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间尽糟粕，出言不逊是狂人--
总有烈士不惜命，敢为人民拼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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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智尽能索的既是画蛇添足，又是东施效颦，黔驴技穷地模仿《战争与和平》的最后一章，荟萃议论、抒情之长，是照猫画虎，是依样画葫芦，仅搏读者一笑。这目无全牛的最后一章，读者应该像读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那样，把它看成是白雪儿在大学毕业时，着意完成的一篇经典论文：
文学是人学吗？文学是现实主义的娱乐，或者教化的工具吗？显然都不是，因为文学是照亮人类理想之路的智慧明灯。文学中理想情境的光荣升华和永恒延续，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丰碑。人类终极追求的命运归宿和文学的理想表达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性中的美好品质，早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文学经典著作里，就完美无缺地表达出来了。人类理想社会的雏形--大同世界，我们从苏格拉底和孔夫子的片言只语中，就可以捕捉到的。在西方，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所表现的人性之美，到现在还辉煌无比地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即使是稍逊一筹的中国，其实也是以神话传说中的浪漫主义情结，奠定了中华民族灵魂深处最基本的思想：勤劳、勇敢、诚实、热爱和平，像神农一样地勤劳，像精卫、夸父一样地勇敢，像愚公一样地诚实，像伏羲、女娲、伯夷、叔齐一样地热爱和平……而西方世界的理想境界，更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的。
"人之初，性本善。"现在的人们，常常是如此而已地误解，并错误地实践着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其天性是善良的，人的好坏，都是由后天的努力所决定的。人都是在后天变坏的，人都是生下来之后才变坏的，人都是生下来之后才向性本恶的动物们学习的。今天，我们还在以此来形容某些人的，说他们像禽兽一样地贪婪和凶残。其实，我们同样地是从根本上误解了人和动物的本性。动物是凶残的，狼、虎、狮、豹等，都是要吃人的。然而，像骆驼、大象等绝大多数动物是不吃人，也不吃肉的。人却总是比动物更为凶残的，人什么都吃，什么都杀；人敢吃人，也敢杀人。翻开史志著作最发达的中国的三千年的历史，这样的记载是很多的。从齐桓公到张献忠，吃过人肉的人，史不绝书的；而杀人的事情即使到了现在，都还在时时地发生着。人类自从脱离了动物之身成为万物的灵长，成为宇宙的精华，成为最高贵的动物之后，就变得比一切动物还要凶残的，比一切动物还要卑鄙无耻的。龙被斩尽杀绝了，老虎和毒蛇的利牙被拔掉了，一切凶猛的动物，要么被关进了动物园的铁屋子，要么被全部地消灭……会思想、会使用工具的人，为自己规定了享受别的动物的特权。以特权者自居的人类，也以最冷酷、最虚伪的方式此分化着人类自身：凡特权者，都是心安理得的剥削者；凡特权思想，就是剥削有理的思想。事实上，人类在争取自身特权的同时，也确实开始分化着人类本身，或许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就从来没有和平相处过，人与人之间就很少团结友爱过。人类无疑成了尔虞我诈的动物，成了自欺欺人的动物。人类的残杀同类，人类的歧视同类，人类的侮辱同类，人类的剥削同类，都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标志性特点。其它动物是很少残杀同类的，而人与人之间的残杀，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相互残杀与伤害，似乎是人类社会高于亲情，高于爱情，高于友情，高于人情的最永恒的主题，即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等政治欺骗行为，在人与人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南京大屠杀，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到非洲大屠杀，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再到中国目前接二连三的矿难和交通事故……所有的不幸并非来自天意，也并非来自上帝的惩罚；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事在人为地疯狂制造出来的。虽然人们总是以各种借口竭力推脱着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扮演成温文尔雅的救世主，把自己扮演成温文尔雅的酷爱和平的天使，但是，人类在利令智昏的关键时刻，所暴露出来的凶残，是一切别的动物，哪怕是恐龙和凤凰，也根本想象不到的。可见，所有美其名曰的流血的不正当的战争和不流血的正当的斗争，都是人类在所有动物界实施最怵目惊心、最惨无人道的杀戮同类的丑恶行径的大暴光，大展览。
应当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其主导的人性便是丑恶的。数千年世界文明的缓慢发展，似乎都在证明人的本性的丑恶，或者说，后人总是在继承和发展着前人的丑恶性，而对前人超前意识的高尚性，却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忽略着。在整个宇宙界，星星们是能够和睦相处的，斑马是能够和睦相处的，蝼蚁是能够和睦相处的，猴子们也是能够和睦相处的，只有人作为同类，是不能和睦相处的。读《西游记》时，我们就能够非常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的。石猴是一只小猴，是一个外来者，他根本不是一个侵略者，最终还是被推举为美猴王，这其中根本毫无政治心机，只因为石猴能力强，本领高，他就被推举到了尊者的地位。这样的事情，如果换在人类身上，那么"美猴王"决不会在外人中产生的，即使像晋惠帝那样的蠢材，也是有着当皇帝的权利的。人人不能皆为尧舜，但人人有可能皆为桀纣的，这其中所饱含的深刻哲理，就揭示了嗜痂有癖的人类，对某种丑恶性格广泛地继承和发展的特殊历程。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关系，集中地展示和凝结在所谓最高阴谋，也就是最为阴险毒辣的政治斗争之中。无可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卑劣关系，主要来自于政治本身的卑鄙无耻，是自以为高明的政治和政治家活动，上行下效地扭曲了，人类灵魂深处的真善美。当一部分人用尽心机地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时候；当一部分人小心翼翼地听任另一部分人的摆布的时候；或者当一部分人阳奉阴违地愚弄另一部分人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和平共处的前提，其实也就同时失去了所谓的"人之初"的"大同世界"所着力培养的人类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善良性格的基础。当人类失去了理想主义，当人类的性格被披上伪理想主义光环的丑恶外衣，并被现实扭曲得奇形怪状的时候，千奇百怪的人类虽然不甘心自己的变节，却又在同时惦记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人之初，人本善"纯洁梦想的回归，大家幻想着人类终有一天，会返老还童地、返璞归真地走向那"人人和睦相处"的像伏羲和尧舜时代那样的理想社会的。也就是在自欺欺人的、永无休止的、所谓斗争与妥协之中，人类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这是让别的动物们自叹弗如的地方，也是让人类最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然而，这种骄傲自满和狂妄自大，却无助于人类文明程度和人性化程度的增加，也无助于人类理想主义人格的全面落实。美国的称霸世界，希特勒的称霸世界，拿破仑的称霸世界，成吉思汗的称霸世界，亚里山大的称霸世界，都说明了这一点。很显然，愈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和国家，他们扭曲人类美好理想的权力就愈大，飞扬跋扈的他们就会更加扩散人类丑恶的性格，变得更加贪婪自私。一想到人类或者人类的聪明者们，在为自己攫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却要牺牲数以千计的其它动物，还要牺牲数以亿计的同类时，就会让我们任何一个还具有思想和良知的人，都不由得要忧心如焚的。一想起如此血腥的人类历史，无论是不幸的后来人，还是有幸的后来人，都要不寒而栗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从每一个毛孔和血管里，都充满着肮脏的东西。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每一个所谓的文明，都不是纯洁的，而是肮脏的，是很不干净的，是一点也不理想的。既然人类社会的不和谐由来已久，那么，也足以说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是多么地任重道远，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人类虽然并没有全部地兽性大发，但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和几乎绝大部分的政权，在人莫予毒地、惨无人道地、前赴后继地制造着许多冤魂呜咽的血腥事件。外国的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苦难，就不必细说了，这里我们主要探索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死观。中国人对于生死的看法，也别有一家，独具中国特色，是与别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不能勇敢地面对生，却能勇敢地面对死，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最伟大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不尊重生命的民族最不伟大的地方。现在有的人根据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所谓的文明古国都曾经亡国过的史实，来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来表明中国人坚强不屈的伟大民族意志，来说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其实是很肤浅的认识。我们不要忘记了，即使是在出了岳飞和文天祥的国家，不照样也有过亡国的沉痛教训吗？即使是在深得人心的大顺政权和名正言顺的南明王朝，不也有被入侵的异族，消灭了天朝大国的血写的史实吗？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靠的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是统一战线这个战无不胜的法宝，更是敌人的残暴和凶恶，激怒了我们的民族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着在当时的世界上最先进的伟大政党，即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才给予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全新的活力与无限希望。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一定会亡国，虽然也许只是暂时的亡国。国民党的军队虽然战死了好多人，但是，他们投敌叛变的官兵的数量更多，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尤让人寒心。相对于跟他们完全相反的共产党而言，又确实是代表了真正的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的。我至今在读蒋介石的手谕文字的时候，便为他满嘴、满肚子的八股腔而感到难过，他是满口的忠孝仁悌，满脑子的封建思想，满肚子封建治国术。最可怕的，也最让人失望的，是他可能连一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没有的。被袁世凯骗惨了的孙中山，却把救国救民的理想寄托在了那么一个落后的人身上，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哀。我想，孙大总统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为他选错了接班人而后悔莫及的。当孙中山所信任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当了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汉奸，并像秦桧夫妇一样，被铸成铁像跪在南京的中山陵前的时候，在天有灵的孙中山，更是要愧对江东父老了，因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却是后继无人。他的这一点也很像晚年的毛主席，毛主席居然把自己的接班人选成了林彪，这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就感到很寒心的事；林彪的阴谋没有得逞，折戟沉沙了。而毛主席的另一个接班人华国锋尽管是一个好人，一个并没有干多少坏事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给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但是他所表演的历史悲剧，还是要让"你办事，我放心"的老人家很难含笑九泉的。诚然老人家有着极浓厚的封建思想色彩的做法，就让他在华盛顿式的民主面前显得十分逊色。总之，在封建衣钵的束缚下，无论是皇帝们的逞性妄为，还是岳飞、方孝孺、于谦、袁崇焕的愚忠，还是今天的中国人对于权势和金钱的迷恋，都是无法建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理想人格的。
中国社会正是以它诡谲多变的面孔，写出了五千年病态中国，长篇累牍的血醒历史。春秋战国的血腥厮杀，秦末两汉的血雨腥风，三国两晋的刀光剑影，隋唐五代的腾腾杀气，宋元明清的恐怖杀戮，两次世界大战残酷无情的杀戮……中国历史上和平的日子，加起来超不过三百年；五千年的文明，差不多是在五千年的战争状态和政治斗争中走过来的。中国拥有的绝对和平的时间，最多只有三百年，更多的时间，是处于剑拔弩张的、群雄割据的、军阀混战的、宫廷政变等的权力争夺战中，那是乱臣贼子在耀武扬威，是阴谋活动家在吃喝玩乐，是所谓的治国安邦者在穷奢极欲。实在让人无法明白的是，我们中国以少胜多的战例之多，也可以列为世界之最，能够上吉尼斯大全的。中国人孤注一掷的拼命三郎式的赌徒精神，其实称作以暴抗暴、以牙还牙的占领军精神，更为准确一些。只有屠夫和暴徒精神，才在中国数以千计的战争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也只有实行暴政的恶人和刽子手们，才在你死我活较量之后的坐享其成中，真正地感受到了所谓的成功的快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全然没有是非标准，只有强权政治，只有高高在上的权力，只有庸俗势利的得志小人成为暴发户后的极度喧嚣，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嚣张气焰和丑恶嘴脸一直遗传到了今天……于是乎，一个民族的心灵，被严重地扭曲了；一个民族所开创的道德基础，被完全地背离了。但所有的屠夫和鼓吹者，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皇权分子与御用文人，却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极尽可能地美化着丑恶，把他们所谓的人主，标榜成了比人之初的救世主们还要贤明的天之骄子，把他们一个个地标榜成了比羲娲、炎黄、尧舜、禹汤、文武还要贤明的人主……实际上，他们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些屠戳同类的罪人；他们自称人主的说法，也完全背离了人之初人人平等的初衷。他们只会像动物一样地满足私欲，根本不会去考虑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因为他们总是白天烧香，晚上逾墙，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即就是像林彪那样地当面念语录，背后下毒手，决不心软，更不手软的。他们的臭美，不过是麻姑娘爱搽粉，瘌痢姑娘爱戴花，都是他们心虚和惶恐的表现。而曾经觉醒的人们，又堕入了启蒙之前的万丈深渊的古久先生的思想包袱的事情，即使到了今天，也是沉渣泛起，时有所闻的。
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们，也就是中国非无产阶级性质的当权者和统治者们，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制造一些血淋淋的惨案，达到占有和剥削的最大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制造血淋淋事件的政治家，或者小政客的。桀骜不驯的夏桀和荒淫无昼的殷纣，开创了中国历代暴虐统治的先河。从这两个坏出名了的人开始，中国的真龙天子也就是所谓的人主们，便竭尽全力地占有土地和女人。桀为了讨好女人而表现的愚蠢做法，史无记载；纣却为了讨好妲己，制造炮烙酷刑，设蛇林蝎坑，挖人心肝，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周幽王为了褒姒的千金一笑，居然丧心病狂地烽火戏诸侯；吴王夫差和越王句践，为了女人和土地发动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式争霸的特洛伊战争；齐桓公在心安理得地吃着易牙蒸熟的人肉，那是易牙的亲生儿子的肉；《封神演义》中的忠臣良将，几乎全被像申公豹一样的坏男人，与妲己一样的坏女人害死了。还有，后世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之流，均是屠戳同类和制造冤魂的世界冠军。他们给中国人民的功绩，其实，也可以用邓小平评价江青的价值系数来作为定论，是负数，是负值。今天窃取国家权力，纵情地享受在腐败的快活温床上的家伙，也是一群负值人物，虽然还一些未落马的腐败分子，至今仍然是某一个地方的表率，但他们的价值依旧为负数。他们只会制造血流漂杵，趁火打劫，借机报复；只会制造荒时暴月，凶年饥岁，草菅人命；他们只会让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会让人民做无谓的牺牲品和祭品，只会让烈士们无谓地抛头颅，洒热血。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点来评价，他们都是罪恶滔天的魔鬼，都是丧心病狂的禽兽不如的东西。这类人却总是尽可能地美化着他们的罪恶，用所谓的替天行道掩饰一切，用阳奉阴违掩饰他们全部的卑鄙无耻。披着所谓文明的外衣，干着禽兽不如的勾当，是中国古代的所谓人主们最开心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拿手好戏。他们虽然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好事，只会欺骗和愚弄人民，但是，他们又总是以代表天地人吊民伐罪的最高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出现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出现在是是非非的人世间，出现在强权政治书写成的话语霸权里。他们总是陶醉在争夺"家天下"的卑鄙无耻的阴谋不断得逞的满足里；他们总以为他们站在了神圣的云朵上，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能力和德行。因而，他们总是终其一生地、无比贪婪地放纵着他们在既定位置上的特殊权力，企图能够最大限度地攫取到欲壑难填的最大享受。明明有那么多的亡国之君，明明有那么多的无道昏君，明明有那么多血肉横飞、血雨腥风、血债累累、血海深仇的前车之鉴，可是，后来居上的人主们，竟然是一点没有望而却步，一点没有想着要改革与革命，一点没有去真正身体力行地励精图治！相反，难以小惩大诫的，或者说根本就是怙恶不悛的他们，只知道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只知道多多益善地占有女人和财富，只幻想着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够拥有天恩浩荡的千世万世也享用不尽的皇位国权……他们只会极限地发展着最无耻之尤的勾当，只会膨胀着最贪婪的野心。从来没有一个开明君主开始怀疑自己，并深刻地意识到君主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没有一个有作为的人主，为改进或者改良腐朽的君主体制而做过一丝一毫的努力。一代代的所谓的替天行道的天子们，反而越来越可怕地走向专制化、集权化和腐朽化，这就是一代代的丑陋之极的中国的人主们。他们的强权意识，深化了中国的土皇帝和地头蛇偏安一隅的霸道思想，连一个小小的村长或者校长，也可以玩弄出极端专制政客毒辣术的。所有的成者为皇、为王、为官、为爪牙、为既得利益者的人们，他们正是鲁迅所讲的那两种人：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或者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不论是哪一种，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是吮吸民脂民膏的吸血鬼，都是巧取豪夺的吝啬鬼，都是荒淫无度的嫖娼者，都是只会占有而绝不奉献的寄生虫。如果指望养育和培养了这类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带来所谓的皇恩浩荡的福祉，就如同是让狼为羊服务，让老虎不要吃人，让狗不要吃屎，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善良而又卑怯的中国人民，却又总是对这些实行野蛮统治的人主们，抱有普遍的敬畏情感，总是把他们当作真龙天子对待着，总是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充满了毕恭毕敬的小民意识，这也许正是我们的民族最为贫血、最为缺钙的地方。直到现在，我们的一些群众仍然私下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为一代天子，生来就有坐几年江山的命；称有些当官的为命大人，生来就剥削统治人的命……因而，我们必须要格外记住，鲁迅对旧中国的批判可谓是一针见血："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叹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诚然，如果我们还在用古代文明左右着我们的现代文明，或者说用古老的观念束缚着我们的现代观念，那么，我们就永远也难以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的。而虚假的盛世，即使在古代，也是司空见惯的。
今天的中国，无疑属于新时期。在新时期之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便是毛泽东的新中国，或者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国历史，以一九四九年作为分水岭，那么，正如同中国旧道德史上的道德高标是尧舜一样，新中国的道德高标，无疑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毛泽东同志。尽管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他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尽管他在文革中，也严重地异化和扭曲了中国人的某些不良性格，但从他去世三十年后，中国人民仍然对他怀着最深厚的感情来看，毛泽东的事业无疑是永垂不朽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好像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真正地像上帝一样，永远地活在人民大众的心中了。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获得狂热的领袖崇拜，而且在去世之后，仍然被热情不减地继续崇拜着的伟大人物，除了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外，简直别的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的。不管新中国以后的命运如何，不管中国改革开放的结局如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巨大位置，已成定数，根本无人企及，也是万难诋毁的。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已经超越了古今中外的任何历史人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毛主席真的比一切神圣仙佛还要伟大的。如果说改革让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和没有富起来的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影响必将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就会更加衬托出，其他政治家的人格缺陷和严重不足来。在道德的评判上，历史总是超越当代的政权意识和主流舆论倾向，并且是以民心所向所代表的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情感基础为依据的。毛主席的声望之所以高过了神圣仙佛，就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所崇拜的神圣仙佛，都是徇情枉法、徇私舞弊的，他们跟玩忽职守的势利小人一样，都是极其庸俗不堪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神仙也怕有钱有势的人；阴曹地府鬼弄鬼，阳世三间人弄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都是中国人的心目中最为根深蒂固的、谬种流传的、背离人格和人性的思想基础。中国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旧中国的人从来没有平等的，连中国的神仙尤其是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也是极不平等的搞笑式的民间传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神仙的势利和庸俗的表现，触目皆是，最著名的便是女娲造人，捏好的泥娃娃是上等人；摔溅的泥巴、泥浆变成的，便是世世代代受穷的下等人。这一点，就很不像人家外国的、西方的、欧洲式的神仙。上帝也造过人，却不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而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先造了一个男人，又从男人的身上取出了一根肋骨，造成了女人。虽然也许在上帝的眼中，男女是不平等的，女人是从属于男人的。但在上帝眼中，男人与男人之间总是平等的，女人与女人之间总是平等的。在上帝的眼中，教皇和国王是平等的，妓女和贵妇人是平等的。或者说，在上帝眼中，男女只有生理的不同，在别的方面，却是完全平等的。更确切地说，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而由此出发的当代世界所认同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一些民主国家，已经是完全地普及化了，这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既然在上帝的眼中，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么，在上帝也就是说在法律和民主的眼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而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却正好相反，我们是处处讲究高低贵贱的，我们是时时看重男尊女卑的，我们是往往注重贫富悬殊的，我们是常常排列先后大小的。我们又怎么会人人平等呢？如果平等了，那么，神仙下了凡做什么呢？在中国的老百姓心中，如果神仙下了凡，就自然要做上等人的，他们命中注定要做上等人，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正因为中国的神仙缺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基本素养，用阶级眼光看待旧中国的人，其见风使舵的势利嘴脸，便是普遍地存在的。可见，许多中国人的势利意识，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也许一直到现在，人心险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世事莫测等世故的民族心理，还都是让中国人继续迷信，继续封建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我们如果从这些酷似于问罪之师的比较中，得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结论，也许就是无可厚非的。
命运的中国，无疑是最可悲的！不消灭命运之中国，中国就毫无希望可言。如果听任命运之中国的摆布，问道于盲的中国就会永远地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什么是命运之中国？这里探讨的命运问题，并不是当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这里讲的主要是，在普及民主的进程中所出现的必将束缚、主宰中国人为人处世心态的积重难返的传统的思想包袱，带给我们国家的巨大的负面效应。有了这种包袱，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便拥有了一种被命运戏弄或者操纵的终生自欺欺人的因果报应的性格。我们先举例说明，当一个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下等人时，他便也只会卑躬屈节、俯首听命、唯唯诺诺地当好逆来顺受的奴才；当一个中国人爬到了上等人的位置后，他就会心安理得地、变本加厉地享受上等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那种天经地义的习以成俗的思维方式，便是我们的国民劣根性的最大保护屏障，是一种人人效仿的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如果命运设定的位置，一旦把每一个人束缚在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尴尬境地，并使之画地为牢的话，那么，无所适从的人民，也只有听天由命地维护某种既定秩序了。官不能与民同流合污，民不能与官相敬如宾，男不能与女斗，下不能与上争，门不当，户不对，高不成，低不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里里外外的关系准则，是被严格地控制着的，是决不能逾越雷池一步的。如果逾越了，便是大逆不道，便是十恶不赦，便是人人口诛笔伐，天下共诛之。于是，占有优越性的，便总是理直气壮；占据优越感的，便总是骄横跋扈。相反，那些命运不济的人，那些自认晦气的人，又总是以奴才自居，以忍者自居，稍有不满，便会得到狗血淋头的斥责；若稍有觊觎，便会遭到脑满肠肥者，一顿杀威棒似的严厉制止的。当遭遇如此普遍的禁锢与屈辱时，我们的民族精神，便只有一代不如一代地走向萎缩了。我们人充分的理由相信，几乎是每一个别无选择的中国人，都会遭遇到下面所列举的极为尴尬人生观影响的，那些丑恶的历史积淀，既不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也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却是特别地具有中国特色的，可以说千古不变的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其实说糟粕更准确无误的。当皇帝的总是扬扬得意地说："天下都是我的，天下的美人都是我的，谁也不能反对我的享受。"当官员的对百姓或者下属，总是理直气壮地说："是我在管你，还是你在管我？我连一个老百姓都管治不住，我还是一个官吗？"当父亲的，对儿子总是厚颜无耻地说："是我养下的你，还是你养下的我？"当母亲的，对女儿总是声嘶力竭地说："是我生出的你，还是你生出的我？"当老师的，对学生总是振振有词地说："是我在教你，还是你在教我？"当工人的，对农民总是英雄排座次地说："是我当老大哥，还是你当老大哥？"个别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人民总是含混不清地说："是我代表着这个国家，还是人民代表着这个国家？"当了先富起来的人，对也许永远都富不起来的穷人，总是骄奢淫逸地说："是我当先进，还是你当先进？"冤枉人的人，对被冤枉的人，总是无可辩驳地说："是我掌握着大权，还是你掌握着大权？"当小政客的，对他管辖的全体成员，总是为所欲为地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阿Q总是对尼姑说："和尚能睡，我为什么不能睡？"当了无耻的强奸者，对有前科嫌疑的受害者，总是强词夺理地说："为什么领导睡了闲的，我睡了就不闲了？"高对低总是说："我就是比你高！"先对后总是说："我就是比你早！"强对弱总是说："我就是比你能！"大对小总是说："你就要听我的！"富对贫说："我就要剥削你！""我就要欺侮你！""我就要占有你！" "我就要控制你！"……当诸如此类的强奸民意的逆向思维，成了制约中国民主进程的头号杀手时，我们还能指望蜗行牛步的中国人，干出什么有盐的事情？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迷信的联姻，创造了命运之中国至今荒谬绝伦的逻辑怪胎，成了制约中国发展的最大死结。
应该说，在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根本是找不到理想的；而在古代中国的伟大文学作品中，却是可以找到理想的。那个叫孔丘的人，据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万世师表，他现在却变成一个最让人看不起的人，虽然有些人在不遗余力地为他翻案，但翻案毕竟是不得人心的。孔丘本来就是一个最看不起人民大众的人，他替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设奸弄巧，为人民精心设置陷阱和障碍，设置了许多框框和条条，让人民任人宰割地成为满足统治阶级权欲需要的工具。在孔丘的眼中，人民只是供统治阶级取乐的工具，他们必须在各种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枷锁中生活，必须对统治阶级讲仁、义礼、智、信，必须无条件地听任统治阶级的奴役和驱使。而对于统治阶级，孔夫子对他们的要求很少，仿佛剥削者肆无忌惮的、竭泽而渔的享乐和老百姓灾难深重的、忍辱负重的受罪，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天经地义的，都是不可改变的。中国的君子，从来没有对人民仁至义尽过，相反，人民却总是对统治阶级一让再让，以致忍垢含羞，毫无怨言。中国的封建皇帝虽然有好的，有坏的，有信佛的，有信道的，有贪色的，有爱财的，有明白的，有昏庸的……但他们没有一个反对孔子的，因为孔夫子的学说，是他们剥削有理的定心丸。这就如同毛主席让人民吃了定心丸一样，在人民的心中和眼中，孔子和封建皇帝，都应该是被统统地打倒的东西，因为毛主席才是人民心目中真正的神。跟对待古董的态度不一样，思想上的是今非古和厚今薄古，显得尤为重要。这其实也就是邓小平理论，比毛泽东思想更为高明的地方；更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思想，比摸着石头过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黑猫白猫理论，进步得多的地方。
毛泽东无疑是热爱人民的，他的爱民之心超过了所有的历史伟人。还没有另外一个人包括三大教主在内，有着像毛主席一样广泛而深厚的人民心的。毛主席蔑视所有的敌人，其力量之源便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伟大的人民群众。为了回报人民，毛主席献出了他的一生。他对人民的敌人，毫不气馁；他对革命的败类，决不手软；他对人民的蛀虫，决不姑息。枪毙道高一尺的刘青山、张子善，在那时，是最大力度惩处腐败的案件。但在四、五十年后的新时期，新的魔高一丈的刘青山和张子善们，却多如牛毛了，杀也杀不完的。光凭这一点，毛主席就让他的后继者们相形见绌的。毛泽东时代比邓小平时代光彩照人的地方，就是老百姓和人民干部的鱼水关系。而邓小平时代比毛泽东时代不光彩夺目的地方，又恰恰是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无端占有的大量的财富，掩盖了还未富起来的大多数人的寒酸，这里主要指的就是那种持续了几千年的自负和自卑心理的复苏。如今，大多数人仅仅扬眉吐气了，二十多年的主人翁精神和意识，已经在趾高气扬的忘乎所以的先富者面前，早就荡然无存了。而胡锦涛对好几个省、部级腐败高干大动干戈，甚至对有些省的腐败现象连窝端的革命行动，就给我们国家的反腐败斗争，点燃了振奋人心希望之火。
中国人历来讲劫数，讲运气，因而就有了三百年的家天下之说，就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三十年前，毛泽东逝世了，文革结束了，新中国的历史告别了三十年的河东，进入了三十年河西时期。不包括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时期，中国进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河西时期也近三十年了。快三十年了，我们就有必要对改革的功过是非，做出一番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的中肯评价了。今天的历史，无疑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们也决不会幼稚地重蹈三十年前的覆辙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们自然也就不会得出，同样的愚不可及的结论："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是绝对正确的，谁反对邓小平理论中的错误部分，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杀无赦。"
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官方的意见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除了有些青春无悔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外，舆论导向几乎对"文革"，绝对是一棍子打死了。这样的说法和做法，其实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对于三十年河西的改革，官方至今毫无微词，还在一个劲儿地称赞改革的完美无缺，还没有实事求是地对改革和邓小平本人做出科学的评价。然而，在民间，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对改革发出不满的呼声了。
不错，改革无疑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正确伟大的改革，却也并不是完美无瑕，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改革正无可回避地把善良的人民，即所谓的弱势群体引入歧途，引入了让红旗、国旗、国徽、国歌和党旗羞赧的境地。邓小平无疑是伟大的，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战略眼光，他能抓住时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振兴中华，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地走向国际先进水平……这都是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地方。只是邓小平又在无形中淡忘了他是在毛泽东三十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所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而且，他其实是力不从心地、极不自觉地中断了人民中国的基本立场，让那些几乎全部忘本的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利欲熏心，为非作歹，成了谁也无法抹去的历史阴影。而所谓的仇富和仇贫，都不是问题的本质要害，问题的关键是，先富起来的人的生活和人品，都不是我们众望所归的理想的高标。他们用金钱武装起来的虚浮泛肿的身体，并不是人类不朽的精神载体，而是行尸走肉堆积自私自利本能的外在表现形式。
这几天，我看了电视剧《生存之民工》，有好几次，我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除了难过，我还是难过。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连串的问题：如果胡总书记和温总理看了，他们的心里是啥滋味？他们大概不会看到的。如果邓小平看了，他心里又是啥滋味？他显然更不会有看到的机会了。据我猜测，他如果看到了，也会视为是改革中无关大局的、非主流的东西而忽略不计的；如果毛泽东看了，又不知道是啥滋味？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正视现实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将让先富者建立的昙花一现的空中楼阁式的富人天堂，毁灭了巍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因为，人民的事业，必须是脚踏实地的事业。
我翻阅了很多资料，文革中的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并不是灾难深重的。文革时中国的高科技事业，同样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巨大成就，像我们国家最为自豪的"两弹一星"等，也都是在文革前后出现的。所以说，所谓空前绝后的浩劫，也只是让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干部，受到了非人的待遇，甚至他们宝贵的生命，也被残暴地剥夺了。对于文革的仇恨，主要是知识分子倾诉的，而不是工人和农民倾诉的。今天唱给改革的赞歌，主要也是知识分子的作为。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先富起来了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钱袋，对于仍然在贫穷中挣扎的大多数人的死活，是不闻不问的。而现在对改革有微词的人，也主要就是工人和农民，可怜的他们却没有真正的代言人的。为他们请命的人也是很少有的，因为当官的和写文章的，都不是农民。文革中还有一个张志新在反对林彪、四人帮！可是在改革中，我们又有谁会与甚嚣尘上的腐败现象，以死抗争呢？又有谁会目不窥园地、羞与为伍地与钱奴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是最没有骨气的人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接近官僚成为幕僚、师爷，甘当帮凶，为虎作伥；为了脱离群众，甘当叛徒，助纣为虐，谄上欺下。在上窜下跳和左右逢源的世故结合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养成了最奴颜婢膝的恶劣品质。欺上压下，欺上瞒下，移花接木，移天易日，是他们的一贯作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夸夸其谈，粉饰太平，是他们一贯的伎俩。这都是他们由于作为寄生虫的依附草木的动摇阶级的本性决定的。因此，在中国数千年的思想文化长河中，除了屈原、司马迁、杜甫、白居易、李贽、鲁迅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外，别的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亵渎真理的人，都是为虎作伥的人，都是助纣为虐的人。
今天，工人下岗了，农民成为可怜虫了。他们在贫穷的毛泽东时代，是"香饽饽"；在富有的邓小平时代，就成为靠边站了。无可避讳，从三十年河东，走到了三十年河西，工农联盟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是人民共和国最为可悲的地方，也是让人民群众最为忧心忡忡的地方。金钱的西风，无疑压倒了道德的东风。并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是铜臭压倒多数。好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站在志士不忘沟壑、忧国忧民、忧时伤世的高度上，站在捍卫红色尊严的立场上，开始重视民生维艰的问题，把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的苦难真正地放在心上了，这是党和国家的幸运。也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我的眼中和心中，胡锦涛的功德超过了江泽民，甚至超过了胡耀邦。这并不是我在拍马屁，而是必将被历史肯定的辉煌业绩。抗击非典，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学生的学杂费，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强调八荣八耻等躬逢其盛的、同时并举的光复红色精神继续改革和革命的伟业，必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之前是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之后，我们的国家就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了。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地让投机倒把的坏人先富起来，党就要失掉民心，就要失掉天下的，历史也真的就要波浪式前进了。从文革到改革，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从远离工农，到贴近工农，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将可能是我们最为欣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也许比三十年前的拨乱反正的功绩和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认识到，我们的文艺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我们从根本上讲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决不会为剥削阶级服务，决不会为法西斯卖命。哪怕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比所有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当中最大的垄断头子还要富有，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也决不会为他们服务的。同样，我们的文艺可以为改革开放鼓与吹，那是立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出发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为先富起来的人歌功颂德，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也就对不起我们的人民父亲--革命烈士、革命前辈、革命群众和我们的祖国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对不起我们国家的基石和我们的信仰母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了。
历史已经证明，从原始公社的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当人类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以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成了最先进的阶级和政党。尽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均以失败告终；尽管现代世界上最先进、最富有、最理想、最理想的国家似乎是美国；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在许多方面，还比我们无可比拟的社会主义民主，更优越；尽管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了许多弯路；尽管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卑鄙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形象，并丧失了大量的传统美德、优良作风等无形的宝贵资产；尽管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仍然摆着许多让我们根本难以自圆其说的重大课题，然而，我们决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殷鉴不远，我们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心里都十分明白，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不过是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我们羡慕并实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几乎成为中国的最大多数了。夸张地讲，我们对于旧道德、旧思想复辟的危险状况，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也许用一千部长篇小说也讲不清楚的。这显然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们的错误，更不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错误，而是我们的民族所固有的劣根性，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的深刻折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暴发户心理，几乎存在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如今，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好像都在做着天上掉下金元宝的大发一夜横财的美梦，也许比对一夜情的渴求，还要强烈和迫切。自古以来，中国以皇帝为首的富人，就很少有讲道德之人，一旦不顾实际的虚假舆论成为全民性的错误导向时，最可怕的道德滑坡现象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出现了。在以算计为能事的官本位社会，人们对于道德的要求，便是典型的叶公好龙，仅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其实并不真正地付诸实施的。对别人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活雷锋几乎没有一个，富有成效的人却是多如牛毛。如今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鼓励先富，富人光荣，穷人可耻等最古老的思想，都把现代人的思维严重束缚了。这也足以看出，我们曾经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行，在世俗社会里，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呀。我们曾经是多么傲贤慢士地轻视有产阶级，我们曾经是多么自欺欺人地轻视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呀；而在今天，我们又是如何地轻视无产阶级，轻视社会主义民主呀？我们对无产阶级的轻视已经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我们的真善美正在走着变形记的道路，而所有的假恶丑，似乎全成了这个鱼龙混杂社会的时髦追求。难道说发展的黄金时代与道德的辉煌时期，真的不能同时出现吗？或者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真的不能同步发展吗？
无产阶级不是造反有理的家伙，不是贫穷可耻的人群，不是逼上梁山的刁民，更不是天生愚蠢的专制暴徒和天生发不了财的弱智穷鬼。年轻有为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阶级，至少也应该是受过革命圣地延安熏陶的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希望、生机、信心、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阶级。可就是经过中国革命洗礼的这个先进阶级，却在金钱世界里显示出了最软弱的气节，其骨子里的奴才相在露出狐狸尾巴之后，表现得竟然是那样地淋漓尽致，那样地奴颜婢膝，那样地无耻之尤……这可能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摸着石头过河时，没有深稽博考地考虑周到的地方，也是深谋远虑的老人家，在对黑猫白猫的捕捉老鼠的技巧过于自信时，根本没有想得到的地方。老人家对八九风波的处理，虽然显示了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虽然展示了高瞻远瞩的正当智慧，但对于继续五四运动火炬的青年学生，积极追求民主的爱国热情的全面否定，就像他的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样，就像他的全面翻案一样，都将让老人家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会遭到程度不同的非议的。前人总是有错误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后人不能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如果犯了，就是不可饶恕的。也许后来居上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前人的错误，却出于牵一发而动全身，乃至前功尽弃的多虑，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遏制手段，他们无可奈何的观望态度，也显示了知难而上的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改革无疑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一样，都是曲折无比的；改革的曲折复杂性，也昭示了她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辉煌无比的。只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走循环多事之秋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老路，不能屡走多难兴帮的老路，只是偶尔凭着一时的热情轰轰烈烈上一番，然后企图永久地高枕无忧地贪享安逸，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不能老是陷在兴衰成败的周期率中，跳不出来。我们的确要用先进而科学的制度，约束和规范每一个人；我们要彻底根除旧制度的弊端，扫荡旧观念，补苴罅漏，以弥补新观念中似是而非的漏洞，真正地捍卫革命和改革的伟大成果。我们千万不可自毁国基，自灭国魂，自丢国本，自丧国体……是啊，我们为什么要多行不义必自毙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呢？以胡锦为首的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无疑有着挽救改革，挽救党，挽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表现出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我们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够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复杂历史的；我们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表现出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人在经济发展和做人方法上变化最大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有着比中国的红色革命本身更为影响深远的辉煌历程。作为现代人，我们有理由向古人表明我们的强大，我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是让古人不敢想象的，即使是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和神舟六号飞天的巨大成就，也是让拥有四大发明的古人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取得的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是让全世界叹为观止的杰作，是让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都要顶礼膜拜的奇迹。但是，我们的百年文学，或者说我们多属滥竽充数的六十年文学，是无法与古人相比的，我们比不上曹雪芹，比不上施耐庵、罗贯中，比不上吴承恩，比不上蒲松龄、吴敬梓，比不上关汉卿，比不上苏轼，比不上李白、杜甫、白居易，比不上司马迁，比不上屈原。尽管生活总是全新的，尽管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尽管我们有着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尽管我们的创作源泉，是那样地博物洽闻；尽管我们的写作条件，是那样地优越，然而，我们今天的作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还是远远不能跟古代的文学大师相比的。不要说当代作家比不上古人，就是现代作家也比古人差远了。按理说，现当代作家拥有着最为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他们汲取了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应该说在写作素养上要比古代作家高超得多的。然而，有着更广泛阅历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竟然没有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有着现代精神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没有写出和中国现代革命和当代改革相媲美的作品，反而制造出了许多类似于垃圾的文学，却都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像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上也并没有值得过于炫耀的地方，那是革命作家所共有的不幸。同样的不幸，似乎也扩展到了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柳青、路遥等中国现当代小说家身上。不过，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些专职作家，一些靠着党和国家的工资、奖金专门进行小说创作的人士；一些能够拥有着互联网和现代交通便利条件，能够享受周游世界的见多识广的作家，也不能写出划时代的小说巨著来，本身就是极其可悲的。能埋怨我们的国家，没有先进文化吗？能埋怨我们的国家，没有伟大思想吗？能埋怨我们的国家，没有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吗？能埋怨我们的国家，没有写作素材吗？显然都不是。是现当代中国，真的不具备写作鸿篇巨制的前提条件吗？是当代中国，没有伟大作家生存的土壤吗？是当代中国，没有写出伟大作品的文化氛围吗？显然都不是。是我们的作家，没有人民性吗？是我们的作家，没有历史责任感吗？是我们的作家，没有高瞻远瞩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吗？显然都不是。相反，我们所缺少的，不是文学本身的东西，不是人性本身的东西，不是历史本身的东西。我们所缺少的，正是我们拥有了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欲望，太多的功利，太多的无耻，太多的麻木不仁。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庸俗世故的东西，太多的卑劣的无孔不入的小算计和小算盘，便大大地限制我们的想象的空间，让我们只能在实用主义的支配下，干一些在文学上投机取巧的事情；我们不会用我们的一生，或者我们用全部的热情，几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文学理想和理想文学。过多的欲望和过多的具体而微的琐碎事儿，让我们疲于奔命，让我们无法真正领略，文学应有尽有的闲情逸致和浪漫情怀。革命作家因为革命的残酷而牺牲了他们的文学才情，那是情有可原的。而我们今天养尊处优的作家，没有为养家糊口而奔波的作家，仍然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无疑是最让人费解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当上作家的人，便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了，因为按照我们中国特色的国际惯例，当上了作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享受人生了，而尽情地享受人生的人，却不再是经受自己的磨练，或者关注别人苦难的作家。过于现实、过于功利的他们，是永远也写不出伟大作品的。况且，我们今天的文学体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既不按照国际惯例，也没有按照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却按照我们今天根本不科学的标准，像古代的孔、孟、墨、韩、老、庄、杜甫、曹雪芹等，都是不能拥有作家的光荣称号的，因为依据他们现有的资历，是很难进入我国目前的各级各类作协组织的。一个薪水丰厚的养尊处优的单位，如果不是藏龙卧虎之地，而是藏污纳垢之地，那么它就万难孕育出品质超群的国士无双的杰出人物的。一个把优秀人物排除在外的文学集体，它也不会产生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的。我们的国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其真正的根源是不言而喻的。
伟大的文学作品，来源于作家功力深厚的力透纸背的历史积淀。只不过是作品的代言人，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培养优秀的民族魂魄，在于弘扬卓越的人性品格；在于像徐光启一样，慢慢地建立起光荣而又不朽的业绩，并不断地启迪后人永不枯竭的智慧。而为了写出伟大的作品，作家就应该像李时珍一样，时时珍惜自己，时时珍惜自己美好的万古长青的名誉；就应该像宋应星一样，要做天上的星星，星星之火天上来，送给人类永远的真理之光。真正地具有囊括天下的志向，拯救时弊的爱心，改造国民的思想，陶冶人民的情操，铸造民族的魂魄，天才的艺术表现力，才是一个伟大作家必备的写作修养。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学的机缘更是如鱼游水，冷暖自知，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尽管话虽如此，只不过，坦率地讲，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主要是与才情有关，也与作家对人民苦难的关注程度有关。一个作家只考虑自己的鸡虫得失，只患得患失，只无病呻吟，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当我们回首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优秀作家与人民的苦难情结总是血肉相连，并由此而来的忧愤深广的批判性，崇高普遍的人民性，无私无畏的前瞻性，理想高于一切的永久性，才是伟大作品的灵魂。从屈原开始，凡是暴露黑暗的没有歌颂至圣至明的君权神授的天子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成了不朽巨著。而那些歌功颂德的一味地吹嘘和捧场生死肉骨的明君、救世主的文字，都被历史无情地抛弃了。凡是和皇帝站在一边的作品，凡是御用文人的作品，都成为历史的弃儿，进入了臭不可闻的垃圾坑。而和皇帝过不去的作品，像《史记》，像后世的一切伟大作品，都因为代表了人民性，代表了历史发展的理想性而显示出了与日俱增的光辉。综合考察那些写出伟大作品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写作与金钱挂起钩来，像写中国四大小说的，他们何曾得到过一分钱的稿费？只是他们的写作却又与附庸风雅无关，因为写那么卷帙浩繁的书，是不可能像写一首诗那样地，可以与众人或者所谓名家坐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并刮垢磨光似的切磋琢磨的。而长篇小说写作的完成过程，无疑有着极其特殊写作要求的。写长篇小说，在古代，会耗尽一个伟大作家一生的心血的；在条件优越的现当代，也将考验到一个作家全部智慧和良好的身体状况的。长篇小说很有可能，就是像写了一百九十万字《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一样，将会耗尽二十七年的黄金年华，简直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后人的。长篇小说巨著只会给后世读者带来巨大的裨益，于本身而言，也许并不会带来任何的经济利益的。不要说四大小说，没有为作家本人挣下一分钱的稿费，即使在后世落下骂名的毁誉参半的《金瓶梅》的写作，也与稿费无关的。古代作家的写作虽然与稿费无关，却与作家的理想追求息息相关，因而他们总能写出一些极其伟大的作品的。
挣稿费的作家写不出好作品，卖弄风情的女人其实一定不美。文学的魅力，不在于艺术技巧，不在于故弄玄虚，不在于高深莫测，不在于魔幻怪异，而在于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当代作家无病呻吟的作品，是不能与古代伟大作家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相提并论的。现当代的中国小说家，没有一个人能站在千秋不朽的历史视角上来审判和评价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来血肉丰满地表现当代出中国生活的广阔画卷，来创造出当代中国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都是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还没有用独到眼光以及如椽之笔的大手笔，重点涉猎和特别耕耘的地方。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原因完全归咎于政治，因为对于伟大作家而言，他无论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和国家，都能写出不朽的作品来。即使他的作品不能得到同时代的认可，他的作品也会在未来的世界里放出万丈光芒的。我们中国作家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堕落，对金钱的屈服，对官员的敬畏，都完全与政治无关。我们的国家与曹雪芹时代的文字狱相比，简直是万里之遥，或者从本质上讲是根本不可比的。我们的作家之所以没有写出杰作，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源自作家对公理、正义、良知、道德等的一种普遍的背叛，还不仅仅是对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叛。像屈原、司马迁、李白、曹雪芹等的作品的批判锋芒所向，都是直接指斥当权者的传统守旧意识的，是与民众的心理平衡点融为一体的。像巴尔扎克、卡夫卡、萨特等，他们并没有站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写作，而是站在国家、民族、历史、世界的高度写作的。今天的如花似锦的改革毕竟不是过去的万马齐喑的文革，在新中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改革开放时代，我们应该写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作品的。
不错，文学的主题，早就开掘到无限大了；人性中美好的品质，也讴歌到无限大了。如果一个当代中国作家想要超越过去，无疑要在展示时代美上狠下功夫。而我们的作家，连金钱与精神孰轻孰重的关系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是讳莫如深，讳疾忌医，甚至不敢做出基本的价值观的道德判断力。而要这样毫无是非标准的作家，进一步地写出不朽的作品，那就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众所周知，优秀文学总是和理想相伴生的。我的全部主张，便是我的理想主义文学宣言。进步文学从来都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最佳表达方式，是一种嫠不恤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叙事载体。当茹毛饮血的古人，还没有发现火种的时候，文学就给了他们最鲜明的神话力量；当人类进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期的时候，文学就给了他们理想的大同世界式的人生追求坐标。毫无疑义，所有的优秀文学，其实都是伟大作家对理想人生不断追求的忠实纪录。读《红楼梦》，有人讲其复杂性，看到了百科全书，却惟独没有看到其最重要的理想价值。我们不妨闭着眼睛想一想，清代的中国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一个朝代，那是一个一无可取的朝代，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朝代，那是一个根本倒退的朝代，但我们的尊敬而又伟大的作家，虽然生活在那样腐朽的社会，却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始终如一地追求着真正的人生理想境界；他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不过他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理想而写作的。曹雪芹写《红楼梦》，完全与挣稿费无关，与巴结达官贵人无关，与脂粉气和香水气无关，但他所叙述的理想主义情怀，却是让后人永远叹为观止的。同样，即使最残酷的政治现实，也摧毁不了无穷无尽的理想光源的。遭受腐刑后，依然不畏强暴，不畏险阻，不畏人言的司马迁，就是让理想的百折不挠的种子，顽强地生根、发芽、结果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光辉典范。
比较《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儒林》、《聊斋》、《三言》、《二拍》等和《金瓶梅》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本分野便是理想与非理想的区别。《三国》虽然写战争和政治的残酷，但饱含着作家的仁政理想；《水浒》虽然写以暴抗暴的杀人放火，但饱含着作家反抗现状、急公好义、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社会理想的追求；《西游》虽然重点写循规蹈矩的取经，但饱含着对自由人生的理想追求；《红楼》虽然重点写爱情和对爱情的摧残，却饱含着作家对美好人性，尤其是美好女性的心灵世界的理想追求。《儒林》讽刺庸俗化的科举现实，《聊斋》刺暴刺虐，《三言》和《二拍》反对禁欲，歌颂爱情……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作家挣脱"八股文"和"文字狱"的束缚，所迸发出永不陨落的理想光芒。而在《金瓶梅》身上简直毫无理想可言的，因为它所表达的主题是几千年前就有的享乐思想，是中华民族最腐朽糜烂的东西，无非是昏庸无道的皇帝，贪婪的权奸，无耻之尤的淫棍荡妇，堕落的儒林，可憎的帮闲，龌龊的僧尼，全是一些毫无心肝的人，几无先进性可言。它的写法虽然接近《死魂灵》和《罪与罚》之类，也许同样有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注意"的良苦用心，却因为其缺乏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强烈的批判意识，因而把文学理想应有的基因全部地丧失掉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金瓶梅》之所以成为禁书，并不在于在其过度夸张的性描写，而主要是因为它作为一部宏大规模的作品，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理想主义的色彩和乐章来，这便是它最大的败笔。经典的性爱篇幅，优美的性爱描写，永久迷人的性爱魅力，色彩缤纷的性爱故事，从来都是文学和爱情的永恒主题和最富于生命力激情的不朽乐章。同样的道理，清代四大谴责小说，之所以逊色于中国古代四大小说，除了文字数量上的严重不足外，主要还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理想主义文学色彩，过于淡漠、过于弱化的缘故。依此类推，我们在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废都》的比较阅读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的。还有《封神演义》、《施公案》、《济公案》等小说，之所以还能够流传到今天，并非其"言之有文，文采斐然"，主要原因仍然是其源源不竭的理想情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活动和文学命运的残酷性，就在于它总是保留了理想，而淘汰了庸俗，这和最世故、最庸俗的现实世界的交易市场的情形，正好相反。现实世界似乎从来都是注重功利化的，都是见利忘义的，都只不过是因小失大地背离道德和理想的行为。从《诗经》、《离骚》就开创的中国理想主义文学基地，经过了数千年的优胜劣汰，保存了淑女、伊人、香草、美人、斗士、忧国忧民者、鄙视功名利禄者、反抗暴政者、追求理想者……而把诸如《荡寇志》之类的太庸俗、太现实的世故文学予以完全淘汰，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极端的残酷性。据说乾隆写了一万首诗，却好像是连一首、一句佳作也没有的。残酷无情的作家和文学史眼睛里，可以看见大千世界，却揉不下一粒沙子。拒不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乾隆，他只能写出粗制滥造的垃圾文学。相反，高瞻远瞩、胸怀世界的毛泽东，虽然只写了五十多首诗词，却几乎每首都是精品。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比较点，其巨大的区别也就在于有无理想。可见，理想主义文学素养，对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无疑起着决定全局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谁假若忽略了这一点，只能是南辕北辙地走向歧途，根本把握不了文学和时代的真正脉搏的。当然，我这里讲的文学超越世俗、超越现实的锋芒所向的理想主义趋势，指的并非是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对立的浪漫主义文学，它指的是对一切文学的终极理想化追求，即使是伟大的悲剧如《哈姆莱特》和《窦娥冤》等，依旧是饱含着最深情的理想情结的。
作品的理想与作家的理想完全是两回事。有的作家有理想，其作品未必有理想；有的作家没有理想，其作品未必没有理想。同时既有着崇高理想又有着非常伟大作品的作家，其成就一定是伟大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就一定要始终如一地保持理想化的人格素养。而一个作家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像果戈理、杜甫那样焚烧不佳书稿的做法，在古今中外都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极其功利化的、金钱化氛围非常浓烈的社会转型期，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要雷打不动地保持理想化的人格情调，几乎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的事。作家若是为了钱财，为了哗众取宠，为了文学理想之外的事而标新立异，只会适得其反的。崇高而永久的文学理想，是一个作家终其一生的不懈追求。几乎在一个伟大作家的所有的作品中，不管写作方式多么离奇虚幻，或者实实在在；不管语言是如何地朴实无华，或者如何地绮丽华美；不管风格是如何地迥然峥嵘，或者如何地标新立异，所有伟大作家的理想境界却是一样高超的，是同样美好的。正如同曹雪芹和屈原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在文学理想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一样，我们说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鲁迅和高尔基，但丁和毛泽东等其实在文学素养或者说在文学理想上是同样高超的。
人类的命运归宿和文学的理想表达，却又的的确确是一回事。当我们为金钱唱赞歌的时候，当我们为小地方的强权政治摇旗呐喊的时候，当我们为富人唱赞歌的时候，当我们对穷人的痛苦不闻不问的时候，当我们和甚嚣尘上的市侩精神没有什么两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正在走向文学理想的反面，我们其实与剥削有理的、俗不可耐的、并非勤劳致富的"先富者"们，便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的。更确切地说，当我们在展现个性的幌子下，为了钱财而糟蹋文学理想的神圣殿堂的时候，我们显然走的根本不是文学的理想之路，而是"空话连篇，言之无文；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世俗之路，是非理想的文学之路，是庸俗的文学之路，是垃圾文学之路。蓦然回首，在白了少年头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地明白，我们虽然接触或者接受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思想，却偏偏没有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来，其中的悲剧根源，我们只能一言以蔽之地说，仅仅是因为我们背离了文学的理想王国。当我们把一切责任，都轻描淡写地推诿于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无可挽回地成了历史的落伍者。真正地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危害祖国、损害改革的，正是我们日益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当我们日益地脱离群众，日渐一日地丧失人民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离理想越来越远了，我们的思想就跟奴隶主、地主、资本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因为我们距离文学的理想越来越远，所以，也足以折射出我们现实世界的莫大的悲哀来，只由于古老的历史积淀中拴绑人际关系的潜规则，至今风行官场、商场、市场、烟花场和各种人际场合，就使得那些对上溜须拍马、吮痈舐痣、敲骨吸髓的第三类人物，即所谓的寄生虫们成为了一个实繁有徒的、纵然车载斗量也运载不完的庞大群体。那些最会投机钻营的家伙，总是让决策者力不从心，让人民无所适从，让正直有为之士生不逢时。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被那些寄生虫和向寄生虫学习的人弄砸的。如果不打破常规，不打破惯例，不把腐败根蒂全部铲除，要想在势利之极的国度里，真正地建立以人国本的幸福而和谐的国家，简直是不可能的。
明天的太阳永不消沉，人类的明天会更好。如果我们不能去大力表现美好而庄严的人类社会的理想主义主题，我们最后便只有退出人的阵营而与人之兽同流合污了。我们决不能做物欲横流的衣冠禽兽的，我们更不能做只知道自己的家天下利益的主人的！凡是人性中不好的东西，我们必须予以暴光的；凡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发扬光大。即使是面对一个历史伟人，即使是面对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伟人，或者伟大时代所固有的瑕疵，因为忽略了这些东西，必将纵容后来的人无端效仿，并使其危害继续严重扩大化，甚至把国家和民族引向古以有之，于今为烈的崩溃边缘。我们必须为建立一个法制和民主的国家而不遗余力地努力奋斗；我们更要淡化个人的魅力而彰显集体的智慧，并昭示出人民至上的包括所有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永恒主题。我们六十年来所巩固、所革新的东西和我们所追求的理想，都有其独领风骚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地方。毫无疑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那些曾经追求过的理想宣言，汇聚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成为三足鼎立、三权分立的各个部分之间互相牵制平衡的有机整体。但愿我们的国家，以后不再走向极端，而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谐进步地、全面小康地走向了美好的明天。而我们所高举的人人幸福的平均主义的文学理想，正是在表达着这种像繁星一样闪烁的富于诗样化的集体主义的理想人生的崇高境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丢了羊群拾羊毛、丢了黄牛撵蚊子、丢了金碗用木勺的……
文学理想之于和谐中国的意义，可以类比于雪与梅的关系：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少诗情。惟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在理想主义光环的照耀下，才可以衬托出和谐社会多姿多彩来。
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我们的文学理想仍然是反封建、反专制、反剥削、反欺骗、反阴谋、反算计、反迷信、反分化……我们竭力追求的仍然是民主、自由、博爱、平等、公正、道义、共产、团结、人性、人权、集体、法制、科学、进步、奉献、创新……
蒲松龄说：性痴者志必凝，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大凡性痴之人都能推导出一个极端的发展结局来。推而广之，淫痴者交必滥，滥交者欲必多，欲多者必贪婪，贪婪者必残忍无情，最后都会像皇帝、皇后一样穷凶极恶、穷奢极欲，把拜名狂、拜物狂、拜金狂、拜色狂、拜权狂的执着发展到极端。而白雪儿也是一个性痴者，她是一个理想痴，在她看来，人间只有宗教般的烈士信仰这种理想痴境界才是最值得追求。白雪儿就是在各种现实的打击的考验下，走向理想的天堂之路的。那么，什么是最精彩的理想境界和理想主义呢？毛主席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用震天撼地的、震古铄今的、全新的、与时俱进的语言和思想，极富前瞻性地告诉了我们比航空母舰上还要装载得多的内容：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新中国的航船的桅杆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芙蓉国里尽朝晖。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白雪儿论文的标题，是《我的理想主义文学宣言》。白雪儿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就注定了她一生的艰辛……无论前面的道路如何曲折复杂，白雪儿都会不畏艰险地走下去，因为她的前途是光明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光彩照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终将披红戴花，并永远光彩照人的白雪儿，会一直唱着她最凄美的人生主题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
月亮月亮，我是你的嫦娥，你会等我吗？
太阳太阳，我是你的天狗，你会吻我吗？
星星星星，我是你的地球，你会亮我吗？
高山高山，我是你的土壤，你会让我吗？
大海大海，我是你的小溪，你会容我吗？
人生人生，我是你的火花，你会燃我吗？
历史历史，我是你的宠儿，你会写我吗？
青春青春，我是你的伴儿，你会恋我吗？
爱情爱情，我是你的弃儿，你会笑我吗？
自由自由，我是你的痴儿，你会疼我吗？
民主民主，我是你的使者，你会信我吗？
和谐和谐，我是你的舞者，你会跳我吗？
祖国祖国，我是你的歌者，你会唱我吗？
党啊党啊，我是你的战士，你会忘我吗？
人民人民，我是你的福娃，你会疼我吗？
父亲父亲，我是你的传人，你会信我吗？
雪儿雪儿，我是你的精魂，你会恨我吗？
母亲母亲，我是你的心痛，你会救我吗？
希望希望，我是你的全部，你会爱我吗？
二
我是镜中的荷花，泪涟涟，花开花落两不知；
我是水中的明月，云淡淡，阴晴圆缺自有时；
我是画中的美人，路迢迢，悲欢离合红颜退；
我是书中的英雄，风萧萧，功败垂成死国是；
我是梦中的神仙，雪飘飘，天高地远终无悔；
我是爱中的女王，恨悠悠，高山流水无可依；
我的痛中的自由，白皑皑，冰清玉洁天上飞；
我是人中的忧乐，心红红，星星之火天上来；
我是死中的光荣，情绵绵，时空长河永不逝；
我是活中的高标，德深深，芳香不染红与白；
我是花中的锦囊，福涛涛，与民同在万年青；
我是温中的小康，爱浓浓，万家灯火宝塔山。
我是死中的理想，义长长，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九九七年～二○○二年 腹稿 二○○二年～二○○三年 局部稿
二○○四年三月～七月 第一稿 二○○五年三月～十二月 第二稿
二○○六年三月～六月 第三稿 二○○六年八月～十一月 第四稿
二○○七年三月～六月 第五稿 二○○七年七月～十二月 第六稿
二○○八年一月～四月 第七稿 二○○九年三月～四月 第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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