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应朋友之约到深圳办过一段时间杂志。那时对深圳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有过一些接触，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有个朋友老常，他的名字很怪，每回他来玩，编辑部都能热闹一阵子。都说，又来临了！当然有揶揄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莫名其妙的快乐。
也不尽然是因为他名字怪，老常确实是个有趣的人。怎么说呢？他是属于那种既想做人，又想做事的人。而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认为要做人就不要做事，要做事就不要做人，这是个铁的法则，早已有了定论，二者不可得兼。老常偏偏想扳的就是这个理，把熊掌和鱼一勺烩。有段日子他经常来，来了就把商战趣闻和公司里困惑倒腾一遍。他并不老，也就三十五岁（今年也五十多了），可他提出的问题太幼稚太陈旧，让人觉得他已经老了。他总是歪着脖颈问：点解（为什么）呢？点解呢？两只耳朵支棱起来，背着光看去，通红，像极了紫色木耳长在一段枯木上——这是我们编辑部黄毛形容的。老常认为讨论如此深奥的问题必须和文化人讨论才“够档次”。而我们，几个漂泊的文化人，早就不把自己当人了。
做人，和做事，是同一个问题吗？
老常是另一个朋友带来的客人，是某开发区一家企业的书记。头一回见面先愣住了，然后拉着我的手不放，说见过的见过的，你就是那个傻老头！
这一咋呼，全都乐了。我们编辑部的黄毛厉声喝问：你们说曹老师是个傻老头吗？全体回答道：NO！他们刚刚抗议过我对他们的“剥削”。
这其实是一个误会。我去市区办事搭乘的中巴车上，有一个穿得挺体面的小伙子要求我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他，说是他头晕想吐，我照办了。可后来发现他浑身乱动，手老往前排座位底下伸，前排坐着一个小姐，我就有点不满。我说你想吐就把车窗拉开，冷风一吹就好。那小伙看看我，手还是不老实，我就替他把车窗拉开了。这样过了一会儿，那小伙子下车走了，后头还跟着几个年纪相仿的也下车了。好像是一口气憋了好长时间，车里突然一下热闹起来，这时才有人跟我说，好危险啊，后头人把刀子都拔出来了！我迷迷瞪瞪问，我得罪他们了吗？他们说，你还看不出来吗？那人手指上夹着刀片呢，他在划前面那女的的提包，你还帮他开窗子！这样七嘴八舌一说，前面的小姐坐不住了，一声不吭下车走了。众人于是就更加兴奋活跃，说特区经验，叹世道人心，总之好人是做不得的。也有人说，爱管闲事是人到老年的标志，年轻人才不会这么傻。那时我刚到深圳不久，对世情了解不多，也就一笑了之。再说我就是白头发多一点，才四十来岁怎么就老了呢，本来还以为做了一件好事，起码不是坏事吧？结果倒像是自己出了一回丑，想当护花使者却被当面啐了一口，搞得很不爽。
当时这议论的人群中就有老常，他的问题是：老人家这么大岁数还出来闯世界啊？我说我都老掉牙了你们看不出来吗？
在编辑部里，总是充满莫名其妙的快乐，黄毛尖着嗓子喊：曹老师下回您要出去见义勇为，一定带上我啊，我的文笔特煽情，您是知道的！
常先生再三向我道歉，说当时问那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老，而是说特别佩服。只是他越解释，那些笑声越暧昧。我去倒一杯水，黄毛还撇着洋腔说，大英雄亲自喝水呀？我说是啊，一会儿大英雄还要亲自上厕所呢。
其实这样的说说笑笑每天都有，谁也不会当真。因为大家都清楚，那无处不在的漂泊感需要排解。而无处不在的排解又都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恶毒搞笑与自嘲。我们的编辑部与深圳的任何一间公司没什么不同。深圳的任何一间公司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大楼里上演着相同的故事。就这样，老常成了我的朋友，他一定要成为我的朋友，他说你值得交，真的！
他认为我这个人还有点傻劲，这一点很重要，是个底线。另外一点就是文化人，他说在深圳，老板老总满大街都是，都是学历高文化低，讲话都在肚脐眼以下发声，差不多，特没劲。而他认定我是真正有文化的。他提议干一杯。他说这就叫缘分。那时我们都很穷，一个月才700元，所以那时我们喝了他不少酒。原因大概就是他认为我们“够档次”。
我们的杂志叫《闯世界》，是一份面向打工仔的文化综合类刊物。编辑部也都是来自各地的文化人，从这个意思上说，我们也确实够得上文化，也确实够得上打工。他说他也是出来闯世界的，我说我们都是，谁不是闯世界？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经验就在于敢闯，大家都是为一个共同的目的闯到一起来了。于是为共同目标为改革开放为人生转折干杯干杯再次干杯。
有两期刊物封面是我和美编亲自策划的，就送了两本请他指教。一个是典型的深圳打工宿舍楼作背景，作了淡化处理，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一层一层的女孩子们晾晒的衣物，主体是穿着牛仔裤的高条女孩拖着一只旅行箱。另一幅是标志性深圳高楼作背景，近景是高大的脚手架上有几个扎着白头巾的惠安女，这些能干的惠安女在脚手架上爬来爬去，像极了五线谱上跳动的白色音符。因为是第一次用电脑合成的照片，又是这样有意境有内涵，我和美编都很得意。那一期还有一篇报道《“老妇”今年刚十九》，说的是广东揭阳姑娘李淑宜因工厂失火而遭严重毁容、终日以泪洗面的事情，我亲自去采访过，极受刺激。
不料老常看了半天，说怎么看不见女孩子的脸？靓女看不见脸她还靓吗？还有，那些惠安女别说脸了，连身体都看不见了，小蜘蛛一样挂在架子上，“冰果”来买呀？“冰果”就是谁的意思，谁都不买我们还办它干吗？
这一打击非同小可，呛得小耿连连咳嗽。黄毛撇嘴说，早就告诉你们用大头美女，不听。又简单又卖钱，不听。内涵，内涵还不如内急呢。睫毛越假越好，口红越黒越好，这就叫市场！
倒是常先生过意不去，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深圳人的口头禅，是文明的标志，香港人都是这么文明的。其实总说不好意思的人恰恰是脸皮最厚的人，这点我们曾经议论过。于是我们也都笑起来，这一笑，他倒是真不好意思了。
老常认为来深圳闯世界的人最大困惑就是不知自己究竟是“冰果”，能做“乜”，这个角色定位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他说自己也是，一切的不适应都是由这里开始的，我是“冰果”？要做“乜”？
我说刚来深圳的人都一样，大家都找不着北，慢慢就好了。黄毛是个豪爽的北方女孩，喝得眼底通红舌头打卷，说要找北干吗？跟着潮流走呗，你都下海了你还能干吗？一个溺水的人，纵然有一身肌肉十分胆量，能做的不过是紧紧抓牢一点什么，不至于彻底淹死而已，其他的动作全都多余，白费。那天大家都喝了不少。
老常走后，黄毛踉踉跄跄比划说，又来一个傻逼！我说，也不能那么讲，咱们刊物要发展还真少不了这些企业家，说不定他还能成为咱们的赞助单位？
黄毛痛心疾首：曹老师你就毁吧，你就把所有的好人都毁了吧！
我们编辑部租的楼叫读月楼，忽然感慨，自己在这里别说没读过月亮，一年当中又有几天注意过天上还有月亮？南国的冬夜并不寒冷，只是那月色的凄清与内地一样撩人心思。
月明星稀，鸟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我想家了，忽然。
老常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小说，一个既想做事又想做人的人物。书中的某些传奇经历就是他在干杯时告诉我的。
2007年，快到60岁了，忽觉大限将至，就特别想写下这段经历。一个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他教夜大时带过的学生。他说，你跟她谈谈，可能会有收获。
这样，在一个茶社，我们用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聊了她经历过的深圳印象。她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社会工。谈话结束，她看了帐单，立刻掏钱付了一半。她拒绝我买单的请求，她笑着，说对不起。
她说，从前人好傻，真傻，傻得要死。
她就是《问苍茫》中的柳叶叶，一个小俏俏的贵州女孩，两只眼睛很黑，偶尔一笑，嘴角还有一道褶皱。只是她眼神是直的，有点迟疑，眼睛总盯着一个地方，好像总在琢磨事，几多沧桑都写在脸上。她说她二十九了，听口气倒像是九十二，嗓音嘶哑神情疲惫，一副曾经沧海见多识广的样子。她说她是老深圳，已经在这儿混了十几年了。她说不管再过多少年，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当然，她也不会忘记第一次参加罢工的那个刮台风的下午。她说她当时吓得要死也兴奋得要死，她说从前人好傻，骗你都不是人。
其实她很能说，只是没机会给她说。其实边缘人的感受都是相通的。其实经历过雇佣关系的人，很多感觉，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互相一比划就懂。
记下这些，仅仅表示我对她的敬意。同时也要对众多无名的网络表示敬意，是他们真切的生活感受给了我很大启发。
我们那个杂志失败以后，编辑部的同仁都各奔东西作鸟兽散了。他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都为寻求新体制新生活而来。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相信，即使是漂泊，也比无聊强，即使被剥削，也比混日子强，资本家再丑陋，也比单位领导强。当然，这个信念的背后是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有一句口号很能体现当时那种幼稚：万恶的资本家，快来剥削我们吧！那时我们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资本。在巨大的历史悖论面前，在匪夷所思的丑恶面前，我们才惶恐，才迷惘。烧香请鬼的黄道士太过浪漫了，不知道美丽的女鬼也是鬼。
我们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市场经济那么简单。资本主义首先是它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一整套文化意识法则，其次才是它的交换方式，即市场经济。生产先于交换，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我们天天嚷嚷的市场经济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上。比如香港和深圳的合作，提出了一个“前店后厂”模式；深圳和粤北合作，也提出一个“前店后厂”模式，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是个“前店后厂”模式。为什么大家都争着开“店”不愿意做“厂”？因为人人都清楚，店是脸面，厂是屁股，脸上可以浓施粉黛，而屁股呢？屁股却要藏起来。我要做的，不过就是揭示店和厂的联系，仅仅是证明脸面和屁股其实是长在同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要问苍茫？一句话，因为困惑。时代的困惑，知识的困惑，文学的困惑。面对这个纷繁复杂变化频仍的世界，谁能作出准确有力令人信服的解释？起码我不能，也没看见谁能。看不懂便要问，由此才需要探索，需要求知求解。在这层意思上，小说便是最好的载体，它把这种困惑丝丝缕缕地还原，清清楚楚地呈现，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是时代给了艺术一个机会，让它有了表演的舞台。我不认为写小说就是要给谁指路，路要靠自己走，腿长在自己身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只有等待历史去回答。
起初的想法，仅仅是要写一部关于新时代工人的小说，寻找新人，眺望新世界，是我对审美的理解。因为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打工仔，和深圳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物，但究竟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并不十分清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付艳霞和我通过几回电话，初步定下的书名叫《工贼》，她来信说：“《工贼》，或者说关注当下劳资关系的小说，谁关心，给谁看是个问题。如果简单写成劳资矛盾，农民工招工过程中遇到的黑幕等等，社会关注度一定比较小。而且，情节模式很容易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反而是，最初我们聊过的，写在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催化下，工人阶级（阶层）的整体现实变化，比如面孔模糊，比如他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难以挣脱的小农意识，奴化意识，以及没有来得及消化的民主意识等等，这个很有味道。 ……不急，我觉得需要把这个有关工人的问题想透了，农民向工人的转化，资本和工人，党和工人，资本和政策意图，工人阶层内部，其中的利弊得失，历史现实，这样，或许才能写出一个有味道的东西来。”付艳霞是个文学博士，十分了得，经她提示我所熟悉的那些企业里的人和事，一天天地纷至沓来，直到把我淹没。
2008年1月去北京开会我见到了付艳霞，一个漂亮的孕妇，带着蒙娜丽莎的微笑。我谈到了几个人物的大体设想和故事，我问小付：“你希望见到一根故事的绳子上挂着几个人物呢，还是希望见到几根人物的绳子上挂着一个故事？”小付的回答是，当然是一根故事的绳子啦。我明白她希望小说好看，好看就意味着印数，这个问题确实很傻。可是回来以后怎么想都觉着不应该这么写，这么写就太“编”了。老实说我也不缺编故事的心眼，但不甘心仅仅做个编故事的匠人。后来也有朋友建议我把三次罢工写成三场大戏，并在高潮中结束的，可是最终还是没那么写。我写了四根“绳子”——柳叶叶的成长史、常来临的挣扎史、赵学尧的堕落史、文叔的涅磐史——上面晾晒着一个劳资关系。
我选择了：把三次罢工全部推到背景上去，把三个层面的人物全部拉到台前，让他们组成三个小组各自活动，直到最后，三条线索才略有交叉。让人物的成长发展成为线索，每一节都是限制叙事，“从小二眼中看三人”（金圣叹语），同一件事让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去看去想。这样做表面上是有些松散，却是符合生活的真实状态，对应着我们正在急遽分化乃至隔膜的社会各阶层（在深圳职场中，每个人的活动圈子都对应着财富而不是职业趣味，甚而在老板中也是由“身家××万”来划分层级的）。于是一个“三文治”或者叫三棱镜的结构便形成了，结构成了艺术表现的一个手段，而不仅仅是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的因果顺序。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老老实实把人物写活，我相信人物的自身性格逻辑会给他们找到归宿。真实，是我惟一的追求。我相信别林斯基的话，美就是生活。也相信周作人的判断，写出了真，美自然就在其中。于是在我的想象里，决定和推动这个世界的逻辑，不再是男人和女人，也不是好人和坏人，而是各自的社会角色本身，是规律和必然。写作的过程我并不知道世界经济危机已经降临，也不知道珠三角地区大规模的企业倒闭破产。当我听说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日本登上了畅销书榜首时，才明白这是又一次碰巧了。最近听说广东省要求暂停实行《劳动合同法》，检察院出台新规“对企业家轻微犯罪不予追究”，一批经济学家又出来声讨《劳动合同法》，我一点都不诧异。
《问苍茫》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缺陷之一就出在对新人的理解上，特别是对唐源这个形象的塑造上。在小说完成以后，付艳霞来信谈到：“如果说阅读感觉上的不适，更多的集中在唐源上。正像上次讨论说的，这是个新人，而新人往往代表了一种观念，一种新的判断。尤其是唐源这样一个行走在政策空白地带的新人，更会有方方面面的“禁忌”。所以相对来说，他不够丰满，赋予他的事件不多而观念不少。你认为他是一个失意的英雄，但同时，你又把握不准他能否在未来找到自己的空间。因而，对他的描述带有理想的悲情色彩。但想来想去，这个形象或许只能达到这种程度了，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想了几天，我给她回了信，“关于唐源的形象，我思考再三，觉得还是算了，即使在毛妹之死上能做点文字，也无法写出他性格上的深度，更无法写出他的内心。另外拉一条线索，又得不偿失。还不如保持一个镜像中的唐源。”她回信说，“我看也是。”就这样，定稿了。
摘录这么一大段，不过是想说明，生活逻辑是无法逾越的，留下点遗憾未必不是好事。唐源这样的人物在珠三角地区确实大量存在，但也确实面目模糊。尽管唐源的存在在理论上有着充足的合法性，一个和谐的社会当然应该有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管道，不管将来历史如何演变，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参加博弈的“市场”，注定不可持续。可在现实中我确实看不清他们的未来，唐源的那条断腿还能不能接上？他还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只能放在柳叶叶的心里去想了。其实文学形象之美，原本也就不在事业的成功或失败，李清照800年前就发现了这个艺术真谛，所谓今日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现在我也是个深圳人了，我全家都生活在这里。我当然希望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一座能让我引为骄傲的城市，这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一个写小说的人，应当如何面对如何处理他所了解的深圳？我清楚地知道，千万个柳叶叶唐源肯定这一辈子都拿不到“深圳户口”，他们来去匆匆，供养着这座城市长大，然后黯然离去。而我，真正像一个可耻的看客，我能做的不过是在审视别人的同时，更冷静无情地解剖自己。相信明眼的读者都能看出来。
我们自以为拥抱了文明，其实这个美女的下半身还是鱼。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丛林法则，退回动物性生存，什么“鲶鱼效应”，什么“温水煮青蛙”，什么“狼文化”，上了套还以为是个漂亮的洋围脖。所谓资本的洼地，正是制度的洼地、文化的洼地、人性的洼地。人活矮了，资本才无比强大来势汹汹张牙舞爪。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成功与个人品质、专业技能和努力程度关系都不大，它更多的仍然表现为一种制度安排，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不过是被安排的一个环节而已。你不能不叹服恩格斯在160年前就说明白的道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联系到2008年中国经历的许多事情，联系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联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重新热销，便明白这一切都不仅仅是巧合。
有一天我站在大街上，仰视着那些命名为帝、皇、王、豪、霸的巨大建筑物，想象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各色面孔，忽然心生悲凉，嗟呀长叹。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170年来中国地火奔突风云激荡最为惨烈的一块。曾经的岁月血雨腥风，苦难迭出，历史吊诡，沧海横流。大地如此苍茫，今日谁主沉浮？一辆奇怪的公共汽车开过去，车身上的大幅广告醒目刺眼：要求成立工会请立即拨打电话××××××××。
也许我永远无法亲近这些建筑，和这些搞笑的公共汽车。但是我特别怀念那段日子，因为那段日子居然在深圳这样的地方，曾经出现过一批仅仅为争论而埋头读书的年轻人，从头去经济思想史著作里寻找答案，然后拍桌子骂娘，争得面红耳赤。
我只是个小人物，有着小人物身上所有的弱点和毛病。我们谁也改变不了历史，但在大历史中做一个什么样的小人物却是可以选择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大历史中扮演着一个角色，谁也逃脱不了。我相信在急遽转型变幻莫测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小人物其实还是挺可爱的。最后抄录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一段话：
“对于志得意满的人们，文学不会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因为生活已经让他们感到满足了。文学为不驯服的精神提供营养，文学传播不妥协精神，文学庇护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
精神到处文章老，沧桑阅尽意气平。我做不到老，我确实已经平了。
写于深圳景蜜村 2009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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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征路，江苏阜宁人，1949年9月生于上海，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 著有短篇小说集《开端》、《山鬼》；中篇小说集《只要你还在走》、《曹征路中篇小说精选》、《那儿》；长篇小说《反贪指南》、《非典型黑马》；理论专著《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电影《风儿轻轻吹》、《我心也浪漫》；电视剧《坠落的树叶》、《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及十余部电视片，凡四百万言。作品曾获各类奖项，多次收入当年的中国各类年度最佳小说选本。近年，小说《那儿》获《首届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奖，获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小说《天堂》获2003－2006《小说选刊》奖。小说《豆选事件》获《上海文学》2007年中环杯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 | ||||
作品简介
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美女老板跳脚。国企的下岗书记拿着老板的钱，握着工人的手，听着大学教授的话，看着当地官员的脸。看真实的劳资矛盾，看赤裸裸的利益追逐……台商、干部、大学教授、工人、农民，一条中国式的资本链条；交易、欺诈、无奈、无为，一种中国式的企业“大败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深圳一家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了，台资老板不堪压力，重用倒闭国企的书记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女工以“开处”为代价走出深山，过了试用期就要走人，找到书记就找到了主心骨和代言人，罢工平息了。书记是工人交心的“靠山”，是老板资本运作的法宝，看似两面讨巧，左右逢源，其实危机四伏，漏洞百出。工人从“企业的主人翁”变成“劳动力商品”，知识分子由从属政治而变成依附资本。最后，资本断链，老板失踪，工人走上街头，书记锒铛入狱。企业的困境、阶层的困境、人的困境轮番上演，资本运作的“大败局”不可避免。就在这时，《新劳动合同法》颁布，新的风暴悄然来临……《问苍茫》以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为背景，用惊心动魄的故事，鲜明个性的人物，深沉锐利的思考触摸社会现实，考量《新劳动合同法》的利弊得失，追问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世界工厂”中国的未来走向……《那儿》的曹征路再次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运作中草根人物的人性与命运；再次用浑厚的现实主义笔法、富有社会理想的责任意识触及中国现代社会的整体现实。
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在《问苍茫》里，农民进城成了工人；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成了CEO；大学教授成了资本顾问；村长变成了董事长；打工族变成了公民代理……小说中每个个体身份的变化都不那么简单，反应的恰恰是整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在这样的变化中，劳资关系已经成为全部矛盾冲突的核心。《问苍茫》以深圳一家台资企业的劳资矛盾为切入点，全面叙写由此带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流动重组。在以点及面，由表入里，以史鉴今的叙写中，《问苍茫》深刻触及了中国社会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变化，它既可以作为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深刻总结，也可以作为马克思《资本论》在中国的文学案例。
在温软的耳语式写作之风泛滥，越来越多的作家局限于“身边现实主义”和“个体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气下，在“底层写作”越来越失去生活基础和情感根基，日益变成“诉苦文学”、“安慰写作”，日益失去批判声音的写作环境中，曹征路的写作异军突起，他秉承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对底层现实的批判认知，对未来社会发展走向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足以赋予他表达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时候的高亢音调。文学写作为什么人的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等等这些属于传统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老话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因为《问苍茫》的出现而拥有了新的内涵，也理应得到新的、更高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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