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儿成为了基督徒”
——刘继明访谈录
田甜：您能否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个人生活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继明：我中学时期开始喜欢文学，大约是1984年发表第一首诗歌，198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双管猎枪》，那时候，我还在家乡新厂镇文化馆工作。1987年，我离开石首，只身前往新疆，属于半谋职半流浪性质，几个月后回到武汉，1988年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插班生。此时我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基本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先锋文学的追随和模仿，还谈不上有自己的个性。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湖北省歌剧团工作，1992年，我去了海南岛，参与创办《海南法制报》和《特区法制》杂志。1993年返回武汉后，我陆续在《上海文学》、《收获》、《人民文学》和《钟山》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并被评论界誉为“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经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履历表上看得见的经历，还有一种是履历表上看不到的经历，即精神履历。二者并不一定是重叠的。我觉得，后一种比前一种更重要，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内在品质。
田甜：您出生于湖北石首，但你的作品只在《溯流而上》中出现过石首这一地名，其他地方多描写的是佴城，佴城成了您独特的世界，能否谈谈您心目中的佴城是怎样子的？
刘继明：佴城是我从海南岛回来后写的大部分小说共用的一个地名。有人说佴城就是海口，但我更倾向于将它看成1990年代中国城市的一个缩影。
田甜：您的作品中虽然没有更多地出现石首这一具体的地名，但是我感觉您将“石首人”这一身份融入了作品人物的血脉之中，如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石首方言，石首人那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我都能在您的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能否谈谈您作品中的石首方言，是您有意为之的，还是语言本身的力量所造就的？您能否谈谈对石首这一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的认识？您如何看待石首人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种面貌？
刘继明：你能够从我的某些小说中看到石首的影子，我很高兴。但我得说，我的作品并不着力表现故乡和方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用普通话写作的作家，即使在有的时候我试图将人物和故事放到石首那块土地上，但我还是很难传达出故乡特有的生活气味，青年时代，我曾经那么渴望逃离石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想象和憧憬，而进入中年后，我也尝试过通过写作返回和创造出一个精神的故乡来，但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出身地的了解和认识并不深入，以至对于你说的“石首人的性格”，我很难说清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热爱自己的故乡。90年代中期，我曾经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部以故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最终失败了。
田甜：您的《我爱麦娘》是作为“文化关怀小说”而知名的，《中国迷宫》也被列入西风古道后现实主义系列丛书，您能否谈谈文学口号与您具体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主动去迎合还是客观的契合了这一些口号？您是否赞同用文学来追赶来表现时代主题或口号？
刘继明：所谓文学口号是特定时期社会现实以及文化状况的反映，它跟创作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迎合，有时候，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潮催生了某种创作潮流的勃兴，有时候，则是创作以某种先知先觉的敏锐走在了思潮的前面，理论界提出的口号只不过是一种追认和命名，这样的情形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所谓“用文学来追赶来表现时代主题或口号”是本末倒置的，甚至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田甜：我发现您的小说以中短篇居多，长篇所占比重不是太大，能否谈谈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选择？
刘继明：中短篇小说在我的整个创作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虽然我也发表和出版过几部长篇，但无论从内涵、格局和规模上，都比较小，只能算是中篇的放大，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田甜：您作品中描写的几乎都是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但这些日常生活又都是灰色的，让人窒息和绝望。您如何看待您自己生活的社会？为什么在作品中表现的都是这些灰色的角落，和您的私人生活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刘继明：是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能说我偏重于揭示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包括人性以及时代的暗面。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有段时间，我称得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多少影响到我某些小说的色调。比较而言，我也许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探究更感兴趣一些，而不是所谓私人生活或日常生活。当然，它们之间并非对立或者不相干的。好的小说也许是能够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当然，极端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田甜：您的作品一般都是以男性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在男性的视角里面，女性好像并不是那么光彩照人，您如何看待女性？
刘继明：我的确较少写到女性人物；对于女性，我似乎喜欢用一种理想主义的眼光去打量或者描写她们。在我的内心深处，女性始终是完美无瑕的，具有一种艺术的品质。所以，我笔下出现的女性从外表到心灵都是美的，仿佛一件精致易碎的瓷器，在生活的残酷和狰狞面前不堪一击。
田甜：您如何看待爱情和性爱？在您的作品中，对性爱的描写缺乏一种鲜活力和真实感，带有很强的概念性，从总体来看，您的作品还是比较纯净的文本，您如何看待现在很多作家创作中的性爱描写泛滥的现象？
刘继明：我不擅长写性。我觉得爱情和性都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们之间有时难分彼此，有时又互不相干，具有一种令人眩惑的品质。我宁愿将爱情和性放在艺术的范畴去讨论，而不是在茶余饭后或者当作商品去贩卖，而当前的许多小说以及影视作品就是这么做的。我过去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性，以后恐怕还会是这样。我倒不是主张某种写作的禁忌，而是觉得人应该有所节制，放纵固然能使人抵达一种自由的状态，但节制对于人以及文学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田甜：在您的《中国迷宫》中，我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假如作品中出现的是真实的地名或者人名，那么与这些地名和人名相关的故事则是虚构的；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地名和人名是虚构的，那么故事写的却又是极其仿真的，能否谈谈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刘继明：你这个发现挺有趣，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如果非要从理论上解释，我想这大概出于对某种“间离效果”或者技术上的考虑吧。你应该知道，对于小说来讲，太实了不好，太虚了也不一定好。
田甜：您作品里面即使有比喻，也是那种很实在，而不是很虚空的。
刘继明：也许吧。
田甜：所以我认为您的《小米》中的那些抒情性，其实反而淡化了您的小说艺术，不过觉得您很会讲故事 ，让人很愿意被您牵着走。
刘继明：一般说，我擅长写，而不擅长说，但如果碰上感兴趣的话题或场合，我讲得也还不错，呵呵。
田甜：您的语言很干净，干练，简约蕴藉，我觉得用您在《我们时代的恐慌》中对加缪作品风格的评价“简洁、准确、平淡、冷静、瘦硬，却包含着丰富的语义。”来评价您的写作也很贴切。
刘继明：哦，加缪是我非常喜欢的外国作家之一。
田甜:爱伦·坡也是您很喜欢的作家吧？
刘继明：那是前些年，有一阵子，我特别迷恋神秘主义的作品，包括哲学、宗教方面的，现在有些变化，也许你感觉到了。
田甜：谈到神秘主义，好像人的年龄越大，越相信有命运的存在，我觉得您的作品也不是在宣扬神秘，只是把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了的某种存在用文学表现出来罢了。其实您的思想并不神秘，恰恰相反，我认为您是很关注现实的，以至于有人根据您的某些言论，给您贴上左派的标签，我认为这样做，是很不妥当的，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刘继明：但既然有争议和分歧，就必然有派别，关键是不能简单化理解，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陈映真的文章，他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所谓的左翼，就是对所谓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仅瞩目于进步，经济发展，东西多而已，而是我们关注到这个过程里面一些弱小者被当作工厂的报废品，不合格品一样被排除出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关心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穷，我们才关心，穷人都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靠森林的法律来生活，人固然有贪婪、欺压别人的行为，可是内心的深处也有一种需要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现在中国主流文学结对左翼理解很肤浅，甚至抱有成见。”在当前语境下，左翼思想的活跃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遗憾的是，很多人对此还缺少必要的认识。
田甜：有人说不要从作家个人经历出发来研究小说，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跟他本身的气质和阅历关系是很大的，这点也是我欣赏您的地方，您有自己的思想，看待事物不是简单的好还是坏，而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像您说，在集体主义之下，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要为时局所左右，应该是从真理出发。您作品里面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很多中国普众的想法，改革不是只有好的，改革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不能只唱赞歌，也应该反省。就是因为您的反思，所以别人就会认为是宣泄苦难，夸大苦难，给改革开放抹黑。
刘继明：哦，这好像是针对“底层文学”的，不只是对我。主流批评界不少人持这种看法。
田甜：我记得您在一些文章中经常强调对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化。对于底层文学，我觉得也应该这样。比如您的小说《送你一束红花草》也可以算作底层文学吧，有人认为是反映了乡村医疗设施的落后，我倒觉得，您是从更深的层面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肉体的堕落不一定比灵魂的堕落更卑贱，只是出卖肉体很显在，而出卖灵魂很潜在，所以把人们蒙蔽了。
刘继明：你这种解读我第一次听到，倒是蛮有意思的。
田甜：您是不是有一点信仰基督？
刘继明：是啊，有一阵子我差点儿成了基督徒。
田甜：我觉得您的作品用比喻较多，然后就是反思，反思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像《小米》，按摩小姐不一定就从事色情活动，所以说底层也就不一定是给改革开放抹黑，凡事都应辩证。正像鲁迅先生说，从来如此便对么？！
刘继明：个人往往屈从于变为常识的观念乃至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时代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许多知识精英的状况。
田甜：是的，而这样只会让人变得狭隘而愚昧。您对于诗人郎毛的评论，也算是言为心声吧。
刘继明：是啊，其实我们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共同点。
田甜：但是您在为他说话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思想正名。
刘继明：严格讲，是借题发挥。
田甜：呵呵，这点我感觉到了，我看了您的那篇《“80年代人”，或不合时宜的痛苦》之后对于他的作品很有兴趣。
刘继明：简单划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田甜：郎毛在一篇文章里说：“刘继明常常提到他的南疆阿克苏之行。上大学之前，他在那里孤僻地晃荡了半年，这是他多年后一系列神秘主义小说的源头。当然，我的存在也是他的神秘主义小说来源之一。”他何以成为您的神秘小说的来源？
刘继明：呵，这是他自己的理解。因为我把他改头换面写进了小说，他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那种既使争论得面红耳赤也不会“翻脸”的朋友。
田甜：我觉得太相似的人反而成不了朋友，因为人难免互相攀比，性格大相径庭，但又有一些本质的相似，如你们都喜欢思辨，所以反而能够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互相启发。
刘继明：也许吧。
田甜：你相信命运么？
刘继明：相信。
田甜：那您对命运是什么态度？
刘继明：我以前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我更倾向于对一切不可言说之物保持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说的。
田甜：冒昧的问一下，关于命运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小鱼的原因？
刘继明：这对我影响很大，大得超出我的意料，小鱼离世后，我和母亲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可惜时间太短暂，这也是我心里的一种遗憾，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论悲伤》，就是献给母亲的。
田甜：我看过您的不少思想随笔。我觉得它们的价值并不亚于您的小说创作。您的大部分随笔都触及到当前一些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命题，在中国当代文坛，除了韩少功、张承志等人，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还很少见。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刘继明：哦，你过奖了。
田甜：您将思想不仅仅放在随笔里面，也通过小说传达出来。另外我还感觉您好像是那种感情很内敛的人，即使诗歌这种形式，您也没有让感情恣意纵横，而是有节制的抒情，很有思想底蕴的抒情，而不是简单的煽情。另外，您的作品里面对于都市的描写很少，生活圈子里的人也很少，是不是因为您自己说的，性格很内向有关，我觉得您很会讲故事，写了很多小说，也尝试了很多种叙事方式。您写的故事总是娓娓道来，慢慢展开，不是那种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但是很有吸引力。虽然您的作品很少煽情性的景物描写，但是您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节奏也就创造了您作品独特的意境，多半都很清新，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
刘继明：是吗，我怎么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特别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受先锋派影响，我以前的小说很注重叙事方式，但这些年有较大变化，不太爱在形式上花更多力气了。
田甜：另外，我发现您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总是脾气粗暴，和孩子在情感上往往很隔膜，这让我对您的父亲很好奇，能谈谈您的父亲么？
刘继明：我父亲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庄稼人。他年轻时在长江上当过水手，后来又热衷于做生意，跑过那种走街串乡的小买卖，即使在人民公社时代，我父亲也没放弃过那种靠做生意发家致富的梦想。他精力充沛、脾气暴躁，走起路来两脚生风，一般人小跑才能赶得上，直到晚年，他患着严重的血吸虫病，仍然经常来往于石首至沙市、宜昌的客轮，贩卖辣椒之类的土产。他希望我成为一个好的生意人或者手艺人，但我天生不是这块料，喜欢想入非非，整天读那些在他看来毫无用处的小说，所以常常遭到他的训斥，甚至被他夺掉手里的书。有一次，我父亲让我从宜昌挑一担柑橘单独乘船回家，轮船徐徐离开了码头，我趴着船舷，忽然在岸上看见了他的身影。他倒背着双手，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翘首向轮船上眺望着、寻找着我。那一刻，我蓦地想起在中学课文上读过的朱自清散文《背影》。我感觉我的眼睛潮湿了。我记得父亲弥留之际时，我在床榻边告诉他，我准备老老实实去学一门手艺。我这样说是想安慰父亲，以免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是带有太多的牵挂。但我终于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做一个手艺人，而是成为了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不知道如果父亲地下有知，是感到失望还是欣慰。
田甜：您作品的取材多是来自哪里？采风对创作帮助大不大啊？
刘继明：走马看法无甚大用。
田甜：谈谈您最近的创作情况好吗？
刘继明：这几年，我主要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最近刚完成，七十多万字，从构思、动笔到完稿，用了整整五年时间。
田甜：能否谈谈德国科隆大学的汉语言学博士蒂洛·迪芬巴赫是如何解读您的作品的？
刘继明： 2004年夏天，蒂洛·迪芬巴赫先生曾经到武汉访问过我，并将我的一部分小说和随笔翻译成德文，后来与张炜、刘庆邦的一些作品结集成一本书，以《大城市之外的中国--张炜、刘庆邦、刘继明的小说和散文》为题由欧洲大学出版社出版。西方汉学家解读中国作家的角度跟国内的评论家不同，这一点，你也许从这本书的题目就能感觉得到。
田甜：能否结合您的创作实践对年轻作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刘继明：每个人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这是二十多年前，韩少功先生在和我的通信中写的一句话。现在我把它转赠给年轻的同行们，不知道能否算是一种建议和意见。
（《小说评论》200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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