这样一年一年地下来，兴旺，稳定。
解放的前一年，一九四八年，小老板二十三岁，在时敏中学高中毕业。封永高就要向大奶奶交店，由小老板当家，大奶奶不肯，小老板也不肯。小老板想到上海去上大学。封永高说：“相公出去求学，要么学法律，要么学中医，这两项以后用得上。”小老板点头称是。大奶奶说，以后，店主就用相公的名字。二奶奶叹一口气，流眼泪。
小老板在上海学的法律。毕业时他填登记表，学校里叫他“本人成份”填“资本家”。小老板被分配当了中学教师，就在时敏中学，教历史。他把药店献给了国家。江州市工商界第一届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有他一个。封永高和全体职员也就归了国家。国家派了一个干部来当经理，封永高留用为副经理。经理换过不少，封永高没有变动。
昌寿的风格也就一直地保持。至今还是那深邃宽敞的店堂，红堂堂的柜台和药橱，做药也还是选材严格、炮制讲究，抓药也还是认真细心。一进店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细小的变化也是有的：门面上“昌寿”二字凿掉了，但还有痕迹；门口“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样的对子，纸套儿上“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样的话，自然也都去掉了，新社会不兴这些东西。
每年的正月，封永高夫妇仍然必穿得整齐，携带厚重的礼物，恭恭敬敬，到鼓店巷老板家拜望。
现在，大奶奶、二奶奶，封永高夫妇，都不在了，只有小老板还在，六十几岁了，从学校里退了休，早上喜欢提个雀笼子到东城河边遛鸟。
巧 妹
巧妹不是什么人的妹妹，她的名字就叫巧妹。她是光孝寺东边罗家的独养女儿。罗家也是寻常百姓，男人在蜡烛店里做蜡烛，女人挑香油担子。巧妹渐渐长成大姑娘，也不算标致，也不算风流。
后来，丁家巷里姓郭的二相公却就托人到罗家来求婚。这事情一传出来，一转儿的邻居再看巧妹就怪自己以前没有留心看。巧妹的鸭蛋脸虽然略大了些，但那眼睛多长，而且清水似的。那脸颊多嫩！那鼻子多直！那嘴虽大些，形状却是多么好！巧妹还有一个出众之处，肩小、臀宽，整个人像个花瓶似的，窈窕动人啊！
但是，郭家的求婚，罗家却未许。
罗家的男人还是到蜡烛店里做蜡烛。罗家的女人还是挑着担子出去卖香油。巧妹也还是在家里烧饭、洗衣、做针线。
街民们嘴里虽不说，心里对罗家赞佩，日子也便这样平平静静地过。
罗家隔壁的顾家，住进了一个姓顾的学生，在堂屋里搁了一张床，吃三顿，按月把几个钱。他是从南乡泰兴县黄桥镇来的，跟江州陈家桥姓翁的医家先生学医，祖上有交情，开始还不大注意，后来就有人说巧妹同顾生意思上好像不丑，至于两个人相好与否，却不敢瞎说。有一次巧妹在洧水河里汰衣服，顾生蹲在她旁边就着河水洗手，站起来后又同她说了几句话，才拿起放在树丫上的一本书离去，这倒是有人看见的。
然而，日子也便这么平静地过。
税局里有个吴正民，是北乡里下河老阁吴家庄的，家里水田有七百亩，兄弟二人，他是老二，年纪轻轻到江州来做事，二十几岁当股长。税局离此也不远，吴正民看上了巧妹，自己带着许多金银首饰上门求亲。
罗家的女人回他说：“我家女儿不把官里的人。”
吴正民不可能辞去官职，他热衷仕途，他在中统里还担任重要职务。他对罗家的女人发了狠，说：“我也不娶，看你家女儿把个什么人！”
罗家着了慌。有一天夜里，巧妹就拎了个小包袱，跟着她的舅舅坐船到江南去了。舅舅有个朋友在常熟做铜匠，巧妹就嫁给了铜匠的大儿子。铜匠家的门口挂满出售的铜器，风过处，叮叮当当地响。
吴正民也没有办法。
顾生不久之后也不见了。
过了几年，江州中山塔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
郭家二少爷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人又不振作，得病死了。吴正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兼地主分子的帽子，安排在烟酒店里卖香烟，后来又查出他的什么问题，判了无期徒刑。
巧妹和她的丈夫从常熟回了一趟江州娘家，光孝寺、洧水桥一带的街民都看到了。那小铜匠在常熟做了车间主任，人生得不好看，配不上巧妹。巧妹瘦了些，别的也无大改变，手上搀了一个小男孩。巧妹对她从前的女友说：亏得我家里不慕荣华，要不然，我现在怎么过？众皆点头，莫不叹息。
巧妹是独女，罗家老两口常到江南去。来去时虽见得高兴，但也有些凄凉。后来，巧妹小两口就迁调到了江州。
巧妹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黄桥镇的那个顾生来了一趟。邻居看见他下午进了罗家，过了个把时辰，巧妹夫妇两个送他出来，在门口点头道别，很客气，看不出什么。
顾生不在黄桥工作，他远了，在安徽省。他在一个县医院里当医生。他在那里有了家小。
巧妹的男人生病死了，丢下了巧妹和一双儿女。巧妹的儿子女儿这时也大了，很快的，都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
于是就有人找巧妹，要同她“介绍”，巧妹说：“过些时，再谈这件事。”
巧妹肩上吊着一只旅行包，出去了。
她说她去玩了一趟黄山。黄山好啊！
巧妹后来就同一个离休老干部结了婚，到扬州去了。
田 二
田二是个瓦匠，考棚街一转儿人家都认得他，遇到都跟他招呼：“吃过啦？”因为说不定哪天要请到他。
田二高高的个子，瘦猴似的，常年身上一件旧蓝褂子，敞着，如果加在棉袄上，就连棉祆也敞着，这是他的习惯：敞怀,仰着头直走。他的裤子自然也不讲究，就像灯笼似的，空荡空荡。他另外还有一顶旧布帽子，软耷茸堆在后脑勺上。他的衣服、裤子和帽子上总有许多的石灰点子，脸上也总是有几个，有时被他顺手抹过了，像马马虎虎搽的粉。他的脚上，赤脚穿一双旧球鞋，上面用黑的布、蓝的布、绿的布重叠地补过了，并且早已让泥灰弄脏了。他早上出去做，晚上归家，胳肢窝下夹一把瓦刀，手上拎一个结满石灰的灰桶。
雨季的时候，田二最忙，天天不止一处来约。“田二，明天无论如何请到我家，山墙剥下来了！”“剥山啊？”“剥山！”“好的，明天先到你家去。把泥、灰、纸脚准备好。”“石灰等你泡？”“等我泡！”
第二天，绝早地，田二就夹着瓦刀、拎着灰桶到了。山墙倒了的那个人家，全家就都起来。田二屋里屋外望望，说：“剥得不轻！”主家说：“不轻！吃着饭，外面轰隆一声，晓得山剥下来了。挨不掉，非请你来不可。”田二说：“假如俯就镶上去，雨一大，还是要剥。要拆掉重砌！”“要重砌吗？”“要重砌！”“砖头够吗？”“不够再找！”“好吧，随你。”
田二就动手泡石灰。或者泡在一只坏缸里，或者在人家院子里开个塘，或者就堆在天井平地上。主家拎来水，由田二一桶一桶地倒，用四齿耙在里面拉过来推过去。石灰一有水就鼎沸起来，热气腾腾，噼啪作响，倒了山墙的一家人就都站在旁边看，视为壮观。
田二把石灰泡好了，就动手撕纸脚，灰尘直往他脸上扑，他也不让，一边还说着话。撕好了，对主家说：“放水泡。”他就洗手、吃早饭。早饭很简单，主家平常吃的：两碗烫泡饭，几块萝卜干。田二一边吃着，一边就看着小工和泥，碗一丢，田二抹抹嘴，就上梯子，拆墙。
砌山墙要两天。头一天，只能砌一小半，就丢在那里，第二天再来往上砌。夜里，倒了山墙的那个人家就等于露了天，如果风雨还不停，就格外挨点搅，但也就挨过去了，平心静气。
中午一顿，主家是要特地弄一点好菜的：割一点肉烧烧，买几块豆腐。田二中午不在人家喝酒，要抓紧时间把事情做掉。他吃过饭，站着略歇歇，闲谈几句话，就又动手了。
傍晚完了工，田二就把帽子格外往后脑勺推推，屋里屋外望望自己的手艺，对主家说：“再大的雨，也不怕了。我包你二十年不得再倒！你这是乱砖墙，假如是整砖，五十年也不得再倒！”主家脸上绽出笑容来，完全相信他这话。于是就坐下来吃晚饭，也跟简单，烫泡饭；菜，是中午剩下的再热一热。也还是不喝酒,田二说：“不在这里喝，你们还要收拾半天！”晚饭吃过，就算工钱。田二总是对主家说：“二级半，我是二级半！”又自信又惭愧似的。二级半瓦工是每天壹元叁角，他做了两天，共是两元陆角，主家绝没有还价的，马上就数出票子来给他。田二蒙蒙亮就来了，中上又不歇，晚上做到黑，吃又不讲究，给这个钱不为多。田二把钱往胸口衣袋一塞，说：“走呐！”点一个头，拎了灰桶，就走了，瓦刀夹在胳肢窝下。田二是奔雅堂浴室，五分钱洗个澡。旁边的人把田二一想，就说手艺人好，在外面混了两天，另外还得了两元陆角钱。
田二就这样，是个野瓦匠。街民们住的是祖宗传下来的旧屋，少不了一个野瓦匠。从考棚街，到天禄街，以至到获柴巷、王家小桥，一大片地方，田二不停地跑，天天有得做。街民们相信田二，认为只有他能砌乱砖墙，多少年下来不凸不凹。田二拾漏子也好，他那么高的人，在屋上拾漏子，脚底下不作兴踩破一片瓦。主家仰了头望着，只要听到屋上“卜”的一声，就晓得瓦被踩破一片了。田二拾过漏子的屋，同时也就整理一新，瓦行子笔直，瓦一片伏一片很规矩，屋上落的树叶子和猫儿屎都用扫帚刷下地。
翻旧房建新房，算是大工程，平地砌屋、立柱安梁，人家就不请田二。不知请的哪里的瓦匠，大工小工一大串，又是香烟又是酒。田二每每会出现几回，他似乎总能认得那些瓦匠里的人，彼此很熟地打招呼，说些内行话。主家见到田二，也会来敬烟，但他不会，用手推掉。他站在那里望望，看看墙砌得直不直，梁柱安得好不好，有时就对瓦木匠提醒一句什么话，在某一处纠正他们，并说出些道理。他是站在主家一边去考究的，也好像他对这一带房屋负有一种责任似的。来砌屋的瓦木匠对他不反感，而且很尊重。田二这样尽了他的责任之
后，就离开，有他自己的事去了，手上拎着灰桶，胳肢窝下夹着瓦刀。
府南街那里挂起了建筑公司的牌子，公司下面还有各个建筑站。就有人来动员田二，说是都要有组织。田二被叫到居民委员会去谈话，告诉他建筑站缺老师傅，他去了就定三级半。田二不肯去，说：“不习惯！”最后，他把儿子叫回来，加入了建筑站，儿子在外面也是做瓦匠。
多少年一过。田二的儿子成了建筑站说一不二的大师傅，成年不在家，在外面包大工程，会砌宾馆大厦。田二仍是一个野瓦匠，仍是专门给街民的那些旧屋补墙拾漏。他的衣着似乎也没有变，总是一件溅满石灰点子的旧蓝褂子，赤脚穿一双旧球鞋，用布补过了。在人家做完工后，也仍然是那两句又自信又惭愧似的话：“二级半，我是二级半。”
田二并不怎么见老，他还是瘦精精的，敞着怀，仰着头直走，旧得不能再旧的布帽子很有气势地推在脑后。他能说得出哪一家有几间什么样的屋，哪一年墙倒了在他手上修过，哪一年为了透气后墙上开了个窗子，哪一年因为后代人上来了，天井里盖起了两个小厨房。
阿 春
阿春是下河来的女人。下河在江州北面，兴化、宝应、高邮三个县统称下河地区，也有叫北乡里，也有叫里下河的，反正全是水田。下河人到江州，只有水路。一把橹，慢慢摇，不着急。阿春到江州城上，是来做唐家二少爷的老婆的。
唐老爹二十年前，街上好像就没有他这个人。他空锁着三间破屋，成年累月地不在，带着一块惊堂木，背着一把“丝嗡子”（二胡），在北乡里下河东庄转到西庄，不是说书，就是唱曲。三十多岁的时俟，唱回来一个下河女人，这就是后来的唐大奶奶了。他们把三间破屋改成了草鞋店，专卖草鞋。冬天的草鞋叫做毛窝，穷人一个冬天有三双，也就能过去了。唐大奶奶的老家，在高邮界首，稻草自是不用说，水荡子里又产芦柴，所以芦柴花儿是有的，草鞋、毛窝就在唐庄做好了，用大船摇到江州来。
唐记草鞋店开在学政街，后来在城北下坝街上又有一个分店，兼作仓库。屋后正好是稻河，下河来的船都停泊在稻河里。稻河很低，下坝街河边的屋子下面都有长长的柱子撑在河底，行船的人是不作兴让船撞到的，也不作兴在这些柱子上扣船绳。
唐老爹发财了。
唐二少爷十七岁的时候，唐大奶奶下了一趟乡，带来阿春。阿春那年二十一，阿春不是唐家庄的，是唐家庄对河李家庄的。
唐大奶奶的算盘是：阿春既给二少爷当老婆，又在家里做佣人，从烧饭到洗衣，有她一人就行了，又放得心。
阿春壮实，生得还清爽，红嘟嘟的脸，个子大了点儿。
阿春果然就能又当二少爷的老婆，又做唐家的佣人，勤快、满足。
唐老爹对唐大奶奶的做法，亦无异议，只不过他有时看看二少爷，心里就似有些惋惜。这惋惜的意思，唐大奶奶看得出来，对唐老爹说：“丑妻好田家中宝！”阿春当然还不能算丑，但配二少爷，很悬殊。
二少爷是个“标品”，极俊秀。到金城戏院去看戏，穿一身西装，皮鞋子尖尖的，浑身透出灵毓之气。也有不足之处，年龄的关系，略显稚嫩，尚少气魄，但以后那是会有的。
二少爷有一回被大少爷一拉，带他去了烟花巷。大少爷自己很熟地钻进了一个房间，叫二少爷自己各个房间去看看。二少爷不习惯，他站到大门口去了。后来，被大少爷笑了一通。大少爷非要二少爷下水不可，就很认真地物色了一个，二少爷果然被这个姑娘迷住了，每天都去。
这些事，阿春都不知道。有一天，阿春在厨房里洗菜，邻居一个女人走来，朝她上下看看，说：“阿春，你这个样子太不行了，你也要晓得打扮打扮自己呀！”她就悄悄告诉阿春，二少爷天天去烟花巷，相好的姑娘叫兔子，在某巷某家。
阿春一听，木住了，但她说：“他是少爷呀！”
女人点头暗叹，又对阿春说：“话固然不错，我也不是挑你去管他，但你是他老婆，你不应当绊住他吗？他是你的人呀！”
然而阿春不晓得怎样才能绊往二少爷。她有几天也注意把头梳得好些，衣服也换过，对二少爷服侍得更小心，但这一切二少爷根本不曾有眼睛看。二少爷的心的确不在家里。
阿春不怪二少爷。但她想看一看兔子。
有一天，阿春趁着下城河去汰洗被褥的机会，把衣裳篮子往路边一个人家一放，拜托了一声，就到烟花巷去。七拐八绕，她找到了那一家。进了门，她不敢冒失，问了一个年纪不轻的倦懈的女人。那女人手一指，说：“那不是兔子！”阿春于是看到了，兔子小小样样的，岁数比她小，神情却也是倦懈，这都是夜里少睡觉。“兔子，这位嫂子找你！”那女人这一声叫，使阿春慌了，但也便看到兔子朝她仰面的一看。兔子是惹人疼爱的，兔子又是伶俐有心眼儿的，兔子是个“小精干”。阿春说：“不是你，我不找你。”她就快步离开了。
阿春没有说过二少爷一句，她随他去。
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有几天二少爷精神不振，长吁短叹，晚上也不出去了，有时还淌眼泪，不止一次。阿春猜想，必定是兔子怎么样了，但她不敢问二少爷。正好原先劝过她的那个邻居女人来告诉她：“你可晓得？兔子得急症死了！”阿春就吓了一跳，忽然冒出许多眼泪来。“你要哭什么？”女人问她。“我看见过兔子。”阿春说。
阿春现在七老八十了，天天早上还能出来买豆浆。有一天，老阿春忽然想起往事，对她的一个儿子说：“你们不晓得，你父亲从前也不学好，在外面有过一个女人。”儿子问她那女人什么样子？她想了一下，脸上出现爱惜之意，说：“不丑，小精干。”
粽 子
巷子里有个盐店。普通的民房，普通的两扇门。进门之后，门掩里有一个盐斗，木头打的，下面是斗子，梯形，底小口大，能堆好多盐；上面一根横梁，悬挂一杆秤，没有秤钩，一个紫铜的大戥盘，做成畚箕的模样。盐是粗盐，大的有蚕豆那么大。附近的街民买盐，就拿了家中的盐钵子，到这个盐店去。门是开着一扇的，进了门，喊一声：“买盐哦！”屋里就会有一个轻雅雅的声音应道：“来啦！”这一声的确极轻极雅，事情再急的人，也会有了在门口等待的耐心。于是，屋里走出一个女人来，中年，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这就是“卖盐奶奶”。卖过了盐，她就仍然回到屋里去，做别的事情，等有人喊，她再出来。
街民们只管买盐，卖盐奶奶的盐斗里也总是有盐。街民们就不曾关心过，卖盐奶奶的盐是从哪里进的？什么时候进的？
卖盐奶奶除了出来提井水，几乎是足不出户的，井也靠近得很，没有几步远。卖菜的卖油的，总是叫卖到人家门口，还有卖针线卖洋油卖烧草的，也都是卖到人家门口。米，需要到米店去买，但并没有看到卖盐奶奶去过米店。因为去买盐，见过卖盐奶奶的人很多，但同她说过话的人就不多了。卖盐奶奶不大同人说话，她只是认认真真地卖盐。
卖盐奶奶屋里就她一个人。街民们也不曾关心，卖盐奶奶有没有男人？有没有儿女？有没有亲戚？老的街民晓得，卖盐奶奶的屋子，一底不是她的，是周家的，周家把房子卖掉了，一家都去了上海，以后就住来了卖盐奶奶。
她只是卖盐，别的不卖，这能赚几个钱呢？冷冷清清的，但卖盐奶奶也就这样冷冷清清的过着。也不见她胖，也不见她瘦，也不见她老，总是那个模样，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
合作化的时候，卖盐奶奶的盐斗子就搬到街上的合作小店去了。小店里只有三个人，她卖盐，其它两个（也是女人）卖酱菜萝卜干，卖烟酒肥皂糙纸。卖盐奶奶像一件古物似的，一下子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街民们好像这才把她看清楚了：细细的两条蛾眉，不大不小的一双杏子眼，清水似的，黑白分明。鼻子侧看大了些，正看饱满，笔直。一只嘴是樱桃小口，撮在那里，圆圆的。头发水光光的，一丝不乱，梳个嬷嬷鬏。额头雪白的高高的，身量娇小，神情古板。有人来则卖盐，无人来就坐着，别的事不管，虽说合作了，还是一个没有合作的样子。街民们提到她，还是叫她卖盐奶奶，但她是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写在合作小店的营业执照上，挂在小店的墙上，那上面有三个名字，一个何秀英，一个马陈氏，一个粽子，粽子就是卖盐奶奶。
似乎没有多久，卖盐奶奶就不到小店里卖盐了，她回了家，不工作。然而她那小院里，却有了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小孩。隔个把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操扬州口音，到她这里来过上一天。她的大门，一般总是关着的，不与人来往。这样地过了几年，扬州的小夫妇把孩子带走了，卖盐奶奶复只一人单过，而每个月，却有了从扬州汇来的钱。
社会上房屋渐渐紧张，于是就有人敲门，看上了卖盐奶奶的房子，想租一间住住。他们都没有得到应允。卖盐奶奶就一个人住三间屋，一个小院，围墙高高的，上面松树林似的长着瓦花，还有些狗尾巴草。
卖盐奶奶需要每天出门上街了，到菜市场上去买菜。有时也会看到她买了米、面条，买了油盐酱醋回去，小脚歪歪的，慢慢地走，贴着墙边儿。但人们还是不大看到她，因为她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人们都上班去了。人们对卖盐奶奶的家的印象，总是两扇关得紧紧的大门。
四周人家安装自来水，巷子里的地面都挖开了。邻居们就敲卖盐奶奶的门，对她说：“我们都装自来水了，你也趁手一齐装吧。”卖盐奶奶摇头摇手，说：“不装，我一个人。”于是，还是看到她到井上提水。提水木亮子已经有年代了，锯掉了一半，长的变成了扁的，但提在手上，正好没有那么重了。卖盐奶奶一手提水木亮子，一手提吊桶，打水回去，所过之处，路上有两行水滴出来的潮印子，一直到她门口。
后来有一个老头子到了卖盐奶奶这里，一起过。老头子气概不凡，满头白发，紫红面皮，人很结实，衣着也不差。买菜，提水，买米，就都是老头子的事情了。有多嘴的街民在路上问老头子：“卖盐奶奶是你什么人呀？”老头子回答说：“我妹妹。”扬州口音。
卖盐奶奶生了病，住医院。天天去送饭、服侍的，就是这个老头子。卖盐奶奶后来死在医院里。她早有写得好好的遗嘱，房屋给她的扬州侄儿某某。扬州侄儿就是老头子的儿子。卖盐奶奶临终前，他赶到了，见到了面。侄儿也不年轻了。
老头子一个人在卖盐奶奶屋里又住了两个月，把房子作价卖了，就到扬州去了。
据说，只有派出所的人才知道底细：卖盐奶奶从前是这个老头子从什么人手里救出来的，老头子过去是个贩私盐的头目，卖盐奶奶的盐，除了向盐仓进一点做样子，其余都是贩私盐的暗中送来，吃的米也是顺便就带来的好米。这房子，是老头子当初为卖盐奶奶买的。至于一世以来，他们怎样相处，怎样的感情，那就不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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